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万人如海一身藏》：进京赶考

嘉祐元年（1056）三月，一个阳光明媚的春日，苏轼和苏辙与母亲、妻子依依惜别，怀着家人深厚的期望，跟随父亲离开了眉山，踏上了前往京城汴梁的旅途。

父子三人走陆路北上，首先到达嘉陵江畔的阆中（今四川省阆中市），从阆中登上秦岭中段的终南山。

终南山峻拔青翠，古柏苍劲，风景秀丽。从终南山踏上褒斜古栈道，路途开始变得崎岖难行。

褒斜古栈道又称蜀道，地处秦岭崇山峻岭之中，是由中原进入大西南的交通要道。李白有诗云“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这里水流湍急，树密草深，素练悬空，气势磅礴，是一段非常艰险的旅程。

尽管路途崎岖陡峭，异常难行，苏轼心里却兴奋异常。这是他第一次远行，一路的山川风物和名胜古迹让他激动兴奋，京城繁华灿烂的世界让他充满向往，满怀的壮志豪情让他信心满满。他不知疲倦，一边赶路，一边贪婪地饱览一路的风景。

抵达横渠镇（隶属于陕西省宝鸡市眉县）后，兄弟俩一起游览了崇寿禅院，随后前往凤翔。在凤翔短暂停留后，他们继续向东行进，经过了长安、南陵和北陵，出潼关，再往前来到了渑池。途中，由于旅途劳顿，马匹疲惫不堪，竟在途中累死，父子三人也早已筋疲力尽，于是在渑池停下来稍作休息。

他们在老僧奉闲的僧舍借宿，老和尚对三苏颇为照拂，离开前，苏轼和苏辙还在寺院的墙壁上各自题诗一首，以留作纪念。

经过两个多月的长途跋涉，五月，三苏终于抵达东京汴梁。五月的东京清风徐徐，绿意满城，石榴花开，艳红似火。父子三人进了城，借宿在兴国寺中。

三苏进京后，正赶上连天暴雨。雨一直淅淅沥沥下到了七月，致使汴京的蔡河决口，京城淹没在滔滔洪水之中，到处是汪洋一片，很多屋宇建筑都淹在水里。曾经繁华的街道如今冷冷清清，不见车马喧嚣，也不见人流穿梭，只有小船和木板在水面上漂浮。河道两旁横七竖八堆放着抽水工具，民夫们在县衙的召集下忙着抽水，内城十里，一片嘈杂。

到了京城两个月，一直是这样的天气，雨水肆虐，景象一片荒凉。一天晚上，雨终于停了。苏轼走出寺院，独自徜徉在街头，站在龙津桥上，放眼望去，冷月稀星下，东京夜色虽灯光璀璨，但连续两个多月的降雨让京都看起来有些凄凉萧瑟，苏轼心中不免有些失落。

汴京是北宋的首府，集全国的财富、文化、名流商贾于一城，而眼前的东京汴梁，是他心心念念的繁华之都吗？这就是他渴望一展宏图和梦想的京都？

茫茫人海，前路未卜，苏轼心中顿觉惆怅落寞，不由自主地吟出了两句诗：“独立市桥人不识，万人如海一身藏。”他突然有些想家。离开家已经四个月了，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离家这么远，这么久。

只有远游的人才会思乡，才会觉得家乡的美好。苏轼想起了母亲和妻子，想起眉山的美味佳肴，他甚至想念家乡的草木山石和乡亲父老。然而，尽管心中充满了对家乡的眷恋，却不能沉浸在思乡之情中，他知道现在的重要任务是抓紧时间，准备即将到来的考试。

北宋科举的三级阶梯考试与唐代略有不同，宋代没有县试，却在州府发解试，省试之后增加了殿试。发解试在级别上相当于明清的乡试，解试由诸州、开封府、国子监主持，任何具备资格的人都可以去州府参加发解试，通过的考生称为“举子”或“举人”；省试统一在京城举行，由礼部主持，礼部隶属尚书省，因此，礼部的考试又称省试。省试通过的称为“贡生”；殿试，相当于省试的一种复试，由皇帝亲自主持，考中的称为“进士”。

