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章太炎的語源學論著

眾所周知，語源學一直是章太炎漢語言文字學的研究重點，而《新方言》《小學答問》《文始》又是其語源學研究的重中之重。本部分，我們將詳細介紹這三部書以及《章太炎説文解字授課筆記》（以下簡稱“《筆記》”）的成書過程。這四部書從不同的側面系統反映了章太炎關於漢語語源學的理論研究及實際操作，當然這四部書雖各有特色，側重點亦不相同，但是它們的主旨都是一致的，即通過對漢字古音古義的系統性探究，使國人加深對漢語漢字的理解，從而唤醒國人的愛國熱腸，以避免亡國亡種的危險。當然這是上升到國家、民族的高度，本書只是從語言學的角度對章太炎的語源學思想進行闡述。

《新方言》《小學答問》《文始》是章太炎語源學研究的重中之重，在敘述作《新方言》《小學答問》《文始》這三部書的動機時章太炎説道：

余以寡昧，屬兹衰亂，悼古義之淪喪，愍民言之未理，故作《文始》以明語原，次《小學答問》以見本字，述《新方言》以一萌俗。[20]

可見章太炎是爲了避免漢語古義的淪喪，又擔心民間常言不合古理而作此三書的，而其中的“明語原”“見本字”“一萌俗”都直接或間接地體現了他的語源學思想，這也正是章太炎治小學的精髓所在。

這四部書的完成是與章太炎在日本的講學分不開的，可以説是講學與著書相輔相成，一同進行的。1903年，章太炎因爲發表了一系列反滿言論而被捕，清外務部會同各國公使判章太炎監禁三年。1906年，章太炎出獄，孫中山派人來迎，遂東渡日本，主《民報》筆政。同時，章太炎認爲國學乃國性之所繫，於1908年4月，開設國學講習班，宣講《説文》、《爾雅》等國學經典。是年7月，章太炎又專爲朱希祖、錢玄同、魯迅、周作人、龔寶銓、許壽裳、朱宗萊、錢家治等八人開設特别班，講授《説文》《莊子》《楚辭》等經典。

從現存的章門弟子日記（如錢玄同日記、朱希祖日記[21]、魯迅日記等）中，我們可以發現，章太炎1908年在講學上花的氣力是最大的，講學的目的在於通過對一批國學基礎較好的學生進行授課，把他最精華的學術思想系統、全面地傳遞給他們，使他們在以後的治學生涯中也能把國粹思想發揚光大。事實也是如此，章太炎的這次講學爲中國培養了一大批學養深厚的優秀學者，而這批學者傳承了章太炎國粹思想的精髓，並在小學、經學、史學、文學等各個方面都有所建樹，最終形成了章門一派，這一派直到今天還影響著我國傳統學術的方方面面。

可以説没有這段時間對諸國學經典，尤其是《説文》的系統講授，那麽章太炎的小學著作《新方言》《小學答問》《文始》等書就不會出現。許壽裳先生在《紀念先師章太炎先生》中也談到了這段時期的講學對章太炎著書的影響：

民元前四年（一九〇八），我始偕朱蓬仙（宗萊）、龔未生（寶銓）、朱逷先（希祖）、錢中季（夏，今更名玄同，名號一致）、周豫才（樹人）啟明（作人）昆仲、錢均夫（家治），前往受業。……先師講段氏《説文解字注》、郝氏《爾雅義疏》等，精力過人，逐字講解，滔滔不絶，或則闡明語原，或則推見本字，或則旁證以各處方言，以故新誼創見，層出不窮。即有時隨便談天，亦復詼諧間作，妙語解頤；自八時至正午，歷四小時毫無休息，真所謂“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其《新方言》及《小學答問》二書，皆於此時著成，即其體大思精之《文始》，初稿亦權輿於此。[22]

