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先锋”时代：闯将或囚徒

一

1985年注定要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留下重要的一笔，它是现代主义文学在中国大地上发生发展中特别值得标注的年份：2月，马原的小说《冈底斯的诱惑》发表于《上海文学》；3月，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发表于《人民文学》；4月，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发表于《中国作家》；6月，残雪的《山上的小屋》发表于《人民文学》……一群富有现代主义气质的年轻人揭竿而起，他们企图重建主体与客体、主体与自我、心灵与审美之间崭新的对话关系，以构建一种新的文学时空。这批被称为“新潮小说家”的群体与稍后涌现出的更年轻的余华、苏童、格非、孙甘露等一起在1980年代中后期掀起的先锋文学狂飙“剧烈地改变了、并且继续在改变着中国当代文学的面貌”[1]1。同样是在这一年，北村的短篇小说《黑马群——实验室实验之一》发表于《福建文学》1985年第3期，其时的北村刚刚二十岁。

北村，本名康洪，1965年9月16日出生于福建长汀。地处闽西的长汀在万山丛岭之中，南与广东毗邻，西与江西接壤，乃闽粤赣三省边陲要冲；汉代置县，唐称汀州，自唐代后一直是州、郡、路、府治所在地，更是客家人聚居的第一座府治城市，素有“世界客家首府”之称；同时长汀还是著名的革命老区，一度是苏区的经济重镇，也是红军长征的主要出发地之一。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即在长汀英勇就义，给当地留下革命的火种。著名的国际友人路易·艾黎1939年曾因组建“中国工业合作协会”事务所到过长汀，长汀的美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在日后说，长汀和凤凰是中国最美的两个小城。新中国成立后，长汀一直隶属龙岩地区。

北村在家中排行老二，有一个哥哥。幼时的北村，跟着在农村卫生院当医生的母亲和做教师的父亲在长汀河田镇的一个叫蔡坊的自然村生活过数年。河田镇四周山势逶迤，构成环绕之态，形成了长汀县最大的河谷盆地；客家的母亲河汀江贯穿全镇，当地林木丰茂，盛产号称“世界五大名鸡”之一的河田鸡。那时乡下清苦，但因为汀州得天独厚的条件，北村仍然有关于吃鸡的美好回忆。过年的时候，孩子们都盼望一种被称为“驮鸡臂”的待遇，就是可以吃一只河田鸡的鸡腿，一个“驮”字生动地放大了鸡腿的重量。汀江水势丰沛，村里的少年常结伴在江边游泳。“那个时候，我主要的玩具是泥巴和溪水，视线放在天空上，这些自然、纯粹的东西使我的想象力大为扩展，增强了我强烈的想象欲求，对我以后的写作起到了重要的影响。”[2]1 小学四年级时，有一晚雷电交加，他的老师和同学狂奔到医院，因为雷电击毁了教室，一些上自习的同学也被击倒了。他跟着镇里的医生上山抢救，还背了一个同学到医院，但那个同学其实已经身亡了。好几个同学死于这次意外的灾难，望着熟悉的同学的面庞，尤其是不久前还在打仗游戏中被他骑在身下的好友，死亡的命题第一次“入侵”了他，“不是以理论而是以事实的方式。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开始不由自主地思考活着的意义问题”[3]1。

爱读书的习惯，也是从小学就养成的，他回忆“上小学三四年级就读了不少小说，《金光大道》《西沙儿女》《欧阳海之歌》《艳阳天》《林海雪原》。我喜欢《艳阳天》里的爱情感觉，喜欢《林海雪原》这样的战斗故事，喜欢《西沙儿女》里的正气篇，但不喜欢奇志篇。同时，我也在看一些外国小说。我一个同学的叔叔是飞行员，在他家的阁楼上有很多上世纪五十年代留下来的东欧和苏联小说。我当时就强烈地感觉这些小说和《金光大道》《西沙儿女》之类的是完全不同的，那些小说才是真正的小说”。他最早的写作实践也开始于小学，“当医生的母亲就叫我帮她写一些大批判文章，这本来是她必须完成的任务，可她嫌麻烦，看我作文写得好，就叫我试着代写。我写好后，再由她贴到单位的布告栏上去。我一方面觉得好玩，开始学着写这种批判文章，一方面又觉得这些东西全是假的，对很多事情开始产生怀疑”。

