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柠檬糖中毒、不能飞的鸟与干涸的井
吃罢早餐收拾好，我骑自行车来到站前洗衣店。店主是个额头有很深皱纹的四十五六岁的瘦男人，正在用货架上的收录机听帕西费斯乐团（Percy Faith and His Orchestra）的磁带。那是个配有低音专用扬声器的JVC大型收录机，旁边一堆磁带。管弦乐队正驱使华丽的弦乐器演奏《Tara's Theme》，店主在里边一面随音乐吹口哨一面欢快地用蒸汽熨斗熨烫衬衣。我在柜台前站定，招呼说“对不起，去年年底送来一条领带一直忘取了”。对于他那清晨九时三十分静谧的小天地来说，我的出现无异于希腊悲剧中带来不幸消息的使者。
“当然是没有取货单的喽？”洗衣店主人发出极其缺乏重量的语声。他并非对我说，而是对着柜台一头墙上的挂历说的。挂历六月份的彩照是阿尔卑斯风光，上面翠绿的峡谷，牛群悠悠然啃着青草，远处马特洪峰或勃朗峰上飘浮着明快的白云。随后，店主浮现出像是说“要是忘了就一直忘着该有多好”的表情看我的脸，表情甚是不加掩饰的斩钉截铁。
“去年年底？那怕不好办。半年前的事了嘛，找倒是可以找找。”
他关掉蒸汽熨斗，把它竖放在熨衣板上，随磁带吹着《夏日情怀》（A Summer Place）口哨，在里面房间的货架上“窸窸窣窣”搜寻着。
那部电影我是高中时代同女朋友两人一起看的。影片有特洛伊·多纳胡和桑德拉·迪出场。那是旧片重映，大约是同康妮·弗朗西思的《男孩们在哪里》（Where The Boys Are）两部连起来放的。在我的记忆中，《畸恋》（A Summer Place）并非怎么出色的电影，但相隔十三年在洗衣店柜台前听到这首主题音乐，浮上心头的却是当时快乐的回忆。看罢电影，两人走进公园自助餐馆喝咖啡、吃点心。既然《畸恋》同《男孩们在哪里》两部影片一起重映，那应该是暑假里的事。餐馆有小蜂，两只小蜂落在她的点心上——我记起了小蜂微弱的振翅声。
“喂，说的是蓝色圆点领带？”洗衣店主人问，“可姓冈田？”
“是是。”我应道。
“你运气不错。”他说。
回到家马上给妻单位打电话。“领带好端端的呢！”我说。
“不简单嘛！”妻说。
妻的语气听起来带有人工味儿，像在夸奖拿回好成绩的孩子，这使我有点儿不是滋味。看来电话还是等到午休时间打好。
“找到就放心了。哎，现在腾不出手，突如其来的电话嘛。中午重新打来可好？抱歉。”
“中午再打。”我说。
放下电话，我拿起报纸走进檐廊，像往常一样全身放松地趴在那里打开招聘广告版，不慌不忙地看这充满不可思议的暗号和暗示的广告栏，连角落都不放过。世界上存在着所有门类的职业，把个报纸版面弄得活像新辟墓地分配图，布满了井然有序的条条块块，可我觉得几乎没有可能从中发现适合自己的职业。因为，那些条条块块诚然在传达信息传达事实——尽管支离破碎——但那些信息那些事实终究未能同印象邂逅。密密麻麻罗列的名字、符号和数字由于过于零敲碎打过于分崩离析，在我眼里竟成了永远无法复原的动物骨骸。
久久地目不转睛地盯视招聘广告的时间里，我开始产生某种常有的类似麻痹的感觉。自己现在到底在寻求什么呢？往下到底想去哪里呢？或者不想去哪里呢？对此我愈发糊涂起来。