苏家两兄弟首先参加了开封府举办的发解试。嘉祐元年（1056）年八月，兄弟俩首战告捷，顺利通过。苏轼还初露锋芒，取得了第二名的好成绩。

两个儿子顺利通过了文官考试的第一关，父亲苏洵十分欣慰。但晋级为举人后，他们还需准备参加礼部的省试。苏洵深知此次考试的重要性，不敢有丝毫懈怠，因此安排两个儿子在寺院闭门读书，为明年正月的考试做准备。

两个儿子在佛庙积极备考，苏洵对此感到欣慰，但也感到了内心的焦虑。看到儿子们的进取心，他也被激发起了雄心壮志。从眉山出发时，苏洵身上带着张方平和雷简夫的介绍信，这些信件让他觉得不应该错过在京城的机会。既然身处京城，他决定要尽力争取。于是，苏洵精挑细选出二十篇自己最得意的文章，带着这些作品和推荐信，前去拜见欧阳修。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进士，已经为官二十余年，北宋文坛泰斗。

欧阳修和张方平很久没有往来了，为了一介布衣，竟能主动写信给他，这已经令欧阳修非常意外，当他阅读了雷简夫的信，更加惊讶。雷简夫的信有点像碰瓷儿，简直是赤裸裸的威胁，令他哭笑不得。

雷简夫的信大意是：苏洵的才华不可忽视，而我的身份微贱，影响力有限，没能力让苏洵闻达，但这并不是我的责任。然而，如果我知晓了苏洵的才华却选择保持沉默，那就是我的过失。作为翰林学士，您肩负选拔人才的重任，同时也是文坛领袖，苏洵的命运与您息息相关。过去若您不知苏洵，他即便默默无闻，也无人会因此责备您。但现在，您已阅读了我的推荐信，了解了苏洵的才华，他也期望能亲自向您拜见，从今以后，苏洵有名无名，天下人都会认为与您有着莫大的关系。

读完信后，欧阳修抬头再次仔细打量了一下苏洵，发现他身材不高，相貌平平，神情肃穆，看起来有些沉默寡言。这让欧阳修感到好奇，一个外表如此平淡无奇的人，会有怎样的文采和学识，能够让两位知州如此不遗余力地举荐。

好奇心驱使着欧阳修迫不及待地浏览了苏洵的作品。立刻，他被苏洵的几篇政论文章深深吸引，其中一篇是《六国论》。文中写道：“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

苏洵在文中指出，六国的灭亡并非因为武器不锋利或战略不足，而是因为割地贿赂秦国。拿出土地贿赂秦国，实质上是自己的力量被削弱，这是导致六国灭亡的根本原因。六国和秦国都是诸侯国，尽管六国的实力相对较弱，但仍有可能通过不贿赂秦国而战胜秦国。若一个一统天下的大国，也采取割地贿赂的下策，那就比六国还不如了。

显而易见，苏洵的这篇《六国论》是在借古讽今，暗指北宋王朝向辽和西夏输送岁币，以换取和平的屈辱政策，以此劝诫统治者应吸取六国灭亡的教训，以免重蹈覆辙。

读完了《六国论》，欧阳修坐不住了，他嚯地站起身，神情似乎有些严肃。苏洵不知所措，因为心里没底，有些紧张，额头微微冒汗。

欧阳修在房间里来回踱了几步，又深深看了苏洵一眼，然后坐下来，紧接着又阅读了苏洵的另两篇文章。

苏洵的《洪范论》和《史论》文风质朴，立论深刻，叙事宏伟又言之有物，既有荀子的文风，又有孔孟、韩愈的味道。

这位貌似平凡的布衣竟是一个博古通今、学识渊博之人。欧阳修一边读，一边忍不住微微颔首，微笑着自言自语道：“张安道果然眼力老辣，一如当年。”张安道就是张方平，苏洵听到这句话，暗暗舒了一口气，心里终于有了底。

