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培凯
埋首书堆的困窘和幸福

香港的郑培凯先生，出生、成长于台湾，儿时生活条件良好，三岁左右，在母亲的启蒙下开始阅读小人书，中学时开始接触中国古代文学，并独立点校、阅读《资治通鉴》，打下良好的古文功底。大学就读于台湾大学外文系，后来兴趣转向历史。一九七〇年后留学美国，先后师从著名历史学家史景迁、余英时两位先生。

郑先生儿时就喜欢新文学，留美后恶补新文学，几乎看遍了大学图书馆里所有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新文学书籍和报刊，并对晚清、民国文学有了强烈兴趣，也开始研究中国近代史。后来研究兴趣越来越大，开始涉足晚明的历史、文学、艺术等，以及西方十六七世纪的文学、艺术、历史等。通过跨领域研究和对活历史的认识，开始从思想史转向生活史和物质史，通过对昆曲、戏剧、茶、食物、陶瓷等主题的研究，构建出自己的文明发展体系，成就了不同主题的一家之言。

郑先生在美国生活了近三十年，从小喜欢书的他，在纽约、纽黑文、波士顿和普林斯顿等城市淘书，几乎逛遍了这些城市的旧书店，并且从香港邮购大量的中文古籍图书。位于美国的家，就像一座混合古今中外的图书馆。后应香港城市大学之邀，来组建中国文化中心，没想到从此留居香港。那些从美国旧书店淘来的书，很多都没有“漂”来香港陪伴他。

如今香港家中的书房，已经从“书斋”变成“书灾”，四个卧室都被书占得满满的，但郑老师有自己清晰而独特的分类，每个书室都有自己的主题和功能。而最大的客厅和餐厅，成为最核心的书房阵地，也是平时写作、练字的地方。“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书房有很好的视野，窗外有山、有海，读书、写作累了，抬眼看看远山，吹吹海风，这样的书斋生活真让人羡慕。

我没有去过郑老师、鄢老师家的书房。疫情防控期间画书房，请鄢老师发来书房照片，一看，太喜欢了，这正是我想象中最好的书房模样。而郑老师在接受采访时也说，苦于书多成灾的局面，人都变成书奴了，也深感对不起鄢老师，把她的空间挤占得很小。但是，对于像郑老师这样的爱书人，埋首书堆又有说不出的乐趣，尤其是退休以后，平常不怎么出去，卧游在书堆中，有一种不可言说的快乐和幸福感。这大概是所有爱书人的共同感受。

书房是读书人的精神空间，每个读书人都以自己的方式构建这个空间，传达出书房主人的志趣和情趣。我喜欢拜访读书人的书房，也因为在这里，人与人之间的交流特别真诚，特别投入。读书人那些傻傻的、可爱的一面表露无遗。真希望早日有机会可以去郑老师书房“知不足轩”看看，听郑老师一本本讲述那些书的漂泊故事，以及那些年的美国淘书故事。

今天，我们先以这种方式走进和认识郑培凯先生和他的书房。

◎关于在台湾时期的阅读史

绿茶：您在中国台湾出生、长大，您的阅读史跟大陆学者应该有很大不同，可否先谈谈您在台湾时期的阅读史？

郑培凯：三岁左右，母亲教我识字，她给我买了很多小人书，这些书把文学著作转换成小孩可以看得懂的形式，上面有注音符号。那时候看的儿童读物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以文字为主的，当时有两本杂志，一本叫作《东方少年》，另外一本忘了叫什么，都有注音符号在旁边。刊登的主要是中国历代古典文学，《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等都是那时候看的。

另外一种是图画书，也就是小人书。一类是讲中国的，大多跟戏曲、小说有关，通常是由戏曲故事改编的。另一类是外国的故事，印象最深的是我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母亲给我买了一套《奥德赛》，那些图画非常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而且是一个关于漂流、探险的故事，我也很喜欢。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台湾，从小学到初中、初中到高中、高中到大学都要考试，所以我们从小学开始，语文的要求很高，训练也很严格，这对我后来很有帮助。上了中学以后，学校里有一座不错的图书馆，有很多书可以看。由于小时候有半文言文的阅读印象，读起来就比较容易进入。

