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谁动了我们的隐私（1）

如果你有一部手机，那么你就别想消停，卖房产的、卖理财产品的、推销保险的、甚至诈骗的短信或者电话，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打来。前几年我们还痛恨垃圾短信呢，可现在垃圾短信都是仁义之举了。

只要你在房产中介登记过信息，无论买房、卖房、出租，半夜都会接到此类电话。

再比如，你有一部汽车，恰巧车险快要到期了，每天你要是不接到几个推销车险的电话和短信，那就奇了怪了。这些保险推销员囊括了国内几乎所有的保险公司，甚至不乏境外保险公司。你甚至搞不清楚的是，他们都能清楚地报出车主姓名、车牌号、上牌日期，甚至打折后的车价以及常去的几家4S店。

如果你是个大学生，在网上投递过简历，那么好了，不久之后你就会发现你的简历被晒在了网上，姓名、照片、生日、身高体重、家庭地址、就读院校、特长爱好、婚姻状况、电话号码、电子信箱等信息，在网上一览无余。

当全民大多数人的信息被泄露、被出卖，就超越了有针对性的人肉搜索范畴，而是比人肉搜索更可怕的个人信息犯罪。

但面对这种犯罪，我们除了不厌其烦之外，无计可施。唯一的感觉是自己当了一把丹麦的皇帝，没有任何隐私可言却不自知，每天穿着皇帝的新装，傻呵呵地招摇过市。但别人却把我们看透了。

而那些“看透”我们的人，他的隐私同时也被别人窥视着。人民网开展过一次有关个人信息泄露的调查，结果显示，90%的网友曾遭遇个人信息被泄露。想一想就会感到可怕，我们这个社会上的人，90%的人都穿着透明的皇帝新装，这等于一竿子把我们指到茹毛饮血的蛮荒时代去了。即便那个时代，我们的祖先还知道在裆部弄几片树叶遮挡一下羞处。在信息时代的今天，那片遮羞的树叶在哪里？

自嘲一下吧，如果你的手机每天不收几条或者几十条卖房、卖发票甚至招嫖短信，那你就不好意思说自己是个老手机用户；如果你家宝宝出生前，你还没收到卖外国奶粉或者制作胎毛笔的短信或者电话，你都不敢说自己是文明人；如果你没收到几条理财短信或者客户经理的电话，你都不好意思说银行有存款。

当我们习惯于被泄露隐私，谁来保证我们的安全？那么，是谁扒光了我们的衣裳让我们变成“透明人”？又是谁出卖了我们的隐私？还有谁来捍卫我们的隐私？

私家侦探泄密引发血案惊天

由出卖个人信息而引发的极端案例，需要从一起个人信息引发的血案讲起。

2010年12月17日，张荣浩、任发等14名私家侦探被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处6年6个月到2年不等的有期徒刑。他们被指控犯下非法经营罪的同时，还引出一起连杀两人的血案。北京导游安毅离婚后，想与前妻重续前缘，屡遭拒绝后委托私家侦探调查前妻的相关隐私。在与私家侦探的一次次接触中，安毅辗转获得了“通讯内鬼”提供的前妻及其男友各项信息后，复仇的妒火逐步升级。最终，安毅杀死了自己的情人，又杀死了前妻的男友。那些出卖信息的“通讯内鬼”，压根没想到他们自认为是商业行为的出卖个人信息，却成为恶性凶杀案的帮凶，而安毅也因身负两条人命走上了刑场。

时间回到2008年7月26日，面容憔悴的北京男子安毅走进北京市海淀区一栋大楼内的北京神州皓天商务调查有限公司大门。他一进门就对负责接待他的经理任发说：“你们公司能查电话记录吗？我想查一个人的电话记录。”

操着一口重庆话的任发先端过一杯冷饮，然后慢慢向安毅解释说：“我是这个调查公司的经理，我们公司名义上做商务调查，实际上就是私家侦探，业务包括追债、寻人找人、婚姻调查等方面，您想查什么人的电话记录？”

“我想查一下我妻子的电话，我怀疑她外面有别的男人。”安毅坦诚地说。

任发对安毅说：“那您的业务属于婚姻调查，这是我们公司的强项，无论是查移动、联通还是座机号码，我们都能给您查到，确保准确无误。你别看我们公司开业才1年多，但业务遍布全国。我们董事长张荣浩从2004年就开侦探公司，在北京私家侦探界是赫赫有名的大腕。我们现在有5个连锁公司，各种信息互动，确保为您提供最优质的服务。”