許壽裳提及的“此時”，即章太炎1908年4月後開設國學講習班，爲朱希祖、錢玄同、魯迅、周作人、龔未生、許壽裳等人講授《説文》等國學經典的這段時間，而且通過許壽裳的記録，我們也可以發現章太炎講學的過程中，不是照本宣科，而是旁徵博引，同時“闡明語原”“推見本字”“旁證以各處方言”，這些方法分别即是《文始》《小學答問》《新方言》的精髓所在。可見，在章太炎在講學中就已經開始有針對性地搜集材料，並進行專題性質的研究，從而爲《新方言》《小學答問》《文始》的寫作打下良好的基礎。下面便按照這三本書的成書先後一一進行介紹，最後再介紹《筆記》。這節只介紹它們的大致内容及成書過程，下文將對它們反映的語源學思想再做深入的分析。

（一）《新方言》

章太炎於1906年開始撰寫《新方言》，自1907年秋（光緒三十三年九月二十日）起，連載於《國粹學報》，至次年六月二十日載完，1909年農曆七月，《新方言》出單行本，單行本後附《嶺外三州語》一卷。其實，章太炎對方言的研究在來日本之前就已經開始了，如1902年《訄書》重訂本中的《方言第二十四》[23]《訂文第二十五》[24]，另外在他的演講中、與他人的信札中，以及在他接觸到外國語言後，都有對於方言的研究。現在能見到章太炎最早提及《新方言》爲1906年，是年在章太炎致劉師培的信中提到了他對作《新方言》的想法：

各省鄉土志，體大物博，誠難驟了。博物學復待專門爲之。鄙意今日所急，在比輯里語，作今方言。昔仁和襲氏，蓋志此矣，其所急者，乃在滿洲、蒙古、西藏、回部之文，徒爲浩侈，抑末也！僕所志獨在中國本部，鄉土異語，足以見古字古言者不少。若山東人自稱侉子，侉从夸聲，本即華字。此可見古語相傳，以國名爲種名也。廬州鄙人謂都市居民爲奤子（讀如泰），奤从大聲，《説文》云：“大者，人也。”亦古語之流傳也。比類知原，其事非一，若能精如楊子，輯爲一書，上通故訓，下諧時俗，亦可以發思古之幽情矣！昔仁和翟灝作《通俗編》，其於小學鄒淺，上比子慎，猶不逮，其去子雲，敻乎遠矣！吾儕於此，猶能致力，亦有意乎？[25]

如果説作《新方言》的想法以及初期的寫作是於1906年開始的話，那麽1907年則是《新方言》基本定型的一年。章太炎在1907年已經向别人聽取關於《新方言》意見，同時進行再思考和修改。是年8月，章太炎將《新方言》一卷寄與孫詒讓，徵求孫的意見：

向聞先生所著《周禮正義》已付雕印，高文典册，蔚爲國光，亦慮知此者希，神寶終祕，念我毚愚，嘗聆言教，側身島嶼，不覩天府球圖之珍，寤寐伏枕，陽如之何？近作《新方言》一卷，略采縣内異言，通以古訓，雖未妙達神恉，庶幾得其搉略。敬緘就正。[26]

後孫詒讓贈《周禮正義》一部，同時又提及自己略讀《新方言》：“大著略讀數條，精審絶倫，容再細讀尋繹。或有剩誼，當續録奉質。”[27]是年，在向學界德高望重前輩請教的同時，章太炎也虚心向同輩甚至晚輩請教，並把他們與《新方言》有關的治學成果融入自己的著述中，比如《新方言》中就吸收了劉師培以及黄侃的相關研究成果，在《新方言·序》中，章太炎就有相關的記載：

會儀徵劉光漢申叔、蘄春黄侃季剛亦好小學，申叔先爲札記三十餘條，季剛次蘄春語及諸詞氣。因比輯余説及二君所診發者，亡慮八百事，爲《新方言》十一篇。[28]

在《丁未與黄侃書》中，章太炎亦提到：

前得《蘄州方言小志》二紙，佳者即采入《新方言》，自餘猶有未了。[29]

而是年章太炎的《再與黄侃書》中與黄侃商討論方言的六例，這六例也是章太炎治方言所最爲重視以及試圖一一解決的地方：

前論方言六例，今疏如右：一曰：一字二音，莫知誰正。……二曰：一語二字，聲近相亂。……三曰：就聲爲訓，皮傅失根。……四曰：餘音重語，迷誤語根。……五曰：音訓互異，凌襍難曉。……六曰：總别不同，假借相貿。[30]

