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革命声传画舫中
在求学与革命实践中，董必武接触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领导者之一，为我党的早期组织工作和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统战工作做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
一、参与建党
在成都期间，董必武获悉俄国爆发十月革命，遂写信给日本友人，积极探问情况、搜索资料；又于利川县教堂中阅读英文报纸，检索关于十月革命的新闻报道，共产主义思想开始在其脑海中激荡。而此时爆发的“蔡济民[23]案”，更促使董必武重新思考中国的革命道路问题。1919年1月27日，靖国军杨春芳、[24]唐克明[25]两部勾结川军方化南部，乘蔡济民部无戒备，夜间袭击蔡军总司令部，蔡为了不同室操戈，隐忍退让，“宁死不战”，在出面论理时惨遭枪杀。
董必武得此消息后，立即返回利川。在与同事处理蔡济民善后事宜中发现唐克明、方化南谋害蔡济民的多封密电，非常愤慨。受鄂西靖国军同事委托，董必武途经武汉赴上海，向孙中山及各方面申诉蔡案。到上海后，见了孙中山先生和章太炎[26]等各方人士，报告了蔡济民被害惨况。孙中山虽表同情，此时已被迫辞去大元帅职务，难以相助；章太炎等人慷慨陈词，愤愤不平，却无实力。
由于申诉长期得不到结果，董必武感慨万千，开始思考探索着新的革命方法和道路。1919年3月，湖北善后公会在上海成立，旅沪同乡公推董必武和张国恩驻会主持会务，由此结识了刚由日本帝国大学留学回国的李汉俊。[27]李时常与董必武、张国恩、詹大悲[28]交谈、讨论俄国革命和布尔什维克的情况，把带来的马克思主义和关于俄国革命的外文书籍供董等阅读。在这些交谈和研读中，董必武逐渐认识了俄国革命和布尔什维克党，对照辛亥革命以来的经验教训，董必武逐渐意识，“中国的独立，走孙中山的道路行不通，必须走列宁的道路。”[29]
1919年5月4日，深刻影响中国近代史的五四运动爆发，董必武以湖北善后公会为依托积极参与。5月8日，湖北善后公会致电湖北省议会、教育会、武汉商会、汉口各团体联合会，电文称：“外交失败，败亡间不容发，请亟起主张严惩卖国党，急电巴黎专使拒绝签字，并要求列强主持公道以图挽救。”5月18日，董必武复通电各省议会、商会、各报馆、各团体及广东国会，陈述南北双方谈判代表主张，力促北方当局反省，接受南方代表主张。
五四运动时期，董必武看到人民群众巨大的革命热情，深受鼓舞。在沪期间，董必武还结识了在沪参观的陈潭秋，[30]双方交换了对于当前形势及今后道路的看法，因志同道合，故引为知己。离沪返汉之际，董必武与同志们讨论认为，救亡图存之计有两端：一则办报；另一则办学。
回到武汉后，考虑到社会影响力，董必武原想先办报纸，用舆论宣传新思想，但筹措资金受挫，遂转而办学。1919年8月，董必武与张国恩等11人筹办私立武汉中学，资金由创办者分担，董必武当掉了自己的一件皮袄才凑足了份额。校董们还要负责授课，董必武教授国文，陈潭秋讲授英语。1920年3月，武汉中学正式开学。该校以宣传革命思想、培养革命人才为目的，在各方面都表现出新的特点。学生的报考费与学费都比其他学校低；教员是低薪或不支薪，思想进步；提倡白话文，男女同班，组织学生会，学生对学校兴革事宜可向校董事会提意见；各班设班主任，指导学生课外阅读报刊，关心国内外时事，启发学生的革命思想。
董必武除任课外，还参加各种校务活动，与陈潭秋经常同学生、职员生活在一起。在他们的影响下，武汉中学逐步成为湖北革命活动的一个重要基地。从1920年春季开学到1928年遭桂系军阀封闭的8年中，武汉中学培养了大批革命干部，播下了革命火种。
1920年8月，在得知李汉俊等人在上海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的情况后，董必武与张国恩、陈潭秋、赵子健、[31]包惠僧[32]等于武汉开始筹建共产主义研究小组（也称共产主义小组）。于当年秋季正式成立，并到纱厂、铁路、码头找工人谈话，调查工人劳动生活状况，宣传马克思主义，讲解工人阶级求解放的道理。
共产主义研究小组还在青年中组织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最早入团的就是董必武与陈潭秋直接影响下的张培鑫[33]等十多名进步青年。之后，董必武等人又发起湖北教育工作者大会和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等集会和组织，揭露北洋政府的黑暗统治，讲解马列基本原理，宣传社会主义革命理念，在广大师生群体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21年5月4日，董必武与陈潭秋等人在武昌阅马厂组织了“五四”周年纪念大会并讲话，会后还带领青年学生游行示威，喊出了“打倒军阀”的口号。