“那我怎么相信你提供的电话信息是真实的呢？”安毅提出了疑问。

“这点您放心，我们公司在各大通讯运营商内部都有内线，电话清单都是内线提供的，而且这些内线的层次都很高，都是一定级别的领导。没有这些内部信息，我们的侦探公司就没法经营。”

听到任发这么介绍，安毅随即询问：“那我查一个通话清单需要多少钱？”

“这个不贵，大约在1500元到2000元之间，如果下一步您还需要别的服务，我们会给您更优惠的价格。这样吧，您提供一下电话号码，我们查到之后立即通知您。”

任发对安毅说：“看您是个实在人，我给您最低价格，1500元，先交500元定金，拿到清单后再付尾款。”

安毅听后，随即写下了前妻张宇的手机号码，并拿出500元交给任发作为定金后，离开了神州皓天商务调查公司。

那么，安毅为什么要调查自己前妻的电话呢？这要从2年前的一个电话说起，正是这个电话让安毅纠结了整整2年。

2006年6月6日晚上，家住北京市丰台区的彭老太太接到一个陌生女子打来的电话：“您是安毅的岳母吗？我找安毅。”

彭老太太如实回答说：“我是安毅岳母，但安毅他们都不在家。”

“那我跟你说吧，我是你女婿安毅的女朋友王芳，我怀孕了，孩子是安毅的，他躲着我不见，你必须让他两天之内来见我，如果安毅不肯见我的话，我马上跳楼自杀……”这个陌生女子的一番话，让彭老太太感到如同晴天霹雳。

彭老太太哪能承受得住这样的打击，她当即气呼呼地打电话告诉女儿张宇。张宇一听丈夫在外面有了女人，还怀上了孩子，气冲冲跑到安毅工作的旅行社，面色铁青地把安毅拉了出来，劈头盖脸地质问安毅：“你是不是有外遇了？！”

“没有，你想哪去了。”安毅还想狡辩。

“还说没有！人家把电话都打到家里来了！她是不是叫王芳，是跟你一起的导游！”

“我跟她早都断了，那都是过去的事了，我是爱你的。”听到安毅说出这样的话，张宇感觉自己就要崩溃了，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歇斯底里地冲着安毅叫嚷：“你爱我？你这是哪门子爱啊！爱我的具体表现就是在外边养女人是吧！”

说完，张宇蹲在地上嚎啕大哭起来。她多么希望自己的丈夫能够义正言辞地斥责自己是在猜忌，可丈夫竟然毫不犹豫地承认了……

安毅告诉张宇，他与王芳相识是在2005年底，当时张宇怀孕后因为房贷等还款压力，偷偷去医院做了人工流产，这件事让安毅非常郁闷。这期间从别的旅游团转来了一个叫王芳的女导游，2006年元旦过后，安毅与王芳带团去秦皇岛时同居在一起。出轨后的安毅觉得对不起妻子，两个月后决定和王芳分手，但王芳死活不同意。安毅为躲避王芳的纠缠，偷偷换到另一个旅行社工作，把电话号码连同家里座机也统统换掉，就此和王芳断绝了联系。没想到，半年之后，王芳竟然通过私家侦探查到了张宇母亲家的电话。

当安毅告诉张宇，半年前安毅换电话号码就是因为告别婚外恋，张宇也觉得自己流产的事让丈夫不满，情有可原，并且安毅及时与王芳分手，也就暂时原谅了安毅。

但张宇心底的阴影却挥之不去。为了彻底与王芳做个了断，张宇决定亲自出面跟王芳谈谈。几天后，张宇跟同事去见了王芳，最后双方约定王芳不再纠缠安毅，安毅和张宇付给王芳5万元了结这段孽缘。随后，安毅和张宇送给王芳一张存有3.5万元的银行卡。之后，王芳消失了一段时间。

2006年9月，王芳又找到安毅讨要那剩下的1.5万元。安毅为了息事宁人，就悄悄把钱给了她。拿到钱后，王芳给张宇发了一条“谢谢姐姐，安毅已经来我这里把钱还给我”的短信。这条短信成为压垮他们婚姻的最后一根稻草，因为事先张宇跟安毅说好，两人一起给王芳送钱。张宇见到短信后，怀疑安毅和王芳私下还藕断丝连，一气之下向安毅提出离婚。从此两人进入冷战状态。2007年3月，张宇搬回娘家，与安毅分居了。

安毅与妻子分居后，再也没跟王芳有任何联系。安毅当时并不知道的是，王芳根本就没怀过孕，拿到钱之后，王芳很快与一个相识不久的青年男子匆匆结婚，住在了北京市朝阳区，再也不理安毅了。