那时候我已经开始喜欢文艺作品，喜欢写作，但能读到的白话文作品只有朱自清、徐志摩的，其他左翼作家如鲁迅、巴金、老舍、茅盾的作品等都是禁书，我们中学生根本没机会看到。不过有一个例外。我有一个同学家里有一本《鲁迅自选集》，同学们传着看，后来那位同学把这本书送给我了，这就是我读到的第一本鲁迅的书，当时年龄小，读不懂鲁迅那些作品真正的用意是什么。

另外，我有一个表哥，岁数比我父亲还大，他是北大的学生，“五四”运动时期参加过学生运动，他家里有很多书。我时常去他家看书，看了一些当时的禁书。主要是一些俄国文学，如屠格涅夫、托尔斯泰这些作家的作品，当时他们的作品在台湾也是禁书。

台湾本地的文学，也看了一些，总觉得写得不太好。有一部很有名的小说叫《蓝与黑》，王蓝写的，觉得实在不怎么样。倒是徐速写的《星星·月亮·太阳》，我觉得还不错。不过当时的台湾能看到香港出版的书。香港的美国新闻处请了很多文学名家翻译美国文学，张爱玲、余光中等人都参与过翻译，这些作品翻译了很多，借这个契机我读了不少美国文学。

还有就是金庸的作品，当时在台湾也是禁书。我有个同学家里很有钱，从香港走私过来一套《射雕英雄传》。不过，《射雕英雄传》当年是一章一章出的，一章就是一小册，我们借来读是借到哪章读哪章，经常是读完第三十七章，下一次读的却是第三章，颠来倒去地读。这个阅读经验很苦，但是也很有趣，自己要在心里把这些凌乱的情节组织起来，对我日后的写作挺有帮助的。

除了这些白话作品，我也读一些古典的东西，比如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没有翻译，没有注解，就这么硬着头皮读下去，也就慢慢读懂了。对于中国古典文学，就是从这本书开始进入的。初中时有一个同学，他是瘸子，平时不怎么跟同学玩，但他和我关系很好，我们经常在一起读书。当时，我们一起读《郑板桥集》，这是一个古籍的司徒文膏刻本，读的时候还要自己断句，这对我的古典文学修养很有帮助。

高中时的一次阅读经验，对我读古书也很有帮助。我家里有一套艺文印书馆版的《资治通鉴》和《续资治通鉴》，是父亲帮朋友买的，结果没拿走，就留在我们家了。我拿一支红笔，点校《资治通鉴》，这次的阅读经历给我后来读古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我真的非常喜欢读书，人也像个小海绵一样，吸收能力非常强，那时候还有点叛逆，对新的东西特别喜欢。李敖编的《文星》杂志和《文星丛刊》对我影响很大。那时候，母亲每天给我五元新台币吃饭，我每次都留下一两元，吃得简单一点，日积月累攒的钱就用来买书，《文星丛刊》和很多古典小说，都是那时候省下的饭钱买的。

高中时我也开始尝试写作，主要写诗和散文，我以为将来会做诗人呢。我也读了很多诗，跟余光中、周梦蝶、郑愁予这些台湾诗人关系都比较好。周梦蝶当时在街上摆书摊，随时可以去找他聊天，我们关系一直很好。余光中是我的大学老师，教我英诗。

我大学读的台大外文系，因为中文系不教文学，基本上只教经学，我不想去做考据，于是选择外文系，我想知道外国的文学。但是，外文系的老师们也不怎么教文学，有一些神父挺有学问的，但也是研究型的，对我们文艺青年没什么吸引力，读了几年外文系觉得无聊。到大三时我决定改读历史，我要对整个文化、文学、艺术的历史全面了解。但台大到我读大三时不让转系了，我只好把外文系和历史系的课统统都修了。那时候觉得，学这些没什么难的。

这就可以看出，台湾的教育制度是很有问题的，应付学校里的东西太容易，太稀松平常了。这个跟我后来在美国教书完全不一样，美国大学其实真能学到东西，所以这个也让我很有感慨。在台湾大学里读书，如果想要有所突破，都要靠自己摸索，当然，也很辛苦。