而這封與黄侃論方言的信中所提出的的六例與後來寫成的《新方言·序》的觀點是完全一致的，只是第一條中的“莫知誰正”改作了“莫知其正”，而且連每一條下所舉的例子都完全一樣，可見章太炎是非常看重與他人論學，《新方言》如此，其他著作亦如此。

1907年秋，《新方言》以連載的形式刊登於《國粹學報》，分别載於《國粹學報》“第3年第5册第34期（1907）P1—6；第35期P1—3；第36期P1—4；第37期P1—4；第4年第1册第38期（文篇）P1—4；第2册第39期；第3册第40期（文篇）P1—4；第4册第41期（文篇）P1—3；第5册第42期（文篇）P1—3；第6册第43期（文篇）P1—5”[31]。而通過章太炎是年與錢玄同的信中，我們會發現似乎在《國粹學報》連載之前不久，《新方言》初稿就已經寫成，只是還在不停的修改，内容如下：

前得手書，所議三事，皆能洞達窾要。《新方言》近已印成，凡國學振起社員，並贈一册，今將此册寄去，幸少訛字，不知闕略當幾何也。[32]

此信落款時間爲“十八日”，此日期爲西曆，即8月18日，而《國粹學報》連載《新方言》始於是年秋（光緒三十三年九月二十日），西曆8月18日爲農曆七月十三日，早於連載之時一個多月。故有以上的推斷。

1907年底、1908年初，此書仍在修改當中，這時的《新方言》離最後呈於世人眼前的《新方言》還是有一定區别的。《國粹學報》丁未年（光緒三十三年）第十二號載章太炎《某君與人論國粹學書》説道：“今次得《劉子政左氏説》一卷，《新方言》亦著録訖，自謂精審。然皆履蹈繩墨，説義既了，不爲壯論浮詞以自蕪穢。”亦在《國粹學報》丁未年第十二號載章太炎《再與人論國學書》説道：“實事求是之學，慮非可臨時卒辨，即吾作《新方言》，亦尚費歲餘考索。昔子雲把弱翰、賫油素以問衛卒、孝廉，歸乃槧次異語，二十七歲始有成書。吾之比於子雲，已過速矣。”説明《新方言》此時已經寫完，但還是有要修改的地方。而可以肯定的是《新方言·序》是完成於1908年的。《新方言·序》開篇便有紀年，爲“維周召共和二千七百四十九年”，共和元年爲公元前841年，二千七百四十九年當爲1908年。1908年，《新方言》的各個方面均已成熟，所以章太炎是年在寓所給學生授課時，已用《新方言》作爲授課材料。朱希祖在1908年留日日記中有此記録：

7月21日 上午，至餘杭先生寓聆講音韻及《新方言·釋詞》一篇。[33]

可惜朱希祖留日日記中對章太炎講授《新方言》只有這一處記録，然翻閲錢玄同的日記，亦有章太炎講授《新方言》的記録，可做補充[34]。

是年農曆六月二十日，《新方言》在《國粹學報》連載完畢。1909年農曆七月《新方言》單行本刊於日本東京。而是年稍早時候，農曆六月二十日，《國粹學報》己酉年第7號出版，在“紹介遺書”欄的“近儒新著”裏對《新方言》做了整體性的介紹，可作閲讀指南：

《新方言》舊本三百七十餘條，近復重蒐遺語，擇其尤雅訓者，增訂爲八百餘條，分釋詞、釋言、釋親屬、釋形體、釋宫、釋器、釋天、釋地、釋植物、釋動物、音表，凡十一卷，外附《嶺外三州語》（惠、潮、嘉應）一卷。閲此書者，可知中夏言文，肇端皇古，雖展轉遷變，而語不離其宗。凡南北省界偏黨之見，自此可斷，并音簡字愚誣之説，自此可消，以此讀周、秦、兩漢之書，向所視爲詰詘者，乃造膝密談，親相酬對，視杭世駿、翟灝諸家，不啻霄壤矣。[35]