而与妻子分居期间，尽管安毅百般自责，张宇却铁心要离婚。2008年1月，去意已决的张宇拿来一份离婚协议让安毅签字，安毅跪在地上苦苦哀求仍无济于事，无奈之下在离婚协议上签字。

拿到离婚协议书之后，安毅感觉就像天塌下来一般，大病一场。

之后的日子里，安毅陷入无限痛苦中。他理了一个光头，每天都细细地刮得精光亮，并开始抽烟酗酒，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自囚起来。安毅不跟任何人交流，即使是父母问他话，他也只是用点头摇头表示，每次吃饭都自己端着饭菜到自己屋里吃。

在分居以后的日子里，为了挽回自己的婚姻，安毅费尽心思。为了保证自己再也不犯同样的错误，竭力赢得张宇的信任，安毅无数次堵在张宇家门口对天发誓，甚至做出天打五雷轰的赌咒。

在做完自己所有能想到的做法之后，安毅的最后一招是在胳膊上纹上了“我爱我妻张宇”几个字，以表达他对妻子的爱恋。纹身时那钻心的疼痛却让安毅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幸福感，他觉得把妻子的名字镌刻在了自己的心上。然而，当安毅带着肿胀的胳膊让张宇看自己的纹身时，张宇只说了一句话：“你犯什么神经啊！”

安毅的“刺字明志”之举，却被张宇看作是一场闹剧。即便如此，安毅依然痴心不改，经常醉醺醺地去找张宇要求复婚，但每次都被张宇坚决拒绝。张宇实在忍受不了安毅三番五次的骚扰，不耐烦地说：“我有男朋友了，你以后别来找我了。”

听到这句话，安毅第一个感觉是不想活了。离开张宇家之后，他痴痴地站在马路中间，有意往车上撞，希望撞死算了，直到遭到过路司机的喝骂才缓过神来。

安毅觉得，所有的错都来自张宇的新男友，正是他阻断了自己的复婚之路，安毅决定把这个人找出来。但安毅无法断定张宇找了新男友这句话是真是假，假如张宇现在还是一个人的话，安毅会继续努力与张宇复婚。如果张宇果真找到男友，他会想尽一切办法踢走这块绊脚石。

既然王芳能找私人侦探，安毅当然也会想到这个便捷的办法。

安毅搜索到一个私家侦探网站，上面的广告让他看到了一线复婚的曙光。于是，他按照网上的地址找到了神州皓天公司，找到了任发。

安毅没想到，仅仅不到一周之后，他就接到任发打来的电话：“安先生，你要的电话清单我们搞到了，你来取吧。”

听到这个消息，安毅为之一振。他连忙跑到神州皓天公司，果然看到了妻子张宇的手机通话清单。安毅留意地看过自己与张宇的通话记录后，最终确认这份清单准确无误，于是他爽快地支付了尾款。

在看完张宇的通话清单之后，安毅发现了两个频繁与张宇通话的号码，一个是座机号，一个是手机号，尤其是手机号经常给张宇打电话、发短信。

这两个陌生的手机号码在安毅的心里犹如埋下了一个炸雷，他坚信这两个深夜都在与张宇通话的号码，一定是张宇在外面找的男人，他下定决心要找到这两个电话的主人。

然而，当安毅提出让私家侦探帮助查找手机号码的机主时，任发提出再交1500元才能拿到相关信息。听到还要交钱，灵机一动的安毅觉得，自己用一个很简单办法就可以查到手机的机主，他不愿意花这个冤枉钱，就随口说：“我回家考虑一下吧，下一步还有很多事情需要麻烦你们呢。”

离开侦探公司之后，安毅回家直接上网输入了那个手机号码，令安毅大喜过望的是，网上搜索显示这个号码机主叫王亮，是一个公司业务经理的电话，网上还有王亮公司的具体地址。但输入那个经常深夜给张宇打电话的座机号码，因为这只是一部家庭电话，网上没有任何信息的显示。

安毅不敢确定这个王亮与张宇的真实关系，他又陷入了重度抑郁之中，他精神恍惚地想着如何找到张宇和王亮的行踪。每天早晨起来，安毅都给张宇铺好被子，摆好牙刷毛巾等，并在房间床头上、桌子上、书柜里，到处摆放着张宇的照片。每次喝完酒，就对着照片说话，念自己为张宇写下的日记。

日夜思念中，陪伴安毅的是张宇离开时留下的一双袜子，安毅一直将这双袜子放在枕头边，每到夜里，安毅都要抱着袜子睡觉，不时地闻闻袜子上张宇留下的味道。有时候，安毅经常关在房间里坐着发呆，有时候又会自言自语。父母看在眼里很痛心，但又不知道怎么劝说才好。