1921年6月，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接到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通知：武汉派两名代表到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董必武、陈潭秋代表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坐船去上海，住在白尔路389号（现太仓路127号）博文女校内，出席了于7月23日至8月初举行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议。董必武在大会上发言。
会上，包惠僧等人不同意联合孙中山。董必武坚持了党为反对共同敌人应该联合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正确主张。陈潭秋积极支持董必武的看法，但大会决议对其他党派采取不建立任何关系的政策。董必武与李汉俊为大会起草了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如实列举了大会所讨论的主要问题。
大会以后，董必武和陈潭秋回到武汉，负责建立和发展湖北省党的组织，当即成立了中共武汉地方委员会，成为武汉地区中共组织的第一个正式领导机关。1922年夏，遵照1921年11月中共中央局议决的《通告》，又成立了中共武汉区执行委员会，包惠僧任书记，董必武、陈潭秋、李书渠[34]分别担任财务、组织、宣传委员，区委机关设在武昌黄土坡下街27号。由于区委在学校师生和工农群众中宣传组织工作的深入开展，党的组织迅速壮大，到1923年年初，党员已超过50名。以恽代英[35]为首创立的利群书社、共存社的一大批革命知识分子也先后加入了党的组织。
董必武在领导工人运动的工作中，比较注意从产业工人中培养发展对象。他与大冶石灰窑、汉阳铁工厂等处工人都建立了联系。1922年，在董必武工作的基础上，中共武汉区委派到大冶港窑湖地区领导开展工人运动的李福生（林育英）[36]吸收大冶石灰窑工人仇国升、[37]汉阳铁工厂工人刘敢生[38]等为中共党员，很快便在大冶汉冶萍公司里建立了第一个工矿区中共组织——中共大冶钢铁厂小组。1923年夏，这个地区的中共组织发展为中共港窑湖支部。与此同时，董必武还积极组织反对各种反动统治的罢工、罢课、游行，举办妇女读书会、平民夜校、农民识字班等，力图唤醒各阶层民众，湖北的革命形势为之一变。
二、在大革命的洪流中
1923年6月，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同孙中山代表的中国国民党合作，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11月下旬，中共中央执委会全体会议做出了《国民运动进行计划决议案》，12月25日又发出通告，决定在全国扩大国民党的组织，凡国民党有组织的地方，我党党员、团员“一并加入”；凡国民党无组织的地方，例如湖北、湖南、安徽、浙江、福建、北京、天津、南京、奉天、哈尔滨等地，我党同志“为之创设”。[39]遵照中共中央的决定和指示，董必武作为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由于其与国民党在历史上有较为密切的关系，中共中央又指派他承担与国民党中央在湖北的联络工作。
1924年1月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由共产党人起草的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宣言，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国民党中央决定，由中央执行委员覃振[40]（理明）、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张知本[41]组织国民党汉口执行部，指挥湖北、湖南、陕西三省的国民党党务。因覃振没有到职，已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的共产党员林伯渠[42]受国民党中央委派，来到武汉负责建立国民党汉口执行部。董必武与刘伯垂、[43]项英、[44]李立三[45]等人一起协助林伯渠，在汉口日租界建立了执行部办公机关。
