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针灸学是以中医理论为指导，运用针刺和艾灸防治疾病的一门临床学科，针灸学说是中医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经络学、腧穴学、刺法灸法学、临床治疗学等部分。

《灵枢经》《黄帝内经素问》是针灸理论的基石。从《灵枢经》《黄帝内经素问》的篇章中可以看出，《黄帝内经》（以下简称《内经》）不同章节的经文，不论是文字的古涩程度，还是理论的深浅表述，都不可能出自同一时期，而是逐年积累整理而成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医学理论著作。

针灸的应用，可追溯到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遗址上发掘过无孔眼的石针、骨针，金文、甲骨文中关于“灸”字的象形刻画说明灸法的应用则更趋遥远。

以脏腑经络学说为主的针灸学，从针灸的初始应用，到《内经》时代，经历了数千年的历史，因此，针灸理论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简、帛作为文字的载体后，理论有了较快的发展，从马王堆出土的《帛书·经脉》可窥其一斑。

《帛书·经脉》两本，即《足臂十一脉灸经》与《阴阳十一脉灸经》，成文于《灵枢·经脉》之前，是经络学研究的重要文献。

《灵枢·经脉》中，有诸多“是动则病……；是主……所生病”的论述。《难经·二十二难》首先提出：“经言是动者，气也；所生病者，血也。”其后两千多年，经史学家由此产生出多种不同的说法。

《灵枢·经脉》的“是动则病”在《足臂十一脉灸经》中作“其病”，在《阴阳十一脉灸经》中作“是动则病”。“是主……所生病者”，在《足臂十一脉灸经》无所对应，在《阴阳十一脉灸经》是“……脉主治其所产病”。帛书的出土内容，进一步明确地说明，“是动则病……”，是经脉气血异常时所出现的证候；而“是主……所生病者”，是指本经或本经孔穴能主治某些方面的病证。

《难经》《黄帝明堂经》是继《内经》之后的重要著作。《难经》对《内经》中经脉、腧穴及补泻法的应用，均有所阐述，同时，也陈述了未见于《内经》的内容，在经络学、腧穴学，以及针刺补泻方面都有所发展。《黄帝明堂经》是已知最早的腧穴学专著。原书已佚，魏晋以后此书有多种不同名称的传本及注本，主要为《明堂孔穴针灸治要》。

《内经》《难经》之后，晋代皇甫谧根据《灵枢经》《黄帝内经素问》《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三书，结合相关文献，使“事类相从，删其浮辞，除其重复，论其精要”，写成了《针灸甲乙经》，为我国现存最早而较全面的系统性针灸学专著。

晋以后针灸诸家，其学术观点多源于《内经》《难经》与《针灸甲乙经》等经典著作。他们传承经典，对书中某些内容的理解见仁见智，或有所发挥，或有所发展，或有所创新，以至于形成了不同的针灸流派，针灸特色各异。可惜有些针灸医家，只能从传记中略知一二，并没有留下其著述。而有些则注重于医学的传承，著书立说，其学术思想得以流传。

晋唐与宋，针灸偏重于灸，有关灸法的文献可见于《肘后备急方》《备急千金要方》《外台秘要》《针灸资生经》《扁鹊心书》等书。元明重针，如《针经指南》《医学入门》《神应经》，则主讲针刺。而《儒门事亲》的刺络放血，则根基于《内经》关于铍针的论述。

明代重视针刺手法的研究，代表性著作有《金针赋》《神应经》《针灸聚英》《针方六集》《针灸大成》等。杨继洲的《针灸大成》一书集中介绍了历代医家的补泻理论，如内经补泻、难经补泻、神应经补泻、南丰李氏补泻、四明高氏补泻，以及家传之杨氏补泻。

明代另一位针灸家汪机，以问对的方式解经释难，别具见解，书中保存了不少未见于《针灸大成》的资料，并认为同时期流行的针灸玄学观点有悖于《内经》之精髓。

反观《内经》《难经》等经典著作，因时代久远，今之传本，由于传抄的疏漏，错讹、脱简、衍文等错误在所难免。

现存唐人卷子本杨上善《黄帝内经太素》是注释《内经》的早期传本，在一定程度上保存了《内经》的原书面目。杨注对于注释字义、引证文献，都较朴实近古，因此，用以校勘今本《灵枢经》和王冰编次、注释的《黄帝内经素问》传本具有重要的价值。

《内经》文字的校勘，主要以《针灸甲乙经》《黄帝内经太素》注本、王冰《黄帝内经素问》次注本为参照。如有些不同章节的经文，虽内容相近，但个别字的字义相反，这可能是因为传本上错误，也可能与不同章节所产生的年代有关，同样需要互参，以厘清正义。如《灵枢·九针十二原》“阳中之少阴，肺也”“阴中之太阴，肾也”，在《素问·六节藏象论》中分别为“阳中之太阴，肺也”“阴中之少阴，肾也”。《灵枢·寿夭刚柔》“阴中有阴，阳中有阳”，在《针灸甲乙经》中则作“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针刺与日时的关系，涉及《内经》的多个篇章，有着不同的表述；在一日分四时刺方面，《难经》与《内经》也有差异。十二经脉气血多，《灵枢·九针论》《灵枢·五音五味》《素问·血气形志》说法不一。

因此，本书以《灵枢经》《黄帝内经素问》为主，选收了历代二十余部中医著作中有关针灸理论的内容，同时参考相关文献，以串注的方式予以诠释，以便于更好地理解经文。

张载义

2024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