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原是要出版一本研究《红楼梦》的论文集，以回顾我自己过去十年间阅读、研究《红楼梦》的经历，算作一个阶段的总结。可是，因去年校勘《红楼梦》诸版本，逐字审视毛国瑶辑抄的150条靖藏本批语，突然发现其出伪作的一系列重要证据。这使我不得不从原来的计划中跳出来，从推开《红楼梦》靖藏本辨伪大门的那一刻起，继续追溯时间往回走，一直退回俞平伯收到毛国瑶第一封信的1964年3月，审视、分辨前后两个截然不同的红学世界。
在近六十年中已产生了巨大影响，且仍在左右认识惯性的靖藏本，现在突然要让大家完全抛弃，又谈何容易呢？除了情感、心理上难以接受外，每位学者所受的学术训练、研究问题的方法也都有差异，异说纷纭乃至谈《红》色变是这个研究领域的常态。之所以造成今天这种局面，与这本书要揭示的靖藏本作伪案有莫大关系。我认为，伪靖藏本的出现，完全改变了1964年以后研究《红楼梦》核心问题的路径。写作本书的目的，意在证明靖藏本出于蓄意伪造，并揭示其作伪的来龙去脉及产生的影响，以还原这段诡谲、荒诞的红学史，净化红学研究的文献环境。
起初，我并没有预料靖藏本批语竟如此深入人心。这种深入人心，不单是以《红楼梦》研究为业的众多学者信以为真，即便看到靖藏本批语与俞平伯《脂砚斋红楼梦辑评》诸版次文本关联的研究者，意识到靖藏本出于伪作，也不能完全逃离毛国瑶辑靖藏本批语的影响。这段研究经历也使我从最初由发现辨伪证据时的兴奋，逐渐转为对《红楼梦》研究的忧虑。这些纷繁微妙的感受，使我在做相关研究、撰写成文时，特别注意呈现具体环境、文本细节，还有那些置身其中的学者在特殊遭际下的感受。
由靖藏本辨伪到重审脂畸关系，再到重新审辨《红楼梦》的早期抄本，进而排比材料，对脂砚斋的可能身份展开讨论——这是在靖藏本辨伪以后自然串联起来的，本书的六章就是这个逻辑贯穿其中。确定这本书的内在逻辑后，基于已有六章的研究，在原来的计划里还要补写“论整理《红楼梦》底本与校本的选择”一章。这是因为，在靖藏本证伪、考实脂畸一人后，我对甲戌本、己卯本与庚辰本的版本性质的认识产生了变化，这在本书第四章有所表露。对《红楼梦》现存诸版本的新认识，自然影响到对如何整理《红楼梦》这部小说的理解。由于材料准备不够周密完备，目下也不允许我在这一议题上用足够的时间去完成这些讨论。权衡之下，只好暂将这部分搁置，待将来从容时补入。
修改这部书稿过程中，我再次回顾了新红学这一百年的学术史，其中竟有一多半的时间受到伪靖藏本的影响。胡适、顾颉刚、俞平伯三人持续通信讨论《红楼梦》，扩充材料，精细认识，三人基于《红楼梦》版本与作者的讨论，促成了两部研红名著的出版：胡、顾二人成就了以探寻小说作者及家世为核心的《红楼梦考证》，俞、顾二人成就了以探研小说文本及创作思想为核心的《红楼梦辨》。新红学就这样诞生、发展，日渐壮大。在这一百年中，红学研究因非学术因素的影响，出现过一些特殊状况，让原本跻身三大显学的红学元气大伤。靖藏本作伪案，恐怕是新红学一百年中性质最为恶劣的乌龙事件。
通过研究《红楼梦》，折射出的人的认知局限，顾颉刚早在给俞平伯《红楼梦辨》作的序里就感慨过：“《红楼梦》的本身不过传播了一百六十余年，而红学的成立却已有了一百年，在这一百年之中，他们已经闹得不成样子，险些儿把它的真面目涂得看不出了。”如今，距《红楼梦考证》的发表又过去了一百年，顾先生当年的隐忧仍然存在，且较那时并不见有多少减弱的迹象。且顾先生所担心的问题早在其生前就出现了，只是那些生于特殊年代、被命运捉弄的奇怪的人，幻化了面目，隐在他的好友俞平伯身后，借了俞先生的影响，仍行走在世间。伪靖藏本批语出现以后，俞平伯还有没有再与顾颉刚交换过意见，顾先生的意见如何，也已无从知晓。
