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军夫人对自己的出身很自豪,不允许别人说三道四。当她突如其来地听说,而且是毫无思想准备地听说,她族中的最后一根苗裔梅什金公爵(关于公爵的事,她已略有耳闻),不过是个可怜的白痴,跟要饭的差不多,正在告穷,接受别人的施舍。她听到这话后,心中该是什么滋味啊。将军想要达到的正是这效果:使她猛地目瞪口呆,从而转移她的注意力,把一切暂时放到一边去。

在遇到非常情况的时候,将军夫人总是两眼圆睁,身体稍向后仰,瞠目结舌,不发一语。将军夫人人高马大,与丈夫同岁,一头浓密的黑发,虽然其中已夹杂着不少华发,鼻子隆起,略微有点儿佝偻,面色黄而清癯,两腮塌陷,两片薄薄的、瘪进去的嘴唇。她的前额虽高,但很窄;那双灰色的、相当大的眼睛,有时会出现一种使人意想不到的神态。她从前有个弱点:相信她的美目流盼特别妩媚动人,这一信念在她心中一直无法磨灭。

“接见?您说接见他,现在,立刻?”将军夫人两眼圆睁,使劲瞪着在她面前手忙脚乱的伊万·费奥多罗维奇。

“噢,这事完全用不着客套,宝贝儿,只要你愿意见他就成,”将军急忙解释,“他完全是个孩子,甚至怪可怜的;他常常会发一种什么病;他刚从瑞士回来,刚下火车,穿得很怪,像个德国人,而且身无分文,一个戈比也没有;差点儿没哭出来。我送给他二十五卢布,还想在我们的写字间给他找个抄抄写写的工作。女士们[38],我请你们款待他一下,因为他似乎饿了……”

“您说这话使我吃惊,”将军夫人依旧用从前那副神态说道,“又是饿了,又是常常发病!发什么病?”

“噢,他这病也不常犯,何况他几乎是个孩子,不过很有学问。女士们,”他又转身对女儿们说,“我倒想劳驾你们考他一下,毕竟最好了解一下他到底能够干什么。”

“考——一下?”将军夫人拖长了声音问,又瞪起两眼,异常惊讶地把目光从女儿们转向丈夫,又从丈夫转向女儿们。

“哎呀,宝贝儿,别把这事看得太重了……不过话又说回来,随你便,我的意思是对他客气点,让他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因为这也算做了件好事嘛。”

“让他感到宾至如归?从瑞士?!”

“这跟瑞士没有关系,不过,我再说一遍,随你便。要知道,我说这话,第一,因为他跟你是本家,也许还是亲戚;第二,他还不知道何处可以安身。我甚至以为你对他不无兴趣,因为他毕竟跟咱们是本家嘛。”

“还用说吗,妈妈,既然跟他可以不讲客套,干吗不见呢?况且他一路辛苦,一定饿了,为什么不可以让他饱饱地吃一顿呢?而且他又不知道何处可以安身。”大姐亚历山德拉说。

“再说他完全是个孩子,还可以跟他捉迷藏玩呢。”

“捉迷藏?怎么捉迷藏?”

“哎呀,妈妈,您别演戏啦,好不好?”阿格拉娅气恼地打断她的话道。

二姐阿杰莱达爱笑,忍俊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爸爸您去叫他吧,妈妈同意了。”阿格拉娅当机立断。将军摇摇铃,吩咐下人去把公爵叫来。

“不过有个条件,他吃饭的时候,一定要给他脖子上围上餐巾[39],”将军夫人终于决定道,“叫费奥多尔来,要不让玛芙拉来得了……吃饭的时候,让她站在他背后,看着他点儿。他发病的时候至少老实吧?不会动手打人吗?”

“恰恰相反,甚至很有教养,举止温文尔雅,只是有时候太老实了点儿……瞧,他来了!来来来,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梅什金公爵,我们的本家,也许还是亲戚,他是族中最后一根苗裔,请你们好好招待他。她们马上去吃饭,公爵,请赏光……只是我出门晚了,对不起,有急事……”

“您有什么急事,还不明摆着。”将军夫人威严地说。

“有急事,有急事,宝贝儿,我出门晚了!不妨把你们的纪念册[40]给他,女士们,让他给你们在纪念册上写点儿字,他是一位了不起的书法家,眼下少见!有才华。他在那边给我写了几个古体字:‘卑职帕夫努季修道院院长亲笔’……好,再见。”

“帕夫努季?修道院院长?站住,您站住,上哪儿,什么帕夫努季?”将军夫人十分气恼,几乎惊慌地向企图逃走的丈夫叫道。

“是的,是的,宝贝儿,古时候有这么个修道院院长……我去找伯爵,他在等我,等很久了,要紧的是他亲自约见的……公爵,再见!”

