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设计与内容体系

本书的主要任务是描述和解释主要大国——特别是非西方传统大国——在英国工业革命与现代化的冲击之下所经历的政治经济变迁及其背后的逻辑。正如上文讨论的，本书将主要大国已经或可能经历的政治经济变迁，拆分为五个主要阶段或五个基本问题，即危机、困境、转型、崛起、领先。本书的研究目标就是描述主要大国在这五个基本问题上的不同表现并解释背后的原因，希望能为主要大国在英国兴起之后的政治现代化过程及其主要问题提供一个既有原创性、又较为全面而系统的理论解释。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尽管涉及许多主要大国的样本与案例，但这项研究的主要目标并不是为了分析一个个的国家案例，也不是为了通过深描的方式讲故事，而是为了理解这一个个国家案例与故事背后的政治逻辑。总的来说，本书是理论导向的，国家案例的选择服务于理论建构的需要。所以，这项研究在整体上并不是以案例为中心，而是以理论为中心。全书的框架由危机、困境、转型、崛起、领先这样五个基本的理论问题构成，笔者会在每个议题下选择恰当的国家案例进行研究。通过这样的研究，本书希望得到的主要不是关于这个或那个国家的个别结论，而是在这五个基本理论问题上的一般发现与普遍解释。这也是本书试图提供的理论贡献。

在国家样本上，本项研究关注的是主要大国，特别是非西方传统大国。一般而言，有两种不同类型的主要大国：一种是规模意义上的大国，另一种是实力或权力意义上的大国。前者是指地理疆域、人口规模和经济总量较大的国家，后者是指由于其实力与竞争力而在国际体系中拥有重要影响力的国家。本书倾向于兼顾上述两个关于大国的定义，以此作为选择大国样本的标准。

如果以英国工业革命或1800年作为这项研究的时间起点，那么，1800年至今全球范围内都有哪些大国呢？在本书中，英国是一个特殊案例，也是一个特殊的大国，因为英国是第一个启动工业革命的现代化国家。英国也是唯一一个原发性现代化国家，其他主要大国的现代化则或多或少是对英国的学习与模仿。在西方或西欧北美范围内，英国之外的主要大国大致上还包括美国、法国、普鲁士（德国）、奥匈帝国（奥地利）、意大利与西班牙等。在西方世界之外，18—19世纪的非西方传统大国或具有长期文明传统的主要大国包括奥斯曼帝国（土耳其）、伊朗、埃及、莫卧儿帝国（印度）和大清帝国（中国）等国。此外，比较难归类的国家是俄罗斯。俄罗斯常常被视为一个东西方之间的国家。鉴于俄罗斯在地理、历史、宗教与文化传统上的特点，这项研究将俄罗斯视为非西方的传统大国。(43)在非西方世界，1800年的日本其实也是一个人口较多的大国。所以，日本在本书的部分章节中被视为一个讨论政治现代化与大国崛起的重要案例。(44)

至于其他在今天看来面积或人口规模较大的国家，比如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尼日利亚、巴西、孟加拉国、墨西哥、阿根廷、哈萨克斯坦等，并未列入这项研究的大国样本与案例。主要原因在于，这些国家在本项研究覆盖的大部分时间范围内，要么还不是一个独立国家，要么还不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重要国家。比如，加拿大1867年才独立，而其人口规模在相当长时间里都比较有限。再比如，印度尼西亚长期以来都是荷兰的殖民地，二战时期被日本短暂占领，二战后才获得独立。又比如，今天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尼日利亚在1800年时还不存在，1914年才出现在非洲版图上，但当时是英国殖民地，直到1960年才赢得独立。

需要说明的是，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中国都是全球范围内理所当然的主要国家，也是一个主要的非西方传统大国。本书尽管会不时提及中国，但并没有把中国作为一个主要案例来进行研究。原因在于，国内关于中国问题与中国现代化的研究已非常多，这里既包括官方叙事版本的中国问题研究，又包括学术界更独立的中国问题研究。为了避免陷入不必要的争论，这项研究暂且不把中国作为一个主要案例。马克斯·韦伯把价值中立视为严肃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准则。笔者相信，为了让这项研究在学术上更加客观中立，这样的做法具有必要性和现实性。

