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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复兴学与西方人文主义研究学术钩稽4
文艺复兴是不是一门学问？从英文构词的角度讲，就是Renaissance后面能否加后缀⁃ology，从而像“汉学”（Sinology）、“亚述学”（Assyriology）等一样成为专有名词即“Renaissancology”（文艺复兴学）？“学”与“研究”都是学术味很浓的词，但两者之间又有些区别。“研究”有即时性的成分，或者说有时间性的感觉，如正在研究（researching）、已有的研究（researched）等，而“学”则是长期研究并取得体系化学术成果的知识。从逻辑的角度讲，特定的学问必有特定的研究对象、范围。但不是对任何历史和现实事物的研究都够得上“学”的标准。仍以汉学、亚述学为例，我们发现这些学科有以下特点：都有文字方面的阐释难度和需要；在文字的背后蕴涵着独特的、具有重要历史影响力的文化；在学术探讨过程中形成了有代表性的观点、体系和方法等，并有相当的研究规模和成果。以这几点来分析文艺复兴的研究状况，那么冠之以“文艺复兴学”的称呼实在是顺理成章。
其一，文艺复兴研究的研究对象明确，即近代早期欧洲的思想文化现象，特别是以人文主义为核心内容的文学、艺术、哲学等思想文化现象。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有些学者在使用文艺复兴这个概念时过于宽泛，试图用这个词来概括整个社会历史的内容。但从文艺复兴研究学术史看，将文艺复兴研究的对象放在人文主义思想文化的聚焦点上，这是主流。布克哈特和西蒙兹的代表作虽然讲了不少文艺复兴的历史背景内容，但其重点是研究文化。在他们之后，甚至出现大量直接以人文主义为题的文艺复兴研究专著。
其二，文艺复兴这个词最初的意义是指对古典时代希腊、罗马文化的复兴。所以人文主义者的直接任务、兴趣等都放在了对古典时代希腊文、拉丁文著作的释读方面，而且新的民族语言也在形成过程之中。对于后人的文艺复兴研究来讲，首先会碰到的难题或面临的基本的学术任务就是文字。
其三，文艺复兴研究的核心内容即人文主义是一种文化的象征。那些人文主义者以其创造性活动体现了一种人文精神，并留下丰富的文化遗产。这些精神和遗产已经成为后来西方历史发展的重要动力，今天还在继续发挥作用。
其四，在文艺复兴史的研究过程中，已经形成各有特点的研究成果和学派，其中的代表人物有：布克哈特、西蒙兹、布鲁克尔、克利斯特勒、巴伦、加林、伯克、斯金纳、艾伦等。今天已形成相当规模的学者群。
其五，有许多相关的研究学会、研究刊物和研究系列丛书等，在众多大学中开设了相关的课程，亦出现了大量的教科书。每年都有数不尽的文艺复兴研究成果面世。作为文艺复兴发源地的意大利设有“国立文艺复兴研究院”（Istituto Nazionale di Studi sul Rinascimento），不定期出版学术论文集及各种“研究与文本”（Studie e Testi）专集。美国最有影响的当数《文艺复兴季刊》（Renaissance Quarterly）杂志，它由“美国文艺复兴史学会”（The Renaissance Society of America）主持编撰出版事宜。从1954年起，美国文艺复兴史学会编辑出版21卷“文艺复兴研究丛书”（Studies in the Renaissance），直至1974年。第1卷由得克萨斯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出版，以后作为美国文艺复兴史学会出版物出版。美国文艺复兴史学会从1948年到1966年还出版过《文艺复兴通报》（Renaissance News）杂志。1966年起在此基础上改出《文艺复兴季刊》，并一直延续至今。这份刊物是每一个从事文艺复兴时期研究的学人必须要参考的资料。在美国“中世纪、文艺复兴文本与研究中心”（Medieval & Renaissance Texts & Studies）的领导规划下出版了系列学术书籍。规模更大的一套学术丛书则是哈佛大学出版社规划的“塔蒂文艺复兴丛书”（The I Tatti Renaissance Library），它模仿哈佛大学另一套经典丛书“洛布丛书”（Loeb Classical Library），以拉英对照本的形式编撰文艺复兴时期的重要书籍，有详细注释和参考书目。例如薄伽丘《名女》就有“塔蒂丛书”本。