将军快步走出门去。

“我知道他去找哪个伯爵!”叶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气势汹汹地说道,说罢便怒气冲冲地把目光转到公爵身上。“到底是怎么回事!”她厌恶而又恼怒地回想着,开口道,“嗯,倒是怎么啦!啊,对了,嗯,是哪个修道院院长?”

妈妈。”亚历山德拉刚要开口,阿格拉娅甚至跺了跺脚。

“别打岔,亚历山德拉·伊万诺芙娜[41],”将军夫人对她一字一顿地说道,“我也想增加点儿知识嘛。您坐到这儿来,公爵,坐在这把安乐椅上,坐在我对面,不,坐到这儿来,冲着太阳,往前挪挪,离阳光近点,让我好好看看您。嗯,是哪个修道院院长?”

“帕夫努季修道院院长。”公爵用心地、严肃地答道。

“帕夫努季?这倒有意思,嗯,他怎么啦?”

将军夫人发问的时候显得很不耐烦,说话快而急躁,而且目不转睛地看着公爵,公爵回答的时候,她又频频点头,说一句话点一下头。

“帕夫努季修道院院长生活在十四世纪,”公爵开口道,“他在伏尔加河畔,也就是在我们现在的科斯特罗马省,主持过一座隐修院。他以年高德劭、为人圣明著称,他常到奥尔杜[42]去,帮助他们处理一些当时的事务,并且在一份文书上签过字,我见过这一签名的摹本。我很喜欢这种字体,于是就学会了。刚才将军想看看我的书法,替我谋个差事,于是我就用各种字体分别写了几句话,其中包括模仿帕夫努季修道院院长本人的笔迹,写了‘帕夫努季修道院院长亲笔’。将军看了很喜欢,所以刚才就想起来了。”

“阿格拉娅,”将军夫人说,“记住,帕夫努季,最好写下来,不然的话我老忘。不过,我想,这样更有意思些。这签名在哪儿?”

“好像留在将军书房的桌子上了。”

“立刻叫人拿来。”

“你要看,我可以再给你写一遍。”

“当然,妈妈,”亚历山德拉说,“现在还是先吃饭好,我们都饿了。”

“倒也是,”将军夫人决定道,“咱们走吧,公爵,您想必很饿了吧?”

“是的,现在感到很饿了,非常感谢您。”

“您很有礼貌,这非常好,我看,您完全不是那种……怪物,完全不像人家介绍的那样。咱们走吧。您就坐这儿,坐我对面。”走进餐室后,她便张罗着让公爵就座,“我想看着您。亚历山德拉,阿杰莱达,归你们俩招待公爵吃饭。他完全不是那种……所谓病人,对不对?看来,餐巾也不必用了……公爵,您吃饭的时候系餐巾吗?”

“过去,六七岁的时候,似乎系过餐巾,可现在吃饭的时候,总是把餐巾放在膝盖上。”

“就该这样嘛。还常犯病吗?”

“犯病?”公爵有点儿诧异,“我现在很少犯病。不过,也难说,听人家说,这儿的气候对我的健康有害。”

“他说得很好,”将军夫人向女儿们说,公爵每说一句话,她仍旧不住地点头,“简直出乎我的意料之外。这么说,净是些废话和胡说八道,瞎说惯了。公爵,您一边吃一边说:您生在哪儿、在哪儿长大的?我什么都想知道,您使我非常感兴趣。”

公爵道了谢,一面津津有味地吃饭,一面把今天早晨已经说过不止一遍的话从头到尾又说了一遍。将军夫人越听越满意。三位小姐也相当注意地听着。他们原以为彼此是亲戚,结果发现,公爵对自己的家谱相当熟悉,但是不管怎么生拉硬拽,他跟将军夫人之间还是拉不上任何亲戚关系。他俩的祖辈还可以勉强算远亲。这类材料虽然很枯燥,将军夫人却听得津津有味。她非常想跟人家谈谈自己的家谱,可是几乎一直没有找到机会。因此,她从桌旁站起来的时候。精神焕发,神态激动。

“到咱们的起坐间去,”她说,“咖啡也端到那里去。我们有这么间公用的屋子,”她领着公爵走出去时说道,“其实不过是我的一间小客厅,每当我们在家闲坐,就在那里聚会,各人做各人的事:亚历山德拉,就是这位小姐,我的大女儿,不是弹钢琴,就是看书或者做衣服;阿杰莱达画画——风景画和肖像画(没有一件作品画完过)。只有阿格拉娅坐着,什么事也不干。我也没心思干活:什么事也做不成。嗯,我们到了;公爵,请坐这边,靠近壁炉,您继续讲吧。我想看看您说话的神态。当我下次见到那个老太婆别洛孔斯卡娅公爵夫人的时候,我希望有充分的把握把您的事原原本本地讲给她听。我希望您能使他们大家也感兴趣。好了,您说吧。”

