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意识形态工作是立心立魂的工作

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巩固壮大奋进新时代的主流思想舆论。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43页。

第一节 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

意识形态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是在深刻总结我们党领导意识形态工作长期积累的宝贵经验，特别是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创造的新鲜经验基础上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加强和改进意识形态工作，召开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文艺工作座谈会、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全国党校工作会议、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等等，反复强调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对加强意识形态责任制作出全面部署。

什么是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的本意是“观念的科学”，是研究认识、思维规律的科学。按照一般的政治学解释，意识形态是具有符号意义的信仰观点的表达形式，它以表现、解释和评价现实世界的方法来形成、动员、指导、组织和证明一定行为模式和方式，并否定其他的行为模式和方式。

在马克思主义语境中，意识形态又称观念上层建筑，包括政治、法律、道德、艺术、宗教、哲学等思想观点，观念上层建筑是指政治、法律、道德、艺术、宗教、哲学等多种服务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在这个意义上说，观念上层建筑又称意识形态上层建筑。

意识形态对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生存发展至关重要。意识形态是国家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意识形态建设关系到一个国家举什么样的旗帜、确立什么样的制度、坚持什么样的理论、走什么样的道路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就意识形态领域的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问题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大部署，进一步明确了意识形态工作的地位作用、目标任务、基本要求和主体责任，为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提供了科学指引。

（一）定性：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1]在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必须一刻也不放松和削弱意识形态工作。

马克思说：“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2]美国政治学家摩根索说：“意识形态同一切观念一样都是武器，既能提高国民士气以增强一国实力，与此同时又能削弱敌国斗志。”新加坡国立大学郑永年教授指出：“国家意识形态是调节社会群体的有效手段。不同社会群体因为利益不同会在不同程度上偏离国家意识形态，但它们的中心仍然以国家意识形态的核心作为参照物。没有了主流国家意识形态，那么各社会群体会显得极其自私，因为它们视自己所信仰的意识形态为唯一真理。”

意识形态为什么这么重要？我们可以通过一个话题来理解。比如，深刻而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就是体现“三个事关”的重大意识形态问题。

近些年来，国内外有些舆论提出“中国现在搞的究竟还是不是社会主义”的疑问，有人说是“资本社会主义”，还有人干脆说是“国家资本主义”“新官僚资本主义”。这些说法都是完全错误的。

中国积极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的优秀成果，是为了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走出自己的康庄大道，而没有数典忘祖、照抄照搬别国的发展模式。中国也没有对马克思主义采取教条式的态度，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在对世情国情党情充分认识的基础上，实践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新的蓬勃生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成功，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意义，对世界社会主义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3]邓小平同志曾指出，“最终说服不相信社会主义的人要靠我们的发展。如果我们本世纪内达到了小康水平，那就可以使他们清醒一点；到下世纪中叶我们建成中等发达水平的社会主义国家时，就会大进一步地说服他们”[4]。邓小平同志还指出：“只要中国社会主义不倒，社会主义在世界将始终站得住。”[5]这是强调方向性、根本性、原则性问题，从中也可以看出意识形态的重要性。

（二）定标：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是意识形态工作的根本任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6]

要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这一根本问题上，我们必须坚定不移，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丝毫动摇。

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当风雨来临时就会东摇西摆。事实一再表明，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

理想信念动摇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一书说道：戈尔巴乔夫掌权后的第一个重大变化不是发生在经济领域，而是发生在文化领域和个人权利自由的思想领域。有学者指出，苏联的解体本质上是领导阶级意识形态的瓦解，苏联国家的公民和领导人都遵循官方的意识形态，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与意识形态关联度极大，领导阶级的意识形态也随着柏林墙的倒塌而瓦解。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垮台？一个重要原因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任何作用了，军队都不在党的领导之下了。最后，苏联共产党偌大一个党就轰然倒下了，苏联偌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分崩离析了。这是前车之鉴啊！”[7]

从苏联解体事件中吸取意识形态方面的教训，一方面要看到自我解除精神武装，搞“分化”所带来的危险；另一方面也要看到，进行精神自我封闭、搞“僵化”所带来的危险。

意识形态工作本质上做的是思想和政治工作。民心是最大的政治，要把凝聚民心作为意识形态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为党的工作大局服务，为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服务。因此，我们要理直气壮加强和改进正面宣传，增强吸引力和感染力，营造强大的正面思想舆论。

