第二节 社会人文资源

一、社会经济水平

浙江省民政厅官网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年末，浙江全省行政区域现设杭州、宁波、温州、嘉兴、湖州、绍兴、金华、衢州、丽水、台州、舟山11个地级市（图1-2-1），其中杭州、宁波为副省级城市；下设90个县（市、区），包括37个市辖区、20个县级市、33个县（其中1个民族自治县）；辖488个街道、618个镇、258个乡（其中14个民族乡），共有1364个乡（镇、街道）。据浙江省第七次人口普查，截至2020年年末，全省常住人口6456.8万人，其中城镇人口为4659.9万人，农村常住人口为1796.9万人，城镇化率约为72%。有汉族、畲族、苗族、回族、满族等民族，苗族是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汉族人口占96.57%。

古语云：“苏湖熟，天下足”“东南财赋地，江左人文薮”。浙江自古经济繁荣、人文荟萃，区域和人文优势突出，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省份之一，民营经济发达，在当代经济发展中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浙江经济”模式。根据年度统计调查结果，2020年浙江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2397万元，人均生活消费支出3.1295万元，居全国第3位、省区第1位。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6.2699万元，连续第20年位居全国省区首位；城镇常住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3.6197万元；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193万元，连续36年位居全国省区第一，增速连续13年快于城镇居民，所有县农村常住居民收入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农村常住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2.1555万元，连续25年位居全国省区第一；城乡居民收入比缩小到1.96∶1，连续8年持续缩小。

二、浙江历史沿革

浙江历史悠久，是吴越文化、江南文化的发源地，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素有“文化之邦”的美誉。早在四五千年前，浙江就有了人类的活动，在邱城、钱山漾、毘山一带形成了多处大型聚落。浙江已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100多处，其中有目前长江下游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上山遗址，距今约10000年。另有距今约9000年的小黄山遗址、距今约8000年的跨湖桥遗址、距今约7000年的河姆渡遗址、距今约6000年的马家浜遗址、崧泽遗址和距今约5000年的良渚遗址。上山遗址、跨湖桥遗址、河姆渡遗址、马家浜遗址和良渚遗址，是新石器时代人类定居、生产、生活的系列物化见证。余姚河姆渡遗址发现了大量稻谷和干栏式建筑遗址，良渚文化遗址也发现了人工栽培的稻谷和精美玉器，证明浙江在早期曾存在大规模犁耕稻作农业、大型营建工程及社会组织形态。浙江先民率先驯化了水稻，彻底改良了江南人的饮食结构与生活方式，也让长江中下游文明逐渐超越了黄河流域文明，成为鱼米之乡、天下粮仓。夏、商、周三代以后，浙江先民改造地区恶劣的自然条件，为浙江文明发展创造条件。东汉至三国时期，气候逐渐变冷，北方生态环境开始恶化，加上连年战乱，大量农田荒弃，致使魏晋南北朝时期，农业经济出现大衰退，大量北方人口开始南迁。不少南渡的高门大姓为了避免与江东士族起冲突，渡过钱塘江到了吴人势力较弱的会稽、东阳、临海、永嘉等地，使浙江地区人口持续增长。唐代，国家政治文化中心虽在北方，但需要南方的粮食等物资供给。此时南方地区气温适宜，雨量充沛，有利于水稻等高产农作物的种植，在耕地面积不变的前提下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京杭大运河成为沟通南北物资与文化的主要动脉，也为大唐盛世打下了基础。中国传统农业以精耕细作、土地利用率高和单位产量高为特征的生产模式，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加强。大量从中原地区南迁的移民带来了先进的文化与农垦技术，推动了浙江地区社会经济快速的发展，浙江的传统村落也开始生成与发展。五代十国虽是中国历史上大割裂时代，但吴越国王钱镠（852—932）建都于临安，励志图新，精心经营（图1-2-2）。越地丰腴而润泽，水道纵横，平畴无际。北宋时期，北方虽保持着政治文化中心的地位，但经济重心已逐渐转移到南方，南方人口超过北方。南宋定都临安，大量北方人口的再一次南迁，促进了浙江地区的快速发展。浙江先民在这片物华天宝的土地上，聚族而居，群居而生，创造了丰富优越的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成果。明清至民国时期，农业生产进一步发展，生产力的提高和人口的增长，使浙江发展成为丰饶富庶的“鱼米之乡”“丝茶之府”，无可争议地成为中国的经济文化重镇。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秀丽的青山绿水，丰富的人文之胜，孕育了悠久璀璨、开放多元的浙江文明。那些如珍珠般散落在浙江山水间的历史文化村落，正是浙江悠久历史、深厚文化底蕴的结晶。

