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

第一節 章太炎及其語源學論著

一 章太炎及其國粹思想

章太炎（1869—1936），名炳麟，字枚叔（又作“梅叔”），初名學乘，後因仰慕顧絳（炎武），改名絳，號太炎。浙江餘杭人。章太炎爲我國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思想家、經學家、史學家、語言學家，被譽爲近代史上“有學問的革命家”和“有思想的學問家”。他的革命思想、治學態度、學術成果皆爲世人景仰。本部分主要介紹章太炎的學術思想，以語言學爲主，兼及史學，因爲他治史學和治語言學的出發點和最終目的都是一致的，即在那個面對亡國亡種的時代，以“中國獨有之學”來振興民族之文化，唤醒愛國之熱情，正所謂“用國粹激動種性，增進愛國的熱腸”。

章太炎曾於1906年7月15日在《東京留學生歡迎會演説辭》中談到語言學、史學、經學同國粹、國家的關係：

次説國粹。爲甚提倡國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愛惜我們漢種的歷史。這個歷史，是就廣義説的，其中可以分爲三項：一是語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蹟。近來有一種歐化主義的人，總説中國人比西洋人所差甚遠，所以自甘暴棄，説中國必定滅亡，黄種必定剿絶。因爲他不曉得中國的長處，見得别無可愛，就把愛國愛種的心，一日衰薄一日。若他曉得，我想就是全無心肝的人，那愛國愛種的心，必定風發泉湧，不可遏抑的。[1]

從這段話我們可以看出經學、史學和語言學爲章太炎學術的根本所在。其中“典章制度”屬於經學範疇、“人物事蹟”屬於歷史學範疇，而在這裏，“語言文字”已經與經學、史學並立，這説明在章太炎的學術體系中，小學已從傳統意義上的經學的附庸上升成爲一門獨立的人文學科，這門學科就是由他首次提出的“語言文字之學”。

章太炎最初從外祖父朱左卿讀經，朱氏的反滿思想對他影響深遠，章太炎的反滿情結以及民族主義思想也是在此時産生的。朱希祖《本師章太炎先生口授少年事蹟筆記》記録了太炎先生自述從外祖父讀經的往事：

余十一二歲時，外祖朱左卿（名有泉，海鹽人）授余讀經，偶講蔣氏《東華録》曾静案，外祖謂：“夷夏之防，同於君臣之義。”余問：“前人有談此語否？”外祖曰：“王船山、顧亭林已言之，尤以王氏之言爲甚。謂歷代亡國，無足輕重，惟南宋之亡，則衣冠文物，亦與之俱亡。”余曰：“明亡於清，反不如亡於李闖。”外祖曰：“今不必作此論，若果李闖得明天下，闖雖不善，其子孫未必皆不善，惟今不必作此論耳。”余之革命思想即伏根於此。依外祖之言觀之，可見種族革命思想原在漢人心中，惟隱而不顯耳。[2]

和那個時代的讀書人一樣，章太炎對史學和小學的學習是同時進行的，因爲那時小學還是經學的附庸（很大程度上也是史學的附庸），讀經（史）必學小學，學小學必爲讀經（史）服務。章太炎十七歲時“初讀四史、《文選》、《説文解字》”[3]，十八歲時“初讀唐人《九經義疏》。時聞説經門徑於伯兄籛，乃求顧氏《音學五書》、王氏《經義述聞》、郝氏《爾雅義疏》讀之，即有悟”[4]。是年（光緒十一年，1885年），章太炎首次明確提出了小學與史學、經學之關係。章太炎在《自述治學》中談到：“知不明訓詁，不能治《史》《漢》，乃取《説文解字》段氏注讀之，適《爾雅》郝氏義疏初刊成，求得之。二書既遍，已十八歲。讀《十三經注疏》，闇記尚不覺苦。畢，讀《經義述聞》，始知運用《爾雅》《説文》以説經。”[5]二十一歲時，章太炎讀書的範圍有所擴大，並開始有著書立説的想法，“是時紬讀經訓，旁理諸子史傳，始有著述之志”[6]。