照例听得拧发条鸟在某处树上一连声鸣叫：吱吱吱吱吱吱。我放下报纸爬起身，靠在柱子打量小院。须臾，鸟又叫了一遍：吱吱吱吱吱吱吱。声音是从邻院松树上头传来的。我凝目细望，但找不出鸟影，唯独鸣声一如既往。总之全世界一日量的发条俱被如此拧紧了。
快十点时下起了雨。不是什么了不得的雨，细细微微，几乎分不出下还是不下。仔细看去，才晓得的确在下。世界上有下雨的情况和不下雨的情况，二者须在某处有条分界线才是。于是我在檐廊上坐下，久久盯视某处应有的分界线。
接着，我开始犹豫，不知去附近区营游泳池游到午饭时间好呢，还是该去胡同找猫。我背靠檐廊立柱，眼望院子里下的雨举棋不定。
游泳池/找猫
最终，我决定去找猫。加纳马耳他宣称猫已不在附近，但这天早上我还是觉得应该找猫。找猫已成为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再说久美子若知我出去找猫，情绪也许会好些。我披上薄薄的雨衣——不带伞——蹬上网球鞋，把房门钥匙和柠檬糖揣进雨衣口袋走出门去。穿过院子把手搭在围墙上时，听得有电话铃响。我便以如此姿势侧耳倾听，但分辨不出是自家电话铃响，还是别人家的。电话铃这种声响，只消离家一步，听起来全都一样。我不再听了，翻墙下到胡同。
草软绵绵的连网球鞋薄薄的橡胶鞋底都感受得出。胡同比往常安静。我在那里站了一会儿，屏息细听。不闻任何声响。电话铃亦已止息。不闻鸟鸣，不闻街上的噪音。天空被整个涂得一色灰，无一分间隙。我思忖如此天气的日子里云大概把地表所有声响都吸了进去。不止，它们吸的不仅仅是音响，还包括其他好些东西，甚至包括感觉之类。
我手插雨衣口袋穿过狭窄的胡同，侧起身子钻过被晾衣架挤窄了的院墙间的空隙，通过一户人家的房檐，在这犹如被废弃的运河一般的路上蹑手蹑脚地走着。网球鞋的胶底在草地上全无一丝声响。其间有一家开着收音机，是我听到的唯一算是声音的声音。收音机播放的是人生咨询节目。一个中年男人的语声，在列举其岳母的种种不是。我只听得只言片语。似乎岳母六十八岁，被赛马迷得魂不守舍。走过这家之后，收音机声渐次变小，俄而消失。也不光是收音机声，原本应存在于这世界某处的中年男子和赛马狂岳母也好像一点点依稀莫辨、杳无踪影了。
不多时，我来到空房跟前。空房依旧静悄悄地坐落在那里。木板套窗钉得风雨不透的这座二层楼房，以摇摇欲坠的灰色雨云为背景，心事重重地矗立不动，看上去仿佛是一艘很久以前一个暴风雨之夜在海湾触礁而被就势抛弃的货轮。倘若不是院里的杂草比上次看时长高了，即使说时间由于某种原因而单单在此停滞不前我或许也会相信。几天持续不断的梅雨，使得草叶闪着鲜亮的绿光，向四周释放出唯独植根于泥土的生物方能释放的肆无忌惮的气味。草浪正中间位置，石雕鸟仍以上次那个姿态展翅欲飞，但它当然已不存在飞的可能性。这点我明白，鸟也明白。鸟已被固定在那里，等待它的或是被搬或是被毁，此外它甭想离开这院子。若说还有动的东西，便是草尖上往来彷徨的落后于季节的菜粉蝶。菜粉蝶很像一个找东西却找着找着忘了找什么的人。迷迷糊糊找了大约五分钟后，蝶也不知去哪里了。
我口含柠檬糖，靠着铁丝网篱笆观望了一会儿院子。没有猫出现的动静，任何动静都没有。仿佛有一种强大的力将自然移动的水流不容分说堵塞在了这里。