三、浙江文化遗产资源

1972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总部举行的第17届大会上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确立了世界遗产保护的基本准则。公约规定了世界遗产包括文化遗产、自然遗产、自然与文化双遗产三类，文化遗产又包括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及文化景观。1985年12月，中国正式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999年10月当选为世界遗产委员会成员。1986年，中国开始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世界遗产项目。1987年，长城、明清故宫、敦煌莫高窟、泰山、秦始皇陵及兵马俑坑、周口店北京人遗址成为中国首批世界遗产项目。1997年，平遥古城、丽江古城成功申报成为世界文化遗产项目。2000年，皖南古村落——西递、宏村成为世界文化遗产项目，这标志着中国的历史文化古城古村保护利用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也助推了中国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研究的热潮。截至目前，中国共有57个项目入选世界遗产名录，其中世界文化遗产39项、世界自然遗产14项、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成为拥有世界遗产类别最齐全的国家之一，也是世界自然遗产数量最多的国家。其中，浙江拥有杭州西湖文化景观、大运河（浙江段）、良渚古城遗址3项世界文化遗产。

浙江文化昌盛、民风细腻，拥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优质的文化资源，造就了大批文化遗产资源。两晋、唐宋时期北方人口大量南迁，尤其是南宋定都临安后，浙江进入封建社会的繁荣时期，成为当时中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由此孕育出了众多特色鲜明、文化璀璨、内涵丰富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传统村落，留下了大量的古建筑、古遗址等文物古迹，传统民居等物质文化遗产和传统技艺、传统戏曲、民俗等非物质文化遗产。

1.物质文化遗产

根据《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物质文化遗产又称为“有形文化遗产”，主要包括历史文物古迹、历史建筑（群）和人类文化遗址。《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一章第三条提出：“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壁画、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和代表性建筑等不可移动文物，根据它们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可以分别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961年3月，国务院公布了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截至2019年10月，国务院已公布8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共计5058处（表1-2-1）。在国家层面立法保护物质文化遗产的同时，各省（市、区）分批公布了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各市、县公布了市级、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从而构成了国家、省、市、县四级保护体系，有效促进了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管理。

浙江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可归纳为各级、各类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传统村落及文物古迹等。截至2020年12月，浙江省共拥有杭州、绍兴、宁波、衢州、临海、金华、龙泉等10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拥有温州、余姚、湖州、舟山定海、东阳、嘉兴、兰溪、天台、松阳、瑞安、海宁11座省级历史文化名城，以及43处省级历史文化保护区；拥有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27个、省级历史文化名镇83个；拥有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44个、省级历史文化名村200个；拥有国家级传统村落636个、省级传统村落636个（表1-2-2～表1-2-4）。拥有国家级传统村落数量最多的县域是松阳县，共有75个，其次为景宁畲族自治县（55个）、龙泉市（49个）、仙居县（35个）、遂昌县（24个）、兰溪市（20个）等（图1-2-3）。

文物古迹主要包含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及石刻、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以及历史上重要的生活实物、器具、文献、艺术品等可移动文物。其中，古建筑数量最多。根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统计，浙江共登记不可移动文物73943处，其中新发现的有61728处，均为全国第一。浙江省内拥有杭州六和塔、岳飞墓、宁波保国寺、衢州南宗孔氏家庙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81处，其中：古遗址46处、古墓葬15处、古建筑147处、石窟寺及石刻20处、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49处、其他4处；坐落在历史文化村落中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共有40处，占总量的14.2%（表1-2-5、表1-2-6）。1961年4月，浙江省人民政府公布了第一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截至2022年，浙江省共公布了7批869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其中：古遗址100处、古墓葬37处、古建筑478处、石窟寺及石刻34处、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194处、其他26处；坐落在历史文化村落中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共有112处，占总量的12.9%。另外，浙江还拥有5000余处市级、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和8000余处文物保护点。