1976年，北村十一岁，沉滞的十年“文革”迎来了破局，小镇也捕捉到不一样的讯息，“大人们一见面就相互嘀咕着各种小道消息，谁放出来了，谁平反了。这成了唯一的精神生活。周总理去世那天，长汀下了大雪。人们显得很平静。我在母亲单位的楼下喝着一种长汀特有的菌类酸饮料，听父亲的一个朋友在那儿和父亲讨论政治形势。既感到这些事情很神秘，又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惧。几个月以后，毛主席去世了。街道上布满了灵堂，到处都在鞠躬。给主席送葬的时候，所有人都要对着灵堂鞠躬”[4]2。

初二时，北村随母亲搬到长汀县城，他迷恋上了县城的电影院，而看电影也成为他整个中学时代文艺活动的中心，《巴黎圣母院》《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桥》……这些外国影片给他不小的文艺滋养，他也将看电影的爱好一直保留下来。与此同时，他开始阅读俄罗斯文学，并且常为在小城中找不到足够的精神食粮而苦恼。[5]高一的时候，他的文学天赋开始崭露，他曾经续写过《我的叔叔于勒》。语文老师注意到这个学生的文学才华，北村回忆到，语文老师“在课堂上破例阅读他送给我的鲁迅先生的《好的故事》，我被这个作品震惊了，当我从梦中渐渐苏醒过来时，我第一次明白了什么叫文学，和它那无法抗拒的魔力”，从那时起，北村决定要“把自己的一生献给文学”[6]2。也是在高一时，他目睹了哥哥第一次高考失利，心里明白，上大学几乎是唯一的出路，“我那时对知识很渴望，打开数学书，读着里面描述几何的语言，像读小说那么舒服。那时候，有一套《数理化自学丛书》非常畅销，被认为是考大学最好的辅导书。我跟母亲闹了半天，总算要到了书钱，就连忙跑到新华书店买书。那是一个周末，书店到下午三四点都还没开门，里面放着广东音乐《步步高》，我一直坐在外面的台阶上，等到黄昏……”[7]

1981年夏，十六岁的北村如愿考入厦门大学中文系，从闽西的山地小城到了闽东南滨海的中心城市。他跟着父亲“坐火车沿海堤从集美进入厦门半岛时，沉睡的情绪突然被眼前深蓝的海水点燃”，随着深入市区，“花团锦簇渐渐把我包围：我从来没见过一个有这么多鲜花、如此干净的城市”[8]4。中文系的男生宿舍安置在厦大著名的芙蓉楼，此楼乃陈嘉庚女婿李光前所建，因其祖籍南安芙蓉村得名，建成于1950年代，是嘉庚风格建筑走向成熟的标志。楼群共有五幢，以芙蓉湖为圆心形成半合围形，主体建筑高三层，局部加高为四至五层，都是中式屋顶、西式屋身的外廊建筑样式。曾对大城市的高楼华厦抱有期待的北村起初有些失望，但很快他就领略了芙蓉楼建筑样式的妙处，“宽阔的廊台形成天然的冬暖夏凉，使得我们有心情在廊上一字排开，对楼下走过的女孩打呼哨——它像一个观景台，把芙蓉楼下全校中心区的动静看得一清二楚”，“以芙蓉楼为轴心，夹道多植凤凰木及松柏、芒果树，与楼体搭配起来如诗如画”[9]1。

在北村看来，彼时的厦门大学师资两极分化，有一些年轻老师思想活跃，学识优良，也不乏照本宣科的冬烘先生。好在厦大图书馆丰厚的馆藏可以一解他的阅读之渴：最初，他还是延续自己中学的喜好，继续阅读俄罗斯文学，“我现在还能记忆我在读完屠格涅夫的《罗亭》和托尔斯泰的《复活》之后的狂喜，特别是《复活》中深深的忏悔和人性的力量，但我找不到一个人可以交谈”[10]2；随后，随着思想解放的潮流涌入校园，他开始接触各种时髦的文艺理论方法论，这促使他脱离开十九世纪的文学趣味，“对托尔斯泰再也没有兴趣了”，“我渐渐发现了福克纳的矛盾、海明威的英雄主义、川端康成的颓废、乔伊斯的呓语和卡夫卡的象征的魅力，这是一种危险的试探——来自深渊的力量是黑暗的，我好像第一次发现小说还可以这么写，同时也发现了人居然有这么坏，更致命的是我还接受了这样一个教训：因为人类无法改变现状，所以这种绝望是可以接受的。我立刻获得了一个孤儿的地位，感到茫然无措”[11]3。在另一篇创作谈忆及大学生活时，北村说：“那时，我像大家一样，会为图书馆的一次阅读忧伤，为一部旧电影的人物命运流泪，中间伴随着一种幸福感，使我四年如一日地度过自己的大学生涯。四年我连篇累牍地写下了许多小说和理论，我可以想象，这些幼稚的文字在我当时的眼中肯定特别生动，原因在于我的激情还未成为疲倦，希望还未成为绝望，我对人生有信心，对我写下的每一个字就有信心。”[12]