蓦地，我感觉背后好像有人，回头看时，却谁也没有。有隔着胡同的对面人家的院墙，有一扇小门，就是上次那个女孩手扶着的门。门扇关着，墙内院里亦无人影。一切一切都噙着微微的潮气，阒无声息。杂草和梅雨味儿。我身上的雨衣味儿，舌头底下融化了一半的柠檬糖。每当大口吸气时，各种味儿便合而为一。我再次环顾四周，还是空无一人。侧耳谛听，远处传来直升机沉闷的声响。它们大概在云层上面飞行。这声响也慢慢远逝，俄顷一切又被笼罩在原来的沉默中。
空屋四周的铁丝网篱笆上安着也是铁丝网做的门扇。试着一推，没费力就开了，简直像要请我进去。门仿佛在对我说：无所谓，容易得很，偷偷进来就行了嘛！不过，即便是空屋，擅自踏入别人的宅基地也属于违法行径。这点无须端出我不厌其详地积蓄了将近八年的法律知识我也知晓，假如附近居民发现我在空屋院里而心生诧异报告警察，警察马上就会前来盘问。而我大概回答是在找猫，养的猫下落不明了，在附近转圈找一找。估计警察还将问我的住址和职业。那一来，我势必交代正在失业。而这一事实肯定使对方提高警惕。警察最近被极左恐怖分子搞得甚为神经兮兮，他们坚定地认为东京无处不有恐怖分子的庇护所，地板下藏着一批批来复枪和自制炸弹。弄不好甚至有可能往妻单位打电话核实我所言的真伪。万一如此，久美子想必十分心烦意乱。
可我还是走进院子，用手麻利地带好门。管它呢！发生什么发生时再说。要是想发生什么，就请发生好了！管它那么多！
我一边观察周围动静一边缓缓穿越院子。踩在草上的网球鞋仍无一点足音。有几棵叫不出名的矮果树，有一方相当大的长势旺盛的草坪。但现在一切都被草淹没了，几乎分辨不出什么是什么。果树中有两棵给丑陋的西番莲藤蔓缠得脱身不得，真担心就那么被缠死。沿铁丝网长成一排的金桂被某种病害染得浑身雪白。小小的飞虫在耳畔令人心烦地嗡嗡了许久。
我从石雕鸟旁穿过，来到房檐下一摞白塑料花园椅前，拿起椅子看了看，最上面的满是污泥，而再下面一把的则没那么脏。我用手拂去表面灰尘，在这椅上落下身来。由于这个位置有茂密的荒草掩护，所以从胡同里看不见我，而且是在屋檐下面，不用担心淋雨。我坐在这里，一边观望霏霏细雨中的院落，一边低声吹着口哨。好半天没意识到吹的什么曲子，但那是罗西尼的《贼喜鹊》序曲。莫名其妙的女郎打来电话时我煮着意面吹的，也是这支曲。
如此坐在谁也没有的院子里眼望杂草和石雕鸟吹起这不怎么拿手的口哨，觉得好像返回了童年时光。我置身于谁也不知道的场所，谁也看不见我。想到这里，心情变得格外宁静，很想往哪里抛块石子，瞄准什么扔一颗石子过去。打石雕鸟恐怕正合适。扔时不要用劲，打中也只是“咕”一声低响。小时候常常一个人玩这游戏。远远放一个空罐，往里边扔石子扔满为止。我可以百扔不厌地扔好几个小时，可现在脚下没有石子。应有尽有的场所根本不存在。
我把腿搬到椅子上，弓膝支着下巴，尔后闭目良久。依然不闻音响。闭目时的黑暗颇似布满阴云的天空，但灰的色调较其浓些，而且每隔几分钟便有人前来改涂感觉上略为不同的灰色。有间杂金色的灰，有加进绿色的灰，有红色明显的灰。想不到竟存在这许许多多的灰。人这东西真是不可思议。只要闭目十来分钟，即可看到如此种类齐全的灰色。
就这样，我一边欣赏灰色的样品，一边不假思索地吹着口哨。
“喂！”有人叫了一声。
我赶忙睁眼，向一旁探出身子，透过杂草的浓荫往铁丝网门口看去。门开了，大敞四开。有人随我进来。心跳陡然加快。