妈妈,让人家这么说怪别扭。”阿杰莱达说,这时候,她已经整理好自己的画架,拿起画笔和调色板,开始从一张画片上临摹早就开始画的风景画。亚历山德拉和阿格拉娅一起坐在一张小沙发上,抱着胳臂,准备听他们说话。公爵发现,四面八方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他身上。

“要是有人叫我这么说话,我肯定什么话也说不出来。”阿格拉娅说。

“为什么?这有什么别扭的?他怎么说不出来?他有嘴嘛。我想知道他的说话才能。说吧,随便说点儿什么。您就说说您对瑞士的印象,最初的印象。你们立刻就会看到他马上要开始说话了,而且一开始就很吸引人。”

“印象强烈……”公爵开口道。

“听听,听听,”沉不住气的叶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转过身去向女儿们说,“不是开始了?”

妈妈,您起码也得让人家把话说下去呀。”亚历山德拉阻拦她道。“这位公爵也许是个大骗子,根本不是白痴。”她向阿格拉娅低语。

“肯定是这样,我早就看出来了,”阿格拉娅回答,“装腔作势,这人也够卑鄙的。他想用这个办法捞到什么好处吗?”

“最初的印象很强烈,”公爵重复道,“人家带我离开俄国,经过一座座德国城市的时候,我只是默默地看着,记得,我什么也没有问。这是在我的病多次厉害地、痛苦地发作之后。当我的病情加剧,连续发作之后,我就陷入完全的痴愚状态,完全失去记忆,脑子虽然还能动,但是合乎逻辑的思维过程却似乎断了。我无法将两个或三个以上的概念井然有序地连接在一起。我是这么觉得的。可是不犯病的时候,我又变得强健如故,就像现在这样。我记得:我心中有一种难以忍受的悲凉,甚至想大哭一场。我老是感到惊奇和不安:看到这一切都是陌生的,这对我影响强烈。这,我是懂得的。陌生的景物使我感到压抑。我记得,当我从忧郁中完全清醒过来,那是在一天傍晚,在巴塞尔,在火车驶入瑞士边境的时候,城里集市上的一声驴叫惊醒了我。这头驴使我大吃一惊,不知为什么我又非常喜欢它,随着一声驴叫,我头脑里的一切便豁然开朗了。”

“驴叫?这倒怪了,”将军夫人说,“不过,也不用少见多怪,我们中间有人还会爱上驴呢,”姑娘们笑了起来,她愠怒地瞧了她们一眼,说道,“神话里就有这故事嘛。[43]说下去,公爵。”

“从那时起,我就非常喜欢驴。甚至在我心中还产生了一种好感。我开始询问有关驴的知识,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驴,而且我立刻坚信,这是一种非常有用的动物,能干活,力气大,吃苦耐劳,价钱又便宜。通过这头驴,我突然喜欢上了整个瑞士,从而使过去的闷闷不乐一扫而光。”

“这一切倒非常奇怪,不过关于驴的事不妨略而不谈,咱们还是谈别的题目吧。你怎么老笑,阿格拉娅?还有你,阿杰莱达?关于驴的事,公爵说得很好嘛。他亲眼见过驴,你又见过什么?你没到过国外吧?”

“我见过驴,妈妈。”阿杰莱达说。

“我也听说过。”阿格拉娅接口道。三位小姐又统统笑起来,公爵也跟她们一起笑。

“你们这样很不好,”将军夫人说,“请您原谅她们,公爵,不过她们的心还是好的。我虽然老跟她们抬杠,但是我爱她们。她们举止轻浮、头脑简单、疯疯癫癫。”

“那又为什么呢?”公爵笑道,“换了是她们,我也不肯放过这机会的。不过我还是赞成驴:驴是个善良而有用的人。[44]

“那您善良吗,公爵?我问这话是出于好奇。”将军夫人问。

大家又笑起来。

“又说这该死的驴了,我压根儿就没想到它!”将军夫人叫道,“请相信我,公爵,我毫无……”

“毫无含沙射影之意?噢,我相信,这是没有疑问的。”