（三）定法：意识形态工作要把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作为基本职责，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找准工作切入点和着力点，做到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要有硬实力，也要有软实力，既要切实做好经济工作，为意识形态工作提供坚实物质基础，又要切实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为经济社会繁荣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要看到，巩固党的群众基础和执政基础，不能说只要群众物质生活好就可以了，精神上丧失群众基础，最后也会出问题。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政治动荡、政权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思想演化是个长期过程，思想防线被攻破了，其他防线就很难守住。

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看，唯物主义辩证法认为，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具有决定作用，同时，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我们要深刻认识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深刻认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既不能因为中心工作而忽视意识形态工作，也不能使意识形态工作游离于中心工作。

中国人民大学杨光斌教授指出，“世界”不仅仅是物化的，而且是观念化的建构，是一种“观念镜像”，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取决于人们从哪个角度看，取决于人们用什么观念去分析。没有什么权力比能操纵人的观念、思想和意念的那种权力更有力量。结合中国国家权力的现实状况，杨光斌教授指出，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将进一步提升其经济权力，党指挥枪的军事权力也无可匹敌，以党管干部为核心的政治权力有待完善，但其人民民主的优越性毋庸置疑，而“意识形态权力”即话语权，则与当今中国严重不匹配，这是中国“意识形态权力”的现状。如果把国家权力比喻为一张桌面，支撑这张桌子的四条腿就分别是经济权力、军事权力、意识形态权力和政治权力，其中“短腿”无疑是意识形态权力。

（四）定根：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关键在党，关键在党的各级组织

坚持全党动手抓意识形态工作，各级党的组织都要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旗帜鲜明支持正确思想言论，旗帜鲜明抵制各种错误思潮。

对大是大非问题、政治原则问题决不能含糊其词，更不能退避三舍，必须以战斗的姿态、战士的担当，敢抓敢管、敢于亮剑，不做“骑墙派”和“看风派”，不能搞“太平绅士”“爱惜羽毛”那一套。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要带头抓意识形态工作，旗帜鲜明站到意识形态工作第一线，把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牢牢掌握在手里。

比如，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就是旗帜鲜明地表明，要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的性质和方向，毫不动摇地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世界上不存在定于一尊的法治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法治道路。我们治国理政的根本，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明确了这个根本问题，我们就能有效抵御“西方宪政”“三权分立”“司法独立”“多党政治”等法治西化思潮，保证全面依法治国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阔步前进。

党和法的关系是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习近平总书记一针见血地指出，“党大还是法大”是一个政治陷阱，是一个伪命题。我们坚持的依宪治国、依宪执政，与西方所谓的“宪政”本质上是不同的。任何人以任何借口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都是错误的、有害的，都是违反宪法的，都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从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的有关规定中可以看出党中央对于意识形态问题的重视程度。准则指出：“考察识别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首先看是否坚定不移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在大是大非面前不能态度暧昧，不能动摇基本政治立场，不能被错误言论所左右。当人民利益受到损害、党和国家形象受到破坏、党的执政地位受到威胁时，要挺身而出、亮明态度，主动坚决开展斗争。对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立场、没有态度、无动于衷、置身事外，在错误言行面前不抵制、不斗争，明哲保身、当老好人等政治不合格的坚决不用，已在领导岗位的要坚决调整，情节严重的要严肃处理。”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强调：“要坚定理想信念，牢固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挺起共产党人的精神脊梁，坚决防止不信马列信鬼神、不信真理信金钱，坚决反对各种歪曲、篡改、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想。要坚定‘四个自信’，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第二节 增强以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自觉性

旗帜鲜明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意识形态工作中所强调的带有根本性的一条。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党着力解决意识形态领域党的领导弱化问题，立破并举、激浊扬清，就意识形态领域许多方向性、战略性问题作出部署”，主要是“确立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健全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以此“推动全党动手抓宣传思想工作，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敢抓敢管、敢于斗争，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观点”。[8]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抓住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根本所在。而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为“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专设一章，这在党代会报告中是仅见的。

在新时代语境中，以党的二十大为新的起点，对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中所指的“马克思主义”，从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可以获得更加清晰更加明澈的认识。