光緒十六年（1890年），章太炎二十三歲之時是他治學生涯的一個重大轉折點。是年正月，章父卒。隨後，章太炎前往杭州詁經精舍受業，拜俞樾門下，研經八年。俞氏治學嚴謹，作爲著名的古文經學家，他“講求古言古制，由訓詁而名物、而義理，以通聖人之遺經”[7]，使得自己從根本上與那些傾向理學、好做“明心見性之空談”[8]的治學態度區分開來。俞氏的治學方法和治學態度都對章太炎的一生有重大的影響，章不論在治經還是治史方面，都採取了樸學的態度，這與俞樾是一脈相傳的。何謂樸學的態度？即注重於資料的收集與證據的羅列，主張“無信不徵”，以漢儒經説爲本宗，從語言文字訓詁入手，主要致力於審訂文獻、辨别真僞、校勘謬誤、考證典章制度以及地理沿革等，少有理學的闡述和發揮。這些態度都在章太炎以後的治學中有所體現，比如他對今古文經之分的標準就可見一斑：

若欲明古文與否，不須以傳授爲斷，但以訓故合於《爾雅》，數典合於《周官》，説事合於《左氏》，明爲古文實説而已。[9]

從這段文字可知章太炎認爲今古文經的區别不應以師承關係或者説傳授關係爲標準，而應以“訓故”“數典”“説事”爲標準，這正是以樸學態度治經的最好表現。

陸宗達、王寧兩位先生[10]曾經在《章太炎與中國的語言文字學》一文中指出“章太炎是清代樸學的最後一人，又是近代學者的第一人”[11]，這是很高的評價，這説明章太炎繼承了樸學的治學態度，同時又在樸學基礎上得到升華，而這升華具體表現爲他把“小學”從經學的附庸中獨立出來，並作爲一切學問的根本、作爲漢民族的根本，以此來唤醒人們的愛國激情，從而避免亡國亡種的危險。這“第一”就高明在他以一個民族最根本的東西來完成一個最高屋建瓴的設想。

在拜俞樾門下研經期間，章太炎系統閲讀了《説文》及《説文解字注》、《爾雅》及《爾雅義疏》、《音學五書》、《經義述聞》等書，這些都使得章太炎有了很深的小學功底。而章太炎的學術思想逐漸定型，並把小學轉變爲具有現代意義的語言文字之學，是從他1906年東渡日本開始的，這是繼受業於俞樾之後，章太炎治學生涯的又一大轉折。1906年，章太炎出獄，孫中山派人來迎，遂東渡日本，並主《民報》筆政。同時，章太炎認爲國學乃國性之所繫，故於1908年4月，開設國學講習班，宣講《説文》《爾雅》等國學經典。是年7月，章太炎又專爲朱希祖、錢玄同、魯迅、周作人、龔寶銓、許壽裳、朱宗萊、錢家治等八人開設特别班，講授《説文》《莊子》《楚辭》等經典。在日本講學期間，章太炎先後完成了其語言學的代表性著作：《小學答問》《新方言》《文始》和《國故論衡》（與語言學有關的主要見於上卷），其中《小學答問》和《新方言》完成於1909年，《文始》完成於1910年，《國故論衡》亦完成於1910年。這四部書皆可以看做章太炎國粹思想的集中體現[12]，四者側重點不同，如前三書爲“《文始》以明語原，次《小學答問》以見本字，述《新方言》以一萌俗”[13]，後一書爲“一部有關中國語言文學和哲學思想的概論性著作”[14]，它們一同構成了章太炎的語言學思想，缺一不可。爲了從整體上把握章太炎的國粹思想，我們只對《國故論衡》[15]中的《小學略説》進行介紹，因爲此論著概括性極强，可看做章太炎國粹思想的綱領性論著，而《小學答問》《新方言》《文始》以及《國故論衡》中的其他篇目則針對性極强，又因爲前三書與章太炎的語源學理論關係極密，下文還將有詳細分析，兹不贅述。

章太炎名爲《小學略説》的論著有兩篇，一爲在日期間所作，收於《國故論衡》；一爲1935年10月在蘇州國學講習會上的演講記録，由王乘六、王謇、諸祖耿記録，孫世揚校訂。兩篇同名的論著相差將近30年，所以這裏只介紹章太炎在日本所作的《小學略説》，以窺其早期的語言學思想，反映他對語言學所起的先驅作用和指導作用。此文是《國故論衡》全書中的第一篇，可以看做章太炎語言學的綱領性論著，它具有總論性質，其中提出的很多論點可見於《小學答問》《新方言》《文始》等其他著作。此文從大處著眼，而不拘泥於細節，其中的某些觀點，甚爲精要，尤其因爲所處時代的特殊性，所以這篇論著可以看做是具有指導意義的。如：

