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多亚学派也区别了两类事物：1.物体，具有张力、物理性质、关系、能动与被动以及相应的“事物状态”。这些事物状态、能动与被动由物体之间的混合物所规定。在最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有所有物体的统一，这依据于所有事物都被吸收其中的一种原火（Feu），且所有物体都从它开始就按照它们各自的张力展开。物体与事物状态的唯一时间便是现在。因为活生生的现在（présent vivant）是时间的广延，后者与现实（l'acte）同时发生，表达和度量着施动者的能动、受动者的被动。但是，与物体之间的统一、能动原理和被动原理的统一相适合，一种宇宙性的现在环绕着整个世界：只有物体实存于空间之中，而且只有现在实存于时间之中。物体中间没有原因与效应：所有物体都是原因，即彼此相关的、彼此支持的原因。原因之间的统一在宇宙性的现在的广延中被称为命运。
2.所有物体都是彼此支持、彼此相关的原因，但是关于什么的原因？它们是具有截然不同本性的某些事物的原因。这些效应不是物体，但严格说是“非物体”（incorporels）。它们不是物理性质和物理特性，而是合乎逻辑的或辩证法的属性。它们不是事物或事物状态，而是事件。不可以说它们实存，但毋宁说它们继续存在或坚持存在，因为它们具有存在的这一最小值，后者适合那不是事物的东西（非实存的实体）。它们不是名词或形容词，而是动词。它们既不是施动者也不是受动者，而是能动与被动的结果，是“无动于衷的东西”——无动于衷的结果。它们不是活生生的现在，而是不定式：不受限制的艾翁（Aiôn），无限划分为过去与未来、始终回避现在的生成。因此，时间必须以两种互补的、彼此排斥的方式被把握两次：它在施动与被动的物体中被完整把握为活生生的现在，但它在由物体及其能动和被动所导致的非物体性效应中还被完整把握为可无限划分为过去与未来的层级。只有现在才实存于时间之中，并聚集、吸收过去与未来；但唯有过去与未来才坚持存在于时间之中，并无限划分每个现在。这不是连续的三个维度，而是对时间同时进行的两种释读。
爱弥尔·布雷耶（Emile Bréhier）在他对斯多亚学派思想的精彩重构中写道：“当手术刀切肉时，前一个物体在后一个物体上引起的不是一种新特性，而是一种新属性，即被切开的属性。属性不会指称任何实在的质……（它）反而始终被动词所表达，意思是说，它不是存在（être），而是存在的方式……这种存在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处于存在的极限、存在的表面，而且它不能改变存在的本性：说实话，它既不是能动的也不是被动的，因为被动性假定着一种经受能动作用的物体本性。它完完全全是一种结果，一种在存在中间未被分类的效应……（斯多亚学派彻底区分）存在的两个平面（没有人先于他们而创造出来的东西）：一方面是深度的和实在的存在、力量；另一方面是事实的平面，事实在存在的表面上游戏，并构成非物体性存在的没完没了的多重性。”[1]
然而，比变大、变小、被切割等事件更隐秘的东西、物体更必不可少的东西是什么？当斯多亚学派将这些非物体性的、像牧场中的雾气一样只在表面上游戏的事件（甚至比雾气更少，因为雾气是一种物体）与物体的厚度进行对立时，他们是什么意思？在物体、物体的深处中有的东西是混合物：一种物体渗入另一种物体，而且它在它的所有部分中与另一物体共存，就像海洋中的一滴酒或者铁器中的火一样。一种物体从另一种物体中退出，就像液体从容器里倒出一样。混合物通常规定着事物在量和质上的状态：集合的各维度或火的红色、树的绿色。但通过“变大”“缩小”“变红”“变绿”“切割”“被切割”等说法，我们想表达的意思来自一个完全不同的类别：完全不再是处于物体深处的事物状态或混合物，而是表面上非物体性的、由这些混合物产生的事件。树绿了……[2]哲学的天赋首先被哲学强加给存在与概念的新分配所度量。斯多亚学派正在勾勒并使人经过一条从未见过的边界：在这种意义上，他们转移了整个反思。