“喂！”又是一声。女人的声音。她从石雕鸟背后闪身朝我走来。原来是上次在对面人家院子里晒太阳的那个女孩。女孩上身同样是淡蓝色阿迪达斯T恤，下面一条短裤，微微拖着一条腿。与上次不同的是没戴太阳镜。
“嗳，在这种地方干什么呀？”她问。
“找猫。”我说。
“真的？”她说，“我看不像。再说，在这种地方呆呆坐着闭眼吹口哨，猫又怎么找得到呢？”
我有点儿脸热。
“我倒怎么都无所谓，可给陌生人看见你这德性，会想你是不是变态了。当心点哟！”她说，“不是变态吧，你？”
“我想不是。”我说。
她走到我身边，从檐下一摞花园椅中花时间挑了一把污痕少的，又仔细检查一遍，这才放在地面坐下。
“还有，什么曲子不知道，可你那口哨，怎么也听不出旋律来。对了，你不至于是什么同性恋者吧？”
“我想不是。”我说，“怎么问起这个？”
“听说同性恋者吹不好口哨。那，可是真的？”
“是不是呢？”我说。
“你是同性恋者也好，变态者也好，什么我都不在乎。”她说，“你叫什么名字？不知名字不好称呼。”
“冈田·亨。”我回答。
她在口中重复了几遍我的名字。“名字不怎么响亮，是不？”
“可能。”我说，“不过冈田·亨这名字，很有点战前外务大臣的味道。”
“那种事我可不明白，历史我不拿手。算了算了，这个。可你还有什么外号没有，冈田·亨先生？有没有容易上口的什么……”
我想了想，外号却是一个也想不出来。生来至今，从来没被人取过外号。为什么呢？“没有。”我说。
“例如黑熊啦青蛙啦？”
“没有。”
“瞧你瞧你，”她说，“就想一个嘛！”
“拧发条鸟。”我说。
“拧发条鸟？”她半张着口看我的脸，“什么呀，那是？”
“拧发条的鸟嘛，”我说，“每天早上在树上拧世界的发条，‘吱吱吱吱吱吱’地。”
女孩再次凝视我的脸。
我叹了口气。“忽然想起的罢了。而且那鸟每天都来我家附近，在邻居树上‘吱吱吱吱吱吱’地叫。不过还没有人看见过它什么样。”
“唔——”她说，“也好。也够拗口的了，但总比冈田亨强好多，拧发条鸟！”
“谢谢。”我说。
她把双腿提到椅上，下颏搭于膝盖。
“那么你的名字呢？”我问。
“笠原May。”她说，“五月的May。”
“五月出生的？”
“还用说！要是六月出生的，取个五月份名字，岂不多此一举！”
“那倒是。”我说，“你还没到学校去？”
“一直观察你呢，拧发条鸟。”笠原May所答非所问，“从房间里用望远镜看你打开铁丝门进这院子来着。我手上总带一个小望远镜，监视这胡同里的一切。你或许不晓得，其实这里有不少人出出入入呢。不光人，动物也不少。你一个人坐在这种地方干什么呀，到底？”
“闲得无聊。”我说，“想想往事，吹吹口哨。”
笠原May咬了下指甲：“你是有点怪。”
“没什么怪，人人如此。”
“也许，不过没有人特意进到附近空屋院子里吹什么口哨。只是闲得无聊，只是想回想往事，想吹口哨的话，在自家院里不也可以的么！”
的确言之有理。
“不管怎样，绵谷·升猫还没有回家喽？”她问。
我摇摇头说：“你就没有看见我家的猫，那以后？”
“褐色带花纹尾巴尖有点弯曲的家伙吧？一次也没看见。一直留神来着。”
笠原May从短裤袋里掏出盒短支“希望”，拿火柴点燃，不声不响吸了会烟，然后盯住我问：“你头发没有变稀？”
我下意识地摸了下头发。
“不对，”笠原May说，“不是那儿，是发际线。你不觉得后退得过分了？”
“没太注意。”