我上大学时，台湾其实出版了很多大陆学者的著作，但都会把作者名字抹掉，比如，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谈美》等我都读过，但不知道作者是谁。我还买到过一部《中国哲学史》，是一九三六年的版本。大学老师会偷偷告诉你，这是冯友兰的著作。还有一位土豪同学，他家有一套《古史辨》，当然也是没有顾颉刚的名字，我也是求爷爷告奶奶借来看的。那时候我们学知识的渴求是非常惊人的。

对于在台湾时期的阅读史，我大概就分享这些，不过还有个后续。一九七〇年我到美国读书后，疯狂地阅读夏威夷大学里的中文藏书，尤其是在台湾被禁的“五四”运动以来的白话文学，包括所有杂志。夏威夷大学中文图书馆在美国大学里排名大概第五、第六位，有很丰富的中文藏书，那些年在台湾看不到的书，我要借这个机会统统看完，非看不可，便天天泡在图书馆里。

◎关于在美国淘旧书

绿茶：在美国的几十年，是您的买书、读书、教书和写书的主要时期，一定又是一段生动有趣的阅读传奇。

郑培凯：我从小喜欢书，这个恐怕是改不掉的毛病了，但我不是收藏家那种类型，我主要买自己感兴趣的或研究领域的书。有些书我也知道很有版本价值，但只要不是我用得着的，我也不买。我最喜欢去各种各样的旧书店找书，到耶鲁大学读书以后，附近有很多旧书店，纽约市区也有很多旧书店，耶鲁大学所在的纽黑文郊外，有很多乡间旧书店，这里有很多世家，老人走后藏书就流入旧书店。我在纽约、纽黑文、波士顿和普林斯顿这些城市生活了三十年，这一带的旧书店都逛遍了。

纽约旧书店，主要在百老汇街和第四大道、14街以南这一带，18街也有一些。但是这些年，美国的旧书店也面临很大困境，老一代的人走了以后，年轻人不喜欢再经营旧书店了。疫情之前我去美国的时候，看到以前常逛的旧书店很多都关门了。

在纽黑文郊外，有一个旧书店叫惠特洛克书仓，这个书店我印象很深。离耶鲁大学开车二十分钟左右，郊野的风光特别优美，还有一个小瀑布，我经常到瀑布附近先吃饭，欣赏风景，休息一下再去买书。这个家族把自己家的马厩改造为书仓，书很多，我很多旧书都是在这里买的。惠特洛克书仓的书，很多是十九世纪或二十世纪的旧书，还有很多跟中国有关的书，而且都不错，一般都三五美金。我很少买那些珍本书、签名书，不光是价格的问题，主要是我不藏书，只买自己有兴趣读的书，我也买过二十多美金的书，但这是自己真想读的书。

我纽约的房子很大，有两层，楼上有一个很大的书房，定制了四米多高的书架，还有梯子。楼下的三个房间，有两个也都做成了书房。在美国这些年陆续收藏的书，有两三万册吧。

来香港城市大学组建中国文化中心，以为两年后就可以回美国了，后来发现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就辞掉美国的终身教职，不好占着那个位置。我那些书就委托朋友和弟弟帮我处理，打包了几十箱运来香港，还有大量的中文书籍捐给纽约皇后区中文图书馆，那里住的中国人多。还有很多很多书，实在不知道漂泊到哪里去了。

不过有一些跟个人情感有关的书，我会珍藏起来。像一本《明代版画图录》，顾廷龙编的，一九四〇年出版。类似这种书，我会带在身边。顾廷龙先生一九八六年在美国的时候，住在我家，他看到这套书，就在上面题了字，我觉得蛮珍贵的。他当时还给我写了很多字，那些字都被人拿走了，这套书我一直带着，所以留下来了，算是我对顾老先生的一个留念。

◎关于香港书房

绿茶：书籍经过漂泊，最后落户香港。香港书房的格局，大致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郑培凯：我到香港大概十年后，在郊外买了一个比较大的住所，开始慢慢建自己的书房。我对书的分类，有自己的一套系统，跟图书馆完全不一样。