5 另外，美国的一些大学还有专门以人物为中心的研究机构（如得克萨斯州立大学的莫尔研究中心等）和资料中心（如西北大学的纽伯利文艺复兴研究资料中心等）。相应地，这些大学的出版社编辑出版专项的文艺复兴研究书籍。如西北大学出版社的“文艺复兴戏剧系列丛书”（Renaissance Drama），该丛书每期都有专题，如“新系列”第11期是“悲剧”（Tragedy）。这些丛书编撰到一定规模后，编撰者又开始选取其中论文的精华编成新的论文集，如在“文艺复兴戏剧系列丛书”基础上辑成的《作为文化史的文艺复兴戏剧》6 等。英国还有牛津大学出版社的《文艺复兴研究》杂志（Renaissance Studies）。“鸽室-文艺复兴”（Dovecote⁃Renaissance）出版公司、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研究中心”（Centre for Reformation and Renaissance Studies）也有系列书籍出版。
凡此等等，我想“文艺复兴学”（Renaissancology）可以名正言顺地登堂入室了。提出文艺复兴学的概念有利于学术的进展。让我们一起期待《文艺复兴学》等著述的问世。
人文主义是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核心思想文化现象。人文主义所具有的崇尚古典文化、宣扬个体创造精神、强调以人为中心的人神和谐观、善用诗性智慧的思维方式等特征，这些对后来西方文化的进程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因此人文主义也成了文艺复兴史研究领域的核心课题。从19世纪开始，西方学者开始对人文主义问题展开自觉、深入的研究，建构起一部具有丰富内涵的学术批评史。
一、由人文主义者书写的历史著作
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出现了不少由人文主义者书写的作品，包括许多有价值的历史著作。哈佛大学出版社的“塔蒂文艺复兴丛书”至少已出版以下著作：阿尔伯蒂《嘲弄之神》（Momus）、本博《威尼斯史》（History of Venice）、薄伽丘《名女》（Famous Women）、布鲁尼《佛罗伦萨人民史》（History of the Florentine People）、费奇诺《柏拉图主义神学》（Platonic Theology）、曼内蒂《传记集》（Biographical Writings）、教皇庇护二世《见闻录》（Commentaries）、彼特拉克《责语集》（Invectives）、波利齐亚诺《书信集与诗集》（Letters and Silvae）、斯卡拉《论说与对话集》（Essays and Dialogues）、瓦拉《君士坦丁赠赐辨伪》（On the Donation of Constantine）、维吉奥《短篇史诗》（Short Epics）、维吉尔《论发现》（On Discovery），其他人文主义者的教育论著、剧作、游记等等。这些作品向世人展示了人文主义者丰富的内心世界。不过在文艺复兴时期还谈不上对人文主义的自觉研究，甚至“人文主义”（Humanism）这个特定的称呼还未出现。我们可以从那时的诸多传记著作中感受到今天我们称之为人文主义的气息。例如薄伽丘凭着对但丁人文主义的敬慕之情撰写了《但丁传》。从某种意义上说，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就是由那些充满人文主义情怀的文学艺术大家书写而成的。无疑，记录和描述那些人文主义者的生平和思想成了文艺复兴时期史学创作的主基调。人们通常认为，米开朗基罗的学生瓦萨里（Giorgio Vasari，1511—1574）开创了近代西方人文主义艺术批评史的先河。瓦萨里除了有优美的文笔外，还是著名的画家和建筑师。其艺术生涯也得到过美第奇家族的支持。瓦萨里写有传世之作《最出色的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家生平传记》。7 该著作初版于1550年，1568年又出版内容扩充的版本，为后人提供了大量第一手史料。瓦萨里是人文主义艺术至上论者。他将艺术当作人的独特精神世界，并且是有别于科学技术的精神世界，认为艺术只能由充满个体艺术精神的天才来创造。这些想法最为典型地传达出人文主义者所倡导之新柏拉图主义理论，对以后的唯美主义、艺术至上论、形式主义艺术批评等艺术观都有影响。另外，在当时还有一部充分体现人文主义精神的自传作品即切利尼（Benvenuto Cellini，1500—1571）的《自传》（Autobiography of Benvenuto Cellini）。该自传在19世纪由英国史学家西蒙兹译成英文，然后广为流传，使世人对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精神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二、对人文主义的自觉研究