欧阳修立刻写下《荐布衣苏洵状》，极力称赞苏洵的文章，不但辞辩宏伟，还是一个能对现实问题提出解决方案的大才。写好后，连同苏洵写的二十篇文章，一起呈给了朝廷。至此，欧阳修接替了雷简夫和张方平，成为苏洵在朝廷上最有力的推荐人。

欧阳修是一代文学宗师，欧阳修的评判，让苏洵的文章得到最权威的检验。虽然没有师承，苏洵却靠自学达到了先秦两汉的文学水准。有了欧阳修的赞赏，等于苏洵的文章得到了政坛主流和文学大儒的认可。很快，苏洵的几篇文章便传遍京城。

欧阳修还把苏洵推荐给了韩琦、富弼、文彦博等当朝重臣。在欧阳修的推荐下，苏洵声名鹊起，以一介布衣之身，成了京城达官显贵的座上宾。

两个儿子还在紧张地备考之中，父亲的文章已名动京城，汴梁的文人墨客争相传诵，一时之间，汴京纸贵，苏洵成了京城文人里的名士。

苏洵性情内向，不善于钻营仕途，更不擅长科举应试，如果没人引荐，苏洵的才华就会被埋没在繁华盛世里，更不会出现在唐宋八大家之列。

张方平毫不顾忌与欧阳修之间的矛盾，毅然举荐；欧阳修也并未因为是张方平的介绍而漠视苏洵这个人才。两位大儒的高风亮节和豁达刚正，实在令人钦佩。由此可见，宋朝文人学士的风范，足以证明宋朝是一个崇尚学识、以文治天下的文明帝国。

嘉祐二年（1057）年正月，终于到了省试这一天。苏轼和苏辙早早地起床洗漱，神采飞扬、意气风发地前往考场。

贡院的中门早已大开，台阶前焚香摆案，前来应试的举子们鱼贯而入，列队上前拜见考官。六位考官也在堂前依次向考生还礼。

随后，考生按照号牌有序进入各自的考室。考室内备有桌案茶水，考生口渴时可自行取茶解渴，礼仪十分周到。

监考官员在考场的甬道间来回巡视，严格把守着考场的纪律。考场鸦雀无声，气氛一片庄重。

十年苦读，一朝成败。检验学问和决定命运的时刻到了，考生们的脸上神情各异，有的表情紧张，有的自信满满，有的患得患失，有的兴奋激动，考场上一片静寂。

考题发了下来，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苏轼看着考题略为沉思，之后提笔起稿。写了几行字后，他停了下来，眉头微皱，思索片刻，又弃之重写。写了一页后他突然又停下了笔，反复推敲后又重头来过。第三次他重新执笔，神情舒展，豁然开朗，最终一蹴而就。

洋洋洒洒六七百字写完，苏轼放下笔，顿感心情舒畅。在文中，苏轼尽情阐述了以仁治国，赏罚分明的思想和理念。他写道：“可以赏，可以无赏，赏之过乎仁；可以罚，可以无罚，罚之过乎义。过乎仁，不失为君子；过乎义，则流而入于忍人。故仁可过也，义不可过也。”

意思是，可以赏也可以不赏时，如果赏赐了就过于仁慈；可以罚也可以不罚时，惩罚就超出了义法。过于仁慈，不失为一个君子；超出仁义之外，就变成了残忍。所以，仁慈可以超过，义法是不可超过的。这就是苏轼主张的，用君子长者的宽厚仁慈，对待天下人，使天下归心的治国理念。

苏轼一见到考题，内心涌动着澎湃的思绪。他早已对这个题目有了自己的观点和想法，因此感到兴奋，甚至有些激动。然而，随之而来的是犹豫。省试决定着他的命运和前程，承载着父亲的厚望和全家人的期盼。

他开始思考该如何阐述，以及用什么样的论据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因为心中的顾虑，他犹豫不决，反复修改了三次草稿。最终，他决定直抒胸臆，既不隐晦也不浮夸，坦诚直率地陈述自己的观点，这也是父亲苏洵曾教导他的，要文风质朴，内容充实，字里行间流露出真实的情感。