2.非物质文化遗产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特色民族文化和精神的重要载体，蕴含着丰富的价值观念、审美追求和情感记忆，是人民智慧和民族精神的生动体现。2003年10月1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2届会议正式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界定为：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各个社区和群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力。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分为五大类：口头传说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表演艺术；社会风俗、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的手工艺技能。同时，会议明确提出和规定了《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和《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认定基本原则。2008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正式设立《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将教科文组织于2001年、2003年和2005年宣布的90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收录其中。截至目前，共有492项“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和67项“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列入其中。我国有中国皮影戏、二十四节气等共34个项目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有中国活字印刷术、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等7个项目被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浙江省有昆曲、古琴艺术、中国篆刻、龙泉青瓷烧制技艺等共14项入选（表1-2-7），占全国41项总量的34.1%，名列全国前列。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一章第三条明确规定：“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认定、记录、建档等措施予以保存，对体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历史、文学、艺术、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传承、传播等措施予以保护。”2005年，国务院办公厅颁布的《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05〕18号），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为“各族人民世代相承、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为了更好地解读“非物质文化遗产”，我国政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将其分为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美术、传统技艺、传统戏剧、曲艺、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传统医药和民俗十类。这个分类法成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公认的分类准则。2005年6月20日，文化部向全国下发《关于申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通知》，开启了我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申报工作。2006年5月20日，国务院公布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计518项；其后，于2008年6月7日公布了“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计510项，以及“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共计147项；2011年5月23日公布了“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计191项，以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共计164项；2014年11月11日公布了“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计153项，以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共计153项，并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更名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021年5月24日，国务院公布了“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共计185项，以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共计140项。截至目前，国务院已公布了5批1557项（扩展604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表1-2-8），按照申报地区或单位进行逐一统计，共计3610个子项。目前，我国已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省、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共认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10万余项，其中73%以上的非遗项目保存在乡村。

同时，非物质文化遗产强调的是文化的“活态传承”，其核心要素是人。因此，保护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是保护非遗传承人，使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能够在传承人的传播下得以持续发展。2007年6月，文化部公布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录”，共计226名，涉及民间文学、传统体育、传统美术、传统技艺和传统医药五大类项目，正式开启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制度。2008年1月，文化部公布了“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录”，共计551名，涉及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曲艺和民俗五大类项目；2009年5月，文化部公布了“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录”，共计711名，涉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十大类；2012年12月，文化部公布了“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录”，共计498名。2018年5月，文化和旅游部公布了“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录”，共计1082名。迄今为止，我国共公布了5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共计3068名。

浙江省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方面启动早，成效明显，居于全国领先位置，形成了非遗保护传承的“浙江模式”。2003年，浙江全面启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成为文化部确定的全国两个“非遗”保护综合试点省之一。2004年，浙江率先建立省、市、县三级非遗名录体系，率先开展全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2005年，浙江公布了首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截至2022年，共公布了5批、10大类、886项省级“非遗”项目（表1-2-9）。自2006年国务院公布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以来，浙江省连续五次入选项目数量位居全国第一，总计入选257项，占全国总量的11.9%，名列全国前列（表1-2-10、表1-2-11）。浙江拥有国家级非遗传承人196人，涉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十大类，拥有省级非遗传承人1103人。

注：斜体字为扩展项目。

浙江在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过程中，涉及挖掘传承省级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800余项，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宣传组织方面，涌现了一批典型。如二十四节气文化、江山市大陈村的十月十迎佛节、遂昌县淤溪村的班春劝农、兰溪市诸葛村的祭祖大典、三门县东屏祭祖等。大陈村每年的农历十月初十都要举行盛大的迎神送佛和祭祀宴饮活动，俗称“十月十迎佛节”，当日村民扶老携幼，共庆丰收，每家每户都要杵麻糍、吃麻糍、供麻糍，故当地又称“麻糍节”。案首前预订戏班子演戏两天，是日举行“迎老佛”仪式。诸葛村祭祖大典于2014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据村民所述，每年四月十四和八月廿八是诸葛亮的生日和祭日，每年诸葛后裔都要举行祭祀仪式。祭祀仪式按照诸葛家族传统方式，由家族中有威望的长辈主持，需完成升炮、序立等15道仪式，迎会队伍由300多名诸葛后裔组成。

四、农业文化遗产与灌溉工程遗产

浙江的农耕文明出现得较早，在日月更替、劳作生产的历史变迁中，留下了一批农业文化遗产和灌溉工程遗产。

农业文化遗产中包含中华传统农耕方式的优秀代表，有的形成了生态循环利用的模式，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和现代农业系统相比，传统农业文化遗产是古人生存智慧的集中体现，应当加以保护、传承与利用。如浙北平原河网密布，水生资源丰富，先民开荒垦地、治水溉田、养鱼植桑，形成养鱼、种桑、育蚕等耕渔种养多种经营的桑基鱼塘系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我国唯一保留完整的生态农业模式。2002年，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组织启动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申报工作，旨在建立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及有关的景观、生物多样性、知识和文化保护体系，通过对遗产的动态保护和适应性管理，促进全球粮食安全、农业可持续发展和农业文化传承。截至2022年，我国已有18个项目入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录，数量居世界首位。其中，浙江省有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浙江绍兴会稽山古香榧群、浙江湖州桑基鱼塘系统3个项目入选，数量为全国第一。2012年，农业部启动“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评选工作，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开展国家级农业文化遗产评选与保护的国家，建立了政府主导、多方参与、分级管理的农业文化遗产管理体制。截至2022年，全国共有6批139项被列入名录，其中浙江拥有14项。