我的分类大概是这样子：第一书室，主要存我的主要研究方向的书。戏曲研究、昆曲研究是重头，另外还有明清历史，特别是跟文学、艺术有关的书。同时还包括西方的戏剧和戏剧理论等书籍。相关的参考书和资料等，也都堆在这些书籍上面。还有索引、字典等，以及各种工具书。自己写的书，也都放在这里。

还有一间卧室变成了我的第二书室，里面基本上是明清的文集。另外，我有一阵对敦煌感兴趣，收了很多这方面的书，一些敦煌学家也赠了我一些敦煌书籍，现在已经不少了。此外，还有中国历史、地理的，地方史志、地方志等书籍也都在这屋，我曾经研究过泉州、苏州、杭州等，这些地方史志都留了不少。

另外还有一间次卧。这里主要放艺术书、画册，还有很多是跟我写字有关的东西，有很多纸，还有文房的东西等。我买了一个很大的樟木箱，把一些书画相关的纸、画册等码放在一起。

最大的卧室是我现在住的地方，也堆满了书。我的房子很高，有好几米，我的书架都是通到屋顶。主卧这里的书架上，全都是诗集，这可能跟我小时候想当诗人有关。

这就是我家的四个书室，很对不起鄢秀老师（郑培凯的夫人，翻译学者），她的空间就变得很小，第一书室有一架翻译有关的书，那是鄢老师的研究书籍。但其实我和她研究的很多东西有交集，比如中国思想史、经典翻译、中国古代哲学等，她的研究中也有涉及。

我们的客厅和饭厅，才是我们真正的书房，我们在这里读书、写作。这一片区域蛮大的，有十六架书。我们又买了很多小推车，上面放满书，可以推来推去，相对好活动一些。但整个空间已经被完全占满了，没法让朋友来做客，连吃饭的地方都没有了。

这边的书架比较大、比较结实，大量艺术画册、考古方面的书都在这里，还有二十四史、《资治通鉴》这些大书，以及古典文学，从《诗经》往下都有，基本都放在客厅。还有几个书架放的是中国茶书，比较常用，就放在书桌旁边。饭桌变成了我写字的地方，上面有文房四宝，吃饭只能临时找个小桌用一下。

卧室里堆书，不是一个好习惯，这很不合理，而且很不应该。在香港人眼里，我这是败家啊，在这么寸土寸金的地方，我的房子用来堆书，这简直是荒谬绝伦，可是这个习惯从小就种下了，实在改不掉。堆的书太多，慢慢就越来越不好用了，很多书我知道在哪里，但已经没有体力去把想找的书找出来了。

有时候想，我家书房这个样子，人就变成书奴了，书就一直占着你家最重要、最好的位置，而且永远这么占着，人只能去适应或不断缩小自己的空间。但是，对于爱书人而言，尤其是退休以后，平常不怎么出去，畅游在书堆中，又有一种不可言说的快乐和幸福感。

◎关于师辈的影响

绿茶：人的一生会受到不同师辈、长辈的影响，您的求学之路遇到很多良师，能谈谈他们对您的影响吗？

郑培凯：我高中的时候开始对古典文学感兴趣，高三的语文老师，叫祝丰（司徒卫）。他后来是大学教授，学问很高。他是台湾第一本书评杂志的主编，因为视网膜脱落，眼睛坏了，有一些事情不能做，所以到中学做老师。我时常向他请教一些问题。有一次，我问他怎么读《诗经》，有没有好书可以推荐。他给我推荐了一部宋朝严粲的《诗缉》，我买的是清朝的一个版本，就是严粲的《诗缉》的影印本，我就逼着自己看，还要断句。这些古典文学的学习，在我后来的研究生涯中，都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到美国后，我主要有两位老师，一位是史景迁，另一位是余英时。史景迁的书房是典型的学者书房，主要专注清朝一代。他家很大，书房也很大，后院也很大，有个小房子，就把一些书都放在小房子里。他的研究跨度很大，经常三四个研究计划同时进行，研究室里有一个，家里书房还有一个，后院的小房子里还会开展一个研究计划，把每个计划都做成独立的项目，在不同的空间里展开研究，不同空间会给他的研究带来不一样的灵感。