就全书结构而言，开篇是导论部分，主要讨论本项研究关注的主要问题，对已有学术文献进行回顾和评论，论述本项研究的基本思路，并对研究设计和国家案例等做介绍。在导论之后，接下来的五章是全书的核心内容，分别讨论五个基本问题，即主要大国的危机、困境、转型、崛起、领先。第一章关注的是英国兴起之后，主要的非西方传统大国开始面临何种政治危机。第二章试图解释为什么许多非西方传统大国都会遭遇现代化转型困境。第三章将重点讨论政治现代化的逻辑及其相关的跨国比较研究，以便为主要传统大国提供相关经验。第四章主要讨论新兴崛起大国的政治命运——和平还是战争——及其背后的因果机制与政治启示。第五章则重点关注如何成为全球领导者，以及主要传统大国能从英国和美国这两个全球领导者身上学到什么。所有上述这些问题综合起来，就是对主要大国——特别是非西方传统大国——19世纪以来的政治经济变迁及其基本逻辑的系统论述。笔者期待，本项研究能够对今日世界的非西方传统大国如何正确理解自身的历史与未来提供有价值的认知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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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转型是目前学术界的一个流行说法，不同学者对大转型的定义和理解不同。以英国历史经济社会学家卡尔·波兰尼为例，他所著的《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The Great Transformation: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s），讨论的就是“欧洲文明从前工业世界到工业化社会的大转变，以及伴随这个过程而发生的观念、意识形态、社会和经济政策上的转换”。参见：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冯钢、刘阳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前言第1页。

(2)关于英国该时期的历史政治演化，参见：克莱顿·罗伯茨、戴维·罗伯茨、道格拉斯·R.比松，《英国史（下册）：1688年—现在》，潘兴明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1—160页。

(3)关于英国工业革命，参见：保尔·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英国近代大工业初期的概况》，杨人楩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卡洛·M.奇拉波主编，《欧洲经济史第三卷：工业革命》，吴良健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

(4)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伍小鹰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6页。

(5)关于英国启蒙运动，参见：罗伊·波特，《创造现代世界：英国启蒙运动钩沉》，李源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2年。

(6)关于科学革命，参见：赫伯特·巴特菲尔德，《现代科学的起源》，张卜天译，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年。

(7)一般而言，乌理玛（Ulama或Ulema）在阿拉伯语中的原意为学者，是伊斯兰教学者的总称。任何一个了解古兰经注学、圣训学、教义学、教法学并有系统的宗教知识的学者，都可被称为乌理玛。它被用来泛指伊斯兰教中所有的知识分子，包括阿訇、毛拉、伊玛目等。穆夫提（Mufti）是有资格发布教令的高级伊斯兰教法学者和高级宗教法官，他们也是乌理玛，只是地位更为尊崇。在有些伊斯兰国家，大穆夫提是国家的最高宗教法律权威和官员。

(8)帕特里克·贝尔福，《奥斯曼帝国六百年：土耳其帝国的兴衰》，栾力夫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年；卡罗琳·芬克尔，《奥斯曼帝国：1299—1923》，邓伯宸等译，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9年。

(9)帕特里克·贝尔福，《奥斯曼帝国六百年：土耳其帝国的兴衰》，栾力夫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年，第522—523页。

(10)罗伊·波特，《创造现代世界：英国启蒙运动钩沉》，李源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2年，第93页。

(11)这是一个经常被提到的案例，一个基于统治者及其合法性视角的专门研究，参见：Metin M.Coşgel,Thomas J.Miceli,and Jared Rubin,“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ass Printing:Legitimacy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 in the Ottoman Empire,”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Vol.40,No.3（Aug.2012）,pp.357-371。

(12)郑天挺、南炳文主编，《清史》（上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502—503页。

(13)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上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109页。

(14)郑天挺、南炳文主编，《清史》（上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505—507页。

(15)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154页。

(16)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277—281页。

(17)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上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100—154页。

(18)关于这一重大事件的研究，参见：阿兰·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王国卿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

(19)转引自：阿兰·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王国卿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第249—250页。

(20)乔治·马戛尔尼、约翰·巴罗，《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何高济、何毓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6页。

(21)美国经济史学家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用“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的概念来比喻欧洲与中国在近代经济发展上的巨大分化，参见：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史建云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本书作者同意彭慕兰这项研究的基本观点。