1910年，《教育今語雜誌》第三册上有關於《新方言》的廣告，名爲《方言定本附嶺外三州語廣告》，亦可作爲研究《新方言》成書過程的參考：

本書爲章君所著，前曾出一册，後又增益過半，凡常行俗語，悉以《説文》《爾雅》諸書證之，而注今之誤書俗書於下。其别附三州語者，以惠、潮、嘉應客籍語言，尚多敦古，與南紀諸省稍殊，亦爲客籍刷異族之名也。定價每册龍圓一圓二角，郵費一角。[36]

關於《新方言》的版本，孫畢在《章太炎〈新方言〉研究》中已經有詳細的介紹，這裏轉引如下：日本明治四十年（1907年）秀光社印本（收入于玉安、孫豫仁主編《字典彙編》第二十八册，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3年版），1909年日本鉛印本（一册），清宣統三年（1911）文學會社石印本（兩册），1915年龍文閣鉛印本（一册），1919年浙江圖書館校勘《章氏叢書》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之，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95册），浙江圖書館刊本（兩册），蔣禮鴻以浙江圖書館刊本爲底本之校點本（收入《章太炎全集》（七），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等[37]。

（二）《小學答問》

《小學答問》，章太炎於1909年（宣統元年）寫成，由錢玄同寫刻付印。上文已引過許壽裳的《紀念先師章太炎先生》，其中講到《小學答問》的寫作時間“其《新方言》及《小學答問》二書，皆於此時著成，即其體大思精之《文始》，初稿亦權輿於此”，可見此書與《新方言》一樣，都是章太炎在1908年4月開設國學講習班後所作，當然它也與《新方言》一樣，不是寫於一時，而是有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

《小學答問》爲問答體形式，解説詳細，旁徵博引，材料豐富，上至先秦文獻，下至當時大學者孫詒讓的學説，都有所涉及。書中的答辭，除了幾條注明“黄侃答曰”以外，其餘都是章太炎自己所回答的。《小學答問》是章太炎系統研究《説文》的具體體現，通過他對《説文》的長期研究，以及在給國學講習班的一批學生講授《説文》時發現的問題，才會有此書的寫著。他在談及《小學答問》成書緣由時説到：

及亡命東瀛，行篋惟《古經解彙函》《小學彙函》二書。客居寥寂，日披大徐《説文》，久之，覺段、桂、王、朱見俱未諦。適錢夏、黄侃、汪東輩相聚問學，遂成《小學答問》一卷。[38]

諸祖耿的這段《記本師章公自述治學之功夫及志向》明確説明了《小學答問》成書的緣由有兩方面：一爲章太炎在研究《説文》過程中發現了説文四大家存在的一些問題；二爲錢玄同、黄侃、汪東等一批學生前來問學，使得他對《説文》有更深的理解，故寫成此書。同時在《小學答問》的答辭中，我們可以發現章太炎是從各個方面進行質疑和解答的，這也可以看做此書是根據當時講習班諸生的提問、討論而綜合整理而成的。同樣，在《小學答問·序》中，章太炎也談到了爲何要作此書：

近代言小學者眾矣。經典相承，多用通假，治雅訓者，徒以聲義比類相從，不悉明其本字。《説文》之學，段、桂、嚴、王爲上第，輓近又朱氏，三家惟校理形體説解，段君由通假以得本字，猶未宣究，朱氏拘牽同部，暗於雙聲相借，又不明旁轉對轉之條，觕有補苴，猶不免於專斷。又，字者，言其孳乳浸多，《説文》列字九千三百五十有三，然或自一義引申，累十名而同條貫，諸家多未能昭察也。……余以鞅掌之隙，息肩小學，諸生往往相從問字，既爲陳先正故言，亦以載籍成文鉤校枉韋，斷之己意，以明本字借字流變之迹，其聲義相禪别爲數文者，亦稍示略例，觀其會通，次爲《小學答問》開而當名辯物、正言斷辭則備矣，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39]

