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互联网在经济生活中的应用日益普及，美国、日本和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数字经济日渐兴盛，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数据也逐渐成为推动各国经济转型升级的生产要素之一。2016—2018年，美国已连续三年位居全球数字经济竞争力榜首，新加坡反超我国，位居榜单第二。从其竞争力的内部结构看，新加坡的数字创新竞争力得分超越美国，数字治理竞争力得分也远超我国，新加坡在数字治理竞争力上的强势表现是其能反超我国的重要原因。我国位居第三，但与美国数字经济竞争力的差距从2016年以来正逐年缩小。据统计，2018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了31.3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1/3，数字经济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发展力量。在大数据时代，“数据经济”代替了“数字经济”，时至今日，“数据有价”早已成为全民共识。数据是在数字经济条件下的重要生产要素，要让这种生产要素能够有效发挥作用，就要积极推动数据资产化有序进行，让数据的拥有者可以从市场上获得相对应的经济回报。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已成为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种新型“资本”要素，可以将数据看成是陆权、海权和空权之外的第四种国家战略资源，可谓未来的“新石油”。通过政府和企业合作开发、分析挖掘和交易政务数据，实现政务数据的资产化。一方面，能使政府的服务和决策能力形成质的提高；另一方面，政务数据资产化将产生新知识和新资本，并推动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据统计，我国政务数据资源的80%以上没有被开发利用，这是极大的浪费。然而，政务数据资产化过程还存在如下问题与困难：①政务数据往往包含大量的敏感信息，在其资产化的过程中有被泄露的风险；②政务数据存在“各自为政、条块分割、烟囱林立、信息孤岛”的现象，缺乏统一规范和标准；③政务数据资产是一种典型的虚拟性和资源性资产，其价值难以量化；④政务数据的资产属性和权属难以确定，在国家层面缺少相应法律法规的支撑，交易活动缺少有效的规范和监管等。这些现象和问题成为制约我国政务数据资产化的主要瓶颈。因此，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探讨适合我国国情的政务数据资产化的创新策略和实现路径，是“数字中国”和“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一个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重要理论与实践问题，成为当前政务数据开发应用的重要方向。

本书以“政务数据”为研究对象，基于数字经济理论，针对政务数据资产化存在的技术性和非技术性障碍问题寻求解决方案。从政务数据安全化、标准化、价值化等技术性方面和数据属性、权属界定、法律法规、制度监管等非技术性方面，结合数字经济理论，采用GRA与FCA相结合的方法，从影响政务数据资产化的众多影响因素中识别出关键的影响因素。根据上述方法，本书得出如下结论：政务数据资产化过程的影响因素分为技术处理因素和市场化因素。其中，兼容性、数据保密制度化、具有足够的财政投入、数据属性明确和优化数据评估体系为政务数据资产化的重要影响因素；法律配套的完备性、规范监管和数据权属明晰为政务数据资产化的一般影响因素。政务数据资产化路径为在数字经济驱动下政企合作模式。在数字经济的背景下，对政务数据资产化的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即本书认为政务数据资产化是一个“二过程、四阶段”的演化过程，该理论对现有政务数据资产管理理论是一个有益的补充和完善；同时又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对我国各地政府推动政务数据资产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