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前言

这是关于一位作家如何战胜家庭悲剧和疾病的故事，写这个故事，是为了反驳强加在女性生命中的厄运和死亡情节——仿佛拥有天赋的女人是要遭天谴的。这样的传说持续至今，我们只需想想电影《时时刻刻》里的弗吉尼亚·伍尔夫那在劫难逃的形象（形成对照的是她外出购物的姐姐那种人们认为的“正常状态”——一位提着大包小包的盲目的消费者，这并不是画家凡妮莎·贝尔在真实生活中的样子）。多丽丝·莱辛几乎独自站在抗议者的阵营：她说，扮演那位作家的女明星“永远皱着眉头，以表明她有多少深刻难懂的想法。老天爷！那个女人在不生病的时候是多么享受她的生活；她喜欢聚会，喜欢她的朋友们，喜欢野餐、远足和短途旅行。我们真是热爱女受害者的形象啊；唉，我们真是爱这样的形象”。

早在1984年，《作家的一生》就提出了相似的观点，因为以下才是弗吉尼亚·伍尔夫对自己的认知：一个强健的步行者，一个“不知疲倦的探索者”，一个反对强权的抗议者——是的，她身上带着刺，但她也有感受友谊和爱情的非凡天赋。她的日记表明，在大部分时间里她比百分之九十的人都要快乐。只有对“传说”和老套的人生情节提出质疑，传记写作才能进步。《作家的一生》并未效仿任何形式的常规叙事，相反，我想要的是这样一种叙事，它在真实性所能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详尽地追踪记忆和想象持续一生的流动，这样，我们才能看到弗吉尼亚·伍尔夫眼中的自己。她对生命的体验并不遵循惯常的线性时间顺序。这本书囊括了表面的大事件，但它们只是记忆的内在生活的轮廓——那些如海浪般涌向过往的记忆。1892年9月10日，那是一个星期六的早晨，弗吉尼亚正在康沃尔度假，她被邀请去灯塔远行。“船夫说，潮汐和风向都很完美，可以到那里去。阿德里安·斯蒂芬小少爷[她的弟弟]因为不被允许前行而大为失望。”十岁的弗吉尼亚就是这样在家庭报上记下了她最受欢迎的小说最初的灵感。她的伟大之处难以尽述，但其激涌在于记忆。

本书的修订版提供了一个契机来展示她的伟大中尚未受到足够重视的一面：作为传记作家的一面。我指的并不是她的戏仿传记，也不是她受托为艺术批评家罗杰·弗莱（Roger Fry）写的那部传记。我想表达的是，她的作品越伟大，就越区别于在她十岁之前担任《国家人物传记大辞典》创始编辑的她的父亲的作品。在整个写作生涯里，她始终在探索未来传记写作的新方向。她甚至宣称“传记艺术尚在萌芽阶段——更准确地说——它甚至还没有诞生”。

如果二十五年的时间没有带来任何观点上的变化，那是不合常理的。2003年，伦纳德·伍尔夫的小说《聪明的处女们》（The Wise Virgins）再版，书中讲述的他对弗吉尼亚·斯蒂芬的求爱故事似乎与七十年代末那一版有很大区别。2005年，一场在薇塔·萨克维尔—韦斯特（Vita Sackville-West）的出生地诺尔举办的座谈会也激励着人们去探寻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独特魅力。此外，在过去几年里，她那篇关于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女权辩护》（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的作者——的杰作揭示出两人的共同之处：她们的生命都是处在未知边缘的实验性存在。当弗吉尼亚·伍尔夫谈到沃斯通克拉夫特“切入生命的活肉”的方式时，她也为自己的“远航”设定了一个标准。《作家的一生》从二十一世纪的视角做了修订，因为女性的关注点已经从权利和就业机会转向另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一个由“局外人”（Outsiders）组成的群体可能对全球政治做出何种贡献？伍尔夫的一生和所有作品已经预见了这个问题。

林德尔·戈登

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