“肯定从那儿秃上去，知道的，我。你这种情况，要这样一步步向后发展。”她一把抓起自己的头发往后拽，把露出的白额头对着我，“最好注意些。”
我试着把手放在自己发际线那里。经她如此一说——也许神经过敏——发际线是好像比以前多少有所后退。我有点沉不住气了。
“叫我注意，可怎么个注意法呢？”
“噢，实际上也是没办法注意的。”她说，“没有针对秃头的对抗性措施。秃的人秃，秃的时候秃。就是说，无可抗阻。不是常说精心护理就可以不秃的么？纯属扯谎骗人！不信你去新宿站观察一下那里横躺竖卧的流浪汉伯伯好了，一个秃的都没有。你以为那些人会每天每日用什么倩碧什么沙宣洗发水洗头？会每天每日‘咔嗤咔嗤’涂什么护发乳？那玩意儿不过是化妆品厂家花言巧语存心用来从头发稀少的人口袋里掏钱罢了。”
“说的是。”我心悦诚服，“不过你对秃头怎么了解得这么详细？”
“我嘛，近来一直在假发公司打临时工。反正不上学，有时间。做问卷，搞调查什么的。所以对秃脑瓜的人了解得相当详细，情报无所不有。”
“呃。”
“不过嘛，”说着，她把烟蒂扔在地上，用鞋底碾灭，“我打工的那家公司绝对不允许使用‘秃’这个词儿。我们必须说‘头发简约者’。这‘秃’字，喏，是歧视性字眼。一次我开玩笑说了句‘头发不如意者’，结果给狠狠训了一顿，告诉我这种事可开不得玩笑。大家都在非常非常认真地工作。知道不？世上的人大都是非常非常认真的哟！”
我从衣袋里掏出柠檬糖，投一块进嘴，并问笠原May要不要，她摇摇头，又掏出烟来。
“嗳，拧发条鸟，”笠原May说，“你是失业了吧？还在失业？”
“还失业。”
“可有认真工作的打算？”
“有啊。”但我对自己的话有些没有信心。“不清楚，”我改口道，“怎么说呢，我觉得我恐怕需要思考的时间。自己都稀里糊涂，所以说不好的。”
笠原May一时间边咬指甲边看我的脸。
“嗳，拧发条鸟，可以的话，下回和我一起去那家假发公司打零工可好？工钱虽不怎么样，但很轻松，时间上也相当随便。所以嘛，别想那么多，偶尔做点这样的事打发时光，说不定那时间里很多事情会变得明朗起来呢，又可换换心情。”
不坏，我想。“主意不坏。”我说。
“OK，下次去接你。”她说，“你家在哪儿？”
“不大容易说清，反正顺这胡同往前走，拐几个弯，左边有户人家停着一辆红色的本田思域汽车，车的前保险杠贴一道‘祈愿世界和平’字样的不干胶标语。再往前一户就是我家。没门对着胡同，得翻过预制块围墙。墙倒是比我稍矮一点儿。”
“不怕，那样的墙保准一越而过。”
“腿不痛了？”
她发出叹气似的声音，吐了口烟。“放心。是我不愿上学故意装瘸的，在父母面前摆摆样子罢了。岂料不知不觉之间成了习惯，没人看的时候和一个人在房间的时候竟也那么装起瘸来。我嘛，是完美主义者。要欺骗他人，必须先欺骗自己，是吧？拧发条鸟，你算是有勇气的？”
“没有多少。”我说。
“过去就一直没有？”
“过去一直没有，以后怕也一如既往。”
“好奇心有吗？”
“好奇心倒多少有一点。”
“勇气和好奇心不是彼此彼此的么？”笠原May说，“有勇气才有好奇心，有好奇心才有勇气，是不？”
“或许。确实像有类似的地方。”我说，“在某种情况下，很可能像你说的那样，好奇心和勇气彼此难分难解。”
“例如悄悄进入别人家院子的时候。”