他们正在进行的首先是对因果关系的全新划分。他们肢解这种关系，甚至冒着从每个方面重建统一性的危险。他们使原因相互指涉，并肯定原因之间的联系（命运）。他们使效应相互指涉，并设定效应之间的某些关联。但这完全不是以同样方式予以实现：非物体性效应从不是彼此相关的原因，而只是“准因”（quasi-causes），这根据下述的这类法则：这些法则可能在每种情况下都表达着物体的相对统一或者混合，并以此作为决定它们的实在原因。因此，自由以两种互补的方式得到挽救：一次是在命运作为原因之联系的内部性之中，另一次是在事件作为效应之关联的外部性之中。这就是为什么斯多亚学派能够将命运与必然性进行对立。[3]伊壁鸠鲁学派对因果关系（它也让自由有据可依）进行了另一种划分：他们保留原因与效应的同质性，但根据原子系列来切分因果关系，原子系列的各自独立被原子偏斜（clinamen）所保证——不再是没有必然性的命运，而是没有命运的因果关系。[4]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开始分解因果关系，而不是区分因果关系的类型，就像亚里士多德做过的那样，或像康德将会做的那样。这种分解始终让我们诉诸语言，或者诉诸原因的偏斜（déclinaison）的实存，或者如下所述的那样，诉诸效应的结合（conju-gaison）的实存。
物体或事物状态与效应或非物体性事件之间的这种新二元性导致了哲学变革。例如，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中，所有范畴都根据存在被谈及；而差异在作为第一意义的本体（substance）与作为偶性、相关于本体的其他范畴之间进入存在。反之，对于斯多亚学派而言，事物状态、量和质与本体一样是存在（或物体）；它们是本体的一部分；它们因此与一种将非物体作为非实存的实体来建构的超存在（extra-être）互相对立。最高项只要在其归摄存在与非存在、实存与持存就不是存在，而是某种事物（aliquid）。[5]但不止如此，斯多亚学派最先进行了颠倒柏拉图主义的伟大事业，彻底颠倒了柏拉图主义。因为物体如果与它们的状态、质与量一起承担着本体与原因的全部特点，那么理念的特点反而从另一边跌入这一无动于衷的超存在，后者在事物的表面上是贫乏的、无效的：作为理念物，非物体也只能是一种“效应”而已。
结论极其重要。因为在柏拉图的哲学中，一场晦涩难懂的争论在事物的深处、在大地的深处、在经受理念能动作用的东西与避开这种能动作用的东西（摹本与拟像）之间持续着。这场争论的回声在苏格拉底追问下述问题时产生共鸣：有关于整体，甚至关于毛发、污垢、污泥的理念吗？或者有始终执拗地回避理念的某物吗？但在柏拉图的哲学中，这某物从未充分地被隐匿、被抑制、被摒弃在物体的深处，从未被淹没在海洋中。现在一切都重新上升到表面。这是斯多亚学派操作的结果：不受限制的东西重新上升。作为生成疯狂，生成不受限制（devenir-illimité）不再是一种低吼的基底（fond），它上升到事物的表面，并变得无动于衷。问题不再是避开基底而到处渗透的拟像，而是在拟像的场所中显示自身和发挥作用的效应。这是因果意义上的效应（effects），但也是声音的、视觉的或语言的“效应”——而且更少或更多，因为它们不再有任何物体性的东西，它们现在是整个理念……避开理念的东西被提升到表面（非物体性的极限），现在再现着全部可能的理想性，后者被剥夺了因果性的和精神性的效力。斯多亚学派发现了表面效应。拟像不再是这些隐蔽的反抗者，它们发挥着它们的效应（所谓的“幻象”，独立于斯多亚学派的术语）。最隐匿的东西变成了最明显的东西，关于生成的所有旧悖论必须在新的生长期（蜕变）中恢复形态。
