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分到统——顺势而为，逆势而上

（一）农业互助组合作化时期

1950年春，时任指导员（党支部书记）的于志忠到莒南县参观农业互助组后，邀请本村共产党员朱瑞田、王月坤、刘怀荣、李士英、张景元及其他16户农民，在前圩子成立了第一个农业生产互助组。随后又有共产党员王锡芳、龙茂喜、宋中怀、孙怀义等组织农民在后圩子成立了同样的互助组。至1951年春，代村办起了9个大小不等的农业互助组。1953年，代村农业生产互助组合并成立了4个初级农业合作社。1956年，代村4个初级农业合作社与晒米城前初级农业合作社合并成立了代村高级农业合作社。

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同年，代村结束了高级农业合作社，加入卞庄人民公社，代村生产大队成立，于志忠任生产大队大队长。生产大队下辖11个生产小队和1个青年小农场（1960年原青年小农场改为农业试验场）。同时代村和其他地方一样，在前圩子（1—4生产队）、后圩子（5—8生产队）、河西（9—11生产队）、青年小农场办了4个公共食堂，至1960年2月，公共食堂自动解散。

其中，青年小农场初设于1957年 8月。在20世纪60年代，代村土地高洼不平，旱不能浇，涝不能排，耕地零散分布，道路无序交错，村里的“鬼汪子”“三岔汪”“大沙汪”等分散在农田里，洪涝干旱等自然灾害困扰着代村人。1958年秋，代村引进了第一台50马力的锅驼机，用于抽水灌溉。此后又陆续购进2台75马力“东方红”链轨式拖拉机、7台24马力拖拉机、12台水稻脱粒机，机械化劳作减轻“人扛马驮”的负担，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在农业初步实现机械化的基础上，1964年，大队支部书记李桂兰带领乡亲们“削高平洼造粮田，填汪修渠除水患” ，实现了“田成方、渠成网、旱能浇、涝能排”，单季田变成了双季田，低产田变成了高产田。

“田成方”：从1964年秋开始，对代村的3000亩耕地进行了统一规划，把原来大小不等的小地块规划成为28方，大的地块120亩，小的地块80亩。

“路成网”：修建青年路、沙沟河南北路、西湖几条东西路等。

“填大汪”:1964年冬，代村实施了“稻改工程”，削高填洼，整平土地。李桂兰带领全队党员干部、社员，顶风雪，冒严寒，男女老少齐上阵，肩挑人抬车子推，经过一冬春的奋战，硬是把过去荒草芦苇丛生的“鬼汪子”“三岔汪”“大洼子”“大沙汪”等填平建成了高产稳产的高产田。

“修石渠”:1965年春，代村在南环路小汶河上修建了一处大型渡槽，用于拦截西干渠的水灌溉土地，现在渡槽仍发挥着蓄水排洪功能。新修的道路两侧全部建成了“三面光”的石渠，路的一侧为灌溉渠，另一侧为排水渠，实现了小岭灌区自流灌溉全覆盖。

当时李桂兰带领青年突击队成员，向上级要来四包种子，每包一斤半，开展了科学试验，一共试验了144个项目，做了1200余个处理，推广了29个优良品种，连续几年向国家和兄弟队提供了60余万斤良种，代村一跃成为苍山县的良种繁育基地。青年小农场占地24亩，设有小麦、水稻、棉花等高产试验田，土壤化验室、奶牛场等。他们引进优良品种进行试种、推广。李桂兰带领青年突击队经过多次试验、研究，培育出自己的3个小麦优良品种“代麦1号”“代麦2号”“代麦3号”，在二庙、层山、庄坞等公社进行推广种植，使小麦产量从原来的100—200斤提高到500—600斤。1959年代村大队团支部、代村大队青年小农场分别获得共青团中央“建设社会主义青年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1960年，青年小农场改名为农业试验场，同年，代村生产大队荣获山东省社会主义农业建设先进单位；1960年3月1日，《大众日报》刊登了获奖名单。1963年，代村生产大队荣获山东省农业先进集体，党支部副书记李桂兰作为集体代表去上海参加了表彰大会，受到了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1964年，代村全部实施了“稻麦连作”,3000亩土地阡陌纵横，一望无际，麦浪翻滚，稻花飘香。周边村的社员羡慕地评价道：代村就像演电影，5天前还是一片黄灿灿的麦子，5天后就变成了一片绿油油的稻田。代村粮食产量连续三年居全县第一，成为全县第一个“过长江”的村。1965年，李桂兰还代表代村大队参加了全国第三次育种工作会议。在会上，李桂兰介绍了育种的经验，受到了与会领导、农业育种专家的一致好评。