（一）这个“马克思主义”既泛指一般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更确指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

之所以得出这个判断，是因为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有这样的表述：“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9]而在党的二十大之前，这段话的“前身”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10]从语义上说，重心是在论证马克思主义，并且这里被论证的马克思主义通常指向的是一般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党的二十大报告作出这样的表述，其语义重心就转移到了对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的论证上来，其指向就从泛指转为了确指。

与之相伴随的，以党的二十大报告为依据解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就是要理解：重要的是坚持“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摆在第一位的要求就是推动全党全社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11]。

（二）这个“马克思主义”是坚持“两个结合”、经由“两个结合”而不断丰富发展壮大的马克思主义

从意识形态角度分析看，“两个结合”凝结着诸多经验教训，且教训更深刻一些。第一个结合，本身就是反教条主义的产物。1938年10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政治报告中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他说：“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12]

众所周知，教条主义看似“革命”和“正统”，实际上不仅有害于革命事业，也使得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吸引力下降、社会号召力减弱。教条主义是意识形态僵化的内在机制，或者说教条主义是使意识形态僵化的原因之一，这已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所充分证明。党的二十大报告在阐述第一个结合时，特别指出：“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要运用其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中国的问题，而不是要背诵和重复其具体结论和词句，更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一成不变的教条。”[13]应该说，这个道理，我们党自革命年代起就反复向党内外强调和宣示了。但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郑重强调这个道理，自有其特定的意识形态功能。这实际上表达了一以贯之、旗帜鲜明反对教条主义的态度。在某种意义上，这对那种试图从“左”的角度理解和解读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心态与言论，是一种提醒和劝诫。

在第二个结合上，自20世纪以来更是负载着不少意识形态的纷争话题。如果考虑到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其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在思想理论、社会舆论上所产生的种种纠葛关系，再来思考第二个结合，就会发现，提出第二个结合本身，就体现了某种直面意识形态尖锐问题的理论创新勇气。以此为思考背景，再来品读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的相关表述：“我们必须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14]进而审视第二个结合在新时代的意识形态功能，可以体悟到，这是在为马克思主义作为当代中国发展的指导思想提供文化根基和血脉上的合法性，以及为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发展提升自己的魅力和吸引力的战略空间。这种合法性的厚植、战略空间的扩大，对于巩固壮大“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对抗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具有根本性的战略意义。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贯通”“融通”，其实就是既反对文化虚无又反对文化复古，向理论自信注入文化自信，用文化的深度滋养理论的厚度，之中和之后的意识形态功效大可研究发掘。

（三）这个“马克思主义”还是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自我驱动，在实践基础上不断创新的马克思主义

党的二十大报告以“六个必须坚持”的表述，梳理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这“六个必须坚持”所承载的理论功能或者意识形态功能看，呈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只是其中一个方面。另外，更为重要的是，这“六个必须坚持”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进一步丰富发展，提供了原则遵循。

比如，强调“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强调“一切脱离人民的理论都是苍白无力的，一切不为人民造福的理论都是没有生命力的”[15]，强调“我们要站稳人民立场、把握人民愿望、尊重人民创造、集中人民智慧，形成为人民所喜爱、所认同、所拥有的理论，使之成为指导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16]，实际上就反对了理论上的“精英主义”。众所周知，持精英主义立场的理论可能也声称自己“为了人民”，但这样的理论绝不会以“成为指导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为追求。

再比如，强调“必须坚持自信自立”，强调“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从近代以后的深重苦难走向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从来就没有教科书，更没有现成答案”，强调“以更加积极的历史担当和创造精神为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新的贡献，既不能刻舟求剑、封闭僵化，也不能照抄照搬、食洋不化”。[17]这种“自我做主”的气概，与一切习惯于戴上精神枷锁、怠于增强精神独立性的言行，与一切不希图创造中国思想、不努力展示中国立场的言行，都是格格不入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我们积极学习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欢迎一切有益的建议和善意的批评，但我们绝不接受‘教师爷’般颐指气使的说教！”[18]总体上看，“六个必须坚持”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推进提供了自我前行的强大驱动力量，使得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具备了强大的历史逻辑、现实逻辑和理论逻辑。这种思想理论上的自觉自信自强自立，从全世界范围看，是极为少见也是极为可贵的。

