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白痴》的第二个同心圆，是当时的时代和社会。

《白痴》写于一八六七至一八六八年。当时，俄国正处在一八六一年“农奴制改革”以后，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既有越来越多的官僚资本，也有弃农经商的地主兼资本家，还有一些新发迹的属于中产阶级的高利贷者和商人。与此同时，外国资本也大量涌入，逐渐掌握了俄国的经济命脉。

《白痴》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一八六一年改革后的俄国社会。这里有达官显贵、政界巨头，有地主兼资本家托茨基，有拥有大量房地产、工厂和公司股东的叶潘钦将军，有各种各样的钻营家、投机商和高利贷者，有地位显赫、势力很大的贵妇人，有搔首弄姿、附庸风雅、以文艺保护人自居的官太太，有拍马逢迎的小丑，有投机钻营、卖身投靠的诗人……总之，不一而足。这是一个由封建军事帝国向资本主义转变的国家。这是一个巧取豪夺而又纸醉金迷、荒淫无耻的社会。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就是在这样一个豺狼当道的世界中长大的。造成她的悲惨遭遇的就是这个罪恶的社会。但是，她只是千千万万被欺凌与被侮辱的俄国妇女中的一个。如果说，作者曾把他服了四年苦役的暗无天日的鄂木斯克囚堡比作“死屋”的话，那么对于广大俄国人民来说，当时的俄国只不过是一座扩大了的“死屋”或者人间地狱罢了。

这是一个资本主义豺狼当道，逞凶肆虐的时代。列别杰夫曾使用象征的手法解释《新约·启示录》中有关世界末日的预言。他说世界末日来临之前，会有一颗苦涩星像燃烧着的火把从天上掉下来，掉在“生命的源泉”——三分之一的河流和一切水源之上，于是许多人喝了这水就死了，而这颗“苦涩星”，按照他的解释，就是那该诅咒的“遍布欧洲的铁路网”。表面看来，他似乎在反对资本主义文明，反对科学和技术进步。其实不然，他反对的仅是资本主义带来的金钱万能和道德沦丧。正如他所说：“仅仅是铁路，还不至于搅浑生命的源泉，而是把这一切加在一起，统统是可诅咒的”，“我现在要向你们大家，向所有的无神论者挑战：你们准备用什么来拯救世界，你们究竟给世界找到了一条怎样正当的路？——我倒要请问你们这些搞科学、搞工业、搞各种联合会、领取工资等等的人，用什么？”他认为，资本主义“除了满足个人的私利和物质需要以外，不承认任何道德基础”。他认为，凡是道德基础摇摇欲坠的自称是“人类朋友”的人，不管他如何花言巧语，无非是名“食人生番”罢了。

这社会建立在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基础上。有人发财，就有人受穷；有人骄奢淫逸，纸醉金迷，就有人生活无着，冻馁而死；有人志得意满，八面威风，就有人被欺压、被蹂躏、被唾弃。钱统治着这整个社会。有钱就有一切。钱成了衡量一切的准绳。钱能通神。“钱是压成金币的自由”（《死屋手记》）；有钱就有权（《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有钱就有地位（《地下室手记》）；有钱就有才干，就能使人“神通广大”，“叱咤风云”（《白痴》）；“经济原则高于一切”（《赌徒》），所谓“高于一切”，就是高于人，高于人应有的道德准则；“金钱能使不平等成为平等”（《少年》）。钱成了一切人追求的目标，他们挖空心思，不择手段地赚钱。这就是当时俄国的社会风尚。这阵风起于西欧，俄国不过步其后尘而已。

俄国和欧洲，俄国道路和欧洲道路，是贯穿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一根主轴。[2]如果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第一个同心圆，主要是剖析俄国人和欧洲化的俄国人，那么他的第二个同心圆，则主要探讨社会发展的俄国道路和欧洲道路。《冬天记的夏天印象》谈的是社会发展的欧洲道路。《罪与罚》谈的是社会发展的欧洲道路和俄国道路；欧洲道路使拉斯科利尼科夫铤而走险，走上犯罪的路；俄国道路则使拉斯科利尼科夫走向新生。《白痴》标举的是社会发展的俄国道路。《群魔》展示的是社会发展的欧洲道路，正是欧洲道路使彼得·韦尔霍文斯基变成一个无政府主义的野心家、阴谋家。《卡拉马佐夫兄弟》讲的是这两条路的斗争，欧洲道路使伊凡和斯麦尔佳科夫走上弑父的道路，俄国道路则使德米特里获得了新生。

什么是俄国道路？什么是欧洲道路？一言以蔽之，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俄国道路就是爱；欧洲道路就是权力和金钱。欧洲道路靠的是强权与暴力；俄国道路靠的是忍让、宽恕与和平。欧洲道路要求从别人做起，让他做这做那，如若不听，就排头砍去，即使“砍掉一亿颗脑袋”（《群魔》）也在所不惜；俄国道路提倡从自己做起，从小事做起，严以律己，宽以待人。

按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观点，所谓欧洲道路或者欧洲主义，由四位一体的思想组成，即资产阶级思想、天主教思想、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至于虚无主义、无神论和无政府主义，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语汇中，与社会主义是同义语，即社会主义就是虚无主义、无神论和无政府主义。换一种说法，欧洲道路就是主张暴力革命，俄国道路就是主张和平过渡，主张改良。