代村一边大抓农业发展，一边大办工副业，麻袋厂、养蚕场、铁木业社、磨面厂等一些工副业，不仅方便了群众，也增加了集体收入。1968年代村率先用上了电，家家户户用上了电灯，告别了煤油灯时代，成为全县第一个用电村。1971年1月24日，《大众日报》称卞庄公社代村大队是比较过硬的“四好民兵连”。1976年5月，在济宁召开山东省“三夏”工作会议，李桂兰在会上作了典型发言，会上省里奖励代村大队4台24马力拖拉机。会后，时任中共山东省委副秘书长李振专程视察了代村千亩水稻种植，并对代村的稻改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

延伸资料

巾帼支书——李桂兰

李桂兰，1940年10月出生于戴家村。1957年高小毕业，响应国家号召，回乡务农，先后担任生产队记工员、村民办教师；1957年12月加入共青团，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0年担任大队青年突击队队长、团支部书记、党支部副书记；1964年当选为大队党支部书记。在1959—1961年，连续三年获得“山东省共青团建设社会主义先进分子”荣誉称号；1960年荣获全国妇联第一届“三八红旗手”称号。

1971年1月苍山县“整党建党”后，李桂兰当选为大队党支部书记，并被选派到省委党校后备干部培训班学习，当年当选为中共临沂地委委员，苍山县委委员、县委常委，同时兼任代村大队党支部书记；1975年担任中共苍山县委副书记，兼任代村党支部书记、山东省贫下中农协会常委；1978年5月卸任代村大队党支部书记后，历任苍山县委常委、县革委会副主任，县政府副县长，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县政协副主席、主席等职务。

李桂兰从县政协主席岗位上退下来后，老有所为，奉献余热。她先后成立了苍山县食用菌协会、苍山县富民食用菌研究所；担任了临沂市食用菌专家服务团副团长，当选为苍山县老科协会长。她先后获得“临沂市首届沂蒙大众科普奖”“临沂市振兴沂蒙劳动奖章”“临沂市优秀农村科普带头人”“临沂市优秀离退休干部”等荣誉称号。

（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1973—1975年，代村坚持科学种田，连续3年实现了稻麦亩产“双千斤”，总产达到了300万斤，上交“爱国粮”100万斤。当时代村提出的口号是：“上交任务100万，留足口粮100万，留够种子、饲料、储备粮100万。”当年代村大队踊跃上交“爱国粮”的场景非常壮观。12辆大马车一字排开，车上装满了“爱国粮”，社员们高唱着《我们走在社会主义大道上》。大家触景生情，发自内心地编出了一个顺口溜：“顿顿大米饭，三天两头面，十天半月一改善，一年贡献一百万。”

农业上的大丰收，使得代村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日益强烈。1973年3月，李桂兰在济南出席山东省农业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表彰大会期间，听取了全国劳动模范、聊城市莘县董杜庄大队党支部书记曾广福新农村建设的经验介绍，受到启发。回村后，李桂兰就召开了党支部会议，研究规划建设新农村的问题。

1964年，代村开始进行第一次村庄建设。那时是在原地拆旧屋翻盖新屋，村里无偿提供稻草，把原来残垣断壁的土窝棚全部改成了“四不露毛”的土坯房。1973年秋，在原有农庄建设的基础上，制定了“冲开大街架座桥，挖口大井盘座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誓叫代村换新貌”的总体规划。首先对旧村内曲曲折折、高低不平的小街小巷进行了重新规划，拓宽取直。其次在小汶河上架起了一座大桥，当时取名叫“四宏大桥”，寓意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而奋斗。“四宏大桥”后来经加宽改造，即现在的“风雨桥”。为了解决社员建新房用砖问题，大队又在老造纸厂南部建起了24孔的砖窑。