北村的这些自白在其时的文学青年中是有普遍性的。首先，1980年代中后期的历史语境为文学新变提供了外部条件。对于人性尊严的吁请，对于人道主义精神的重建、对于现代化的憧憬在从伤痕到改革文学的递嬗中基本完成，读者试图在文学中寻求政治安慰或解答人生困惑的期待已经弱化，这也意味着文学作为时代代言人的历史使命的终结。与此同时，改革开放成效初显，商品经济已逐渐开始取代政治文化成为时代新的公共中心话语，加速了启蒙思潮的落潮。在这样的情势下，文学观念的更新和调整的步幅也随之加快，“主题的对于具体现实社会政治问题的超越，艺术上摆脱‘写实’方法的拘囿，以追求‘本体意味’的形式，和‘永恒意味’的生存命题：这在当时成为很有诱惑力的目标”[13]2。其次，新时期以来的文坛又一次被置于与世界文学广泛交流的巨大空间中，大量西方现代哲学文学思潮的引进，极大地解放了被“十七年”和“文革”中的红色典律禁锢已久的作家的思维。如由九叶派老诗人袁可嘉编选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在1980—1985年间陆续出版，内中包括意识流、未来主义、表现主义、后期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存在主义、荒诞派、黑色幽默、垮掉的一代等诸多流派，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大规模地集中介绍西方现代派文学的丛书，影响巨大。1981年下半年，高行健出版了《现代小说技巧初探》，这本小册子后来被称为是“寂寞空旷的天空中”升起的一只“漂亮的风筝”[14]1，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在外来作品的示范和相关理论的带动下，不少作家开始尝试运用意识流、荒诞变形等现代技巧并获得肯定，如王蒙的《蝴蝶》《海的梦》《夜的眼》等借由心理结构和情节结构的二重关系，“打破常规，通过主人公的联想，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把笔触伸向过去和现在，城市和乡村，满天开花”。宗璞的《泥沼中的头颅》《我是谁》和《蜗居》等，则让国人见识到了一种卡夫卡式的悖谬。虽然这些先行者的艺术实践更多袭用了现代主义之“形”，在精神主旨上依然黏附于或伤痕或反思的时代主题，表达的也还是传统式的忧患之心，但毕竟为先锋实验的到来做了相对充分的技术预热和舆论准备。

据北村回忆：“在大学一年级，我就开始写作了，那个时候所写的东西大部分是具有象征意味的小说，以西方哲学为背景，给小说作品本身提供一种深度。”[15]2 一二年级的写作那更像练笔，稍微成熟是到了大三的时候，受现代派作品的蛊惑，北村开始炮制各种实验小说的鸡尾酒，并煞有介事地给每个实验作品注明“实验室实验之一之二……”的字样。大学期间，他发表了不少东西，他在访谈中回忆道：“甚至我的名字时常在文学理论杂志出现，有些是当时非常前卫、先锋的刊物，譬如：《当代文艺探索》《当代文艺思潮》《批评家》《上海文论》等。那个时候，我发表的文章的确超过了我系里的一些副教授，老师们说我拿这些文章可以评上副教授了。其实，我这么说不是要做某种荒唐的比较，恰恰我认为自己那个时候是非常幼稚的，我大学毕业时才二十周岁，说明那个时代的杂志很开放，很接纳我们这样的年轻人，我很感激那个时代所给予我的自由思想。”[16]3 这里的回忆稍稍有误，《上海文论》是1987年创刊的，那时北村已经大学毕业了。不过，在1986年前后，北村确实发表了为数不少的评论文章，比如1986年在《当代文艺探索》第2期发表了评论《王一生形象系统新论——谈〈棋王〉的超越功能》，第6期又发表《历史中的自然和现实中的历史及未来——论袁和平的“森林文学”》，在《文学评论家》第6期发表《血与火生发的外观——〈红萝卜〉〈红高粱〉管窥》；1987年，在《上海文论》第1期发表《超越意识：超阶段和超实体——文学超越意识沉思录之一》，在《福建文学》第2期发表《小说现状和模式的艺术思考——文学超越沉思录之一》；1988年，他在《电影之友》第7期发表了一篇影评《〈孩子王〉与第三只眼》。他的老师、著名的文学史家俞兆平教授在一篇文章中提供了北村此时创作颇有实绩的佐证，他说北村“在校时就才华毕露，系刊《鼓浪》上发过一篇似以林兴宅老师为模特的小说，写的是系里竞选与人事关系之类的故事，文笔挺漂亮，我多处叫好”[17]1。在创作与评论上的同时发力，为日后北村的职业写作奠定了相对牢固的基础，他不但长于写，而且很善于总结创作规律和经验，并对时代的创作做出敏锐的洞察。