這段序中我們可以發現章太炎作《小學答問》的目的和上文諸祖耿的《記本師章公自述治學之功夫及志向》中的記録基本一致，只是在内容上更加廣泛，加入了自己對《説文》諸家，尤其是段玉裁、朱駿聲治《説文》存在問題的簡單評價。另外我們亦可以從這段序中看出章太炎的國粹思想，即“既爲陳先正故言，亦以載籍成文鉤校枉韋”，尤其是章太炎在序中前後兩次談到“明本字”，正所謂“次《小學答問》以見本字”，這“見（明）本字”的思想正是《小學答問》最爲精髓的地方。

一般認爲，《小學答問》是1909年由錢玄同寫刻付印，但直到1911年才刻成。寫刻是由錢玄同完成當無疑，但是由章太炎的哪位學生牽頭籌資並最終付印，一直没被人重視，有人認爲亦是錢玄同，其實不然，當爲朱希祖。而付印的過程中還涉及到章太炎的其他弟子，其中包括魯迅、許壽裳等人，這裏一並進行説明。

2004年8月4日的《中國讀書報》上有署名倪墨炎的一篇名爲《章太炎的弟子與文字學》的文章，其中對朱希祖有這樣的描述：

八人中的朱希祖，後成了著名歷史學家，曾任北京大學等校教授，著有《上古文學史》《中國史學通論》等著作。1911年他曾集資刻刊章太炎的《小學答問》，魯迅出資15元，此書1912年印成。接著他又刻印章太炎的《文始》，並將新刻本寄贈魯迅。1913年他被教育部聘爲“漢字讀音統一會”會員，與魯迅、許壽裳等提議采用章太炎所擬的以舊文爲標音符號的一套注音辦法。1918年爲教育部采用並頒布施行。這些都説明這位中國史學家並没有忘情於文字學。

查1911年的相關資料，可以發現倪墨炎的敘述是可信的、正確的。魯迅在1911年有兩封致許壽裳的信中提到了刊印《小學答問》一書，3月14日的信中提到：

《小學答問》刊資已寄去，計十五元，與僕相等。聞版已刻成，然方寄日本自校，故未墨印。此款今可不必寄還，近方售盡土地，尚有數文在手。[40]

同年閏六月初六日，魯迅又致信許壽裳，信中談及《小學答問》似乎已經刊印完成：

昨又得逷先[41]書並《小學答問》一大縛，君應得十五部，因即以一册郵上，其他暫存僕所，如何處置，尚俟來命。逷先云：刻資共百五十金，印三百部計五十金，奉先生一百部，其二百部則分與出資者，計一金適得一部。[42]

從以上兩封信中可以得知，《小學答問》的刻印一共花費二百金，魯迅、許壽裳各自寄十五金，許壽裳得《小學答問》十五本，那麽魯迅也應該得十五本。當時共印了三百本，按照朱希祖的意思，其中章太炎一百本，其餘二百本分發給出資者。可見朱希祖在《小學答問》一書的刊印過程中，是起到聯繫人、牽頭人的作用。在1911年5月24日，章太炎致信朱希祖，談到刊印《小學答問》一事：

《小學答問》若用美濃紙印，自校完善。然今求之者多，望速印二三十部，即用連史可也。[43]

可此時的《小學答問》還不是最終修訂好的，從1909年至1911年，此書肯定還經過了不少修改。然而從信中可知在1911[44]年，章太炎讓朱希祖出面牽頭組織刊印此書並最終完成刊印。

（三）《文始》

《文始》同《新方言》、《小學答問》一樣，它的寫著亦不是一朝一夕，而是一個較爲長期的過程。此書的寫作時間應該是和其他兩部小學著作同時進行的，完成時間也應該是差不多時間或者稍晚一點，因爲在上文引過許壽裳的《紀念先師章太炎先生》一文中，也涉及到《文始》的寫作時間“其《新方言》及《小學答問》二書，皆於此時著成，即其體大思精之《文始》，初稿亦權輿於此”。“此時”即章太炎1908年4月後開設國學講習班，爲朱希祖、錢玄同、魯迅、周作人、龔未生、許壽裳等人講授《説文》等國學經典的這段時間。而《文始》當時初稿已成，只是應該比《新方言》《小學答問》的完成要稍微晚一點。1911年，章太炎撰成《文始》，並於是年在《學林》上進行連載。《學林》爲季刊，每三月出版一册，《文始》連載於《學林》第一册、第二册，（歸於《學林》“名言部”之下），未連載完，後出單行本。後來在1913年，章太炎對《文始》進行修改，諸祖耿在《記本師章公自述治學之功夫及志向》中有這樣的記載：