19世纪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人文主义研究时期。文艺复兴史研究的泰斗布克哈特就非常注重对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特征加以勾勒。这里着重评介英国人西蒙兹（John A.Symonds）这位很有诗才和极强个性的历史学家。8 他的7卷本《意大利文艺复兴》（Renaissance in Italy）差不多与布克哈特的著作同时出版，提出了许多相同的看法。西蒙兹善于从广阔的层面来探索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的心灵和创作实践。其人物评传如对米开朗基罗的研究堪称典范。9 西蒙兹在《意大利文艺复兴》中就人文主义问题做了系统的评述，该书第2卷就是一部意大利人文主义思想文化形成发展的学术史。西蒙兹将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人文主义分为4个发展时期。
第一个时期主要是彼特拉克、薄伽丘等人将人文主义的基本特征勾画出来。例如人有其不同于神学决定论的、生动的理性存在，正是这种理性的存在使人显示出尊严（dignity）。古典的文化充分展现出人的思想和道德自由的本质。10 而彼特拉克的思想学术经历，尤其是他对古典文化的尊崇，奠定了人文主义文化的基础。不过，西蒙兹也提醒学人，不能将那时的人文主义者仅仅限定在对古典文化的爱好上，而要看到人文主义者自身的巨大文化成就，这种成就在15—16世纪表现得十分突出。11 所以第一个时期就是人文主义文化的确立阶段，大致以14世纪为时限。
第二个时期是15世纪人文主义学术思想的推广时期。其中佛罗伦萨在科西莫·德·美第奇的资助下，出现了学术的繁荣景象。例如佛罗伦萨的人文主义者尼科洛·德·尼科利和布鲁尼等学者在收集、翻译古典作品方面有突出的贡献。同时在意大利范围内还出现了对柏拉图学说、亚里士多德学说进行深入研究的学术状况。西蒙兹对上述历史进行叙述时将佛罗伦萨和罗马视作两个中心，其中罗马的人文主义文化传播与当时教廷的作用关系密切。
第三个时期大致相当于15世纪下半叶的历史阶段，西蒙斯称这一时期为“情趣和批评的改善”（improvement of taste and criticism）。也就是说，这一时期的人文主义者虽然还表现出对古典文献的热忱，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开始确立思想体系，并根据这种思想体系来创造文化。标志性的事件是佛罗伦萨的大洛伦佐对人文主义文化所起的巨大推动作用。当时的美第奇花园学校中有著名的学者费奇诺在研究、讲学。费奇诺将《柏拉图全集》逐渐翻译成拉丁文，并将新柏拉图主义的基本思想向学生和学界进行传播。于是新柏拉图主义成为人文主义的核心思想。
第四个时期是人文主义走向衰落（Fall）的阶段，时间始于16世纪上半叶。西蒙兹通过研究发现，人文主义者所表现出的通过研习古典作品来认识人，以及用巨大的创造力来表现人的尊严等精神，这些到了16世纪时发生了诸多变化。例如，原来人文主义者所特有的尊荣、地位已经褪色。随着印刷术的推广，更多的人可以接触和了解到古代的作品，那时的人文主义者已经遍布亚平宁半岛。他们做学问和做事的目的，或者说他们对古典作品的态度早就不同于彼特拉克那代人。就创作而言，16世纪的许多人文主义者已经不再将重点放在研究人的精神、探讨作品的内容，而是着重于研究事物、作品的形式。也就是说，将崇高的精神降低到一般的意念。对于这类现象，西蒙兹引证当时罗马很有辩才的一位历史学家的话予以批评：“那最丰富的思想生命却在这恶的泥潭中旺盛起来。”接着，西蒙兹直言道：“这不是伟大的诗的生命，诗的生命早就与但丁一起被毁掉了；这不是智慧科学的生命，智慧科学生命的目的是要诞生一个伽利略；这不是完美的学术生命，完美的学术生命在波利齐亚诺的墓穴中睡着了；这甚至不是进步艺术的生命，因为拉斐尔已经过世，而米开朗基罗想拯救那个生命，却没有如此天赋的后继者。”12 与此同时，环境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527年，罗马遭到神圣罗马帝国军队洗劫，意大利的辉煌遭受严重打击。至此，意大利所特有的人文主义需要寻找新的出路。