最终完成了最后一次修改，苏轼心情舒畅，仿佛有一股清流在心中尽情流淌。在写作过程中，他似乎忘记了这份卷纸决定着他的命运。

回到住处，苏洵询问两个儿子的考试情况。苏辙沉着冷静地回答道：“还算可以。”苏洵将目光转向大儿子苏轼，而苏轼只是微微一笑，没有说什么。

苏轼的表情让苏洵感到有些疑惑。在往常，考问两个儿子，都是苏轼先回答居多。苏洵问苏轼考题是如何论证的。苏轼向父亲大致叙述了一遍。当苏轼提到他文中所写的一个典故，苏洵的眉头微微皱起。

苏轼引用的这个典故大概意思是，尧当政时，皋陶是掌管刑法的官吏。当判处一个罪犯时，皋陶三次说当杀，尧帝却一连三次说，应当宽恕。

看着父亲诧异而严肃的表情，苏轼只好承认，这个典故是他杜撰的。苏洵一听，神情更严肃了。

在宋代，文人写文章，习惯引经据典作为理论依据，支撑文章的论点。苏轼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后，却凭空杜撰了一个并不存在的典故，这让父亲感到非常意外又颇为忧虑。

这次考试的主考官是礼部侍郎兼翰林侍读学士欧阳修。详定官，也就是负责详审举人试卷、评定等第的官员，是国子监直讲梅尧臣（1002—1060）。

当时，北宋文坛依然盛行五代十国时期延续下来的文风。欧阳修作为北宋文学泰斗，一直致力于号召全国学子，共同纠正文坛上的积弊。他主张采用朴实流畅、言之有物的文字，以改正过去内容空洞、辞藻华丽、晦涩奇异的文风。

科举是读书人的唯一出路，考官是决定读书人命运的权威。因此，考官的标准和意向对于这次文风的变革至关重要。欧阳修决定利用这次考试，发起一场诗文革新运动。他和其他考官共同商定，凡是生僻诡异、晦涩无物的文章，一律不予录取。

最先看到苏轼试卷的是本次考试的详定官梅尧臣。他看到试卷，眼前一亮，尤其试卷中的八个字“赏疑从与，罚疑从去”，令他兴奋莫名。想不到，此届考生中竟有如此雄健精辟的奇文，梅尧臣高兴地立刻把试卷拿给主考官欧阳修。

欧阳修连读数遍，爱不释卷。这篇文章的文风就是他最想看到的，也是他一直期待的。文辞简练却喻理深刻，文风敦厚又见解独到，内容流畅又富有思想；此外，文章结构严谨，不但能引经据典，而且论证透彻，把儒家思想的仁爱内涵阐述得有条有理，层次井然。

欧阳修拿着卷纸，非常高兴，他拿起笔，立刻就想给这张试卷评为第一。如此绝妙的文章，第一名当之无愧。突然间，欧阳修执起的笔停在空中数秒，之后，又轻轻放下了。他长叹一声，有些为难。

为难的原因和宋朝考试的制度有关，宋朝的试卷采用的是糊名制。糊名法最初创立于唐朝武则天即位初年。科举考试中，为防止考官徇私作弊，把名字盖起来改卷，称为糊名法。

嘉祐二年的这场考试，所有考生的试卷都由工作人员先登记在册，之后重抄一遍，再拿给考官评阅。这样做的目的是防止考官熟悉学生的笔迹。重抄的卷纸没有名字，考官在评卷期间也不允许走出试院，要从一月底一直禁闭到三月初，评阅完所有试卷才能走出试院。

欧阳修和梅尧臣都对苏轼的这篇文章赞不绝口，欧阳修更是一读再读。这篇佳作，实在堪当第一。但欧阳修却犹豫了，他觉得能写出这样好的文章，一定是他的得意学生曾巩。

曾巩（1019—1083），字子固，建昌军南丰（今江西）人。曾巩自幼天资聪颖，记忆超群，读过的诗书过目不忘，十二岁时，就能出口成章，文辞名动一方。二十岁时，曾巩入太学，成了欧阳修门下弟子。