厦门与金门隔海相望，人们用望远镜就可以看到金门的标语。厦门大学很美，校园外有白沙滩的海堤，白天开放，晚上则有哨兵站岗巡逻。每天临睡时，厦大的学生时不时会听到窗外传来的对面金门的喊话声，随着海风，一波一波，荡漾而来。而每天早上出操时，操场的广播会放一首叫《踏浪》的歌，这首清新悦耳的台湾校园歌曲出自秦汉、林凤娇主演的电影《我踏浪而来》，经内地歌手朱逢博翻唱后，风靡一时。[18]2 那时的北村肯定不会想到，日后他会与导演张绍林合作，撰写一部叫《台湾海峡》的电视剧本并在央视热播。

1985年夏，北村大学毕业，他从厦门来到了省会福州，在《福建文学》编辑部担任编辑，并在那里工作了十多年，直到1997年，成为自由撰稿人。创刊于1951年的《福建文学》由福建省文联主办，是福建省最重要的文学刊物，其前身为《园地》《热风》和《福建文艺》，1980年改为《福建文学》。北村与《福建文学》的缘分在大学时就开始了，他最初引起关注的短篇《黑马群》就发表在这家刊物上，后因鲜明的异质色彩而被《作品与争鸣》杂志转载。

在刘索拉、徐星、马原、残雪、莫言和扎西达娃等联袂出击之下，1985年后的当代小说迅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虽然在后来的文学史家笔下，85一代的创作多被命名为“现代派小说”，以与稍后87、88的一代做区分，而让后者专享“先锋”之名，“这种区分的根据是，前者表现了对于小说的精神气质更多的关注，而后者则有着更鲜明的‘文体’（或小说‘范式’）实验的指向”[19]1，但实则二者之间的亲缘远大于区隔。而1985—1988也正是北村前期创作起步的关键期，在这几年中，他又陆续发表了《构思》（发表于《中国》1986年第9期）、《谐振》（发表于《人民文学》1987年1—2期合刊）和《猎经》（发表于《中外文学》1988年第3期）等小说，数量并不算多，但每一篇都凝结着他花费心思的实验精神。这期间，他还参加了1986年7月由《中国》杂志和青岛《海鸥》杂志联合举办的笔会，这次笔会邀请了北岛、多多等朦胧诗人，也是那个时代的文化偶像，还有徐星、格非、迟子建等新人。也是在这次会议上，北村和格非结为好友。格非曾回忆：“年纪大的作家们都在一起开会，不带我们玩儿，我们很孤独。跟我们一样大的还有迟子建，但她好像也不太愿意跟我们玩儿。所以我记得有好几天，我和北村都在讨论残雪的小说，她的作品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太深了。”[20]

《人民文学》1987年1—2期合刊本因为马建那篇题目怪异的《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引发巨大争议和风波。编者在以“本刊编辑部”的名义发表的题为《更自由地扇动文学的翅膀》的编者按语中，这样说道：“文学也要改革。这不仅意味着有一部分作家将保持着他们对中国大地上所进行的，不仅关系着全民族命运，甚至也关系着全人类命运的伟大改革的关注与热情，将向人数最庞大的读者群提供从他们心中流出的切近现实、感时抚事的佳作，也意味着文学的多元化趋势必将进一步发展，并得到社会的进一步容纳，包括那些远离政治和经济，远离社会和大多数读者，可以大体上被称为追求唯美，或被称为‘前锋文学’的‘小圈子’里的精心或漫不经心的结撰。本刊早已显示出锐意改革的意向，体现于兼容并蓄、百花纷呈的版面。但通过这个合刊号，我们也想再次坦率而鲜明地告诉大家：本刊最乐于为那些把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同自我的生存与发展交融在一起感受与思考、既勇于剖析社会与他人更敢于审视命运与自我、既孳孳于美妙新奇的文学形式又谆谆于增强对读者的魅力的那样一些严肃而成熟的力作，提供充分的版面。”从中不难读出，编辑对新锐的先锋文学力量的期待和号召。正是在这期杂志上，马原、莫言与孙甘露、叶曙明、姚霏、北村的名字排列在一起，“小圈子”的先锋闯将们已经集结为不小的势力。