三、克利斯特勒和加林对人文主义思想潮流的细化研究
布克哈特、西蒙兹之后的学术界对“什么是人文主义的核心内涵”等问题仍众说纷纭。这时就需要对人文主义的方方面面问题做细化的研究，例如对新柏拉图主义、亚里士多德主义等做深入探讨。19世纪英国艺术史家佩特曾就新柏拉图主义开设讲座，并将讲座内容汇编成书，以《柏拉图和柏拉图主义》13 之名出版。新柏拉图主义在各国的表现不一。意大利是新柏拉图主义的发源地，费奇诺等人确立了新柏拉图主义的基本理论框架；英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接受新柏拉图主义；法国和德国的一些思想家在接受新柏拉图主义时，开始了一种向理性主义的转移。洛布《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新柏拉图主义》14 是此类研究的代表性著作。文艺复兴时期的新柏拉图主义将理念世界放到人的身上来考虑，强调人的超越性和完整性，同时主张和谐的思想与表现风格，并在和谐中容纳所有的矛盾冲突。这种思想也是人文主义所有美感理论的源泉。当时流行的“人是一个小宇宙”理论就是上述思想的集中体现。15 新柏拉图主义的代表人物是费奇诺。
20世纪美国历史学家克利斯特勒（Paul O.Kristeller）以研究文艺复兴时期的新柏拉图主义、亚里士多德主义、费奇诺哲学等著称于思想史界，著有《马奇里奥·费奇诺的哲学》16 等书，其中《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八个哲学家》17 一书曾在80年代被译成中文出版。克利斯特勒还与卡西尔、兰道尔等合编《文艺复兴时期人的哲学》18 。克利斯特勒与切斯特等人的论文集《文艺复兴》19 曾一度是文艺复兴思想史研究的权威著述。在克利斯特勒看来，费奇诺的思想体系非常复杂，加上费奇诺的行文带有喻义的、诗化的色彩，这更增加了理解的难度，但他还是努力勾勒出费奇诺哲学的轮廓。按照费奇诺的构想，世界由5个层次的内容组成，它们依次是“上帝”“天使的心灵”“理性的灵魂”“性质”“形体”，其中灵魂是一个中介，将上述内容关联起来。20 于是人的灵魂成了宇宙的中心，人可以通过灵魂的沉思使自己从肉体的束缚中超脱出去，向着上帝上升。以上想法在中世纪时，普罗提诺等哲学家已有表述。但费奇诺所强调的是，“灵魂向着上帝上升的过程是借助于智慧和意志这两只翅膀完成的，因此在认识上帝的每个阶段都伴随着对上帝的爱，而最后洞见到上帝的梦想则伴以一种享受的行动”21 。这样，经验性的个人存在及与个人存在相关的各种活动被凸现了出来，生动的个人和来世的永恒得到了和谐统一。从中还可以发现，在费奇诺的思想体系中，柏拉图哲学和基督教宗教信仰得到了统一。正因为如此，由费奇诺所阐释的新柏拉图主义成了文艺复兴时期哲学的重要因素，并成为“有生命力的传统，一种永恒的哲学”22 。
20世纪意大利学者加林（Eugenio Garin）的代表作《意大利人文主义》是对布克哈特（J. C. Burckhardt）《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文化》中人文主义评述的重要补充。全书由导言和9章组成，第3章至第5章的标题分别是：“柏拉图主义和人的尊严”“柏拉图主义和爱的哲学”“亚里士多德主义和灵魂问题”。显然，加林强化了对新柏拉图主义、亚里士多德主义等哲学和宗教伦理方面的思考，许多论述如对萨卢塔蒂的阐释都是我国目前相关书籍所欠缺的。加林在导言里对人文主义概念的内涵和历史做了清晰的交代，同时表明了自己的独特看法。按照加林的意见，我们不要停留在柏拉图主义、亚里士多德及两者之间的关系等一般知识的层面，关键是要发现人文主义所理解的柏拉图主义背后的深刻思想内涵。当时的人文主义者需要找到一种思想武器，它必须能包容传统思想文化中涉及信仰和理性的各种学说，同时能体现、满足现实的人之尊严和人之需要。在加林看来，人文主义者之所以选择柏拉图的哲学作为基本的思想素材来加以新的阐释，其根本的道理就在于柏拉图主义适应了当时人文主义者的思想需求。加林说：“柏拉图主义指出了一个从开放、间断和充满矛盾的角度了解世界的方向。