当然，我有什么疑问，也会向他请教。史景迁教我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博览群书。他自己的学问是中西兼通的，既是欧洲历史专家、欧洲文学专家，也是中国史专家，又精通很多种语言。他写《王氏之死》的时候，看《聊斋志异》，除了看中文，他还看翻译本，他有一个翻译本是意大利文的，他说要对照着看看人家是怎么翻译的，会吸收一些翻译的经验，然后把它列出来。

余英时在耶鲁时，他的研究室很大，退休后在家里也建了一个很大的书房，书房里有大量的四部丛刊、四部备要以及古人集部的各种文集，他涉猎很广。余先生在哈佛的时间很长，哈佛燕京图书馆真的很好，对他的研究和读书提供了海量的资源。我也在哈佛费正清研究中心做过七年的研究员，那时候在图书馆里，在借书单上总是看到杨联陞、余英时借阅的书，我就跟着他们看，对我帮助很大。

◎关于研究和写作

绿茶：您的阅读路径以及师辈的影响，对您之后的研究和写作有着什么样的帮助？

郑培凯：师辈的影响，对我自己做学问的确有很大的帮助。中学时，因为遇到祝丰先生这样的老师，打下了良好的中文基础，这对以后的学习和研究很重要。到美国后，广泛阅读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新文学。读完这些，对晚清文学和民国新文学有着很强的兴趣，也使我对整个中国近代史产生了强烈的兴趣。

“五四”运动追求的个人自由、自我解放、心灵的开放，晚明也有这个倾向，我后来对晚明，也就是十六七世纪的中国思想界、文学界、艺术界所追求的个人意义和文化的意义，以及文明到底是在追求什么产生了浓烈的兴趣。这样一来，就很麻烦了，我就对最早期的全球化、全球化雏形的世界历史、世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兴趣，对十六世纪之后，西方的文化、思想、艺术等非常感兴趣。晚明时候的中国也相当开放，这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或比较的关系吗？我就一直思考这些问题。

这样陷进去后，又成长出一个个独立的小领域，比如对艺术史的兴趣，源于我对晚明书画的兴趣，因为我自己也写字。文学就更不用说了，同时，对那一段的历史也深感兴趣，并研究文学和艺术在历史中的思维脉络。我强调历史研究，就是所有的研究对象都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空中，是很具体的生活场景，如果没有这些研究，艺术史的研究也就显得很空泛。我当时主要研究李贽、汤显祖等，研究他们的生活环境和当下处境。

我研究汤显祖，当然会碰到“临川四梦”，如《牡丹亭》等名剧，可是在美国时没看过昆曲演出，直到一九九二年回到台湾，看到真的昆曲在舞台上演出，那真是惊为天人，整个人感受到极大的震撼，也让我对汤显祖的作品完全立体起来。我对戏剧的研究，就是从看了昆曲演出开始的。这就变成一个活的领域，而不是在书斋里做研究。包括茶文化研究也是这样，我在各地喝到各种各样的茶，对于茶的研究自然也就活起来，立体起来了。

慢慢地，我开始从思想史转向生活史。人活着要追求美好的东西，而这些生活史的东西是我们文明发展中很重要的一个方向，是我心里念兹在兹的东西，也是我希望文明发展中必须呈现的一个面向。后来，我又研究十六、十七世纪陶瓷外销的问题，也是从茶文化研究延伸开来的题目。

综合起来，我的研究方向大概有这么几项：昆曲、戏剧、茶、食物、陶瓷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此外，我还研究几个具体的古代文人。其一当然是汤显祖，研究了五十多年了。然后就是苏东坡，很多人都在研究他，我也是真的喜欢苏东坡。最近几年，主要在研究苏东坡、苏东坡的文集和诗集等，翻来覆去不知道看了多少遍，有时间就尽量写写苏东坡。此外，还有陶渊明，他也是我一直喜欢并有兴趣研究的人。

（郑培凯　口述　绿茶　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