民國二年，幽於京師，舍讀書無可事者。《小學答問》《文始》初稿所爲及，與此時足之。

可見，在1913年章太炎被袁世凱幽禁北京期間，對《文始》等舊作做了修改。同時，於本年，《文始》手稿石印本刊行。同《小學答問》一樣，《文始》的刊行亦是朱希祖牽頭並組織進行的。早在1911年5月24日，在章太炎致朱希祖的信中已經談及《文始》一書：

又欲求《甲乙經》《太素經》二種，若單行本難得，更求明吴勉學所刻《古今醫統》，《學林》下月可出，《文始》亦分期刻入。[45]

在這封信中，章太炎已經談到《文始》的刊刻，不過這是在《學林》上的連載，而且後來此書也没有連載完。1912年夏，朱希祖開始正式著手籌畫刊印《文始》一書。章太炎在1912年5月25日致朱希祖、范古農、錢玄同、朱宗萊的信中談到《文始》的印行：

《文始》舊稿尚在杭州，一時既未能印行，今以五十元付逖先，求善書者移録兩份。（二百錢一千字，原書十二萬餘字，需二十五元，五十元可鈔兩份。）爲他日印行計，原稿仍覓妥人送來可也。[46]

同年6月25日，章太炎又致信朱希祖、范古農，談到《文始》的刻寫和作篆情況：

《文始》如可移寫，刻木上石皆宜。作篆龔父最佳，然聞其遷滬已久，未知曾否歸杭耳。[47]

朱希祖組織牽頭刊印《文始》一書，始於1912年夏，而完成於1913年秋。魯迅是年9月4日日記談到索要《文始》一事：

上午，從錢稻孫處索得《文始》一册，是照原稿石印者。[48]

同年9月23日，朱希祖訪魯迅，送《文始》一册，魯迅是日日記對此亦有記録：

朱逷先送《文始》一册。[49]

以上是《文始》的成書情況，其實後來在《文始》中形成的一些同源詞之間的衍變理論早在章太炎在日本給諸生講授《説文》時已經開始運用了，這也可以看做《文始》中語源學理論的最早實踐。比如貫穿《文始》全文的“變易”“孳乳”兩大理論在當時學生的聽課筆記中就已有體現，如“戌”字，朱希祖在記録章太炎講授此字時就有如下筆記：

（戌）即滅也。最初只有戌字，後孳乳爲烕、滅。戌从戊，用以烕人也。[50]

再如“屯”字，魯迅在記録章太炎講授此字時就有如下筆記：

（屯）難也。易出曰利，難出曰鈍，故利鈍之鈍从屯聲，鈍即屯之孳乳字也。[51]

“孳乳”在講授《説文》時章太炎經常運用，而“變易”這個理論在講授《説文》時亦常用，如“冖”字，朱希祖在記録章太炎講授此字時就有如下筆記：

冖【密】。即變爲幎。[52]

此處雖是“變”而不是“變易”，但比較《文始》，可知此處的“變”即章太炎後來所歸納的“變易”理論。《文始》“冖”字條：“‘冖，覆也。从一下。’對轉清變易爲幎，幔也。幎旁轉寒變易爲幔，幕也。”[53]這裏只是簡單地例舉在章太炎講授《説文》時運用到的“孳乳”“變易”理論，而在《文始》中出現的例子亦出現在《筆記》中（即出現在講授《説文》過程中）更是舉不勝數，經筆者初步統計，《文始》中的463條初文準初文的材料在《筆記》中直接出現的字頭有344條，占74%，間接出現的基本涵蓋了《文始》所有條目。可見《文始》中的很多原始材料在章太炎於日本給諸生講授《説文》時就已大量涉及到了。

同《新方言》《小學答問》的寫作目的一致，《文始》亦是章太炎宣揚國粹思想的有力武器，即所謂的“故作《文始》以明語原”，此書與《新方言》的“一萌俗”、《小學答問》“見本字”一道形成了章太炎的漢語言文字學體系，以此來激發當時人們的愛國種性。章太炎在《自述學術次第》[54]中談到他作《文始》的緣由：