(22)关于经济增长的一般理论，参见：戴维·N.韦尔，《经济增长》（第二版），王劲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罗伯特·J.巴罗、夏威尔·萨拉-伊-马丁，《经济增长》（第二版），夏俊译，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

(23)相关研究，参见：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厉以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曼瑟·奥尔森，《权力与繁荣》，苏长和、嵇飞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达龙·阿塞莫格鲁、詹姆士·A.罗宾逊，《政治发展的经济分析：专制和民主的经济起源》，马春文译，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年。

(24)朱天飚，《比较政治经济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25)亚历山大·格申克龙，《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张凤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

(26)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四卷本），郭方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

(27)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帝国主义与依附》，杨衍永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

(28)关于依附理论，学术界有许多批评，参见：B.N.Ghosh,Dependency Theory Revisit⁃ed,London:Routledge,2019,pp.11-13。

(29) Nils Gilman,“Modernization Theory Never Dies,”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Vol.50，No.S1（Dec.2018）,pp.133-151.

(30)关于国家理论，参见：彼得·埃文斯、迪特里希·鲁施迈耶、西达·斯考克波编著，《找回国家》，方力维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查尔斯·蒂利，《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公元990—1992年）》，魏洪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乔尔·S.米格代尔，《强社会与弱国家：第三世界的国家社会关系及国家能力》，张长东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弗朗西斯·福山，《国家构建：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郭华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20年。

(31)关于政体与民主转型理论，参见：包刚升，《民主的逻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塞缪尔·P.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欧阳景根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Christian W.Haerpfer，Patrick Bernhagen,Ronald F.Inglehart,and Christian Welzel,Democratizati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

(32)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毛俊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毛俊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

(33)希罗多德，《历史：详注修订本》（上下册），徐松岩译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详注修订本》（上下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

(34)斯蒂芬·范·埃弗拉，《战争的原因：权力与冲突的根源》，何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理查德·内德·勒博，《国家为何而战？过去与未来的战争动机》，陈定定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杰弗里·布莱内，《战争的原因》，时殷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

(35)拉姆齐·缪尔，《帝国之道：欧洲扩张400年（第六版）》，许磊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

(36)关于殖民主义的理论研究，参见：Frederick Cooper,Colonialism in Question:Theory,Knowledge,History,Oakland: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5;Gyan Prakash,After Colonial⁃ism:Imperial Histories and Postcolonial Displacement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5。

(37)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革与军事冲突》（上下册），王保存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

(38)John J.Mearsheimer,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Updated edition,New York:W.W.Norton&Company,2014.

(39)戴尔·科普兰，《大战的起源》，黄福武、张立改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格雷厄姆·艾利森，《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陈定定、傅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

(40)关于现代化理论的相关研究，参见：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增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西里尔·E.布莱克编，《比较现代化》，杨豫、陈祖洲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塞缪尔·亨廷顿等著，罗荣渠主编，《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Prateek Goorha,“Modernization Theory,”（March 01,2010） ,published in the Oxford Research Encyclopedia,In⁃ternational Relations,2010,DOI:10.1093/acrefore/9780190846626.013.266,Available at SSRN:https://ssrn.com/abstract=3412147;Robert M.Marsh,“Modernization Theory,Then and Now,”Comparative Sociology,Vol.13,No.3（Jul.2014）,pp.261-283。

(41)巴林顿·摩尔，《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现代世界形成过程中的地主和农民》，王茁、顾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

(42)John Stuart Mill,A System of Logic,Ratiocinative and Inductive:Being a Connected View of the Principles of Evidence and the Methods of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8th ed.,London:Long⁃mans,Green,1904;Adam Przeworski and Henry Teune,The Logic of Comparative Social Inquiry,New York:Wiley-Interscience,1970,pp.31-46.

(43)实际上，俄罗斯思想家尼·别尔嘉耶夫就主张这样的观点，即“俄罗斯民族不是纯粹的欧洲民族，也不是纯粹的亚洲民族”。参见：尼·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雷永生、邱守娟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第1—2页。

(44)由于中国庞大的人口与疆域规模，我们有可能低估日本在世界范围内作为一个国家的“规模”。实际上，日本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国。就人口来说，1820年日本人口已经达到3100万，与同年法国人口相当，而此时德国、英国的人口都不到2500万。参见：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伍晓鹰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38页，表B-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