不过，幸而科学的研究方法一直立在那里，沿着它自己的路径迭代，并日臻完善。尤其是，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文献资料，以及处理文献以帮助延展认知的工具，都远超此前任何一个时代。尽管时间的洪流从未停止过对历史真相的冲刷，但文献研究、整理工作也愈加科学、规范，有关《红楼梦》的基本事实也愈加清晰，不致再被涂得面目全非。近数十年中，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国内外典藏机构陆续将所藏古籍、档案等文献扫描公布，像《清代诗文集汇编》《清代诗文集珍本丛刊》《中国地方志集成补编》《四库提要著录丛书》等大套影印丛书的出版、数字化，使散落各图书馆、博物馆的古书秘本得以公开。
几乎与此同时，Google Books图书扫描计划受挫，退出中国。国内的情形则相反，史超创办超星公司，接续了Google Books的计划。如今，已如他当年的发愿，“为网络时代打造文化中心”，已完成扫描五六百万种图书，且仍在不断扩充，使得只要在有网络的地方，随时可以打开电脑进入研究世界。近些年，各收藏单位也公布了大量专题文献，以家谱而言，据粗略估计，已有数十万册被数字化公开。这样大宗的专题文献公布，在以往的研究环境中是难以想象的。我想，随着这批家谱资源的公开与应用，它甚至会像殷墟甲骨、敦煌卷子、西北简牍、内阁大库档案等大发现一样，成为可以预期的研究热点，至少可以渗透至古代文史哲研究的方方面面，有很大机会补充、修正，乃至重塑一些领域的研究格局。我很有幸，在这十年的摸爬滚打中，逐渐积累了一些奇特的经验，通过一些特殊的渠道，预先启用这批尚待开掘的文献宝藏。
近些年，人文学科与计算机等学科交叉，在“数字人文”的大潮下，古典文献研究也随之焕发生机。目前，不单是可检索的文本呈爆炸式增长趋势，且更多便捷的研究工具开始陆续走到研究者面前。研究环境的变化及研究工具的迭代更新，既拓宽了研究者的视野，也提高了研究者处理文献资料的能力。一定程度上讲，新时代的工具对文科研究是一种革命性的更新。因此，我不得不重新回到本科阶段有机会学习但尚未修完的Python等课程，尝试运用文本挖掘、深度学习等技术辅助对要研究的文献做预处理，以重审古代文献研究中的问题。各类工具的使用已渗透至研究的日常，某些时候，已分不清是从哪里出发、借助什么工具才触碰到的这些关键问题。
十年前，我对《红楼梦》的研究生发兴趣，多赖胡文彬先生的鼓励，发表了第一篇研究《红楼梦》的论文，就是现在重新修改后收入本书的考证曹竹磵（涧）的部分。如今看来，这完全是在没有接受过正规文史研究训练的情况下，凭借粗粝的问题感知，由问题牵引，借助简陋的全文检索工具，生硬写成的一篇论文。但该文于我而言却十分重要，与本书要讨论的脂砚斋同样有密切关系，对我近十年所做的研究，影响也很大。在此要略展开说明的是，当时我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已稍稍触及本书要研究的问题——脂砚何人。周汝昌提出脂砚斋、畸笏叟为同一人，且将其考证为曹雪芹的妻子，即小说中史湘云的原型。之后，吴世昌虽接受脂畸一人说，但并不认同“脂砚湘云说”。他据裕瑞《枣窗闲笔》中“本本有其叔脂研斋之批语”，提出脂砚斋为曹雪芹之叔，且据曹寅《楝亭集》中屡次提及的“竹磵/涧侄”，结合曹家的取名习惯，以“考槃在涧，硕人之宽”（《诗经·考槃》），认为脂砚斋名曹硕，号竹涧。
当时我读吴先生的书，知道这一观点后，产生的问题是，《楝亭集》里的这个曹竹涧到底是谁，是不是真如吴先生考证的那样，历史上真的有一位叫“曹硕”的人？那段时间这些问题一直萦绕脑海。那时我还在烟台读书，学校的图书馆资料环境不大好，当时《清代诗文集汇编》刚刚出版，图书馆自然没有购买。现实世界的简陋，逼我不得不去互联网继续寻找感兴趣的材料和信息。也正是那时候，我偶然在超星视频里看到黄一农教授有关“e考据与文史研究”讲演，对文史研究资料环境的变化，稍稍有所感知。那时，大型的文史资料库并不像现在这么多，中国基本古籍库尚没有像现在这样普及，一般高校都还没有意识到这些工具之于文史研究的重要性。《文渊阁四库全书》光盘版、“雕龙”数据库、汉籍全文检索系统，虽不完善，但已让我沉迷其中。