在小说后面附的个人简介中，北村是这样介绍自己的：“本名康洪，男性，生肖蛇。二十一年前从福建西部一个母体中仓皇落下时像猫一样甜腻，从那时起就渴望成为一只鹰鹫。我现在供职于某编辑部。我生活很窘迫，像晴空中一串省略号。我的作品很难发，十七岁时写过一些好发的作品，后来不想写了。最累的时候是写作的时候，但我爱，爱得发狠。总想让作品说话，它却和我一起沉默。我热衷传统，我时常念叨枯藤、老树、昏鸦，古道、西风、瘦马。我像孙子一样感到自豪，毕竟，我是严肃的。”这个简介既真诚可爱又不免间杂一点青年人特有的矫情和扮酷的成分，值得人们注意的是他那个“爱得发狠”的说法，这彰显了他自己对文学最初的虔敬，在他日后的众多作品中，我们也将一再遭遇各种“爱得发狠”的人和他们令人唏嘘的故事。

由于这期合刊本引发的风波，作为“国刊”的《人民文学》对高涨的先锋文学浪潮的态度不得不进行一定的回调，而《收获》《钟山》《花城》《北京文学》等其他重要文学刊物依然默默支持着这股潮流，北村也还是按部就班地继续自己的实验：《陈守存冗长的一天》发表于《收获》1989年第4期，《逃亡者说》发表于《北京文学》1989年第6期，《归乡者说》发表于《中外文学》1989年第6期，《劫持者说》发表于《长城》1990年第1期，《披甲者说》发表于《钟山》1990年第3期，《聒噪者说》发表于《收获》1991年第1期，《迷缘》发表于《花城》1991年第6期。以“××者说”为代表的几篇小说在北村前期的创作中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谱系，1994年作家出版社推出“文学新星丛书”，北村即以《聒噪者说》为名，集中做了收录。此外，他还有一个短篇《诗人慕容》发表于南京的《青春》1990年第11期，这篇以爱情溃败为主题的小说与他后来的《伤逝》《玛卓的爱情》《强暴》《望着你》等名作有着极强的互文性。

《聒噪者说》的出版进一步确立了北村在先锋文学阵营中主将的地位，他甚至被苏童认为是“真正的先锋派”[21]1。但北村自己对先锋的归类却抱持一种敬谢不敏，在一篇回顾性的文章中，他这样说道：“二十年前，我跻身于中国先锋小说界，做的却是另一件事情。”又说：“我的小说并不真正属于先锋小说行列，因为当时的先锋小说是以现代主义为标尺的，消解深度仍呈现一种痛苦；可我的写作现在看来，完全是‘后现代’的，是一种碎片化的迷津叙述。我不得不如此来对自己当时的写作命名，实属无奈。”[22]2 这种悖论之感并非后见之明，其时的北村已经感受到一种巨大的撕扯感，他发现自己成了“一个在逃亡中渴望自救的人”[23]1：一方面是对自己写作的不信任，“我在写完者说系列小说之后，很快就进入了一个迷津，我以为我不过是在从事一种观念写作，它并没有切身体验”；另一方面是他自己从写作起初就较劲一般执着地思考终极意味的命题，想在魔方化的智力叙事之外找到小说的“通神”之处，在与王欣的对话中，他把这种终极性的追求称之为“第五度空间”[24]2。

被先锋文学浪潮裹挟又为此苦恼不已的小说家陷入了一场精神和文学的危机，“我当时一无所知，我不能明白神，更不能明白他能作我的生命，所以即使我悟到了所谓‘五度空间’也毫无用处……”[25]3 而且，他的私人生活也遇到一些问题，他与妻子解除了婚约，“开始过一种风雨飘摇的生活”。这场“浩大”的精神危机，促使北村认真思考“活着的意义”[26]4，并将引领他到那个于他而言意义无比重大的灵的苏醒时刻，那个为“美”和“爱”找到“神圣”的依托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