1974年春，代村开始新村建设，根据规划，全部建成9间一排的砖瓦房，每户根据人口数量安置4间或5间，对建房户大队提供100方砖。同时实行殡葬改革，建起公墓林。1975年建公墓林前，代村的坟墓大小不等地散落在农田里，严重影响了农田机械耕作、收种。经大队党支部研究决定，在村西与北小庄接界处建一处公墓林，并在1975年清明节前三天，要求所有在农田里的坟墓全部迁往公墓林，自愿不迁的必须就地深埋。党支部书记李桂兰带头将自己娘家、婆家的祖坟就地深埋，全体党员、干部也都带头执行。1975年5月，李桂兰的父亲李忠诚去世后，第一个葬进了公墓林，第一次殡葬改革取得了圆满成功。

（三）改革开放初期的探索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在全国范围内先后实行了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体的生产责任制。代村自20世纪80年代初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后，充分发挥基层自治功能，调动村民劳动的积极性，粮食增产，农民增收，庄稼人的物质生活得到了改善。

村民委员会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而诞生的一个新型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1984年4月，代村召开村民大会，选举产生了代村第一届村民委员会。

在第一届村民委员会的充分带动下，代村推广沼气、兴办企业、改善民生。1986年，代村推广沼气，党员干部带头，全村建10余个沼气池。到1990年，全村发展沼气池达到了40余个；1992年，代村在全县率先安装了路灯；1993年，进行校改，建2层教学楼1座，可容纳30个教学班；1994年，村集体投资60万元，村民吃上了自来水；1995年，建加油站，承包给中石油苍山公司经营；1996年，建设干鲜果品市场，随后通过招商引资，将两个汽修厂落户南环路。

（四）在破解难题中寻找新机

1999年，代村新一届“两委”班子接任后，为了摆脱贫困落后的旧面貌，王传喜及村“两委”成员带领党员干部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坚持“走出去学，请进来教”，先后多次到全国先进村庄学习先进经验。2002年，在南街村参观学习期间，王传喜在留言簿上曾写下“南街村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表达了一班人誓要带领党员群众脱贫致富的决心。

新班子上任之初，工作千头万绪，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土地问题。土地，是农民的饭碗，是他们安身立命的命根子。村“两委”通过走访，了解到村民反映最强烈的是土地不均、零散经营问题。当时村民小组之间，户与户之间，承包的面积相差几倍，甚至几十倍；每户有几块甚至十几块地，细碎化严重；乱搭乱建、乱圈乱占、遍地是坟头。村民心中怨愤不平，村民的心理障碍、矛盾隔膜，无不根源于此。代村“两委”在专家建议下，开始探索土地流转。他们有长远的打算，土地流转后，零散经营的土地集中起来，就可以搞农业大项目，村集体能还上债，村民的腰包也能鼓起来。

可一半多村民不这样想。“把地收上去，你们发钱？能发几年？”“收上去，你们给卖了怎么办？”持坚决反对意见的多是老人，没了地就像丢了魂儿。那就先做年轻人的工作，男劳动力大都出外打工，工作主要对象就是女性——全村680名育龄妇女。当时的村妇代会在工作推进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村妇联主席宋桂云和当时村妇代会的另外两位成员冯树彩、张善兰，采取的策略是先拉家常，聊得差不多了再说土地流转的事。乡里乡亲的，家常话说到心里去了，正事也就容易入耳了。也有当面好说话转身就骂人的。“骂得很难听，我学不来。”张善兰说。但工作还得继续做，擦了泪，接着去下一家。没一家是顺利谈下来的，都在五次以上，有的甚至谈了十多次，还有的都签合同了，没几天又反悔了。

除了土地流转之外，当时的村民还没有安全感。牛、羊、电视机，睡一晚上觉就没了，天天有人来村里反映。事实上，不止代村，当时很多县市偷盗现象严重。1999年下半年，代村“两委”研究出一个办法——“户户参与，持牌站岗”，让社会治安力量下沉。20户一个小组，拿一张牌，牌上写着20户的户主名，一户站岗完毕，将牌传给下一户。站岗时间是从每天太阳落山到第二天太阳升起。这意味着每户每20天就要站一次岗，通宵不能睡觉，在大街上巡逻。