公爵依旧满脸笑容。

“您在笑,这太好了。我看,您是一位非常善良的年轻人。”将军夫人说。

“有时候也不善良。”公爵回答。

“我可是善良的,”将军夫人冷不防插嘴道,“不瞒您说,我永远是善良的,这是我唯一的缺点,因为一个人不应当永远善良。我常常发脾气,对她们,特别是对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发脾气,然而糟糕的是,我发脾气的时候也最善良。刚才,在您进来之前,我很生气,我假装什么也不明白,也弄不明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常常发生这样的情形,就跟孩子似的。阿格拉娅给我上了一课,谢谢你,阿格拉娅。不过,这全是胡扯。我还没有像表面看上去那样糊涂,也没有像女儿们想把我形容的那样糊涂。我个性强,也不怕撕破脸皮。不过话又说回来,我说这话并没有恶意。过来,阿格拉娅,亲亲我,好了……亲热一下就够了,”当阿格拉娅热情地吻了她的嘴唇和手以后她说道,“您接着说,公爵。也许您会想出比驴更有趣的故事来。”

“我又不明白了,怎么能这样,让人家一开口就说呢,”阿杰莱达又说道,“换了我,肯定不知道从何说起。”

“可是公爵行,因为公爵非常聪明,比你至少聪明十倍,也许十二倍。我希望从今以后你能有点儿自知之明。公爵,您就证明给她们看,接着说吧。至于驴,的确可以跳过去不谈。嗯,除了驴,您在国外还见到什么呢?”

“关于驴的事,还是说得很聪明的,”阿杰莱达说,“公爵把自己的病情,以及怎么通过外来的推动力对一切都喜欢起来的经过说得很有趣。我对人们怎么失去理智、后来又怎么痊愈起来的事永远感兴趣。特别是这种情况居然会突然发生。”

“可不是吗?可不是吗?”将军夫人激动起来,“我看,你有时候也很聪明嘛。好了,别笑了!您好像讲到瑞士的自然风光什么的,公爵,接着说吧!”

“我们来到瑞士的卢塞恩,有人带我去游湖。我感到这湖很美,但是与此同时我又感到非常沉重。”公爵说。

“为什么?”亚历山德拉问。

“我也不懂。头一次看到这样的自然景色,我总感到沉重和烦躁,又心旷神怡,又心烦意乱,不过,这全因为我有病。”

“不,我倒很想去看看,”阿杰莱达说,“我不明白我们到底什么时候到国外去。我已经有两年找不到绘画题材了:

东方与南国,早就被写光……[45]

公爵,请您给我找点儿画画的题材吧。”

“我对绘画一窍不通。我还以为:看一眼就能提笔作画呢。”

“我就是不会看。”

“你们俩在打什么哑谜?一句话也听不懂!”将军夫人打断他们的话道,“怎么不会看?有眼睛就能看嘛。你在国内不会看,在国外也学不会。公爵,您还是说说您自己是怎么看的吧。”

“这就好啦,”阿杰莱达加了一句,“要知道,公爵就是在国外学会看的。”

“我也不知道,我只是在国外恢复了健康,我也不知道我学会看了没有。不过,我差不多一直感到很幸福。”

“幸福!您还会幸福?”阿格拉娅叫道,“那您怎么说您没有学会看呢?您还能教我们,当我们的老师哩!”

“请您教教我们吧。”阿杰莱达笑道。

“我没有东西可以教你们,”公爵也笑道,“在国外的时候,我差不多一直住在瑞士的这座乡村里,我很少出门,就是出门也不远,我能教你们什么呢?起初,我只是感到不寂寞罢了。我开始很快好起来。到后来,我感到每天都很宝贵,而且越往后越宝贵,所以我也就开始注意到这点了。我躺下睡觉时感到很满意,起床的时候就更幸福了。这一切究竟因为什么——很难说明个中道理。”

“所以您哪儿也不想去,哪儿也吸引不了您吗?”亚历山德拉问。

“起初,也就是刚开始的时候,的确吸引过我,我心里感到很烦躁。老在想我怎么活下去。我想试试自己的命运,特别是在有些时候我心里感到很烦躁。你们知道,这样的时刻是有的,特别是在孤独的时候。我们那里有一道瀑布,不大,从山上高高地落下来,跟一条细线似的,近似笔直地落下来——白白的,响声不断,泡沫四溅,落差很大,可是看上去却好像落差很小,到瀑布有半俄里远,可是看上去却似乎只有五十步。每到夜里,我总爱听它发出的喧哗声。在这样的时刻,有时候我心里就会很烦躁。有时候中午也发生这样的情况,比如,我上山去,一个人站在山上,周围一片松林,一棵棵高大的、苍劲油亮的古松;山顶的悬崖上有一座古老的中世纪城堡,断壁残垣,一片废墟。我们那座小村就在远远的山脚下,隐约在望。阳光明媚,天空一片碧蓝,静极了。就在这时候,我常常觉得有什么东西在召唤我到什么地方去,我老觉得,如果一直往前走,不停地走,一直走出那条线,走出天地交接的那条线,到那边就会豁然开朗,整个谜底就会呈现在你面前,你就会立刻看到一种新生活,比我们的生活强一千倍、热闹一千倍的新生活。我老幻想着一座像那不勒斯那样的大城市,城里都是宫殿,人们熙来攘往,热闹非凡,过着幸福的生活……是的,我幻想的东西的确不少!可是后来我又觉得,在监狱里也可以过一种很有意义的生活。”