资产阶级思想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唯利是图。《白痴》里形形色色的地主、资本家、高利贷者，就具有这种典型的资产阶级思想。正如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所说：“他们这帮人现在满脑子都是钱，而且贪得无厌，见钱眼开，什么傻事都做得出来。自己还乳臭未干，就挖空心思，想去放高利贷！”列别杰夫也利用《启示录》中的话来说明当时的时代特点：“我们正处在第三匹黑马的时代，即骑马人手里拿着天平的时代，现今这世道，一切都建筑在天平和契约上，人人寻找的都是自己的权利：‘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启示录》讲到羊羔打开第一印的时候，出现了一匹白马，马上的人手持弓箭，成为得胜的征服者。这大体相当于我们说的奴隶社会。开第二印的时候，出现了一匹红马，骑马者大权在握，大肆杀伐，世人互相残杀，没有了和平。这大体相当于我们说的封建主义、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时代。到出现第三匹黑马的时候，就是赤裸裸的资本主义时代了。这是一种象征的手法。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充满各种各样的象征，这也是他的创作特色之一。

资产阶级思想的第二个特点就是虚伪。试看，托茨基和叶潘钦将军就是两个典型的伪君子。托茨基表面上大发善心，收养了一个父母双亡的孤女，但又把她扔给管家，不闻不问。后来，发现这个女孩是个美人坯子，又动了邪心，让她受各种教育。他让她受教育，并不是为了她本人，而是为了把她培养得适合他的口味。小女孩长大了，果然出落得花容月貌，他就利用她的幼稚奸污了她，把她收为自己的外室。但是玩了四五年后，玩腻了，又想把她甩了，另娶一位门当户对的贵族小姐为妻。当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奋起反抗，赶到彼得堡，对他极尽讽刺、挖苦、嘲笑之能事后，他又怕她闹事，让他当众出丑，于是他便用豪华的生活收买她。与此同时，又暗中替她物色“佳婿”，宁可倒贴几个钱，把她嫁出去，以绝后患。

叶潘钦将军也是个风流色鬼，但此公生性惧内，表面上道貌岸然，极力怂恿加尼亚娶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玉成这段“美满姻缘”，骨子里却心怀鬼胎，想利用加尼亚是他的心腹秘书，分尝禁脔，偷香窃玉。

最明显的是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生日晚会上玩的那个小游戏：有人建议大家都讲一件他毕生所做的最卑鄙最无耻的事。除了费德先科外，叶潘钦将军和托茨基实际上在自吹自擂，讲的不是坏事，而是好事、善事、生平最得意的事。

这场游戏的画龙点睛之笔，是加尼亚和费德先科的一段对话。加尼亚说：

“谁会不撒谎呢？任何人都会撒谎的，一定会撒谎。”

“即使有人撒谎，听他撒谎也蛮有意思嘛。”

资产阶级道德就是十足的虚伪，正是从这种虚伪中，让人看清了他们的真面目。

资产阶级思想的第三个特点就是崇洋媚外，鄙视自己的祖国。诚如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谈到自由主义时所说：“俄国的自由派其实并不是俄国的自由派，而是非俄国的自由派。”（着重号是原来就有的）“自由派居然发展到否定俄国本身，也就是敌视和鞭挞自己的母亲。俄国每发生一件不幸和挫折，都会使他欢天喜地，几乎是兴高采烈。他仇恨民间的风俗习惯，仇恨俄国的历史，仇恨一切。”据专家考证，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的话，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看法，这突出表现在一八六七年八月二十八日作者写给迈科夫的信中，他在信中抨击屠格涅夫及其小说《烟》：“最主要的是他的小说《烟》使我愤慨。他自己对我说，这本书的主要思想、基本观点就是一句话：‘如果俄国垮台，那么人类既不会有任何损失，也不会因此而感到激动。’他对我声称，这是他对俄国的基本信念。”[3]接着，作者又攻击“屠格涅夫、赫尔岑、乌京、车尔尼雪夫斯基之流”（原文如此），说“他们把俄国和俄国人骂得狗血喷头，不堪入耳……把辱骂俄国作为自己首要的快慰与满足。区别只是在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追随者直截了当地骂俄国，并公开希望它垮台（最好是垮台！）。而别林斯基的这些后代还要补充说明他们是爱俄国的。……我发现，他们，如屠格涅夫……，丧失了对俄国的任何敏感性，达到了如此粗暴的程度，连这样一些起码的、甚至俄国的虚无主义者都不否定的事实都不理解，只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加以丑化。屠格涅夫还说，在德国人面前我们应该甘拜下风；存在着一条对于一切人来说是共同的，而且也是不可避免的道路——这就是文明；强调俄国精神和独特性的任何企图都是卑鄙和愚蠢行为。”[4]

陀思妥耶夫斯基写这封信的时候，也正是他酝酿和构思长篇小说《白痴》的时候。我们且不说作者对屠格涅夫、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的攻击是否公允（这应是第一个同心圆研究的问题[5]），我们现在分析的是第二个同心圆：作为一种崇洋媚外，否定祖国，但愿祖国早点垮台（当然，这个祖国是沙皇俄国！），否定俄国应当有自己的民族特色，应当走自己的发展道路这样一种自由主义思潮，该不该受到抨击？当时，屠格涅夫已定居德国的巴登-巴登，居然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什么“我认为自己是德国人，而不是俄国人，并为此感到骄傲！”[6]作为热爱祖国、具有强烈民族情绪即所谓斯拉夫派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听到这话后，怎能不感到愤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