轉復審念，古字至少，而後代孳乳爲九千，唐、宋以來，字至二三萬矣。自非域外之語，（如伽佉僧塔等字，皆因域外語言聲音而造。）字雖轉緐，其語必有所根本。蓋義相引伸者，由其近似之聲，轉成一語，轉造一字，此語言文字自然之則也。于是始作《文始》，分部爲編，則孳乳浸多之理自見，亦使人知中夏語言不可貿然變革。

可見針對當時要改革漢語的言論，章太炎用語源學的理論和實踐著作《文始》進行了學術上的探討，而不是簡單地喊幾句口號了事，這也解釋了魯迅爲何稱章太炎爲“最有學問的革命家”的原因。

《文始》是章太炎語源學思想和對語源學進行深入實踐的集大成之作，對於此書，章太炎是極爲重視的，認爲此書的學術價值在他所有著作中是數一數二的，他在《自述學術次第》中明確談及《文始》的地位：

中年以後，著籑漸成，雖兼綜故籍，得諸精思者多。精要之言，不過四十萬字。而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不好與儒先立異，亦不欲爲苟同。若《齊物論釋》《文始》諸書，可謂一字千金矣。

而在1914年5月章太炎被袁世凱軟禁時，與其女婿龔寶銓信中亦談及《文始》的地位：

今觀僕死之日，家無餘財，其殆可以釋然矣。夫成功者去，事所當然，今亦瞑目，無所吝恨；但以懷抱學術，教思無窮，其志不盡。所著數種，獨《齊物論釋》《文始》，千六百年未有等匹。《國故論衡》《新方言》《小學答問》三種，先正復生，非不能爲也。[55]

可見章太炎對《文始》一書是極爲珍視的，因爲此書集中體現了他系統研究《説文》的具體成果，並加入他對漢字發展、嬗變的理論思考，選出《説文》中的獨體字以及雖爲獨體，但其實是從其他獨體字發展而來的字共510個，前者定爲初文，後者定爲準初文，並把其中457個字定爲語根[56]，把由同一語根衍伸出的派生詞按照孳乳與變易兩大規律列在此語根下，同時展開系統研究。全書以章太炎的《成均圖》作爲語轉標準，按對轉、旁轉等相關語轉現象分爲歌泰寒、隊脂諄、至真、支清、魚陽、侯東、幽冬侵緝、之蒸、宵談盍九卷。並突破漢字字形的束縛，同時吸收聲訓中合理的成份，從音義聯繫的角度出發進行語源學的研究，以聲音爲線索向我們展示字與字（詞與詞）之間的關係，使得漢語的詞彙從一盤散沙而變得有系統、有規律。《文始》一書的寫著，是漢語研究從語文學走向語言學的一個標誌，也是漢語語源學的巔峰之作。這一節我們只談論《文始》的成書過程，而章太炎通過此書表現的語源學思想以及語源學實踐我們將在下文有詳細分析。

（四）《章太炎説文解字授課筆記》

中華書局於2008年12月出版了《章太炎説文解字授課筆記》[57]一書，該書是章太炎1908年在日本講授《説文》的課堂筆記的彙集，記録者爲朱希祖、錢玄同、周樹人（魯迅）。書中所引筆記，朱希祖的是現場所記，而錢玄同、魯迅的則是課後整理。這本《筆記》系統反映了章太炎先生研究《説文》的具體成果，有不少爲章太炎的創見。此書的出版，爲《説文》，乃至爲整個小學的研究提供了很多新資料、新思路。該書主編王寧在《筆記》前言中説道：

這份《筆記》記録了太炎先生研究《説文》的具體成果，反映了太炎先生創建的以《説文》學爲核心的中國語言文字學的思路與方法，也記載了三位原記録者向太炎先生學習《説文》的經歷，是一部中國近現代學術史上難得的原始資料。[58]