这个世界五彩缤纷、瞬息万变，反对任何固定的体系，但又在永恒的探索中向某种体系靠近，这种体系不惧怕任何表面的不一致，它是运动的、精密的和复杂的，直至能充分地反映出事物无限的多样性。”23 又说：“柏拉图的对话充满着苏格拉底的谜一般的形象，既有细微的探讨，又有坚实的论证和对问题的冲击；这些对话是如此地富于人性、世俗性和社会性，但又是神圣的。”24 也就是说，人文主义者心目中的柏拉图哲学既给人现实的感觉，又使人具备超越的境界，而且反对任何僵化的东西。正如萨卢塔蒂所言：“当你生活在尘世中的时候，你的心就可以进入天国。”25 所以，加林要求学人不能仅从表面的现象去理解人文主义，例如人文主义者对古典作品的爱好等。如果局限于对古典作品的爱好，那么中世纪时代就有人文主义了。问题的关键在于，同样是爱好古典文化和作品，但人文主义的出发点和目的有很大的不同。人文主义爱好古典文化、古典作品，其目的是为活生生的人服务，为了使人从各种束缚中解放出来。以上观点是加林整部著作的灵魂所在，也使我们分析各种人文主义现象时有了基本的线索。
当然，人文主义者所倡导的柏拉图主义和以帕多瓦城为中心的亚里士多德主义有明显的区别。从彼特拉克确立人文主义的风尚起，爱好柏拉图哲学的人文主义者都强调对人的心灵进行整体的、诗化的研究。“彼特拉克一贯反对帕多瓦、波伦亚和巴黎的官方哲学，因为这些地方的哲学都沉浸在对逻辑问题、物理问题的讨论之中，而这种讨论为后期的唯名论所利用并加以夸大。彼特拉克反对自然主义的、医学的、阿威罗伊学派式的调查研究，而主张围绕人的精神、人的生活和心灵进行调查研究。”26 萨卢塔蒂的学生布鲁尼更是强调“以人文主义文学和人文学科为手段造就完整的人”27 。加林通过对彼特拉克等人的柏拉图主义观点进行概括，大致将人文主义的思维特征和人生格调勾勒了出来。于是加林对瓦拉的世俗伦理思想，对马内蒂关于人的尊严的观点等做了进一步的分析。在第3章中又着重研究了新柏拉图主义的核心人物费奇诺的“智慧宗教”理论。这种理论说到底就是将诗性的智慧和哲学的智慧结合起来，从而告诉人们如何通过文学创作，通过爱的途径达到神圣的境界。以诗歌为例，它总是戴着一层面纱，既遮盖又通达神的奥秘。同时，上帝所创造的就是一首长诗，它存在于世人的精神和爱之中。28 所以，费奇诺最关注的是如何用诗化的哲学去启明神圣的上帝。如果一个艺术家能够上升到超越的神圣境界，那么具体去创作怎样一个艺术作品也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以后米开朗基罗等艺术大家都在自己的艺术创作过程中实践了上述理念。那么何谓爱的途径？这是新柏拉图主义又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为此，佛罗伦萨的学者埃布雷奥在16世纪初相继发表了《论天堂的和谐》《爱的对话》等文章，集中阐释了神圣、爱、美等的关系问题。按照埃布雷奥的观点，上帝和世界就是一种神圣的爱的关系。有了这种爱，世界就表现出美，那么所谓美也就是“得到心灵的承认并使之愉快，进而激起爱慕之情的文雅”29 。
《意大利人文主义》另一个学术探讨点就是亚里士多德主义。从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的思想及文化创作的实际情况看，绝对地用“柏拉图主义的影响”来加以概括不很贴切。固然，在中世纪占主导地位的是亚里士多德主义，而文艺复兴时期对人文主义影响较大的是新柏拉图主义，但在更多的情况下，两者是“相伴而行”。30 从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文化发展情况看，凡带有审美倾向研究人文学科的学者都不同程度地从柏拉图思想体系中寻找源流，甚至他们的种种精神危机也源自新柏拉图主义。一些注重经验传统的思想家如培根等人则更多的是接受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有些科学家如布鲁诺等也深受柏拉图思想的影响，布鲁诺关于爱的论文就反映出上述影响。又例如达·芬奇就颇受亚里士多德的影响。再说要真正了解那时的小宇宙理论，也得弄清楚当时流行的亚里士多德主义之内涵。加林在第5章以人物思想个案探讨的形式对亚里士多德和灵魂问题做了分析。加林的基本观点是，亚里士多德主义在文艺复兴时期已经发生了变化，而且所谓以佛罗伦萨为中心的柏拉图主义和以帕多瓦为中心的亚里士多德主义之绝对对立状况也已经消失。为什么会发生上述思想的变化呢？