“最后这个值得赞许的思想,在我还只有十二岁的时候,就在《文选》里读到过。”阿格拉娅说。

“这都是哲理,”阿杰莱达说,“您是位哲人,您是来教训我们的。”

“您的话也许是对的,”公爵微微一笑,“我可能的确是个爱玄思冥想的人,谁知道呢,也许我的确有教训你们的意思……这也是可能的。真的,也有这可能。”

“您的哲理跟叶夫兰皮娅·尼古拉芙娜的一模一样,”阿格拉娅接口道,“她是一名小官吏的妻子,寡妇,跟食客一样,常到我们家来。她一生中孜孜以求的就是少花钱。过日子只要便宜,少花钱就行,一张嘴就是婆婆妈妈、多一分钱少一分钱的事,可是请注意,她有的是钱,她是个骗子。这就跟您刚才说的监狱中可以过很有意义的生活一样,也许跟您在乡村中度过的四年幸福生活也一样,为了过这份幸福生活,您出卖了您幻想中的那不勒斯城,尽管只卖了几分钱,但却好像占尽了便宜。”

“关于监狱中的生活,鄙人不敢苟同,”公爵说,“有个人在监狱里蹲了十二三年,我听他讲过一个故事,他是给我治过病的那位教授的病人,他也在那里治病。他的病老发作,有时候他烦躁不安,痛哭流涕,有一次甚至企图自杀。他在监狱中的生活十分凄凉,但是,我敢向你们保证,这生活也不是一文不值的。与他长相厮守的只有一只蜘蛛和窗外长出来的一棵小树……但是,我最好还是跟你们讲一讲我去年遇到的另一个人的情况吧。这里有个情节非常奇怪——奇怪就奇怪在这情形很少见。有一次,这个人跟别的人一起被押上断头台,并且向他宣读了执行枪决的死刑判决书,他犯的是政治罪。约莫二十分钟后,又向他宣读了赦免令,改判另一种刑罚。但是话又说回来,在这两次判决间有二十分钟,或者至少有一刻钟,他无疑确信,再过几分钟他就会突然死去,我非常想听他有时候讲的他当时的切身感受,后来我也曾几次旧事重提,详细询问过他。他对一切都记得异常清晰,他说,这几分钟他所经历的一切,他永远也不会忘记。断头台旁站着一大群人和士兵,离断头台二十步远的地方栽了三根柱子,因为有好几名犯人。他们把最前面的三名犯人押过去,绑在柱子上,给他们穿上死囚服(一种白色长袍),又把尖顶的白头罩拉下来,盖住他们的眼睛,不让他们看到枪。随后,面对每根柱子排好一队士兵(由几名士兵组成),我的那位朋友名列第八,所以轮到他站到柱子前面去应是第三批。[46]神父手执十字架在大家面前绕行一周。因而,只剩下五分钟可活了,不会更多。他告诉我,他觉得这五分钟时间是无穷无尽的,是他的一笔巨大的财富。他觉得,在这五分钟内,他将度过这么长的生命历程,以致现在大可不必去考虑临终时的最后一刹那,因此他做了种种安排:他算好时间,规定用两分钟时间与同志们告别,然后再拿出两分钟来最后一次反省自己,然后便最后一次看看周围。他记得很清楚,他做完这三件事以后,时间恰如他计算的那样,分秒不差。他才二十七岁,[47]年富力强,就要死了。他记得,他跟同志们告别的时候,还向其中一位提了一个很不相干的问题,甚至还对如何回答这一问题很感兴趣。接着,在他跟同志们告完别之后,他估算出来做自我反省的那两分钟就到了。他早就估计到自己会想些什么。他总希望能够想象一下,而且要想得尽可能快、尽可能清晰,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现在存在着,活着,可是再过三分钟,就会变成某种东西,某人或某物——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又究竟在哪里呢?凡此种种,他都想在这两分钟内解决!不远处有一座教堂,镀金的屋顶在灿烂的阳光下闪耀。他记得,他紧盯着那屋顶和屋顶上放射出来的光芒。他无法让目光离开这光芒:他似乎感到,这光芒就是他新的本体,再过三分钟,他就将与它合为一体……未来的不可知以及对于这立刻就要到来的新状态的憎嫌,令他不寒而栗。但是他说,当时再没什么比他不绝如缕的一个想法更使他沉重的了,他在想:‘倘若不死又怎样呢!倘若能挽回生命又将怎样呢!——多么无穷无尽啊!而这一切都属于我!那时候,我一定要把每分钟变成整个世纪,一分钟也不浪费,每分钟都精打细算,决不糟蹋!’他说,他的这一想法最后变成了愤怒,恨不得快点把他枪毙掉算了。”

说到这儿,公爵忽然打住,大家等他说下去,说明结局。

“您说完了?”阿格拉娅问。

“什么?完了。”公爵从片刻的沉思中惊醒过来,说道。

“您讲这故事想说明什么呢?”