考订曹竹涧生平事迹的工作，主要是依靠当时“古籍在线”（http://www.gujionline.com/）完成的，通过提取“竹涧/磵”“曹竹涧/磵”等关键词，在清人别集（主要是查嗣庭、吴贯勉、徐用锡等人的集子）及方志中迭代检索，其材料陆续浮出水面。曹寅《楝亭集》提到的“竹磵/涧”，即曹曰瑚，字仲经，浙江嘉兴人。此人善填词，酷嗜金石书法，并非曹荃（宣）之子，更不是脂砚斋。曹寅之所以称其为侄，仅是同姓联宗而已。因此，吴世昌将曹竹涧考订为历史上并不存在的曹硕，其实是一次错误的考证。正是这次奇特的研究经历，误打误撞触碰到重要问题的开关，使我在二十岁左右，对文史研究产生了朦胧的好奇，也知道了问题之所以产生，与可能的解决路径，是可以像考证曹竹涧这样一个过程的。这也大大增加了我对文史研究的兴趣和信心。这次“笨重”灵感的偶然光顾，使我在那以后的十年里，不止一次这样触碰过文史研究中一些重要问题的开关。在阅读、研究《红楼梦》上，更是如此。
此书出版前，已承诸多师友赐教，对书中涉及的问题当然还有不同的意见。我反复琢磨，归根到底，原因还是对相同文本的不同理解。工具、方法纷繁，但是否真正读懂文本，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在通往无限接近小说及批语文本的路上，因方法、训练的不同，研究者各自进入了不同的文本世界。这充分体现在对脂畸一人说四对批语及“甲午八日泪笔”的不同解读上。行文及此，我再次想起，1951年9月7日胡适在《答臧启芳书》中，曾谈及他与蔡元培论争时的体会：“方法不同，训练不同，讨论是无益的。我在当年，就感觉蔡孑民先生的雅量，终不肯完全抛弃他的索隐式的红学。现在我也快满六十岁了，更知道人们的成见是不容易消除的。”
在此，我必须要再重申对《红楼梦》靖藏本辨伪的核心方法与证据，是经由校勘，确认毛国瑶辑靖藏本150条批语中有不少文本承袭了俞平伯《脂砚斋红楼梦辑评》文本之讹误，而《辑评》致误之由，是因当时甲戌本、己卯本、庚辰本三抄本的特殊流传路径。在周汝昌、陶洙、俞平伯三人经手转录抄写过程中，产生了一些特殊的文本变异，而这些变异的文本却密集出现在毛国瑶辑抄的靖藏本批语中。以上用于证靖藏本之伪的文本“连结性讹误”，德国学者保罗·马斯已有过精彩的总结：
如果两个本子（B和C）相对于第三个本子（A）有一个共同讹误，而B和C彼此独立地形成这个讹误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据此我们可以证明B和C相对于A是在一起的。这类讹误可以称为“连结性讹误”（errores coniunctivi）。
他对此又进一步解释：
之所以说“可能性几乎为零”，是因为在理论上我们不能绝对排除几个本子彼此独立地形成同样讹误的可能性。B本、C本各自或共同在文本中的其他地方出现相同或相似讹误的几率越小，两者属于一系的几率则越大。[1]
明晰了这一点，对毛辑靖藏本批语是怎样一回事，就不难理解了。
还要强调的是，脂畸关系与伪靖藏本是存在紧密关系的，我也曾尝试用尽量精简的语言去描述这种关系：伪靖藏本与脂畸关系原本是两个问题，而蓄意伪造靖藏本的主要目的之一，即是要证成脂畸二人。将伪靖藏本完全剔除以后，重审脂畸关系的研究，自然应该退回1964年寻求别的证据。近六十年的红学研究受伪靖藏本影响太大，以至于没有多少成果认识到这一问题。靖藏本使研究者在脂畸关系这一问题上产生了惯性认识，返回头追溯学术史，细审脂畸一人说时，再次确认，当时研究者给出的证据是坚实的，执二人说者没有直面一人说的证据，更没有提出可以支撑二人说的证据，所谓的脂畸二人说，只是基于对批语模糊感知下未经证实的猜想。
如今，持二人说的学者，也就要再去寻找别的证据，重新替1964年还没有立起来的二人说寻找证据。那么，现在找到了吗？尽管又做了一些努力，我认为还是没有找到。关于脂畸关系，最终还是要退至周汝昌的《真本〈石头记〉之脂砚斋评》。这次学术研究的回环演进让我着实诧异，经由对文献真伪、文本涵义的不同判断固化的成见，短时间内并不容易消除。