此后，安毅再也没有心思用工作上，连续几次中午喝酒，下午带旅行团，因为酒后辱骂客人被多次举报。安毅感觉自己实在心力交瘁，只好辞去工作回家调整。但在家里，安毅更是天天喝酒，每次酒后都会痛哭流涕，醉眼朦胧中他经常看到张宇回到身边，伸手去拉时才发现那是幻觉。

自囚中的安毅再也没有去找张宇，他把自己对张宇满腔的爱恋，天天都写进了自己的日记里，安毅在日记里写道：“我爱你，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想你，希望你有一天能够明白我的心，海枯石烂我都爱你一万年。”

安毅能够抓到挽回婚姻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只有那家私家侦探公司了。2009年8月，安毅再次来到神州皓天公司，委托他们调查张宇的行踪。

接到安毅的委托后，任发把手下的两个业务员马安和秦波叫来，交给他们一台从网上买来的手机定位器和一部微型录像机，让他们全天跟踪张宇的行踪。

通过手机定位，马安和秦波很快在丰台区郑王坟一带查找到了张宇和王亮的行踪。于是，两人连续跟踪了张宇和王亮几天，拍摄了王亮和张宇手挽手出入郑王坟一带活动的录像。通过定位和查找，确认了王亮使用的座机位置，是在郑王坟一个小区的一套房子。而这套房子，是王亮临时租住的。

当安毅向任发付款后，他如愿拿到了王亮住处的地址电话，而当他打开录像看到张宇依偎在王亮高大宽阔的胸前，两人相拥着走进一栋楼时，顿时全身的血液涌上心头，就是这个人高马大的男人，抢走了自己的妻子。

安毅忍无可忍，这个可恨的男人横刀夺爱，他一定要把自己妻子夺回来！

从私家侦探那里获得这些信息后，安毅开始实施挽救婚姻的最后计划。但事与愿违的是，这些信息却给他由爱到恨的报复行为提供了便捷。

为了准确实施这个计划，2008年9月10日，安毅在王芳家附近的朝阳区八里庄北里租下了一套房子。2008年9月19日晚上，安毅又准备了5000元钱带在身上，然后给王芳发短信，约王芳第二天一起吃饭，王芳很快回短信同意了。第二天中午，两人在八里庄附近的酒楼会面后，安毅说：“我在附近租了个房子，需要抄一下水电表，你跟我一起去吧。”

王芳随着安毅来到出租屋，一进门安毅就问：“你上次是真的怀孕了吗？”

王芳哈哈笑着说：“你怎么这么傻，怀孕没怀孕都不知道，我那是骗你丈母娘呢。”

王芳的戏谑之言，在安毅看来却是极大的讽刺，他质问：“那你为什么要骗我？”

“我就是不想让你们过好了！我不想让跟过我的男人再跟别人睡觉。”王芳说。

一番话差点把安毅的肺给气炸了，他强压怒火忍说：“你害的我好惨，我都离婚了你知道不？你赶紧给我写一份证明，证明你没怀孕！我拿着这个证据，就可以找张宇，她只要原谅我，我就能复婚了。你只要写证明，我给你5000块钱。”

王芳毫不客气地说：“行啊，你再给我5万块钱我就帮你写。”

安毅大吼一声说：“我不是给过你5万了吗？！”

“你给的那5万块钱，就当是送给我和我丈夫结婚的彩礼吧，这样也不枉咱俩好一场……你再给我5万，我就给你写材料，想写成啥样的写成啥样。”

安毅本来准备了5000块钱给她的，可王芳竟然张口就要5万，安毅全身所有血液一下子涌到脑门上。他一下子把王芳摁倒在床上，顺手拿起一根绳子勒住王芳的脖子，不一会儿，王芳就不动了。杀人后，安毅手忙脚乱地把王芳尸体装在了编织袋里，逃离了出租屋。

安毅知道，自己把王芳杀了，肯定是活不成了，跟张宇复婚已经不可能了。既然不能给张宇幸福，安毅想跟王亮谈谈，想嘱托他照顾好张宇的下半生，安毅认为这样也就可以瞑目了。随后，安毅打车赶回丰台区郑王坟去找王亮，但是等到晚上也没等到他。

当天晚上，安毅回家后再一次看了几遍私家侦探提供给他的录像，看到王亮长得人高马大，瘦小的安毅担心两人冲突起来自己吃亏，第二天早上出门的时候顺手带了一把刀。

2008年9月21日早上7点，安毅按照私家侦探提供的地址，来到郑王坟王亮的租住地，敲开了王亮的家门，谎称自己是送快递的。王亮开门后，安毅说：“我是安毅，张宇的前夫，咱俩谈谈吧。”