此《筆記》中，共有三家七種。朱希祖的筆記三套，第一套二百二十三頁，第二套二百二十七頁，第三套三十五頁。錢玄同的筆記兩套，第一套三百三十六頁，第二套七十七頁。魯迅的筆記兩套，第一套十六頁，第二套二十七頁[59]。其實還有許壽裳的筆記一套，没有編入《筆記》。其筆記現藏於北京魯迅博物館，有《説文轉注考》七頁，《説文部首》六頁，正文第一篇上至第十四篇下一百四十九頁，共六册。許壽裳在《紀念先師太炎先生》中記道：“我聽講時間既短，所得又極微，次年三月，便因事而告歸耳。”王寧在《筆記》前言中説道：

這套筆記（筆者按：指許壽裳所記之筆記）抄寫極爲工整清晰，篇目雖全，總量卻很少，内容只撮其大要，且多與朱希祖第一套筆記一致，顯然是後來轉抄摘録的第二手材料；加之未能徵得捐贈者的同意，故整理時未加採用。[60]

1990年，王寧拿到錢玄同筆記的複印件和魯迅筆記的影印本，開始著手整理《筆記》，後又得到北京魯迅博物館所藏朱希祖筆記的複印件。三人當中以朱希祖的筆記最爲詳細，共計三次，而且非常完整，這也基本框定了《筆記》一書的體例。需要説明的是，魯迅博物館所藏十册朱希祖所記《説文》筆記，是朱希祖贈與錢玄同的，因朱希祖治學方向爲中國古代歷史，而錢玄同則專治小學，故有是贈。上世紀“文革”初期，錢玄同長子錢秉雄爲防紅衛兵抄家使筆記散失，故將其悉數捐與北京魯迅博物館。1998年《筆記》整理初稿完成，但出版並不順利，拖了整整十年時間，直到2008年末，此書才在中華書局正式出版。

説《筆記》是一部語源學著作一點也不爲過。雖然它不像《文始》《新方言》《小學答問》那樣明確地提出“明語原”“一萌俗”“見本字”的語源學思想，但是從三位記録者的字裏行間中都可以看出對語源的探索是貫穿章太炎講授《説文》始終的。上面在談《文始》時已涉及了《筆記》中所出現的“孳乳”和“變易”理論，現在再舉五例，來一窺《筆記》中所反映的語源學思想[61]，如“丌”條：

朱二[62]：丌，一切之丌，抽象；基，地丌，具體。[63]

再如“䈚”條：

錢一：人在腹中曰胎，竹在地中曰䈚，意義相同。段注非。段謂筍爲冬筍、䈚爲春筍，亦非。[64]

再如“待”條：

錢一：竢也。待从寺聲，竢从矣聲，寺、矣皆在第一部，故待、竢實可算是一字。待在之部，等在蒸部，之蒸對轉，故今有“等一等”之語，實即待字。[65]

再如“皛”條：

朱一：通白。皎、皢、皦（敫，放光，已从白）三字皆从皛孳乳字。

錢一：顯也。皎、皢、皦皆皛之孳乳字。皦恐是俗字，蓋訓放光之“敫”，已从白矣。[66]

再如“宏”條：

錢一：屋深響也。段删響字，誤。空谷傳聲本有響應也。凡从厷聲字皆有深意。[67]

從以上所舉的五例來看，每一條其實都是章太炎對語源的探索，細細分析，都能系聯出或多或少的同源詞，也都能發現它們分化的線索和演變的條件。而這些只是冰山一角，經過筆者的系統研究，共得《筆記》中的同源詞601組[68]，而其中不少都是後人所未提及或没被充分重視的，所以説《筆記》一書對現有的漢語同源詞研究是有積極的推動作用的，而説《筆記》是一部語源學著作也是有理有據的。

除了以上四部著作（材料）外，還有很多論著都體現了章太炎的語源學思想，具有代表性的如：《轉注假借説》《語言緣起説》《小學略説》（1935年）《成均圖》等，同時亦散見於其他專著或章太炎與他人信札中，如：《莊子解故》《管子餘義》《膏蘭室札記》《正名略例》《正名雜義》《與丁竹筠先生書》《與劉光漢書》《與錢玄同書》《與黄侃書》等。以上材料在下文研究章太炎語源學理論中多有涉及，兹不贅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