另外，2014年，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ICID）组织评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旨在更好地保护和利用在用的古代灌溉工程，挖掘和宣传灌溉工程发展史及其对世界文明进程的影响，学习古人可持续性灌溉的智慧，保护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截至2021年，中国共有26个项目被列入名录，其中浙江有丽水通济堰、诸暨桔槔井灌工程、宁波它山堰、湖州溇港、姜席堰、金华白沙溪三十六堰6个项目入选（表1-2-12）。

五、浙江地域文化多样性与文化区域划分

1.地域文化

文化的发展既有时代变迁的印迹，又有地域环境的差异。文化现象常伴随着地域的表现，是特定历史的产物。人类在适应现有地理环境的同时，不断对其进行改造，使其更符合人类的生产生活发展需求。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沉淀出一种理性的选择与植根于日常生活的精神世界，这就是地域文化。地域文化作为地域历史过程中人类生活生产方式的动态积淀，在一定程度上既反映了特定地域的宏观历史背景，又体现了这一区域的人们特有的文化传统、心理和性格。千百年来，特有的地理环境、生产生活方式以及历史上多次人口迁移带来的文化交融，造就了兼具农耕文明和海洋文明特质的浙江文化。总体来讲，浙江地域文化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在浙江本土吴越文化的基础上，吸收融合了中原文化，逐渐形成了农业文化、科技文化、商业文化、思想文化、艺术文化、民俗文化、旅游文化、教育文化、宗教文化、军事文化、饮食文化等雅俗共赏、兼容并蓄的独特文化类型，是具有柔慧智巧、开放兼容、重利事功、敢于冒险、开拓创新等特点和个性的地域文化。浙江的地域文化资源可谓极其丰富，展现了浙江独特的精神气质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浙江文化艺术类型多样，发展繁荣。杭州是南宋王朝的都城，宋代是浙江历史文化的高峰。正如陈寅恪先生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在文治立国和理学思想影响下形成的文化雅致细微，琴棋书画、诗词歌赋，一草一木、一沟一壑，写尽吴越风情、魏晋风流和唐宋风华。尤其是宋韵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具有中国气派和浙江辨识度，是重要的文化标识。浙江是中国古老南戏的诞生地，拥有婺、绍、瓯、越、甬、姚、湖等多个剧种，其中越剧有第二国剧之称，被称为“流传最广的地方剧种”和“最大的地方戏曲剧种”。浙江书画艺术流派纷呈，在中国书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历史上有王羲之、虞世南、褚遂良、赵孟頫、赵之谦、任伯年、吴昌硕等书画大家。现当代有黄宾虹、潘天寿、马一浮、陆维钊、沙孟海、诸乐三等书画名家。另外，浙江浓郁的乡土风情孕育了绚丽多彩的民间艺术，有龙舞、制瓷、青田石雕、剪纸、刺绣、瓯塑、铸剑、丝织等，技艺精湛、类型丰富，在中华文明史上居领先地位。

浙江自古重教，人文荟萃，名人辈出。浙江一直是人文渊薮，历史上涌现过一大批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如思想家王充、王阳明、黄宗羲、龚自珍，诗人贺知章、孟郊、陆游，科学家沈括，戏剧家李渔、洪昇等。近代以来，有鲁迅、茅盾、蔡元培、竺可桢、钱学森、李叔同、王国维、夏衍、艾青、徐志摩、陈望道、潘天寿、马寅初、金庸等一大批文学、艺术、哲学、历史、科学等领域的名家大师，声名显赫，数不胜数。据统计，《二十四史》列传中，浙江的人才在西汉时位居全国第12位，东汉、唐代时居第9位，北宋时居第8位，南宋、明代时居第1位，清代进士人数居第2位。从宋元到明清，浙江绵延千年的文脉结出了丰厚的果实，浙江籍状元有60多人，约占历代总状元数的十分之一，明清两代，仅浙江籍进士就有六千五百多个。学而优则仕，仕归园而富。士人商贾归隐回乡修园筑屋，他们的故居和村落因其丰富的历史信息、人文内涵和民族精神，成为宝贵的文化遗产，其中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名人故（旧）居多达40多处。

