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追梦到长安

用了一个多月，司马相如沿着悬崖峭壁上的天梯与栈道，翻越秦岭，终于如愿以偿走在长安的大街上。

长安城就像帝国版图上一块巨大的磁铁，吸引着铁屑般纷至沓来的追梦者。司马相如就是其中之一。他相当于先行者了。中国历代文人，几乎都渴望投身于当朝之文化中心，大展宏图，或者说白了就是由乌鸦摇身变作凤凰。司马相如最终还真成了天子脚下的一只金凤凰，虽非楚狂人，但作为巴蜀才子，一样能“凤歌笑孔丘”（李白诗句），只是他唱的“凤歌”是很“官方”的，与汉帝国的逼人皇气相匹配。当然，在他崭露头角、引吭高歌之前，也经历几番曲折，甚至被厄运整治得跟落汤鸡似的。可一旦时来运转，他总能重整旗鼓，扶摇直上。与生前失意乃至失败的屈原相比，司马相如毕竟算是得以善终的，直至生命终点仍然堪称“成功人士”，因而羡慕者多，仿效者众。

到了唐朝，李白也是重走司马相如走过的蜀道，二进长安。第一次时还写下《南陵别儿童入京》：“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这是李白最著名的一幅自画像。美髯飘飘的李白，扬眉吐气地告别儿女与乡亲，准备到长安见皇帝去了。忍辱负重这么多年，还不就为等到这一天吗？这一天说来就来了。可见李白热爱的并不是江湖而是庙堂，时刻准备着，能够像鲤鱼跳龙门。

离我们不远的例子还有：一九二二年，自称乡下人的沈从文第一次来北京，挟着铺盖在前门车站下火车，对眼前豁然敞开的这座古老城市表达了铮铮誓言：“北京，我是来征服你的。”这句话传诵一时。好像很新鲜，其实是从古至今一代代文人心声的回音。从此，沈从文这个名字便与湘西风景如画、民俗淳朴的边城作永远的告别，而进入了北京城的记忆。

司马相如，正是从边城来到帝都的。我估计他一方面为帝都的雍容华贵所震慑，一方面并不甘心于自身的渺小，跃跃欲试地激发出类似的念头：“长安，我是来征服你的。”

然而也是在这里，司马相如第一次体会到梦想与现实的落差。

长安城并没有拒绝远道而来的司马相如，还是给了他一个不能说不风光的位置：被任命为俸禄三百石的“郎”，不久又晋升为汉景帝的“武骑常侍”，俸禄六百石。职责是守卫皇宫门户，乘车骑马护卫銮舆。

有人猜测司马相如为郎肯定有贵人相助：郎官是皇帝的警卫队，职责是“掌守门户，出充车骑”，没有定额，可多至数千人，郎官不是随便谁都可以担任的，它是行政官僚的一个后备队，在朝廷充当九卿下属，下放地方则立马可担任县令（县长），如果被皇帝看中，还可以破格提拔为将相。所以，郎官是青年才俊向往的仕进阶梯，只有二千石高官子弟或皇帝身边的近臣子弟才有资格直接为郎。地方才俊，由郡守推荐按地区分配的名额入选为郎。边郡青年才俊多以骑射为郎，如飞将军李广就以骑射为郎，内地则“以赀为郎”。

司马相如是蜀郡才俊，当是由蜀郡太守文翁推荐为郎的。文翁，不是一般人，名列《汉书·循吏传》第一：“文帝末”即为蜀守，他又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开办地方官学的人，时在景帝之初，比汉武帝建元五年（前136）置博士弟子、开办京师太学早二十年。文翁重视教育，不仅使蜀文化腾飞，而且影响及于巴郡、汉中郡，受到景帝嘉奖，至汉武帝则在全国推行地方郡学，以文翁为之始。文翁终于蜀，吏民为立祠堂，岁时祭祀不绝。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

传说中推荐司马相如去长安当官的文翁，是继李冰之后为四川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的封疆大吏，其主要政绩除了维修、扩建都江堰之外，就是修学官于成都市中，大力兴办学校（现在成都名校石室中学就是在文翁办学的遗址上建立、发展起来的），招下属各县子弟为学官弟子，发展教育，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质，改变蜀中的社会风气。文翁尤其重视对各级官员的培训和考察，曾选派蜀中聪敏好学的张叔等十八人赴京师进太学学习，既学五经，也学法律，学成归来后，被文翁任命担任各种官职，干得最好的官至郡守刺史。

文翁化蜀与司马相如成名几乎发生在同一时段，又似乎有因果关系：司马相如的成功，怎么看怎么有文翁化蜀的影响，甚至堪称其最大的成果之一。文翁作为司马相如所在蜀郡的父母官，又是改革派的教育家，发掘人才、爱护人才既是其职责，更已成其本能。他是第一个慧眼识英雄、发现司马相如潜质的人，也正是他，把尚且暗淡无光的司马相如扶上战马，使之凌空一跃奔向辉煌的前程。

文翁办学，一大举措就是派遣蜀中青年十余人去京师学习儒家经典，司马相如是这群幸运儿之一。司马相如，“文翁教蜀第一批高材生中最优秀的一个”，正是借蜀守文翁派遣之东风，东受七经，还教吏民，开蜀学风气之先，使蜀学比肩于齐鲁。

司马相如被蜀郡公派去长安“留学”（相当于读大学），走过成都的升仙桥时才会有那样的底气，发出铮铮誓言：“不乘高车驷马，不过汝下。”那时他眼中只有诗与远方。而恩师文翁已把他送上一条金光大道，直通长安。