世稱異域之文諧聲，中國之文象形，此徒明其大校，非復刻定之論。徵尋外紀，專任象形者，有西南天教之國。會意一例，域外所無。至於計數之文，始一終九，自印度、羅甸、亞羅比耶，皆爲指事。轉注、假借爲文字繁省之例，語言變異之端，雖域外不得闕也。……并音之用，祗局一方，若令地望相越，音讀雖明，語則難曉。今以六書爲貫，字各歸部，雖北極漁陽，南暨儋耳，吐言難諭，而按字可知，此其所以便也。海西諸國，土本陿小，尋響相投，媮用并音，宜無疐礙。至於印度，地大物博，略與諸夏等夷，言語分爲七十餘種，出疆數武，則筆札不通。梵文廢閣，未逾千祀，隨俗學人，多莫能曉。所以古史荒昧，都邑殊風，此則并音宜於小國，非大邦便俗之器明矣。[16]

這段文字有兩點值得注意：一、章太炎研究小學的著眼點已經從單一走向多元，即從本身的語言走向比較的語言，有了歷史比較語言學的雛形，這在當時傳統的小學界是非常少有的、也是極其珍貴的。其中除了漢語以外，還涉及到印度梵語、拉丁（羅甸）語、阿拉伯（亞羅比耶）語，以及西洋各國語言。二、章太炎認爲中國不適宜用拼音（并音），並舉出印度梵文湮滅的例子，進行論證。雖然論證過於絶對，而且後來章太炎也積極提倡注音字母的使用，也提到“彼欲用羅甸字母以切音者，辨聲有法，猶有規則可求，不至散無友紀”[17]。如果從研究章太炎語言學史的角度，這兩種觀點應該合在一起進行研究，但是前一種觀點有它産生的特定歷史背景，即針對當時有不少人認爲阻礙中國發展的根源在於漢字，方方正正的字體禁錮了中國人的思維，以致要消滅漢字，改用羅馬字母，而支持以國粹唤醒國民愛國熱腸的章太炎顯然對此是持否定態度的，並加以批判。所以他提出中國當沿用漢字，以“六書爲貫，字各歸部”，而不應使用拼音文字。這樣的文章還有《駁中國用萬國新語説》等。

《小學略説》中還有其他值得注意的觀點，比如：

言形體者始《説文》，言故訓者始《爾雅》，言音韻者始《聲類》。三者偏廢，則小學失官。……大凡惑并音者，多謂形體可廢。廢則言語道窒，而越鄉如異國矣。滯形體者，又以聲音可遺。遺則形爲糟魄，而書契與口語益離矣。[18]

這段文字説明了章太炎治小學非常注意形、音、義的統一。乾嘉學派是我國傳統訓詁學的最高峰，出現了以段玉裁、王氏父子爲代表的一批訓詁大師，他們比起之前的學者來，最值得贊許的是突破了漢字字形的束縛，並從語音的角度來研究漢字，進行訓詁實踐，從而獲得了巨大的成就。比如段玉裁利用《六書音均表》來闡釋詞與詞（字與字）之間、義與義之間的關係。朱駿聲《説文通訓定聲》打破《説文》以部首（字形）排列漢字的做法，創造性地以古韻部作爲排列漢字的標準，對人們研究漢字的音義關係有重大貢獻。王氏父子用聲音通假借，以音韻爲線索解決了許多經傳中的問題，很多已成爲不刊之論。但是漢字是形、音、義的綜合體，不能顧此失彼，所謂“三者偏廢，則小學失官”。章太炎敏鋭地發現了乾嘉學派的問題，並從形、音、義三者結合的角度出發，對漢字進行全面系統地研究。陸宗達、王寧在《章太炎與中國的語言文字學》中對此已有過論斷：“他（章太炎）認爲，形和音雖然都是語言的外部形式（書面形式和口頭形式），但都是不可忽略的因素，不論在考證語言時或在運用語言進行交際時，它們都是必須加以注意的。”[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