这是因为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人将思维的中心集中到了人的身上，“只要我们把注意力投向以人为中心这一初始特点上，就不难发现不同观点的聚集，比如费奇诺的《柏拉图神学》（Theologia Platonica）同蓬波纳齐（Pietro Pomponazzi）的《论灵魂不死》（De immortalitate animae）之间的相近”31 。蓬波纳齐是16世纪亚里士多德主义的代表人物，曾研究过费奇诺的哲学，并逐渐确立以人为中心地位的研究思路。蓬波纳齐所坚持的观点是：不能脱离具体的人、具体的感觉来谈灵魂和神的问题；人就是形式和物质的统一；人必须置身于自然之中，然后才能领悟到神圣的世界。“这里蓬波纳齐向我们展示了他的思想上的转折：如果把一切都纳入经验和理智的轨道，那么一切都是可以解释并互为因果的。但是他在这样的限度内，继续保留着通向上帝的路。”32 从蓬波纳齐的思想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文艺复兴时期柏拉图主义和亚里士多德主义都能为人学的研究提供思想的元素。
艺术史家还充分注意影响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艺术风格的种种因素，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技巧-透视法。风格离不开手段，我们应当充分估量艺术史上由于技术的变化而带来的一系列创作风格的更新。潘诺夫斯基《文艺复兴和西方艺术中的文艺复兴》一书对14世纪以前的欧洲文艺复兴情况做了详细的阐述。特别是该书捍卫了文艺复兴是一种风格的变化这样一个论题。33 其中第3章从技术的角度专门探讨了当时透视法在创作实践中的运用。第二，不同艺术庇护人的情趣和爱好各有特点。文艺复兴意大利之所以会出现艺术创作的繁荣局面，艺术庇护的法律严肃性、艺术庇护人的广泛性和独特个性等，都是重要的因素。第三，中世纪不同城市的文化氛围和艺术传统。第四，艺术家个人的思想情趣和创作手段。
四、对人文主义思想文化变迁的研究
2000年，文艺复兴史出版重镇之一的耶鲁大学出版社发表了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历史学教授鲍斯玛的封笔之作《文艺复兴的消退》。34 鲍斯玛用“消退”（waning）来形容更广泛意义上的人文主义风格退潮，试图全面阐述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变化问题。鲍斯玛试图说明以人文主义风格为特征的文化现象正在向另一种文化现象过渡，或者说人文主义风格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主导地位正在消退。这说明，人文主义对人的地位之强调并未销声匿迹，而只是表现形式发生了变化。文艺复兴时期的主流文化是以新柏拉图主义、个体主义为主要内涵的人文主义，它适应了城市市民社会的发育、演变需求。但这种人文主义的内容和风格发展到一定阶段，无法满足资本主义文明新的社会发展要求；无法适应科学技术进步对思想文化的新的要求。因此鲍斯玛认为消退现象自然而然发生了。文艺复兴时期，新柏拉图主义盛行。受此影响，科学理性在人文主义者的眼里并不是衡量事物的最高尺度，那些带着诗意甚至神化的境界和漫幻的情调更受人文主义者的青睐。35 在上述风格问题研究的大潮中，鲍斯玛采用“自由解放”（liberation）一词来概括人文主义风格。“自由解放”是文学艺术创作、审美等必备的条件。唯其如此，它才能传达一个意蕴深远的、完整的人的内心世界。由此不难想见，何以文艺复兴时期对文学艺术的重视程度要超过任何一门学科。过去人们比较注意人文主义风格中和谐的一面，鲍斯玛还让人认识到人文主义风格中无拘无束的一面，即那种充满野性、野趣的成分。也许，正是因为抓住了风格问题，鲍斯玛才敢于说文艺复兴的消退。
