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红楼梦》靖藏本述略[1]

据毛国瑶回忆，1959年他曾从友人靖应鹍家借阅一部带有批语的《红楼梦》抄本（即靖藏本）。靖藏本短暂“问世”，旋即消失，此后再未出现。1964年3月，毛国瑶将抄录下的150条批语先寄给俞平伯，后来又分别寄给周汝昌、吴世昌、吴恩裕。因靖藏本150条批语涉及以往《红楼梦》研究中诸如脂砚斋、畸笏叟之关系，小说八十回后的故事，曹雪芹生卒年等重要问题，甫一“面世”，立即受到学术界广泛重视，同时也引发此后数十年的靖藏本真伪之争，羁绊至今。

自1921年胡适发表《红楼梦考证》起，“新红学”为《红楼梦》研究树立起一个新典范，如今已有一百余年的历史。在这一百多年中，《红楼梦》的作者与版本成为研究的两个核心，使曹雪芹家世与《红楼梦》版本两方面的研究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保存下十分丰富的文献与研究成果。以《红楼梦》版本而言，在早期传抄过程中即附有脂砚斋、畸笏叟的批语，这些抄本被研究者称为“脂评本”。红学研究，依托早期版本讨论《红楼梦》作者、成书、流传等问题，引发持续关注，有些问题经过长期论争，仍得不到解决，被视为红学研究的死结。[2]在1954年以后的十余年间，相关论争达到一个高峰。近数十年中，红学文献、文物作伪频出，真伪混杂，更使相关讨论陷入胶着，乃至失去探研基本问题的共同起点。

红学史上有关《红楼梦》成书问题的历次大讨论，归结起来，主要分歧源于研究者对脂评本的不同认识。自1927年胡适从胡星垣处购得《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至今已发现十一种《石头记》脂评本（戚沪本、戚宁本同出戚序本一源，视作一种）。此外，据传还有1959年毛国瑶（1930—2006）在靖应鹍（1916—1986）家发现的一部脂评本（下称“靖藏本”），由于该本“佚失”，现仅存毛国瑶辑抄在笔记本上的150条批语（下称“毛辑靖藏本批语”）与抄有批语的“夕葵书屋《石头记》”残叶。

自上世纪七十年代起，陆续有研究者从毛辑靖藏本批语出现的学术背景、内容指向、文本错乱等角度提出疑问，怀疑其出于伪造，靖藏本并不存在。1973年，周汝昌在给吴世昌的信中曾谈及对毛辑靖藏本批语的怀疑，后又写成《靖本传闻录》补入《红楼梦新证》修订版，其中附记列数毛辑靖藏本批语的种种疑点及其与《石头记》抄本批语冲突之处，当时即获吴世昌认同。[3]此后，那宗训（1979）、龚鹏程（1982）、任俊潮（1992）、俞润生（1992）、李同生（1994）、石昕生（1994）等陆续对靖藏本提出质疑。而多数研究者则认为，毛辑靖藏本批语不存在作伪的动机与条件，其中关涉作者及小说故事情节的独出批语，即使是最权威的研究者也伪造不出来，[4]因此不少学者视毛辑靖藏本批语为研究《红楼梦》的重要文献，并据以探研《红楼梦》的版本与作者问题。[5]学术界对毛辑靖藏本批语真伪的不同认识，使具体研究由此分辙异途。

对《红楼梦》基础文献的认识，依赖于对其产生、流传、演变等多重因素具体而系统的研究，而近些年随着古典文献数字化工具迭代更新，研究者可以自主按需将专题文献数字化，以精准的问题意识为导向，自建全文检索数据库。在此基础上辅助比勘文献，重审争议较大的问题，会发现新材料、新角度，甚至会催生出新的考据路径，以精确对某些重要文献与重大学术问题的认知，这已经在文史领域产生了极为重要的革新。本章充分利用互联网、自建专题资料库及与相关知识社群的互动，考察毛国瑶生平与家世，聚焦1964年以前毛辑靖藏本批语出现的学术背景，还原靖藏本“问世”与消失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