1924年4月，董必武主持筹建了国民党湖北省临时党部，他和刘昌群、[46]刘光国、[47]许鸿、[48]张继渠、[49]郝绳祖[50]等为委员，由他和许鸿、郝绳祖为常委组成常委会，何恐[51]任秘书，余世颂[52]任干事。这个领导班子的成员，除郝绳祖为国民党左派人士外，其余都是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湖北省临时党部一成立，就建立了由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合组的、以陈潭秋为书记的党团，旨在加强共产党对省临时党部的领导。5月中旬，汉口执行部遭敌特军警搜抄，刘伯垂、许白吴、[53]杨德甫、[54]周天元[55]被捕，林伯渠于6月离汉返粤，执行部遂告结束。从此，董必武便担负起了在湖北领导创设国民党组织、推进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重担。
正当董必武开始筹建国民党湖北省临时党部之际，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撤销中共武汉区委，在汉口、武昌分设直属中央的地委，原区委委员长李立三调上海工作，由包惠僧担任中共汉口地委委员长（1925年1月中共四大后改称书记）。不久，在国民党汉口执行部遭受破坏的同时，设在汉口吉庆街德润里的汉口地委机关也被抄，包惠僧再次离汉去沪。次年，董必武继许鸿、许之桢[56]之后接任汉口地委书记。
新建的汉口地委兼管汉阳、江岸、徐家棚三处党的工作，共有50名党员。汉口地委的工作非常繁重，再加上国民党组织的筹建和发展工作，董必武正是以其共产党人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任劳任怨、兢兢业业，勇挑湖北革命的重担。这时，他遵照中共上级组织的指示，离开了由他创办的武汉中学，专门从事党的工作，以适应斗争的需要。在董必武艰苦卓绝的领导下，湖北地区国共两党的组织发展工作均高效展开，各类革命活动不断展开，大革命的狂潮席卷湖北大地。
湖北是直系军阀统治的一个重要省区，帝国主义者也把武汉作为他们坚持侵略中国内地的中心据点，各种反动势力在这里既互相勾结，又互相争夺，盘根错节，形势复杂，但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却很高。董必武自陈，他就是这一时期如火如荼的人民革命的“点火者”。[57]
1924年夏末，董必武和陈潭秋等人以湖北教育界的名义发起组织反帝国主义运动大同盟（大联盟）。8月23日，该联盟筹备委员会在武昌中华大学开会，陈潭秋等均当选为筹备委员会委员，会议决定联络武汉所有人民团体参加联盟。9月5日，董必武主持在武昌中华大学召集加入“武汉反帝国主义运动大同盟”的各团体代表大会，到会代表一致推举董必武为临时主席。
1924年9月7日，董必武以武汉反帝国主义运动大同盟名义，发起组织五十余个团体代表和各界群众数千人，在武昌阅马厂召开“九七国耻”纪念大会。董必武被公推为大会主席，在会上做了重要讲话。他指出大会为追思以往之国耻，即距今二十三年前，我国受八国联军威胁，缔结辛丑条约之期，在我国外交史上是最大耻辱之事，为我国人民所痛心疾首。
董必武强调“此种条约利害之大，有如封豕长蛇，一日不废除，吾国本一日不能伸张，而吾国人亦无享平等幸福之一日”，号召人民群众要为“废除种种不平等之条约，及谋人类之生存，谋国际外交之平等”而群起努力。[58]在此前后，董必武、陈潭秋多次提出收回租用期已满的汉口英租界的建议，得到武汉各民众团体的热烈响应。
1924年10月，面对段祺瑞[59]提出的“善后会议”，董必武领导湖北人民旗帜鲜明地予以反对，开展了以工人阶级为骨干的国民会议促成活动。12月21日，国民会议湖北促成会在汉口小关帝庙召开全体代表大会，出席代表231人，代表122个团体，董必武、陈潭秋出席并直接领导了这次会议。该会曾派代表何恐参加了次年3月1日开始在北京举行的由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主持的中国全国国民会议促成会，这对反对“善后会议”、揭露敌人反动面目、传播革命主张、引导群众参加政治斗争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五卅惨案发生前后，董必武在北京接到上级组织的指示，立即回武汉进行革命组织工作，发动湖北人民响应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根据国共两党的决定，国民党湖北省临时党部于6月1日组成了领导运动的指挥机构，并发出紧急动员通告，组织各群众团体成立中国工人罢工后援会，发动募捐援助上海工人，号召全省人民奋起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