“不想说明什么……无意中想起了这件事……随便说说……”

“您老是前言不对后语,”亚历山德拉指出,“公爵,您是不是想说,决不能小看任何一个瞬间,有时候,五分钟甚至比一座宝藏还珍贵。这一切都应该赞扬,不过我倒要请问,对您讲过这段苦难的您的那位朋友……他的刑罚不是改判了吗,也就是说,把这‘无穷的生命’送给了他。嗯,他后来是怎么处理这笔财富的呢?他是否每分钟都‘计算着’生活呢?”

“噢没有,这是他亲口告诉我的——我已经向他问过这个问题了——他根本没有这样生活,许多时间都浪费了。”

“嗯,因此对于您,这也是个经验之谈,可见,一个人并不能当真‘计算着’过日子。不管为什么,反正不行。”

“是的,不管为什么,反正不行,”公爵重复她的话道,“我自己也感觉到这点了……不过总好像没法相信似的……”

“那么您认为您会活得比所有的人都聪明些吗?”阿格拉娅问。

“是的。我有时候这样想。”

“现在还这样想吗?”

“还……还这样想。”公爵回答,他望着阿格拉娅,脸上仍旧挂着从前那种文静的,甚至胆怯的笑容,但是立刻又大笑起来,快活地望着她。

“倒挺谦虚嘛!”阿格拉娅几乎生气地说。

“不过,你们还真勇敢,瞧,你们都在笑,可当时他所说的这一切却使我感到十分震惊,后来我连做梦都梦见,而梦见的正是这五分钟……”

他探究而又严肃地用眼睛再次扫视了一遍他的这几位听众。

“你们不会因为什么而生我的气吧?”他突然问,似乎有点儿忸怩不安,但是依旧直视着大家的眼睛。

“因为什么?”三位姑娘都惊讶地叫道。

“就因为,我好像总在教训人似的……”

大家都笑起来。

“如果你们生气,就请息怒,”他说,“我自己也知道,我的生活经历比别人少,我对生活的了解也比谁都差。也许,有时候,我说话很怪……”

说罢,他显得很不好意思似的。

“您说,您曾经很幸福,可见您的生活经历并不少,而是很丰富。您为什么要昧着良心表示歉意呢?”阿格拉娅板着脸,不依不饶地开口道,“即使您有意教训我们,也大可不必为此感到不安嘛,因为您没有占到任何便宜。以您那种清静无为的思想,满可以多福多寿,坐享清福嘛。倘若人家给您看死刑,再给您看一个小指头,您会从这两件事上得出同样值得赞许的想法,而且还感到心满意足。您满可以这样活一辈子嘛。”

“您干吗老生气,真不明白,”将军夫人早就在不停地观察这两人说话时的脸色,这时接口道,“你们究竟在说什么,我也不明白。什么小指头?真是废话连篇!公爵说得很好嘛,不过有点儿伤感。你干吗把他弄得灰溜溜的?他开始的时候还笑,可现在全蔫了。”

“没什么,妈妈。公爵,可惜您没有见过死刑,要不,我倒想问您一件事。”

“我见过死刑。”公爵答道。

“您见过?”阿格拉娅叫道,“我早就该猜到这点了嘛!这就齐了。您既然见过,怎么能说您一直生活得很幸福呢?嗯,我这话说得不对吗?”

“难道在您住的那村子里也杀人?”阿杰莱达问。

“我在里昂见过,我跟施奈德上里昂去,他带我去的。刚到就赶上了。”

“怎么样,您看得津津有味吗?大开眼界?大有教益?”阿格拉娅问。

“我根本没有看得津津有味,这事以后我还闹了场小病,但是不瞒你们说,当时我都看呆了,不想看也不行。”

“换了我,也会紧盯着看的。”阿格拉娅说。

“那里很不喜欢女人去看,后来连报上都登过这些女人的事。”

“既然他们认为这不是女人的事,那么说,他们想以此来说明(也就是辩白)是男人的事啰。这种逻辑真了不起。您自然也是这么认为的啰?”