在西方学术界，对人文主义的研究可谓硕果累累。对于想全面了解欧洲人文主义发展的读者来说，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不失为一本雅俗共赏的好书，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弗格森《历史思考中的文艺复兴》36 则从历史的角度全方位探讨了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等重要概念的内涵、影响和变化。狄更斯《人文主义与宗教改革的时代》37 从14至16世纪的欧洲广阔历史背景来透视人文主义现象。对意大利以外人文主义研究的作品则有韦斯《意大利人文主义的扩散》38 和《15世纪的英国人文主义》39 、沃尔夫森《重评都铎朝的人文主义》40 等。为了适应教学的需要，学者编订以人文主义为题的教科书如《人文主义的影响》41 等。当然还有许多学者对人文主义和人文主义者做了专题性的研究，例如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基督教与文艺复兴：15世纪的思想与宗教思想》42 一书对我们理解人文主义及人文主义者的神学观很有裨益；戈德曼《从波利齐亚诺到马基雅维里：意大利文艺复兴鼎盛期的佛罗伦萨人文主义》43 以文化现象为引线展开论述。随着对人文主义探讨的深化，学者的解释思路不断开阔，可参见由马佐考编辑的论文集《对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解释》。44 另有《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45 、《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中世纪基础》46 、《克莱门特七世朝廷的文艺复兴人文主义》47 等。所有上述著作都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人文主义的特征、内涵及其与时代的关系，有助于人们全面认识人文主义的思想文化现象及其演变历程。
总之，我们要在扎实学术研究的基础上对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有一个通盘的理解，然后从近代西方文明史的总体进程去反思这种人文主义的内涵、价值和现实效应。48
读史札记
审慎定义“人文主义”概念
英国诗人、历史学家西蒙兹对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人文主义概念做了这样一个界定：它是一个新的、生动的概念，强调人作为理性存在的尊严。49 西蒙兹《意大利文艺复兴》第2卷的目录中有一个明确的提示，即“人文主义定义”（Definition of Humanism）。与此相对照，布克哈特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书中也多次使用人文主义概念，但布氏全书并未就这个概念做定义性的解释。中文何新译本目录第8章下面有一个“人和人文主义概念”标题，这个标题值得商榷。布克哈特该书的1869年定版即第二版50 与米德尔莫尔1878年的英译本51 均使用“人和人性的概念”（Die Menschheit und der Begriff des Menschen/Man， and the conception of Humanity）。这里，布克哈特自觉地意识到，用19世纪的人文主义概念去指称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人文学等问题的复杂性，所以避免以定义式语句来阐释人文主义概念。西蒙兹的文化史研究虽然带着强烈的观念史、19世纪意识、个体理解等特点，并且用了定义式语句来勾勒人文主义的内涵，但在具体阐释时还是尽可能回到历史的语境中去。这样，西蒙兹对人文主义的定义与布克哈特对人、人性、人文学等的阐释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注意回到历史文化语境中进行解析。例如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人文学者在如何看待人、人性等问题上带有非常世俗化的倾向，在强调人的尊严同时还主张极端个人主义的道德观等。这些在当时意大利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都是流行的观念和文化现象。总之，西蒙兹、布克哈特阐释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等概念时重视概念史与历史语境关系相结合的学术视野，这对于今天的文艺复兴史研究学者来说是一种警示，即研究中注意慎用“人文主义”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