“一座天姥山，半部《全唐诗》”，唐诗宋词三百首，半数产自江浙。诗书文化是浙江的最大优势，自隋唐萌芽，到两宋大放异彩，至明清是鼎盛时期。浙江教育文化源远流长，书院教育非常普遍，明代浙江有书院290余所，清代增至560余所，其中较著名的有杭州万松书院、杭州崇文书院、紫阳书院、宁波月湖书院、余姚姚江书院等。吕祖谦、陈亮、叶适、王阳明、黄宗羲等都曾主持过书院或在书院讲学，阐发学术观点和见解，培养门生，由此形成了闻名全国的浙东学派。南宋时期，浙东学派可以说是当时全国的学术思想中心。明末清初，王阳明与他的弟子们创立了阳明心学，浙江成为全国学术思想重地，天下文人墨客聚集江南。继王阳明之后，龚自珍、蔡元培、章太炎等也为新思潮的来临鸣锣开道。

2.浙江文化区域

20世纪初，美国学者梅森（O.T.Mason）最早提出了“文化区”概念，指由相似的文化特质构成的地理区域，文化特质以此为中心不断向外传播。1922年，美国人类学家威斯勒（Clark Wissler）重新阐释了文化区的概念，指居住在同一地区中、不同人群之间相关联的文化特质，反映了文化是基于时间和空间的同构，以同构文化特质的空间分布来重建文化历史顺序和不同人群之间关系。文化区划是了解区域特征的一种方式，将建筑和村落的特质进行区域性的比对与整理，进行区域性空间的分布研究，可以发现并阐释村落和建筑的差异与关系。

浙江地理类型多样，具有山地、丘陵、平原、盆地、海岛等多重地貌，兼具江河湖海等水域资源，独特的地理环境、地形地貌、土地资源、气候条件等自然资源，以及历史上多次的文化交融，逐渐孕育形成了丰富的地域文化特征。明代王士性从地理角度将浙江分为三块：杭、嘉、湖平原水乡，是为泽国之民；金、衢、严处丘陵险阻，是为山谷之民；宁、绍、台、温连山大海，是为滨海之民。具体来看，浙江的文化区划可分为：浙北杭嘉湖平原，是鱼米之乡、丝茶之府，以水乡古镇名传四海；浙东南部温台地区，文人荟萃之地，有“人物满东瓯”之说，永嘉学派诞生之地；浙东海天佛国，文明之源，亦可览唐诗之踪；浙西三省通衢之地，集天地之灵气，聚山川之精华；浙南东临大海，北接括苍，以奇山异水著称海内；浙中八婺大地，东南邹鲁，钟灵毓秀，文化璀璨。同时，也有专家学者根据浙江文化和地理环境特征，将浙江分为浙北、浙东、浙南、浙西、浙中五个历史文化区域，对应浙江历史上的吴、越、东瓯、姑蔑四国和八婺之地。其中，浙北概指杭州、嘉兴、湖州三地，春秋战国时属吴；浙东概指绍兴、宁波、舟山全部及台州大部，春秋战国时属越；浙南概指温州地区、台州小部、丽水小部，春秋时属东瓯国；浙西概指衢州地区，建德（古称严州）和金华兰溪、松阳、遂昌；浙中概指金华大部和丽水东北部一带。这些自然格局存在差异的文化区域，是浙江历史文化村落生成发展与地域文化建构的重要物质基础。

根据现有考古资料研究显示，浙江文化传播和分布特征形成与地形地貌分布结构呈正相关，历史文化村落与古建筑（群）的形成与发展有密切关联。整体分为钱塘江流域的吴越文化圈、瓯江流域的瓯越文化圈和东南沿海的闽越海洋文化圈三大圈层。钱塘江流域吴越文化圈的历史文化村落虽有血缘纽带的影响，但因交通、商贸文化发达，具有非常强的融合性和外向性。瓯江流域的瓯越文化圈历史文化村落大多形成自己独立的小型生活圈，宗族聚居，以血缘为纽带，崇尚牛角挂书的耕读传家文化，村落的核心建筑基本是宗祠或家庙。东南沿海一带闽越海洋文化圈则较为特殊，既是江河入海的尽端，又是海洋文化传播的前沿，这些村落是以妈祖信仰为主的海洋文化占主导，呈现外向型、多元化和广泛融合的文化特征，村落的核心建筑一般是妈祖庙、天后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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