从6月2日起，武汉学生、工人、商人相继罢课、罢工、罢市，连续举行万余人的游行示威，各校组织的演讲团（队）到处宣讲五卅惨案的经过，揭露帝国主义的暴行，示威群众响亮地提出了“收回租界”“取消领事裁判权”等口号，充分展示了工人阶级与人民大众的革命力量。之后的“六一一惨案”以及“三一八惨案”爆发后，董必武领导革命群众通过各种方式向当局施压，外争主权，内争民权。
而在大革命的过程中，董必武还时刻面临着国民党右派的疯狂进攻，以郭聘帛[60]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势力以另立伪国民党党部、发表不实舆论等手段，妄图破坏国共合作，抢夺革命领导权。董必武领导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在组织上、舆论上与之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北伐军胜利攻占武汉前夕，郭聘帛又同祝润湘、[61]居励今[62]等人在大汉报馆密谋所谓“应付当前时局的办法”；武昌克复以后，他们又公然收买流氓捣毁工会。而西山会议派继续假借名义，在一些县组织伪党部，进行破坏活动。对此，国民党湖北省党部采取严厉措施，分令各处驻军和地方政府严加取缔，令各级党部重新登记党员。董必武通过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将罪大恶极的郭聘帛逮捕处决，并以总司令部的名义下达了严惩伪党部活动的命令。
1926年3月，遵照党的决定，董必武以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和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汉口特别市党部代表的双重身份，于3月下旬秘密前往湖南长沙。董必武肩负的使命有两项：一是同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商讨应付时局、准备迎接北伐的有关问题；二是同广州国民政府派出的代表白崇禧、[63]陈铭枢[64]一道，争取唐生智[65]以及夏斗寅[66]军队转向革命。3月31日，武汉市民紧急大会配合董必武的行动，公开电报国民党湖南省党部，请其电促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出师北伐。董必武等人亦顺利说服唐生智倒向革命，扫清了国民革命军北伐路上的一大障碍。
董必武回到武汉后，指导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军事运动委员会，派出北伐宣传队和军事特派员到鄂南各县，发动和组织广大农民，并联络民团，积极援助北伐军。同时，他和潘怡如商定，由潘怡如以治病为名，叫人抬着潘怡如到武汉三镇特别是外围查看敌军兵力的具体部署。
董必武和潘怡如认为，北伐军的进军路线必须是先围困武昌，再渡江取汉阳、汉口，最后围歼武昌守敌。潘怡如将敌军部署及北伐军进军方案画成地图交给董必武。为了配合北伐军胜利占领武汉，董必武冒着生命危险，将所拟攻取武汉的方案送到咸宁叶挺[67]独立团驻地，为北伐军制定作战计划提供了可靠依据。董必武还利用其领导的湖北特种委员会，乘北伐军兵临城下的有利时机，加紧对敌军的策反工作，为加速武汉三镇光复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北伐军克复武汉后，以蒋介石[68]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反革命本质愈加暴露，董必武与之展开了坚决斗争。广州国民政府时期，国民党中央通过了迁都武汉的决议，但此时的武汉已经成为全国革命的中心，蒋介石不欲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与之争夺军政大权，故于1927年1月3日径自决定，暂驻南昌，于武汉另设政治分会。随后更截留经由南昌赶赴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决定改迁南昌。
对此，董必武予以反对，1月11日他通过国民党湖北省第四次代表大会发表欢迎中央政府迁鄂的通电，指出中央政府迁鄂是中央在广州的决定，中外皆知。现武汉又为全国政治中心，民众革命情绪高涨。因此，中央政府应从速迁鄂以寒敌胆而厚民气。随后他又在武汉各地开展一系列“恢复党权”“反对独裁”的反蒋运动。
