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谈起《骆驼祥子》，如果仅把祥子的故事定义为传统意义上的三起三落，我认为是极不负责任的。从物质的角度上或许讲得通，但从精神角度上讲却复杂得多。
首先，每一轮大起落中都交织着许多小的精神上的起落。例如在第三次的落中，他有为着小福子的起。其次，祥子精神上的堕落与希望是互为背景的，希望的出现也就意味着堕落的出现，没有这希望也就很难有那堕落，反之亦然。因此，我认为把结尾归于祥子的“自甘堕落”或是“彻底堕落”是不合适的。从为一辆车到为一条命，祥子的希望和堕落有一个从冲突走向调和的过程。祥子在降低这希望的水准和提高这堕落的阈值中实现了两者的彻底交织。但这只不过是他被迫着达到了一种能活命的方式——让他的处世之道与整个社会凄凉的底色相协调，随其波而扬其流，哺其糟而啜其醨。只不过从这一选择来看，他就不见得那么崇高而伟大了。相比之下，小福子是最令人敬佩和唏嘘的。祥子的离开可能意味着小福子希望的破灭，而依照希望与堕落同在的理论，她宁可用死去破坏自己的堕落，也不甘再塑造一个与这肮脏的堕落相匹的希望。由此可见，她是至纯真的存在，甚至是符号化的存在。可以说，祥子的悲剧有不少的性格成分，而小福子的悲剧却全在于命运。如果说她的死有一点是出于性格，那也无非是为这既定的悲剧找一个崇高的出口罢了。
此外，祥子精神上的起落也远比物质上的起落精彩得多。老舍对祥子怀揣希望努力拉车赚钱的刻画永远比他得到一辆新车时的描写生动，就好像《圣经》对约伯所受苦难的记载远比对所罗门财富的刻画动人。
然则将整部书仅认为是祥子个人的传记也是极幼稚的。小说里有的人物仅仅是如短披麻般以“出现-消失”的形式存在，这一部分几乎都是底层人民，他们的“消失”也正暗示着他们无关痛痒的结局，如大杂院里的群像和个别的车夫；但有的人物却以细描般的“出现-消失-出现”形式出现，这一部分包括了社会上的各阶层，但都逃不出“人民”这个范畴，有命在旦夕的老马爷俩，有中层阶级的曹先生，有中高阶级的刘四（最后在北平的出现很微妙），有当了官的阮明（最后一章的存在也很微妙）。
所以在看书时，我常常会忍不住暗叹一声：“不愧是‘人民艺术家’！”所谓“人民”，就是不局限于一个人，或是一个阶层，他能透视整个社会的中层及以下；所谓“艺术家”，就是不仅仅是一个作家。社会好比是一张大纸，老舍或细描，或晕染，或浓墨，或淡彩……不独在人物上，在情节上同样疏密有致。例如，在描写虎妞难产时的苦痛与“拯救”时他是那么的不厌其烦，而在讲述她的死时仅仅是一句“虎妞在半夜十二点，带着个死孩子，断了气”；又如，对祥子第一次怎样买车、怎样激动描写得淋漓尽致，而至于车被抢仅仅是一句“祥子和光头的矮子连车带人都被十来个兵捉了去！”。所有的铺垫都导向一个这样收束有力如鸣钟般的一击，仿佛也应该是这样。综上，“人民艺术家”的称号是多么的巧妙精确啊，非独“人民”，非独“艺术家”，更是两者结合所产生的一种化学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