曾巩擅长策论，文辞从容自如，欧阳修对曾巩的文章十分赏识，认为门下弟子中无人能及。

此次欧阳修主持的会考，曾巩与他的几个弟弟，比如曾布等，也都前来参试。欧阳修料定，眼前这篇气势磅礴的策论一定是曾巩之作。

欧阳修心里是又高兴又矛盾。高兴的是，弟子能写出如此出类拔萃的文章，被评为第一，实至名归。矛盾的是，天下人都知道曾巩是他的学生，身为主考官，如果将自己的门下弟子评为第一，难免有人不服。他倒没什么，内心磊落坦荡，根本不在意别人议论，但这可能会给曾巩带来麻烦。如果有人对曾巩提出质疑，反而会害了他，影响他的仕途前程。

欧阳修纠结了很久，最后，为了避嫌，只好忍痛割爱，让出第一的名次，把这篇文章评为了第二。

接着礼部复试，再考《春秋》对义，对义是指根据经义回答问题，解题作文。苏轼在《春秋》经义策问中得了第一。

一个本应得到第一的策论，因为欧阳修的避嫌，被评为第二；一个是名副其实的第一。可见，苏轼之才学，的的确确是超尘拔俗、卓尔不群。

苏轼兄弟再次顺利通过省试，榜上有名，继续在兴国寺准备金殿御试。到了三月，礼部将省试考生名单呈递给皇上。三月初八这一天，所有通过省试的考生被引入宫门，前往崇政殿，参加由仁宗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

考生在殿外御阶前整齐列队，一起向皇上行叩拜之礼，山呼万岁后，依次被引进殿内东西两廊的考场。

进入考场后，众考生按各自姓名找到座位，待所有考生就座后，礼部官员开始宣读考题。

殿试题承唐制，以诗赋论为主。今科考题由仁宗钦定，一诗为《鸾刀诗》，一赋为《民监赋》，一论为《重申巽命论》。

以往的殿试，根据考生答题表现，会有三分之二到一半的人落选。这一年开始，仁宗广招天下学士，所有参加殿试考生，几乎全部录取。待到三月十四日发榜之日，所有进入殿试考生一起登科。这一场科举各科共录取了八百九十九人，其中进士三百八十八人。其中，来自眉山县的考生就有四十五人，考中进士的有十三人，包括苏轼、苏辙兄弟。

宋仁宗嘉祐二年的科举考试，是中国千年科举史上最有名的一次考试。这一年的进士榜人才云集，群星荟萃，不但在政治、文学、军事、经济领域都有独领风骚的人物，很多人还对中华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例如，理学大师程颢，他的哲学理论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哲学家张载，其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至今传诵不衰；还有王韶，他一举扭转了西夏对北宋的威胁，成为北宋战略上的重要人物，改变了北宋与西夏之间的战略格局。

就连苏轼、苏辙这样两兄弟同中进士的也非孤例，还有林、王、黄姓兄弟也一起同中进士。更厉害的是南丰曾氏一门，四兄弟曾巩、曾布、曾牟、曾阜一同登科。

嘉祐二年的科举可谓是百花齐放，姹紫嫣红。这三百八十八名进士中，有“唐宋八大家”的苏轼、苏辙，曾巩；有王安石变法的二号人物吕惠卿；有九人前后成为宰相；还有章惇、张璪，对苏轼后来的仕途命运有着关键性的影响。

百花荟萃，自然良莠不齐。同年进士，有人成为唐宋八大家，有人进入了宋史奸臣传，有人名垂千古，有人遗臭万年。

这次考试，建安章衡（子平）得了第一，是为状元，苏轼得了第二，是为榜眼。苏轼本来应该得第一，却因为文章写得太好，欧阳修为了避嫌，故意给了第二。等到放榜之后，欧阳修知道了那篇文章不是自己的学生曾巩，而是苏轼所写，后悔不已。就这样阴差阳错，苏轼与状元擦肩而过。