生成不受限制变成理念的、非物体性的事件本身，伴随着它特有的全部颠倒：未来与过去、能动与被动、原因与效应的颠倒。未来与过去、多与少、过多与不足、已经与尚未：因为无限可分的事件始终是两者同时发生（les deux ensemble），永远是刚发生的事情和将发生的事情，但从不是正在发生的事情（切得太深与切得不够深）。能动与被动：事件即便无动于衷，但由于它非此非彼，所以它也会更好地互换能动与被动，但它是它们的共同后果（切割被切割）。原因与效应：因为事件即便只是效应，它们也能够彼此更好地融入准因的功能或融入准因果性的始终可逆的关系（伤口与伤疤）。
斯多亚学派是悖论的爱好者，而且是悖论的发明者。有必要重读第欧根尼·拉尔修（Diogène Laërce）在某些片段中对克律西波斯（Chrysippe）进行的令人惊讶的描绘。也许斯多亚学派以一种全新的方式使用悖论：既作为语言的分析工具，又作为事件的综合方法。辩证法恰恰是这样一种关于非物体性事件（如同其在命题中被表达的那样）与事件（如同其在命题之间的关系中被表达的那样）之关联的学问。辩证法的确是结合的艺术（参见共命运[confatalia]或彼此依赖的事件系列）。但语言的责任是既确定界限又超出被确定的界限：因此语言包含着这样一些术语，它们不断地移动它们的外延，并在被思考的系列中使对联系的颠倒成为可能（因此便有过多与不足、很多与不多）。事件与生成同外延，而生成本身与语言同外延；因此悖论基本上是“连锁推理”（sorite），即疑问命题的系列，后者根据生成、通过相继的增减来进行。一切都发生在事物与命题的边界上。克律西波斯教导说：“如果你说某物，那么它就通过了你的嘴；不过你说货车，因此货车通过了你的嘴。”此处便有一种悖论用法，只有一方面在禅宗中另一方面又在英语或美语的无意义中，它才具有同义的词句。一方面，最有深度的是“直接”（l'immédiat）；另一方面，直接就在语言中。悖论显得是对深度的罢黜，是事件在表面上的铺开，是语言沿着这一极限的展开。幽默是这样一种关于表面的艺术，它与以前的反讽形成对比，后者是关于深度或高度的艺术。智者学派和犬儒学派已经把幽默变成一种反对苏格拉底式的反讽的哲学武器，不过幽默因斯多亚学派而找到了它的辩证法、它的辩证原理和它的自然场所、它的纯粹的哲学概念。
至于刘易斯·卡罗尔，他实现了这种由斯多亚学派开创的操作。或者他为了自己重新开启这种操作。在刘易斯·卡罗尔的全部作品中，关键是那些在事件与存在、事物和事物状态之间的差异中的事件。但《爱丽丝奇境历险记》的开篇（整个前半部分）还在探寻事件与不受限制的生成的秘密，而事件在大地的深处，在凹陷的、深入地下的深坑和洞穴中，在相互渗透和共存的物体的混合中牵涉着这种不受限制的生成。随着人们进一步阅读故事，深入与隐匿的运动无论如何都会取代左右滑动的侧面运动。深处的动物变得次要，让位于那些没有厚度的扑克牌人物（figures de cartes）。好像从前的深度展开了，变成了广度。不受限制的生成现在完全被维持在这种被翻转的广度之中。“有深度的”不再是恭维话。只有动物才是有深度的，但它们也不是最高贵的，扁平动物才是最高贵的。事件就像晶体一样，它们只有通过边缘、在边缘上才会生成和变大。这的确是口吃者或左撇子的第一秘密：不是深入，而是使整个长度滑动，以致于从前的深度因被还原到表面的相反方向而不再是任何东西。