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一九八一年十月二十二日，周四傍晚，天下着雨，冷得有些反常。人们已经计划好第二天进行一场大罢工——届时所有的商店、公司和学校将统统关闭以抗议政府的经济政策。整个夜晚因此充满了节日的气氛。斯特凡诺·巴尔迪拜访了女朋友苏珊娜·坎比的家，与她及其父母共进晚餐，饭后带着她看了场电影。然后，他们开车来到佛罗伦萨西面的巴特兰田地，斯特凡诺对这一带非常熟悉，因为他从小就是在这里玩耍长大的。

白天，常有退休老人来到巴特兰田地，在这里种种蔬菜，吸吸新鲜空气，闲聊中打发时间。而夜幕降临之后，不断会有年轻情侣驱车来到这里，寻找一片幽静亲密的空间。当然随之而来的还有偷窥者。

巴特兰田地正中央有一条小路，尽头是一片葡萄园。斯特凡诺和苏珊娜将车停在这里。他们的面前升起卡尔瓦纳山脉巨大的黑乎乎的轮廓，而身后则隐约传来高速公路上隆隆的汽车声。那一夜，群星和新月被乌云笼罩，大地一片漆黑。

翌日中午十一点，一对年迈的夫妇去地里给他们的蔬菜浇水时发现了犯罪现场。那辆黑色的大众高尔夫汽车横在路中央，左车门紧闭，窗户上是斑斑裂纹，而右车门则敞开着——与前两次的双重凶杀案布局如出一辙。

警察前脚到案发现场，斯佩齐后脚便赶到。这一次警察和宪兵又没用带子将现场四周封锁起来。在场的人中有记者、警察、检察官、法医，大家都在走来走去，随意讲一些并不好笑的笑话，试图驱赶内心的恐惧，却不起任何作用。

没多久，斯佩齐便认出了宪兵队中他熟识的一位上校。那人穿着一件整洁的灰色皮夹克，衣服一直扣到脖颈以抵御秋日的寒气，嘴里不停地抽着美国烟。上校手里拿着一块石头，是他在犯罪现场二十米外的地方找到的。石头形若一个被截去顶端的金字塔，侧边有三英寸长，为花岗岩质地。斯佩齐认出这是个门掣，托斯卡纳的农村老房子里随处可见，在炎热的夏天常用来撑开房门，保持屋内通风良好。

上校手里把玩着那块石头，走到斯佩齐面前：“这个门掣是我在现场找到的唯一有价值的东西。我只找到这件物证，所以要带回去。也许他就是用它砸开了车窗。”

二十年后，就是这个在田地里不经意间拾到的不起眼的门掣成为新一轮古怪调查的中心。

“没别的了吗，上校？”斯佩齐问，“就没发现脚印什么的？地面可是又湿又软。”

“在那排与泥路垂直的葡萄藤旁的地面上，我们发现了一个胶皮长靴留下的脚印，是那种尚蒂伊图案，恰好就在高尔夫汽车的右边。我们已经将其记录在案。但咱们都明白，谁都有可能留下那个脚印……就像这块石头一样。”

斯佩齐因为坚持一名记者应当事事由自己亲眼观察而非听信旁人二手信息的原则，极不情愿地前去查看女死者。与前几次的命案一样，她的尸体被拖出车子十米开外，扔在草丛里，双臂交叉，在一片令人惊讶的暴露的地方被挖去部分器官。

法医毛罗·毛里对两具尸体进行了检查，得出的结论是，与上次凶杀案一样，凶手用类似“潜水刀”的锯齿状利刃割下了阴部。他表示，跟往常一样，没发现强奸或对身体性侵犯的迹象，现场也没有精子的痕迹。缉捕队在地上找到九颗温彻斯特H系列连发枪的弹壳，还在车内找到两颗子弹。检查的结果是，这些子弹都是由前两宗命案中使用的同一把手枪射出来的，撞针在弹壳边上留下了独特的痕迹。

斯佩齐询问了缉捕队队长一个显然不合常理的问题：一把点二二口径贝雷塔手枪的弹匣只能装九枚子弹，而现场却出现了十一枚弹壳。队长解释说，懂行的射击手能将第十颗子弹塞进弹匣中，再加上枪膛里预先塞进的一颗子弹，这样九连发的贝雷塔枪就能射出十一颗子弹了。

案发翌日，恩佐·斯帕莱蒂被无罪释放。

人们对这起新杀人案的反应，用“歇斯底里”这个词来形容，可谓毫不为过。警察局和宪兵队收到了大量的匿名信和署名信，他们只能一一进行跟踪调查。许多内科医生、外科医生、妇科医生甚至还有神父，连同很多父亲、女婿、情人和情敌都一起受到指控。在此之前，意大利人一直认为连环凶杀是一种北欧现象——英国、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都出现过连环杀手——当然还少不了美国，美国的暴力事件似乎都会被放大十倍。但是，意大利从未发生过这种事情。

年轻一代无不人人自危。夜幕下的乡村已经无人问津。取而代之的是佛罗伦萨某些阴暗的街道，特别是圣米尼亚托基督教堂周围，挤满了汽车，一辆挨着一辆，车窗上贴着报纸或毛巾，车内则是年轻的情侣。

几起凶杀案之后，斯佩齐马不停蹄地工作了一个月，在《国民报》上一口气发表了五十七篇稿子。斯佩齐几乎总是能拿到独家消息，总是第一个搞到具有轰动效应的新闻，《国民报》的发行量一下子飙升到历史最高水平。许多记者纷纷跟在他后面，希望知道他的信息究竟来自何处。