按照宋朝的传统，考生金榜题名后，他们与考官之间就建立了师生之谊。学生为答谢老师，通常会上书致谢。苏轼也按照这一惯例，分别写信答谢考官。在给欧阳修的《谢欧阳内翰书》一文中，苏轼不仅表达了对老师知遇之恩的感谢，还阐述了他对文风运动的态度和观点。苏轼指出，当前文风萎靡的主要原因在于矫枉过正，刻意模仿韩愈，而未能真正领会韩愈的精髓。相反，这种模仿导致了文章风格的华而不实、晦涩难懂。他主张恢复先秦两汉的简洁质朴、辞约理精的文风，摒弃五代十国时期的怪癖文弊。

苏轼的文章虽然篇幅不长，但简练有力，一语中的，与欧阳修想改革文风的理念不谋而合。欧阳修读后激动不已，连连称赞。他对其他人说，苏轼的文章写得太出色了，读了会让人汗流浃背。欧阳修甚至在与儿子下棋时提及苏轼，说道：“三十年后，大概没有人会再提起我欧阳修的名字了。”

苏轼呈上了致欧阳修的《谢欧阳内翰书》之后，前往欧阳修府上拜谢恩师，欧阳修对苏轼说，他的那篇《刑赏忠厚之至论》里的观点，“赏疑从与，罚疑从去”写得十分出色。然而，欧阳修提到了其中一句话，即“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却不清楚这句话来源于哪个典故。

苏轼回答，《三国志·孔融传》。欧阳修更加疑惑，《三国志》里明明没有这个典故啊。苏轼看到欧阳修微微皱眉，只好坦言，其实，这是他杜撰的。

欧阳修一愣，顿时一脸严肃。欧阳修在学问上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曾有一次，他给朋友写了一篇文章，写好吩咐手下送去。可就在手下出门后，他突然觉得文章有一处不妥，于是立刻派人去追。然而，送信的人走得太快，信已经送到了朋友手里。朋友同时收到两篇文章后仔细对比，发现只有一字之差。为了保持准确无误，即便只是一个字的差别，也要特意修改一遍。可见，欧阳修对文字的严谨态度。

当初读苏轼的考卷《刑赏忠厚之至论》，觉得这篇策论文以忠厚为论点，内容陈述得有理有据，只是文中提到的这个典故，欧阳修却无论如何也想不起出处。他见苏轼文章写得脍炙人口、言之凿凿，当时并未深究。回到家后，欧阳修翻遍家中所有书籍，仍一无所获，心里十分困惑。于是，一直想找个机会问问苏轼。

苏轼见欧阳修神情严肃，立刻认真解释道：曹操杀了袁绍，把袁绍的儿媳妇甄宓赐给了儿子曹丕，孔融知道了此事，就写信讽刺曹操说：“周武王灭了纣王，把纣王的宠妃妲己赏赐给了周公。”曹操看后问孔融：“这则典故出自哪里，我怎么没听说过呢？”孔融答：“你能把甄宓赐给曹丕，我猜想，当年周武王肯定也把妲己赐给了周公。”

欧阳修仍一头雾水，苏轼坦然一笑，朗声继续说道，“孔融能够猜测，我学孔融，也可以猜测啊。皋陶执法严明，尧深仁厚泽，以他俩的性格，肯定会这么做的。”

孔融杜撰典故指责曹操，苏轼仿照孔融杜撰典故，以讽谏为官者要断案慎重，既要赏罚分明，也要宅心仁厚。苏轼的典故虽为杜撰，却针砭时弊，铿锵有力，欧阳修听完恍然大悟，豁然大笑。

日后，欧阳修评价苏轼说：“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欧阳修一代文坛领袖，极具声望，他的一句褒贬足以影响和改变一个学生的命运。