正是借助滑动，人们才会转到另一侧，因为另一侧只是相反方向而已。而且，之所以帷幕后面没有任何可见的东西，乃是因为一切可见的东西或者毋宁说一切可能的学问都沿着整个帷幕进行，因为只需要遵循得相当远、相当紧密、相当表面就足以颠倒整个帷幕的正面，就足以使右边变成左边，使左边变成右边。因此没有爱丽丝的某些历险，但有一种历险：她爬到表面，她否认虚假的深度，她发现一切都发生在边界上。这就是为什么刘易斯·卡罗尔放弃了这本书最初的题目《爱丽丝地下历险记》（Les Aventure souter-rainnes d'Alice）。
这种情况在《爱丽丝镜中奇遇记》中更是如此。其中，事件在它们与事物的根本差异中完全不再是在深度中被探寻，而是在表面上被探寻，在这薄薄的、非物体性的、逃离物体的雾气，环绕着物体的、无容积的薄膜，反射物体的镜子，规划物体的棋盘中被探寻。爱丽丝不再能进入深处，她释放出她的非物体性复象（double）。正是沿着边界、顺着表面，人们才从物体转向非物体。保罗·瓦雷里（Paul Valéry）有一句深刻的名言：最深邃的是皮肤。这便是斯多亚学派式的发现，它以大量的智慧为前提，且引发了整个伦理学。这就是小女孩的发现，她只是从各种边缘——变红和变绿的表面——变大和变小。她知道事件越是穿过物体无深度的整个外延，事件就越关涉着物体、切割物体和损伤物体。随后成年人被基底捉住，重新跌落，因为基底太深，他们不再能理解。为什么同样的斯多亚主义的例子继续启发着刘易斯·卡罗尔？树变绿、手术刀切割、战争有没有发生……？正是在树面前，爱丽丝才失去了她的名字，汉普蒂·邓普蒂（Humpty Dumpty）[6]才对着树说话，却没有看到爱丽丝。而且背诵预示着战争。而且到处是伤口和割伤。但这些是例证吗？或者任何事件都属于这种类型——森林、战争和伤口？所有这一切因为这（ça）发生在表面上才更有深度，因为这沿着物体前行才是非物体性的。历史告诉我们，合适的道路没有基础，而地理学告诉我们，土地只在薄薄一层上是贫瘠的。
对斯多亚学派哲人的这一重新发现并未被保留给小女孩。确实刘易斯·卡罗尔通常厌恶男孩子。他们太有深度，因此具有了虚假的深度、虚假的智慧和动物性。男婴在《爱丽丝奇境历险记》中变成了猪。在一般情况下，只有小女孩们才理解斯多亚主义，只有她们才会感觉到事件，并释放出非物体性复象。但是，小男孩有时是口吃者和左撇子，并由此把意义作为表面的双重意义来获得。刘易斯·卡罗尔对男孩们的厌恶不可归因于一种有深度的情绪矛盾，而毋宁说归因于一种表面上的翻转，即刘易斯·卡罗尔特有的概念。在《西尔维与布鲁诺》（Sylvie et Bruno）中，恰恰是小男孩才具有创新的作用，他以各种方式吸取教训：颠倒地、正面地、在上面或在下面，但从未“深入到底”（fond）。《西尔维与布鲁诺》这部重要小说将《爱丽丝奇境历险记》中开启的、《爱丽丝镜中奇遇记》中延伸的这种演化推向极致。第一部分令人赞叹的结尾属于东方的荣耀（一切好东西都来源于东方）、“和被期待的事物的本体、不可见的事物的实存”。甚至气压计既不会上升也不会下降，但会纵向、侧向运行，并显示出水平分布的天气变化。拉伸机（machine à étirer）甚至会延长歌曲。而且被呈现为莫比乌斯环的福图纳图斯（Foutunatus）的零钱袋是由一些以错误方式缝补的手帕构成，以致于它的外表面与它的内表面是连续一体的：它囊括着整个世界，致使里面的东西在外面，外面的东西在里面[7]。在《西尔维与布鲁诺》中，从实在向梦境、从物体向非物体过渡的技巧被增多、被完全革新、臻于完善。然而总是沿着表面、边界，有人才凭藉着一个环转到另一侧。反面与正面的连续性取代深度的所有阶段；表面效应在有益于所有事件的一个唯一且相同的事件中使整个生成与它的悖论上升到语言[8]。正如刘易斯·卡罗尔在一篇名为《党派斗争的动力学》（The dynamics of a parti-cle）中所说的那样，“平的表面是话语的特征……”