知晓靖藏本的蓄意伪造后，并不意味着还能准确认识脂畸关系。我并不否认，靖藏本作伪目的与脂畸关系原本是两个问题，即便是剥离了伪靖藏本，部分研究者仍认为脂砚斋与畸笏叟是两个人。我也曾仔细思考过造成这种认识差异的缘由，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红楼梦》研究的纷繁复杂，过于强调甲戌本、己卯本、庚辰本的过录性质，对抄本外在的文献形态及内在的文本理路缺乏细致的综合研究。二是认知惯性，伪靖藏本在近六十年中大行其道，说改变了《红楼梦》研究的基本面貌也不为过，尤其是在脂畸关系上，深陷其中，很难在认识上完全摆脱其影响。三是，批语文本的模糊性与对批语文本的感知。文本何以产生、流转、变化，至关重要。文献学动用版本、目录、校勘三学，综合文字、音韵、训诂，其最终目的是要贴近理解文本，心知其意。
考察靖藏本正文及批语文本，应尽力回到文本产生的具体环境，在空间上审视四围，瞻顾前后左右，时间上既要注重观察小时段内的文本关联，又要适当跳出来，把握其与学术脉络之间的联系。对学术史做细致梳理，能使我们看清问题的研究真正处于什么阶段，走错、走歪的路，应该退至哪里。文献真伪研究，在学术演进路径上能够产生大的转向。我也坚信，靖藏本辨伪具备重大学术问题的特质。因靖藏本辨伪而重审脂畸关系，进而扭转对甲戌本、庚辰本的版本性质及关系的认知，进而影响成书研究，以至整理《红楼梦》底本、校本的择定。靖藏本辨伪是处于《红楼梦》研究核心线索较为上游的一个关键问题，因此，它会影响《红楼梦》绝大多数问题的研究路径。这本书涉及的发现与思考，曾使我整日沉于故纸，重新在时间的深海中打捞起那些鲜为人知的秘密。这次重新董理书稿，查考资料，又再次同他们千般悲喜，让我几乎忘记匆匆流逝的时间。现在书稿基本整理齐备，从故事里走出来，一切又归于幻渺。
感谢业师刘玉才先生的鼓励、支持，使我在课业之余，能够自由探索，运用古典文献研究方法，反思红学的关节问题。感谢中国国家图书馆于鹏先生，读他的论文，向他请教相关问题，不断交换意见，才有了写作这部书的动力。本书的写作，得到台湾清华大学历史所黄一农教授、清华大学图书馆王媛研究员、台湾大学刘广定教授、北京语言大学段江丽教授、北京曹雪芹学会位灵芝秘书长的帮助，得到了复旦大学陈维昭教授、南京大学文学院苗怀明教授，以及任晓辉、宋希於、顾斌、曹震、张昊苏、詹健、任世权、程诚、刘云虎、张桂琴、刘晓江等先生的支持，他们或协助调查提供资料，或纠正我的错误。尤其感谢李同生、严中、周伦玲、王长才、俞润生、李培良诸先生的帮助，有些稀见的材料，没有他们慷慨见示，我无法展开本书的研究。北京大学中文系李鹏飞教授对此项研究提出了许多有益的问难。中华书局许旭虹主任，编辑刘楠、许庆江协助校核全书，匡正讹谬。所用材料，得到北京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馆、台北故宫博物院、台湾胡适纪念馆等馆藏单位的支持。部分习作曾蒙《文史》《中国文化研究》《红楼梦学刊》《曹雪芹研究》等刊物青睐，予以发表。感谢北京大学大成国学基金对此项研究的支持，本书出版得到北京大学曹雪芹美学艺术研究中心、北京曹雪芹学会的资助，在此一并致谢。
这本小书出版后，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我可能要暂时告别《红楼梦》研究了，但仍对未来的红学研究充满期待。想着未来我在某个时空再次与《红楼梦》研究相逢，红学又可以找回原本属于它的丰神。学力所限，疏漏难免，敬祈海内博雅赐正。序写得有点长了，也可以算作本书的导言。
2021年4月26日草于燕园
2022年7月修改于广州
8月改定于砚山
[1] 〔德〕保罗·马斯（Paul Maas）《校勘学》，苏杰编译《西方校勘学论著选》，第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