“是的，”我把柠檬糖在舌面上打个转，“悄悄进入别人家院子这种情况，看上去是好像好奇心和勇气同时付诸行动。有时候，好奇心崛起甚至驱使勇气。但是好奇心这东西稍纵即逝，而勇气则必须坚持走完漫长的路程。好奇心这玩意儿同嘴上说得好听而实际上靠不住的朋友一个样，甚至有时候把你煎熬得死去活来，之后却伺机逃得无影无踪。那样一来，往下你就必须一个人收拾自己的勇气拼搏下去。”
笠原May沉思有顷。“是啊，”她说，“事情的确可以这样想。”然后她从椅子上起身，用手拍拍短裤屁股沾的灰，朝下看我的脸说，“嗳，拧发条鸟，不想看井？”
“井？”我问。井？
“有一眼枯井，这里。”她说，“我比较中意那井。你不想看看？”
井在穿过院子再拐过空屋山墙往里的地方。是直径一点五米左右的圆形井，上面盖着厚墩墩的圆木板盖，盖上压着作为镇石的两个水泥块。高出地面一米多的井裙旁，有一株老树摆出井之卫士样的架势。像是棵什么果树，名字不得而知。
井亦如这房子所属的其他物件，看上去已被搁置以至弃置相当之久，令人产生一种不妨称为“灭顶式无感觉”的感觉。当人们不再投以视线的时候，无生物说不定变得会更具无生物性质。假如以“被废弃的房子”为题将这儿的房子收进一幅画，这口井恐怕是省略不得的。看来它同塑料圆椅、石雕鸟、褪色板窗一样，将在被人遗忘、废弃的时间里沿着缓缓的时间斜坡朝着命中注定的毁灭无声无息地滑落下去。
但我近前仔细看时，原来这井实际上要比周围物件的制作年代久远得多。大概还没有房子的时候井便早早存在于此了，就盖板来说都已十分古色古香。井壁虽然牢不可破地抹了水泥，但那似乎是在原有的什么壁面上——想必为了加固——后抹上去的，就连井旁矗立的树都俨然在强调自己比其他树资格老得多。
我搬去水泥块，撤掉两块半月形木板中的一块，手扶井裙探身往里俯视。但怎么也看不到井底，井看来不是一般的深，没等到底便被黑暗整个吞没了。我嗅了嗅，多少有股霉味儿。
“没有水的，”笠原May说，“没有水的井。”
不能飞的鸟，没有水的井，我想，没有出口的胡同，加上……
女孩捡起脚前的小砖头，投下井去。过一会儿才“砰”一声传出低沉而干涩的声音，只此一声。声音干干巴巴，简直可以放在手心搓碎。我直起身看着笠原May道：“怎么会没有水呢？干涸的，还是谁埋的？”
她耸了下肩。“要是谁埋的，还不全埋上？这样半途而废只留个井口有什么意思，人掉下去岂不危险？你不这么认为？”
“的确。”我承认。“那恐怕还是因为什么变故干涸的吧！”
我忽然想起以前本田先生的话：该上之时，瞄准最高的塔上到塔尖；该下之时，找到最深的井下到井底。井姑且在这里找到一眼了，我想。
我再次弯下腰，不自禁地静静俯视里边的黑暗。在这样的地方、这样的大白天，竟有这般深沉的黑暗！我咳嗽一声，吞了口口水。咳嗽声在黑暗中发出仿佛他人咳嗽的回响。口水则残留有柠檬糖味儿。
我把井盖移回井口，水泥块也照原样压回去。看看手表，快十一点三十分了，午休时须给久美子打个电话。
“差不多该回家了。”我说。
笠原May略微蹙下眉头，说：“可以的，拧发条鸟，就回家好了。”
我们穿过院子时，石雕鸟仍旧以干枯的眼睛瞪视天空。天空依然灰云密布，不见一丝空隙，雨早已停了。笠原May揪一把草叶，撕碎抛向空中。无风，碎叶又按原路一片片落回她脚下。
“咳，这往下到天黑可还有好长时间哟！”她并不看我地说。
“是有好长。”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