因而“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这一章的单独设置及其相关表述，丰富了人们对于“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中的“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传递了人们对于“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中的“马克思主义”应有的新的科学态度。这种政治认识和政治态度上的知识增量，代表和体现了党的二十大报告的重要意识形态功能。

第三节 今天再读《共产党宣言》能读出什么

我们今天再读《共产党宣言》，能读出什么呢？《共产党宣言》首要的理论价值在于它深刻揭示了在资产阶级时代社会是以怎样的特点和规律运行的。这主要包括资本的形成和增殖、生产的不断变革、资本是一种社会力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固有矛盾等等。同时，它也深刻揭示了资产阶级时代的社会运行特点和规律所带来的社会矛盾与问题。这主要包括城乡间、国家间、东西方之间的对立，人口、生产资料、财产以及政治的集中，“贫困比人口和财富增长得还要快”固有的不平等趋势，以及劳动的异化、生活的异化和人的异化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引入了市场经济。引入市场经济后的中国，在社会上是不是也出现了《共产党宣言》中所揭示的某些特点和规律以及某些现象和问题呢？这是不可避免的。受永不停歇的增殖冲动驱动的资本，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无论走到哪里，它都是要牟利的，不然就不是它了。我们引入资本，允许资本的逻辑纵贯于市场经济之中，主要是为了国家的发展和人民的富裕。因此，中国没有资本主义，但存在资本的逻辑。必须看到的是，资本的逻辑在中国也造成了不少的问题，某些情况与《共产党宣言》的描述类似。比如，“当厂主对工人的剥削告一段落，工人领到了用现钱支付的工资的时候，马上就有资产阶级中的另一部分人——房东、小店主、当铺老板等等向他们扑来”[19]。这段话用在许多“北漂”“蚁族”“青椒”和白领身上，一样是类似的。

我们作出这样的判断，既不会贬低《共产党宣言》，也不会贬低当今中国社会，反而凸显了《共产党宣言》之于当代中国的价值。那么，《共产党宣言》对于当今中国有什么用呢？与那些分析不透资本主义社会的特点与规律，只能补救性地提出一些消除社会弊病办法的人相比，马克思、恩格斯的高超之处在于，他们吃透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特点和规律，从而提出了根本性的解决办法。而这个根本性的解决办法，不是抹杀资本的牟利逻辑，而是让资本的这种特性为社会大众服务，而不是仅服务于少数资产阶级。但是，在现代社会经济基础领域范围内是无法根本性地实现这个目的的——对资本的过度约束会扼杀生产力的发展。

于是必须把“主战场”从经济领域转移到政治领域。因此，《共产党宣言》最主要的一个贡献在于，它为中国共产党正确地掌握和使用政治力量指明了方向。

针对现代社会所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共产党宣言》提出的解决方案中，最重要的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20]等等。当今中国，我们之所以有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矛盾和问题而没有像它那样的后果，主要就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和公有制主体等，是一种政治上的强力保障和调节力量，对现代经济领域的某些后果起到了无可比拟的“驯服”“驯化”作用。资本没有俘获权力，权力却牢牢控制着资本——这难道不是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最根本的来源吗？

同时，这也进一步提醒我们，在充分尊重市场经济规律的基础上，要更加有力有效地运用好公共权力的力量，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大优势所在。还要看到，互联网、大数据、智能化和云计算，为新形势下优化中国共产党对公共权力的掌握和使用，提供了无与伦比的便利条件。想象一下，大数据思维与《共产党宣言》中对未来社会的构想，有惊人的契合，这多么令人向往！

还可以想到，当社会上的某些人竭力论证共产主义虚无缥缈的时候，他们有没有想过，作为一种遏制资本贪欲和冲动的共产主义学说，从来就不曾离开过我们，反而因为资本的面目更具复杂性和伪装性而更加需要它；作为一种遏制我们自己对于资本不顾一切的向往与贪婪的共产主义原则，从来都是我们共产党人修身做人为官用权的基本准则。明白了这个道理，还能不加以辨析地说“共产主义是虚无缥缈的”吗？生产越发达，对资本的驾驭越有力，我们离共产主义的理想就越近。真正科学地彻底解决好“北漂”“蚁族”“青椒”的窘迫问题，我们有能力、有条件、有智慧，而且可以预期。