欧阳修不遗余力地赞扬苏轼，还把他介绍给了当时的宰相文彦博、富弼和枢密使韩琦等人。有了欧阳修的提携和推荐，这些朝廷重臣都对苏轼另眼相看，并以国士相待。

苏家父子很幸运，赶上了一个好时代，还遇到两位贤明无私的执政大臣。若没有张方平和欧阳修的慷慨相助，苏家父子三人步入北宋政坛和文坛，恐怕要晚许多年。人生若能遇到一个伯乐，一个贵人，在关键时刻给予指引和扶持，那么轨迹就会迥然不同。对于苏家父子尤其是苏轼而言，张方平和欧阳修不但有知遇之恩，还与苏轼结下了持续一生的深厚情谊。

欧阳修一生提携过无数的风云人物。有高为宰相的王安石、司马光、韩琦，有北宋理学大师程颢、张载，有北宋名臣文彦博、包拯等。唐宋八大家中，北宋占了六位，其中五人是欧阳修举荐，另外一人则是他自己。如此胸襟宽阔，且慧眼识人，实在令人惊叹。千古伯乐，欧阳修当之无愧！

苏轼回忆起少年时，眉山的一位老先生曾给他讲解《庆历盛德诗》，提到了几位大人物，那时，这些人中豪杰曾令少年苏轼无限仰望，羡慕不已。

似水流年，人生短促。一眨眼，十五年过去了，少年苏轼已从一个懵懂少年长成了才学渊博、卓尔不群的翩翩君子。如今，这些人除了范仲淹，已在五年前（1052年）不幸去世，其余几位苏轼不但亲眼见到，还被他们待为上宾。

后来，苏轼阅读范仲淹的文章，读到那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深深感佩，凄然泪下。未能一睹他早年仰慕的豪杰之一范仲淹，成了苏轼一生中的一大遗憾。

这一年，苏轼二十二岁，苏辙才十九岁，兄弟二人一举皆中，双双脱颖而出。苏洵屡次应试却屡次落选，对苏洵来说，科举就像万座高山，难以逾越，而对于他的两个儿子，却易如反掌。苏洵和朋友聊天时，谈及科举一事，玩笑地说：“莫道登科易，老夫如登天。莫道登科难，小儿如拾芥。”

苏家两兄弟一同登科，父亲苏洵也成了名士，一时间，苏家三父子的文章在京城被争相传阅，三父子的名气也如日中天。

从眉山小城来到京都汴梁，时隔整整一年。一年的时间，三苏从寂寂无闻一跃成为名震四方的人物，从鲜为人知一跃而为天下皆知的名士。

人生变幻莫测，岁月世事无常。命运有时像是故意和人开玩笑，在你觉得最幸福的高光时刻，骤然间，又让你品尝世上最大的痛苦和悲伤。当父子三人在京城风光无限、春风得意之时，老家眉山突然传来不幸的噩耗：苏轼的母亲程夫人，已在四月辞别人世。

苏家父子得知这一悲讯时已是五月底。他们匆匆离开京城，奔向眉山。来时一路欢笑，充满希冀；回程悲不能言，仓皇至极。

父子三人星夜兼程，赶回家乡。踏进家门那一刻，只见院子落败萧瑟，篱墙倒塌，满目苍凉。厅堂内弥漫着一片凝重、肃穆的新丧气氛。

苏轼与苏辙从小在妈妈身边长大，一年前离开眉州进京赶考，是两兄弟第一次离开母亲这么远、这么久。母亲含笑送他们出门时的面容，在兄弟俩的脑海里刻成了永恒。谁能想到，那时一别，竟成永诀。

嘉祐二年（1057）四月初八，在女儿八娘离世五年后，程夫人在眉山纱縠巷的苏家与世长辞，年仅四十八岁。她活着的时候，一心为家，走的时候，悄无声息。

她没有来得及与丈夫和儿子分享他们成功的快乐，她离世前，甚至都不知道，两个儿子已在京城高中进士，苏门三父子已名震京师。

让我们回顾一下程夫人的一生。程夫人，出身望族，名门之后，从小饱读诗书，通情达理。十八岁嫁给苏洵为妻，一生一共生了六个孩子，其中，三个孩子夭折，女儿八娘到了及笄之年，嫁给了兄长的儿子，因不受公婆待见，出嫁短短两年后抑郁而终。