“您就讲讲死刑吧。”阿杰莱达打断道。

“我很不愿意现在……”公爵慌乱地说,好像还皱起了眉头。

“您好像舍不得说给我们听似的。”阿格拉娅挖苦道。

“不是的,这是因为刚才我已经给人家说过一遍关于这次死刑的事了。”

“给谁说的?”

“给府上的听差,当时我正在等候……”

“什么听差?”从四面八方传来疑问。

“就是坐在前厅里的那位,头发花白,红红的脸。当时我坐在前厅里恭候谒见伊万·费奥多罗维奇。”

“这倒是新鲜事儿。”将军夫人道。

“公爵是民主派嘛,”阿格拉娅抢白道,“嗯,既然能说给阿列克谢听,就没有理由拒绝我们了。”

“我一定要听。”阿杰莱达再次请求。

“方才倒的确,”公爵对她说道,又有点儿兴奋起来(他似乎兴奋得很快,而且很坦诚),“您问我要绘画题材的时候,我倒的确有个想法,想提供您一个题材:就画被处决的人在断头刀落下前一分钟的脸,那时他站在断头台上,还没横倒在刀下的木板上。”

“怎么画脸?就画他的脸?”阿杰莱达问,“这题材多怪,这算什么画呢?”

“不知道,为什么就不行呢?”公爵热烈坚持道,“我在巴塞尔就看见过这样一幅画。[48]我想给你们讲讲……不过,以后有机会再说吧……这幅画使我受到极大震动。”

“关于巴塞尔的那幅画,您以后一定要讲给我们听,”阿杰莱达说,“现在,您就先给我说说这幅行刑图吧。您能把您想象中的情形告诉我吗?这脸怎么画法?就只画脸?这脸究竟是怎样的呢?”

“就在临死前那一分钟,”公爵谈兴正浓,沉湎于对往事的回忆中,显然霎时忘记了其余的一切,开始说道,“就在他登上扶梯,刚刚跨上断头台的那一刹那。这时,他向我这边看了一眼,我望了望他的脸,就全明白了……但是,这事该怎么说给你们听呢!我非常,非常想,由您或者随便哪位能把这情景画下来!最好是您!我那时候就想,这画肯定是有益的。您知道,要画好这幅画必须先把一切好好想象一下,把这以前的一切,一切,一切都好好想象一下。他住在监狱里,等候行刑,心想,刑期起码还有一星期,不知为什么他寄希望于通常的审批程序,判决书还要送到某处审批,一星期后才能批下来。可是这一回却因为某种情况,突然简化了手续。清晨五点,他还在睡觉。这发生在十月底,五点钟,天还很冷,很黑。监狱警官走进来,带着狱警,轻轻地微微推了推他的肩膀,他用胳膊肘支起身子——看见了灯光:‘怎么回事?’‘九点后处决。’他起初因为睡眼蒙眬不相信,还争辩说,公文得过一星期才能批下来,可是当他彻底醒过来以后,也就不再争辩了,闭上了嘴——人家是这么告诉我的——后来又说了一句:‘这么突如其来,真让人受不了……’说完又闭上了嘴,他已经什么话也不想说了。这时又花了三四小时来做众所周知的事情:神父呀,用早餐呀,早餐时还给了他葡萄酒、咖啡和牛肉(哼,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试想,这多么残忍,可是另一方面,说真格的,这些天真无辜的人是出于真诚才这么做的,他们坚信,这是一种仁爱的举动),然后梳洗打扮(你们知道犯人的梳洗打扮是怎么回事吗?),最后押上囚车去游街,上断头台……我想,他游街的时候一定以为,他还有无穷无尽的时间可以活下去。我觉得,他一路上大概在想:‘时间还长着呢,还剩三条街好活呢。瞧,走完这条街后,还有一条街,之后,还有路北有家面包店的那条街……到面包店还有一大段路好走呢!’周围人山人海,人声鼎沸,一万张脸,一万双眼睛——这一切都必须经受住,而主要是他必须忍受这样的一个想法:‘这儿有一万人,可是他们中间没有一个要杀头,要杀头的只有我!’嗯,这一切还只是开场。有一张小梯子通上断头台,可是他在这小梯前突然哭了,而这是个彪形大汉,据说,是个作恶多端的恶棍。一路上,神父不离左右,跟他一起坐在马拉的囚车上,一直跟他说话,——其实,他未必听得见;即使听,听了两句也就不知所云了。一定是这样。最后,他开始登上那张小梯子。他的两腿被捆绑着,所以只能迈着小步向上攀登。看来,神父是个聪明人,他不再说话了,而是一个劲地让他亲吻十字架。还在梯子下半部的时候,他的脸色就十分苍白,等他爬到顶上,站到断头台上,脸就唰地白了,白得像纸,完全像张白色的书写纸。他大概两腿发软,发麻,想呕吐——仿佛喉咙里有什么东西堵着似的,感到痒痒的,——从前,当你感到惊慌,或者处在一种非常可怕的时刻,你虽然神志清醒,但却丝毫无力支配自己理智的时候,不知道你们是不是有过这样的感觉?我觉得,比如说,必死无疑,房子要塌了,向您身上压过来了,您会猛地横下一条心,索性坐下去,闭上眼睛,等着——听天由命,豁出去了!……就在这时候,即发生这种瘫软无力状态的时候,神父赶紧快速地忽然把十字架默默地送到他的唇边,这是一个小小的十字架,银的,四角形的——一刻不停地频频送过去。十字架一碰到他的嘴唇,他就睁开眼睛,有几秒钟似乎活了过来,两腿也能走动了。他贪婪地吻着十字架,急急忙忙地连连亲吻,仿佛他急于不要忘记抓住什么东西似的,留着,万一有用呢,但是此刻,他未必有什么宗教意识。就这样直到横躺在木板上……奇怪的是,在临刑前的这最后几秒钟,很少有人昏过去!相反,这时脑子特别灵活,大概活动得也最厉害,就像一架开动的机器似的。我想,这时肯定有各种想法纷至沓来,但是这些想法都是有头无尾的,或许还是很可笑的、没头没脑的:‘瞧那人东张西望——脑门上有个疣子,瞧这刽子手,底下的一枚纽扣都生锈了……’与此同时,却什么都知道,什么都记得。有这么一个怎么也忘不掉的视点,他决不会昏厥,一切都围绕着它,围绕着这个点活动和旋转。试想,就这么一直到最后四分之一秒钟,那时候,他的脑袋已经横放在断头墩上,在等候,而且……他知道,会猛地听到头上的铁索哧溜一声向下滑落的声音!这一定听得见!如果我躺在那里受刑,我一定会特意去听,而且一定听得见!这时,也许只有十分之一的一刹那,但是一定听得见!你们不妨想象一下,至今还有人在争论,也许,当脑袋飞落的时候,大约有一秒钟的时间,他也许会知道脑袋飞落了——这是什么观点啊!如果有五秒钟,那又怎样呢!……您可以画一座断头台,画得能看清梯子的最后一级,作为近景,就看得清这最后一级。犯人已经踏上这级梯子,脑袋,像纸一样苍白的脸,神父把十字架送过去,他贪婪地伸出发青的嘴唇,看着——心里全明白。十字架和脑袋——这是画的中心,神父、刽子手、刽子手的两名助手的脸,还有向上仰望的几颗脑袋和几双眼睛——这一切都可以画作远景,画模糊点,作为点缀……就画这么一幅画。”