从《共产党宣言》中可以悟出关于驯化资本的什么道理呢？不能够指望仅仅在经济基础范围内解决现代社会的问题，经济领域的负面后果必须主要地政治性地解决。因此，在制度机制上，必须给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等留下足够的政治空间。这是克服现代社会不良后果最重要的政治条件。此外，我们必须从上到下对资本保持足够的警惕，确保其绝大多数成员不被资本所迷惑、所俘虏。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着力提高驾驭经济和社会发展能力，做驯化资本的“高手”，让资本的增殖有利于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如此，就能够大大方方地讲出一个关于共产主义的“好故事”。这个故事不但有趣，而且迷人。

第四节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的意识形态贡献

对于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21]）这样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文献，可以从多方面进行深入学习贯彻，而意识形态维度是其中重要的方面。这是因为，无论是第一个历史决议还是第二个历史决议，都是为了解决重大思想问题而形成的，都“在重大历史关头统一了全党思想和行动，对推进党和人民事业发挥了重要引领作用”。仔细阅读思考第三个历史决议，可以发现，它不仅与之前的历史决议有着相同的作用，而且还有着属于自己的特点和特殊贡献。由此，从意识形态贡献角度思考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不仅是应该的，而且是十分重要的。那么，《决议》的意识形态贡献主要有哪些呢？

（一）从主题主线、主流本质厘定百年党史的基本叙事

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决议》的“说明”中指出：“要坚持正确党史观、树立大历史观，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正确对待党在前进道路上经历的失误和曲折，从成功中吸取经验，从失误中吸取教训，不断开辟走向胜利的道路。”“对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的评价注重同党中央已有结论相衔接。”《决议》在“序言”中申明：“全党要坚持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从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从而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践行初心使命，在新时代更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别是，表达了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郑重态度。

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决议》的“说明”中指出：“要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加强思想引导和理论辨析，澄清对党史上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模糊认识和片面理解，更好正本清源。”更重要的是，《决议》在一些可能引发历史虚无主义联想的重大事件和问题上表明了立场。

比如，对于第一个和第二个历史决议，《决议》强调“其基本论述和结论至今仍然适用”；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和发展给予充分肯定，强调“这些独创性理论成果至今仍有重要指导意义”；对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内容的描述，强调“党始终不渝坚持这次全会确立的路线方针政策”；等等。既要正视历史，又不能给历史虚无主义留下口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总的来看，《决议》做到了。这就为百年党史的新时代叙事确定了权威依据。

（二）彰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新时代成就的巨大推动作用

意识形态工作实质上是立心立魂的工作，根本任务是用科学理论特别是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因而，推动全党全社会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更深刻的认识，进而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往心里走、往深里走、往实里走，推动形成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是最重大的意识形态工作任务。《决议》为推进完成这个任务所作的贡献就是，以很大的篇幅浓墨重彩描述了新时代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以及这些成就和变革取得和发生的指导思想上的原因。

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决议》强调的是，“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这样的成就和变革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意义在于，“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

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发生这样的变革，原因在于：一方面，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有“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另一方面，更根本的是，“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深刻总结并充分运用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从新的实际出发，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遵循这样的内在叙述逻辑，《决议》就把“新时代成就”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间的关系交代清楚了，就为树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百年党史上的地位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也为新征程上更好坚持和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打下了坚实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个重点，有利于引导全党进一步坚定信心，聚焦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以更加昂扬的姿态迈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三）揭示党的十八大以来意识形态领域变化的内在逻辑

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部分，在“文化建设”篇中，《决议》对党的十八大以来意识形态领域的发展变化进行了总体描绘与深刻揭示，其内在的逻辑如下。

首先，党的十八大以来意识形态领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决议》指出，“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主要的表现就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文化自信明显增强，全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极大提升”，重大意义在于“为新时代开创党和国家事业新局面提供了坚强思想保证和强大精神力量”。

其次，意识形态领域发生的这种“全局性、根本性转变”是以什么为背景而言的？改革开放以后，意识形态领域取得很大成就的同时，也出现了很多问题，《决议》指出，“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不时出现，网络舆论乱象丛生”，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政治立场模糊、缺乏斗争精神，严重影响人们思想和社会舆论环境”。