多年以来，斯佩齐摸索出许多从警方和检察官那里套出情报的“非常”手段。每天上午，他都会去法院和检察院转一圈，打听是否发生了什么新鲜事。他会在法庭的走廊上转转，与律师和警察随便聊聊，希冀挖出些新闻线索。他还会打电话给法医的助手福斯科，问他有没有最新的情报。有时候他也会打给在消防队中的眼线，因为有的犯罪现场需要消防队来寻找尸体。

斯佩齐最可靠的消息来源是一个矮小的男人，他在法院大楼内部任职，貌不惊人，从事一些微不足道的工作，其他记者根本不会把他放在眼里。他负责打扫卫生，整理记录着“受到调查”的人的姓名以及调查原因的卷宗。斯佩齐免费将《国民报》赠送给这个不起眼的小职员，他为此甚感骄傲，作为报答他允许斯佩齐翻阅这些文书。为了不让跟在屁股后面的记者知道这个最重要的信息源，斯佩齐会一直等到下午一点半，那些记者那时会聚集在法院前面，然后回家吃午饭。斯佩齐则趁机溜进一条小巷，穿过一些曲里拐弯的小路，从后门进入法庭，与他的秘密朋友见面。

在斯佩齐收集到几条显然具有轰动效应的信息之后，他会造访检察官的办公室，假装自己已经知道一切。负责此案的检察官急于知道他究竟了解多少，所以愿意与他交流。通过巧妙的避而不答、虚张声势和声东击西的技巧，斯佩齐能够证实他之前所获信息的真假，并还原整个事情的经过；而检察官最担心的事情便随之发生：这位记者知道了一切。

穿梭于法庭的年轻辩护律师是最后一个必不可少的消息来源。年轻律师都巴望自己的名字能够登上报纸，因为这关系到他们的前程。当斯佩齐需要查看一份重要的文件，例如审判记录或判决报告的时候，他会要求某个年轻律师帮他找来，暗示对方会对其进行正面的报道。如果那人犹豫不决，而这份文件又十分重要，斯佩齐便会威胁这个可怜的家伙：“这次你若不帮我，我有本事让你的名字至少一年内不出现在报纸上。”这完全是虚张声势，斯佩齐可没这么大的能耐，但对于一个涉世未深的年轻律师而言，这一可怕的前景已经足够了。被吓过之后，律师有时允许斯佩齐将调查的整套文件带回家中，他当晚将其复印备份，翌日再还给那个律师。

在对这个“恶魔”调查的过程中，他的消息总是源源不断。即使案情没有新的进展，斯佩齐总是能从人们的传言、阴谋论和围绕此案的歇斯底里中找到素材。

关于此案，涌现出大量不可思议的流言蜚语和耸人听闻的阴谋论，许多都跟医生这个职业有关，斯佩齐对所有这些传闻都一一进行了报道。《国民报》上一行不合时宜的标题为这股愈演愈烈的狂热煽风点火：“那个死神医生又回来了！”写这个标题的人意在甩出一种有轰动效应的暗喻，但许多读者却按照字面意思加以理解，有关“凶手肯定是个医生”的传言随之变得更加泛滥。许多医生发现自己一下子成为众矢之的，变成恶毒传闻和秘密搜查的目标。

警察收到的匿名信中有一些写得十分详细，令他们觉得有必要对某些医生的诊所进行调查和突击搜查。他们暗中查访，避免产生更多的谣言，但在佛罗伦萨这样一座小城市里，每一次调查似乎都会成为公共事件，使人们更加歇斯底里地相信凶手是个医生。这个“恶魔”的特征在公众的心里逐渐清晰起来：他是个富有教养的人，来自上层阶级，最重要的是他是个外科医生。法医不是断定对卡尔梅拉和苏珊娜的身体进行切割的凶手具有“高超的能力”吗？不是说那人行凶时用的很可能是一把手术刀吗？再加上凶手本人的冷血和精心策划的凶案本身，无不表明凶手具有高智商，受过良好的教育。还有传言说凶手一定是个贵族。佛罗伦萨人一直都对当地的贵族存有疑心，以至于早期的佛罗伦萨共和国禁止贵族担任公职。

巴特兰田地谋杀案发生一周后，警察局、《国民报》和检察院接到了不计其数的电话。有一位著名妇科医生，名叫加利梅塔·真蒂莱，他的同事、朋友和上司都要求证实一件已经闹得满城风雨而报纸和警察却拒绝承认的事情：他因被怀疑是“凶手”而被捕。真蒂莱是托斯卡纳最优秀的妇科医生之一，在菲耶索莱附近的玫瑰别墅诊所担任主任医师。传言说，他的妻子在冰箱里发现了他从被害者身上割下的战利品，塞在了干酪和芝麻菜之间。整个传闻源起于有人告诉警方，真蒂莱将手枪和受害者的残骸藏匿在一个银行的贵重物品保管箱内；警方随即秘密地对那个箱子进行了搜查，却一无所获，而银行职员却开始搬弄是非，最终谣言传了出去。检察官竭尽全力否定传言的真实性，但最终还是传得满城风雨，很多人聚集在那个医生家门前，局势一度混乱，还是在警察的介入下人群才最终散去。检察长甚至亲自上电视澄清这则谣言，并表示将对那些散布谣言者追究刑事责任。

是年十一月末，斯佩齐荣获一项新闻工作奖，但与此案无关。他受邀到乌尔比诺领取该奖——一公斤产自乌尔比诺的优质白松露菌。总编同意他去领奖，但前提是他必须从乌尔比诺发回一则报道。由于远离了消息来源，又没有新的素材，他只好动笔讲述一些臭名昭著的连环杀手的历史，从“开膛手杰克”一口气写到“杜塞尔多夫恶魔”。在文章最后，他写道，佛罗伦萨现在有了自己的“恶魔”。在块菌的香气中，他赋予这个杀手一个名字，那就是il Mostro di Firenze——“佛罗伦萨的恶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