司马相如学业完成后没有还乡，而是准备扎根长安：捐资入仕，“以赀为郎”，随即又做了景帝的武骑常侍。这一切，全亏文翁最初的铺路搭桥。否则一个无名青年很难进入朝廷的视野。

但我仍然觉得，司马相如初出巴蜀投奔长安，与其说可能源自文翁的推荐，不如说是被自身的梦想所驱动。这才是确定无疑的。长安既是帝国的政治中心，又是文化中心，巴蜀与之相比，就像是荒郊野村，许多方面尚处于未开发或半开化状态，顶多算江湖。司马相如想成为长江，就必须流进大海。他行走在蜀道，就是为了寻找自己的入海口。当他远远看见长安的城门，相信由此进入就能打开另一片天地。

长安有什么啊？有皇帝。是别处所没有的。司马相如不满足于只被郡县的长官赏识，他有更大的目标：要让皇帝知道自己是谁。用现在的话来说，司马相如一开始就决意走“上层路线”，甚至是“最上层路线”。蜀道虽难，在天地之间弯弯绕绕，对于司马相如却相当于最大的捷径。

事实证明，蜀道无情又有情，确实把司马相如带到了最想去的地方，见到了最想见的人。但是否能就此过上最想过的生活，还得打一个问号。

司马相如一生被两位皇帝录用过，一位是汉景帝，一位是后来的汉武帝。

汉武帝带给司马相如的影响太大，这一对著名的君臣经常被后人谈论，人们反而忽略了最初是汉景帝对司马相如敞开宫廷的大门，改变了一介书生的命运：由江湖之远而晋升为庙堂之高。其实，这个景帝并不简单，使汉朝真正崛起的“文景之治”，被誉为中国历史上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极高的盛世，为后来汉武帝征伐匈奴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汉武帝正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使汉朝实现了腾飞。只是跟好大喜功的武帝相比，景帝低调得多，并且这未影响他的务实且有效。据说到景帝后期，国家的粮仓全部装满，由于粮食陈陈相因，致腐烂而不可食，府库里大量铜钱多年不用，以至于穿钱的绳子烂了，散钱多得无法计算。

日日常伴君王侧，别人高兴还来不及呢，司马相如却闷闷不乐。他是因剑术超群而被选为武官的，而他自己更看重的文采却未得到景帝赏识。

其实，这也不能怪景帝看走了眼。景帝天生就不是文艺爱好者，对司马相如最拿手的辞赋之类根本就没兴趣，他整天关心的是如何可以国富民强，抓经济，促生产，提高硬实力。至于软实力，一时半会儿还顾不上。在这种不喊口号只图实干的“领导”面前，司马相如一类渴望以笔墨指点江山的文人，反而觉得无用武之地。你忽悠不了景帝。景帝也不需要你替他忽悠别人。

《史记·索隐》对“武骑常侍”的解释，听上去还比较威风，“秩六百石，常侍从格猛兽”，是皇帝的随从兼角斗士。但汉景帝的随从并不全是角斗士，也有充当仪仗队员之类的人。据考证，司马相如就是仪仗队的一名队员，而且他的具体工作不是手执大刀、金瓜之类的兵器充作前导，而是执“虎子”后行。什么是“虎子”？可不能望文生义，以为是老虎的崽子：小老虎。不是的。所谓“虎子”，其实是皇帝的玉便壶，因其表面彩绘猛虎图案，故有此雅号。

司马相如一点也不喜欢这份工作，骨子里的清高甚至使他觉得揽了个委屈的活儿。但这毕竟是家中父母花尽积蓄才为自己换来的工作，相当于全家豪赌了一把，如果未来能升迁自然算赚了，可要是现在就弃职不干，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

为了避免让老家的亲友失望，司马相如写信时总报喜不报忧，说自己在长安一切都好：是的，长安很好，我也很好。

司马相如作为“武骑常侍”，参加了景帝的几次出巡，排在队伍的后面。他不仅没体会到啥荣誉感，反而下意识地低着头，怕被人认出似的。其实在长安城里哪有啥熟人啊，分明是过不了心理这道关：司马相如知道自己是谁，不是谁。手捧的“虎子”，似乎有千斤重，压低了他的头，压弯了他的腰。

司马相如来到天子脚下，最起码该干个文秘什么的才专业对口，却由脑力劳动者变成体力劳动者。为皇上捧便壶，顶多也就相当于勤务员，比沏茶倒水的宫女又强到哪里？文人的自尊心也受不了啊，能不视为侮辱就算有涵养了。

加上景帝从没正眼看他，视之为千军阵中的普通一兵，司马相如自己知道升官无望，熬也熬不到捧砚台、伺候笔墨的角色。就这样下去，别梦想当蔺相如了，充其量也就评个劳动模范。怎么能让理想变成泡影呢？可就是这么一份工作，也是花了家里的钱找的，如果轻易不干了，不就让以前的花费全打水漂了吗？打掉牙也只能往肚子里咽呀。谁让自己一开始高兴得太早了？

这就是长安给司马相如的第一个教训：你以为你是谁啊？谁到了这里都得先当孙子。你期望越大，失望也就越大。还别不知足，能待下来对许多人都算是福气了。

这头一份差使，使司马相如以切身体会理解了春秋战国时期某些不得志的门客：“长铗归去兮，食无鱼，出无车。”可他连弹铗而歌的勇气都没有。归，往哪里去？总不能白来一场吧。那也太对不起父母的投资、文翁的举荐。更对不起自己。自己过升仙桥时不是立誓不发达不回头、不衣锦不还乡吗？怎么能这么快就打自己嘴巴呢。

得，还是先走着瞧吧，就当骑驴找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