最后，“全局性、根本性转变”是如何发生的？主要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积极主动作为，全党全社会的积极响应、共同努力。正如《决议》所指出的：“党着力解决意识形态领域党的领导弱化问题，立破并举、激浊扬清，就意识形态领域许多方向性、战略性问题作出部署，确立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健全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推动全党动手抓宣传思想工作，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敢抓敢管、敢于斗争，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观点。”

还要进一步指明的是，推动意识形态领域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的因素，绝非仅限于意识形态工作。实际上，从更广的视角看，意识形态领域发生的转变与党和国家事业发生的转变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比如，《决议》指出：“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也是保持党的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决议》指出：“必须警惕和防范西方所谓‘宪政’、多党轮流执政、‘三权鼎立’等政治思潮的侵蚀影响。”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领域取得的前所未有的成就，也都是党“得民心”的重要加分项，广义上也有力推动了意识形态工作的开展。所有这些，都对意识形态领域形势的转变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进而言之，党的十八大以来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的根本性、全局性转变之中所蕴含的格局、方略与智慧，也为我们党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提供了长久的经验支撑和理论指导。

（四）凝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信心决心

意识形态工作担负着重要的“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功能，《决议》也发挥了这样的功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普遍认为，决议稿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宣言，是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同党的前两个历史决议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必将激励全党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争取更大荣光。”的确，考虑《决议》写作的历史与时代大背景，既要写出一种历史的深沉与厚重，又要写出一种奋发的积极与昂扬，而且重在后者，是《决议》的重要历史使命。从实际效果和反映看，《决议》做到了这一点。

从总的方面看，《决议》写出了面对“两个大局”之变的中国共产党人“站在科学理论的一边，站在人间正道的一边”，同时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的历史形象。

从分的方面看，一方面，《决议》写出了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定的信心，指出：“今天，中国人民更加自信、自立、自强，极大增强了志气、骨气、底气，在历史进程中积累的强大能量充分爆发出来，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历史主动精神、历史创造精神，正在信心百倍书写着新时代中国发展的伟大历史。”另一方面，《决议》还写出了中国共产党人坚强的决心，宣示：“面对来自外部的各种围堵、打压、捣乱、颠覆活动，必须发扬不信邪、不怕鬼的精神，同企图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企图迟滞甚至阻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一切势力斗争到底，一味退让只能换来得寸进尺的霸凌，委曲求全只能招致更为屈辱的境况。”与此同时，《决议》还特意强调了“忧患意识”，指出“始终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从伟大胜利中激发奋进力量，从弯路挫折中吸取历史教训”。

总的来说，《决议》向全党全社会乃至全世界传递了一种“既满怀信心又谦虚谨慎，既文明可亲又无惧无畏”的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时代形象。对内，这是一种重要的凝聚和激励；对外，这是一种重要的宣示和形象塑造。

第一个历史决议通过后，毛泽东同志发出号召：“一切同志，要在这个历史决议案下团结起来，像决议案上说的团结得像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22]第二个历史决议通过后，邓小平同志深刻指出，决议“真正是达到了我们原来的要求。这对我们统一党内的思想，有很重要的作用”[23]。第三个历史决议通过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在新的起点上，全党必须保持战略定力、锚定战略目标，牢记‘国之大者’，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跑好属于我们这代人的这一棒。”[24]阐述《决议》的意识形态贡献，统一全党的思想和行动、引领推进党和人民事业，是最重要的意识形态贡献。第一个、第二个历史决议都有效发挥了这样的功能，第三个历史决议也一定能够发挥这样的功能。

注释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03页。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0页。

[3]习近平：《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一以贯之》，《求是》2022年第18期。

[4]《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4页。

[5]《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6页。

[6]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1页。

[7]中共中央宣传部编：《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2—33页。

[8]《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44页。

[9]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16页。

[10]《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10页。

[11]中共中央宣传部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问答》，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297页。

[12]《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13]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17页。

[14]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18页。

[15]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19页。

[16]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19页。

[17]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19页。

[18]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7月2日。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8页。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21页。

[21]本书对《决议》及其“说明”的引用，均来自《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不再一一标注。

[22]《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7页。

[23]《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83页。

[24]习近平：《以史为鉴、开创未来 埋头苦干、勇毅前行》，《求是》202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