公爵说罢,望了望大家。

“这当然不同于寂静主义[49]。”亚历山德拉自语道。

“好吧,现在就说说您是怎么恋爱的吧。”阿杰莱达说。

公爵诧异地望了望她。

“我说,”阿杰莱达似乎急匆匆地说道,“您还欠我们一段关于巴塞尔那幅画的故事,但现在我想听听您是怎么恋爱的。您不必抵赖,您一定恋爱过。再说,您现在一开始谈这种事,就不会坐而论道了。”

“您一讲完就立刻对您所讲的事感到害羞,”阿格拉娅蓦地指出,“这是干吗呀?”

“真是的,这话问得多蠢。”将军夫人愤怒地望着阿格拉娅,生硬地说道。

“不聪明。”亚历山德拉附和道。

“公爵,您别信她的话,”将军夫人对公爵说道,“她是存心气您。其实,她有教养,完全不是这么蠢。她们向您这么乱提问题,请您别介意。她们大概想干什么淘气的事,但是她们已经爱上您了。我看她们的脸就知道。”

“我看他们的脸也知道。”公爵说,对自己的话特别加重了语气。

“这话怎讲?”阿杰莱达好奇地问。

“对于我们的脸,您知道什么呢?”其他两姊妹也感兴趣起来。

但是公爵沉默不语,神情很严肃,大家在等他回答。

“我以后再告诉你们。”他低声而又严肃地说道。

“您是存心想引起我们的兴趣,”阿格拉娅叫起来,“瞧您那副得意样!”

“嗯,好吧,”阿杰莱达又急忙说,“既然您是一位通晓脸的行家,您一定恋爱过,可见,我还猜对了。您就快说吧。”

“我没恋爱过,”公爵仍旧低声而又严肃地答道,“我……有过另一种幸福。”

“那还用说,怎么幸福法呢?”

“好,我来讲给你们听。”公爵仿佛在深深的沉思中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