村“两委”成员则是每人每星期值班一个晚上，轮值查岗。最难熬的是冬天，“两层棉袄棉裤都挡不住风”。代村很大，查岗围着村子走两圈，天就亮了，第二天照常上班。“社会治安不好，不光村民没有安全感，我们也没安全感。”宋桂云说， 她们当年是真的拼了。后来村集体有了收入，安上了监控，配备了专业巡逻队，村民们终于可以歇歇了，但村“两委”班子轮流值班的传统一直坚持到今天。

为了有效保护土地，村“两委”首先研究制定了土地“三不”政策——不占用一寸耕地建房子、不向任何个人出让一分土地、不上一个污染项目，守住了这一片村民世代赖以生存的土地。2000年春节期间，村“两委”又制订出“全村人均每户2块地”的土地调整方案，以解决“土地不均，零散经营”的突出矛盾。土地调整方案出台后，在村民中引起了强烈反响，绝大部分人积极拥护，但都在观望，认为重新均分土地是一件天大的难事。更有占地多的村民反应激烈，通过各种方式极力阻挠。

2000年春，村里组织了村干部、老党员、村民代表80余人，对土地进行摸底丈量，然后登记造册，区分了地级，划定了地界，在3000余亩土地上树立了1万余根木桩。根根木桩立起的是公平公正，立起的是勇于担当，立起的是一心为民，立起的是在村民中的威信！

但是，好多木桩被部分村民拔掉，刚刚划分的地界又被混在了一起。为此，王传喜及村“两委”成员入户，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2000年，正值腾茬播种的关键时期，为了保证调地顺利进行，他们坚持吃住在地里，和村民一起收获耕种。他们用真诚和担当终于感化了群众，经过不懈努力，代村土地调整于6月中旬全部完成。

流转土地仅仅是村“两委”工作的第一步，随后，村“两委”治脏、治乱、治穷，为代村的后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治脏”：村里乱搭乱建现象严重，街道高低不平、杂草丛生、污水横流。针对这一现象，村“两委”首先从“三清五化”开始进行治理。“三清”即清理乱搭乱建房屋，清理三大堆（粪土堆、乱石堆、垃圾柴草堆），清理街道等；“五化”即绿化、亮化、美化、硬化、净化等。其次积极实施“生态家园富民行动”，户户院内建沼气池、栽植葡萄，葡萄架下发展养殖，实现了人畜粪便垃圾进池、沼气照明做饭、沼渣沼液施肥的良性循环，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葡萄+沼气+养殖”立体生态庭院经济模式，使村内“脏乱差”的局面得到了根本改善。2006年8月，时任山东省委书记的张高丽视察了代村生态富民家园。2006年，代村被农业部授予“全国生态家园富民行动示范点”。

“治乱”：村里打架斗殴、赌博偷盗、邻里不和等现象时有发生。为了整治村里的“乱”象，村“两委”制定了“户户参与、持牌上岗、群防群治、综合治理”的制度，实行了村“两委”成员夜间带头站岗巡逻，白天值班接访制度，这些制度一直坚持至今。通过综合整治，彻底扭转了村庄混乱的局面。

“治穷”:1999年4月13日，王传喜当选为村委会主任。上任第一天，没有“传喜”，却有“传票”。在大半年的时间里，王传喜共收到法院传票126张，王传喜和村“两委”成员共出庭100余次。由于交不起水电费，全村连续被停水6个月、三伏天停电一个多月。

面对集体所欠巨额债务，村“两委”多次研究破解方案，有的提出，变卖村里的土地还账；有的提出，人均分摊。王传喜坚定地说：村里的土地一分一厘也不能动，更不能让本来就很穷的群众负担。为此，村“两委”对村集体债务进行了梳理、盘点，制订了周密的还款计划。通过借新账、还老账，盘活村集体沉睡的资产，先急后缓，分批分期，经过1年多的时间终于还清了所欠债务。王传喜甚至把自己的积蓄拿出来，用于偿还集体债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