注释
[1][法]爱弥尔·布雷耶著，《古代斯多亚主义中的非物体理论》（La Théorie des incorporels dans l'ancien stoïcisme），Vrin出版社，1928年，第11—13页。
[2]参见爱弥尔·布雷耶对这个例子的评论，第20页。
[3]关于实在的内部原因与融入“共命运”（confatalité）的有限关系之中的外部原因之间的区分，参见西塞罗，《论命运》（De fa-to），9、13、15和16。
[4]伊壁鸠鲁学派也有一种与斯多亚学派很接近的事件观念，参见伊壁鸠鲁的《给希罗多德的信》（Lettre à Hérodote）39-40、68-73和卢克莱修的《物性论》第1卷第449页及其后。卢克莱修对事件进行了这样分析：“廷达瑞俄斯（Tyndare）的女儿被诱拐了……”。他把事件（奴役自由、贫穷富有、战争和谐）与合取（与物体不可分的实在的质）对立起来。事件似乎不完全是非物体，然而它们却被阐述为并不自行实存，它们是质料运动、物体之能动与被动的无动于衷的纯粹结果。然而，伊壁鸠鲁学派似乎没有发展出这一事件理论；也许因为他们使这一事件理论服从于同质因果关系的要求，并使这一事件理论依赖于他们自己的关于拟像的构想。参见本书附录2。
[5]参见普罗提诺，《九章集》，第6卷，第1章，第25节：斯多亚学派范畴的叙述（与爱弥尔·布雷耶的著作《古代斯多亚主义中的非物体理论》，第43页）。
[6]“汉普蒂·邓普蒂（Humpty Dumpty），英国民谣中一个从墙上摔下来跌得粉碎的蛋形矮胖子。转义指倒下去就起不来的人，或损坏后无法修复的东西。”（此注释转引自中译本[英]刘易斯·卡罗尔著，《爱丽丝镜中奇遇记》，吴钧陶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第97页。——译注）
[7]对零钱袋的这一描述是刘易斯·卡罗尔《西尔维与布鲁诺完结篇》（Sylvie and Bruno concluded）第7章最精彩段落的一部分。
[8]对表面的这一发现、对深度的这一批评形成了现代文学的不变主题。它们启发了罗伯格里耶（Robbe-Grillet）的作品。在克罗索夫斯基（Klossowski）的作品中，有人以另一种方式在洛贝特的表皮与手套之间的关系中重新找到它们，参见克罗索夫斯基在《好客的法则》（Lois de l'hospitalité）的“后记”（第335、344页）中关于这一点的评论。或参见米歇尔·图尼埃（Michel Tournier）在《礼拜五：太平洋上的灵薄狱》（Vendredi ou les limbes du Pacifique）第58—59页中的描写：“然而有一种奇怪的偏见，此偏见盲目地重视深度而损害表层，并希望‘表层的’（superficiel）这个词不表示‘广阔的维度’之义，而表示‘没有深度’之义，至于‘深度的’（profond）这个词的含义，却反而表示‘具有相当的深度’之义，而并非表示‘具有可靠的表层’之义。然而一种像爱一样的情感，我觉得如果它也可以测度的话，由其表层的重要性测度效果要比由其深度程度测度好得多……”（中译本参见[法]米歇尔·图尼埃著，《礼拜五：太平洋上的灵薄狱》，王道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第59页。译文有所改动——译注）参见本书附录3和附录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