程夫人一生共经历了四次丧子之痛。女儿八娘离世后的这五年，苏程两家断绝往来，程夫人夹在娘家与婆家的矛盾之间，内心无限苦楚，日渐憔悴，却不得不在悲痛与失意中努力撑起一个家，劳心又劳力。常年劳累加上郁结于心，程夫人身体渐渐孱弱。

这是一个任劳任怨、宽容贤惠的女人，程夫人嫁到家境贫寒的苏家，苏洵年轻时耽于游乐，程夫人常年独守空闺。后来，苏洵终于醒悟，准备发奋读书。家庭生计全部落在程夫人一人身上，她竭尽全力，整日操劳，毫无怨言。

这是一个仁慈善良、品行正直的女人，程夫人从小教育两个儿子爱护动物，善待弱小，不贪图意外之财。苏轼成年后为官，处处以百姓利益为重，无论身居高位还是被贬落魄，他始终清廉刚正，从未动过贪财之念，这和母亲程夫人早年教育密不可分。

这是一个有气魄有胆识、深明大义的女人。她用范滂教育儿子，为大义可以舍弃生命，从小培养儿子刚正不阿、安邦济世的志向和情怀。程夫人的一言一行，对苏轼的一生有着深远的影响。若干年后，即使苏轼屡次被贬，骨子里依然豁达乐观，果敢坚强。

这是一个自立自强、行事果决且有经商理财天赋的女人。苏家家境渐至窘迫时，街坊邻里劝她向富裕的娘家伸手求援，她不想别人笑话丈夫，宁愿自食其力。于是，毅然从苏家几代同住的祖屋搬了出来，卖掉陪嫁，在纱縠巷租了房子，自住兼做生意，支撑家里日常用度。族人和乡邻都无法理解她，在当时的社会，这是一种违背传统风俗的行为。为了生计，她不顾别人的议论和看法，勤劳养蚕缫丝，靠贩卖布匹丝线，养活着一家人。

这是一个志杰不群，有着卓然气度的女人。苏洵屡次应试，屡次落第，程夫人对丈夫没有苛责，依旧继续操持家务，教育儿子，培养他们的思想和道德，鼓励他们树立远大的志向和正确的人生观。

这也是一个老天待之不公的薄命女人。丈夫苏洵年轻时常常在外游荡，程夫人常年独自带着两个孩子，辛劳孤苦。女儿八娘离世后，丈夫苏洵因憎恨程家人，对程夫人少言冷语，令她抑郁难解。当苏洵终于走出女儿离世的阴霾，带着两个儿子进京赶考，功成名就时，程夫人却没等沾到丈夫和儿子福气，没过上一天好日子，匆匆撒手人寰。

程夫人一生安贫守志，劝夫以进、教子以学，苏家三父子成名的背后，就是这样一个多年默默付出，不求回报，更不求闻达的女人。

遗憾的是，培养了两个举世闻名的儿子，辅佐了一个自学成才的丈夫，成就了光耀千秋的苏氏三大家的女人，却连一个名字都没能留下。关于她的名字，我们无从考查，历史对于程夫人的记载，始于她十八岁嫁入苏家开始。关于她的出生和童年时代，我们知之甚少。多年后，我们只有通过程夫人的丈夫苏洵，以及苏轼、苏辙两兄弟怀念和追思的文字中，才知道程夫人一生伟大和感人的事迹。

千年以来，她一直被后人称为“程夫人”，以父姓冠名，历史上并不多见。作为一个胸怀博大、培养了苏轼这位千古第一才子的母亲，倘若把她与孟母、岳母并列于历史的长河，她也当之无愧。

中国文学史上的“唐宋八大家”，四川苏门占了三席，三苏父子成为一代文豪，程夫人功不可没！

北宋名臣司马光为程夫人作《苏主簿夫人墓志铭》，给了她八个字的最高评价：“勉夫教子，底于光大。”

在今天的眉山市岷江西侧的苏母公园里，建有一座苏母程氏雕像，以传承和弘扬苏母文化。苏母程夫人的传统家风，在千年后的今天依然启迪着一代代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