2月24日，董必武在出席于武昌阅马厂召开的武汉三镇国民党员大会时致辞，今天开会为的是救党，自从中央党部从广东出发后，有人只看见军事上的力量，看不见党的力量，只看见个人的意志，没有党的意志……我们要实行党的民主化，巩固党的权威，打倒一切封建势力。到会党员15 000人，一致通过了“巩固中央权威，统一本党的指挥机关”“立即召开中央全会解决党的问题”等决议，并发表了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电。3月8日，董必武于《汉口民国日报》发表《从我们的立场上说出来的几句话》的社论，对蒋介石2月25日在《南昌革命军日报》上发表的演说词逐条予以批驳，重申“巩固党的权威”“统一党的指导机关”“实行民主政治”等主张。
在一系列政治斗争中，董必武认识到军事指挥权对于革命的决定性意义，开始注重民众武装的建设。“九江惨案”爆发后，董必武出席了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第十九次执委会。会议以省党部的名义发表通电，谴责蒋介石制造“九江惨案”，并请中央严惩江西反动分子。会议还号召全省各县人民向国民党中央军政机关要求发放枪支子弹，以建立民众武装，巩固后方，并于5月，指示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催促省农协派员赴长江上游各县收集散存枪支，增强农民武装。
而在蒋介石悍然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董必武随即指示《楚光日报》《汉口民国日报》及时揭露蒋介石在上海发动的反革命政变，并鲜明地提出“打倒蒋介石”的口号，指出目前中国革命的出路是打倒蒋介石，铲除封建势力、打倒土豪劣绅，实行工农政策、拥护政府最近对土地问题的新政策，反对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反对帝国主义出兵华北。
4月15日，董必武出席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七次扩大会议时，代表湖北省党部首先发言，严厉谴责蒋介石“四一二”在上海大屠杀，并要求国民党中央加以处置，以申党纪。会议通过决定：着即开除蒋介石党籍，免除其本兼各职，依法惩治。4月22日，董必武与林祖涵、[69]吴玉章、[70]毛泽东、恽代英、宋庆龄、[71]何香凝、[72]邓演达[73]以及其他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中央候补执监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等联名在《汉口民国日报》发表了声讨蒋介石叛变革命的通电。
随着宁汉合流，武汉的形势进一步恶化，董必武仍然坚持斗争，6月22日，董必武出席国民党湖北第一次省县市党部联席会议，被推为大会主席之一。在第一次会议上做政治报告，他详细回顾了1926年蒋介石日趋反动及党内对蒋步步退让的事实后指出，我们此刻唯一的出路是迅速讨伐蒋介石，并提出肃清土匪溃兵、建立乡村自治政权和农村合作社、纠正错误、改进革命工作等措施。会中，他还起草了关于政治报告、党部与人民团体及地方政府之关系等决议案。
会议通过了政治报告、党务报告等决议案，发表了声讨蒋介石、反对帝国主义出兵华北的通电等文件。鉴于汪精卫[74]等摧残工农运动、打击革命势力，湖北省内有三四千工农群众被杀，而自己又屡次遭汪等无理指责，无法履行党政职责等原因，董必武以书面形式提出辞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常务委员、湖北省政府常务委员和农工厅长的职务，拒绝出席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
7月15日，汪精卫公开背叛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董必武愤而辞去所有职务，痛斥汪精卫叛变革命，并于7月下旬赴九江安排干部转移。同年12月，避走日本京都。值得一提的是，当年的11月，在黄安、麻城地区爆发了中国鄂东特委领导的黄麻起义，董必武并没有直接参与此次行动，但起义所有的布告、传单均以董必武的名义发布，号召工农武装起来，实行土地革命，推翻地主豪绅统治。起义军最终攻占了黄安县城，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足见董必武在当地群众心中威望之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