面对不速之客，王亮不耐烦地说：“都前夫了，有什么好谈的！”

“你不跟我谈，我可有刀。”安毅想吓唬他一下，顺便也给自己壮胆。

没想到王亮不屑一顾地说，“你吹牛逼呢，你连媳妇儿都看不住，还有刀？！”

受到羞辱的安毅当时急了，从裤兜里抽出刀来向王亮扎去，仅仅三四刀之后，王亮就倒在了血泊里。

正在不知所措之际，突然响起了敲门声，安毅左手拿刀右手开门，敲门进来的张宇一看惊恐万分，要拨打110报警，安毅说：“我还有事要办，办完之后我就去自首。”说完拉着张宇进了卧室，把张宇按坐在床上后，安毅扑通一下跪在张宇面前，从口袋里掏出他写给张宇的思念日记，一字一句地念给张宇听。

此时的张宇早已慌乱不已，她哪里听得下去安毅对她的刻骨思念。她忍不住站起来说：“你要是个爷们就去自首，我陪你一起进公安局。”

安毅同意了，张宇随即拨打110报警。而依然在激动中的安毅觉得对不起张宇，他拿着刀朝自己肚子上狠狠扎了下去，又在脖子上划了一刀。此时警察闻讯赶来，已经陷入意识混乱的安毅，把刀架在自己脖子上与警察对峙，没过一会儿他就晕倒在地。

安毅被抢救过来之后，他对自己的杀人行为供认不讳。2009年7月16日，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一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安毅死刑。2010年2月5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裁定，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安毅死刑。

2010年10月26日，遵照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签发的执行死刑命令，安毅被执行死刑。

秋后行动揪出“通讯内鬼”

安毅被判处死刑后，这个离奇血案的故事并没有结束，一群看似毫无关系的人被推上了被告席，2010年6月8日，张荣浩、任发等14名私家侦探和来自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等公司的“通讯内鬼”，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受审。令人匪夷所思的是，那些在各大通讯公司做到一定层次的境遇人物，成为这起凶案的帮凶，正是他们为安毅杀人提供了线索。

在以私家侦探所为核心的这个犯罪团伙中，北京人张荣浩、张荣涛兄弟是核心人物，这对亲兄弟从2004年到2007年，先后在北京市西城区、朝阳区、海淀区注册成立了北京东方亨特商务调查中心、北京神州皓天商务调查有限公司等5家调查公司。这5家调查公司资源共享、人员互相流动，利用非法获取的信息从事婚姻调查等活动。

在张荣浩的外围是5家私家侦探所的实际经营者，只有小学文化的重庆人任发，是神州皓天公司的法人和实际经营者，这家公司于2007年4月成立，注册资本10万元，任发和张荣浩各占40%的股份。任发在承办的包括安毅在内的10多件婚姻调查中，共获利5万多元。

所谓的婚姻调查，实际上就是调查婚外情。调查公司给每个私家侦探配备一台摄像机，用于拍摄取证，另外还可以通过网上购买的跟踪仪进行追踪。任发手下的私家侦探马安和秦波，就是通过跟踪仪和手机定位器，准确地掌握了张宇的行踪，并通过张宇查找出了王亮，并偷偷录下了两人亲密相拥的镜头。正是这份录像，让安毅确信王亮抢走了自己的挚爱亲人。

而凭一个手机号码，私家侦探就可轻易获取调查对象的个人信息和通话记录，他们为何如此神通广大？根据各种线索，警方摸查此案时，最终揪出泄露公民个人信息的源头，通信企业的“内鬼”首次暴露出来。3名来自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的员工进入警方的视线之内。

这些“内鬼”经过层层转卖，大量公民个人信息被当作商品，在各种交易平台上卖来卖去，信息的主人则为此承担着不可预期的风险。

在3个“通信内鬼”中，张宇是中国移动北京公司客户服务中心亦庄区域中心的中级座席维护，唐纳宇是中国联通北京分公司网络运行维护部监控中心主任，吴晓晨是中国网通北京市三区分公司广安门外分局商务客户代表。他们的工作职责包括网络监控和维护，以及特别通讯的技术支持，包括配合公安机关的大要案工作。如手机定位，也就是警方通常说的给犯罪嫌疑人“上手段”的一种，是只有国家执法机关才能使用的特别手段。

根据他们的职责范围，可以通过内部系统对某个通话的话单进行查询，了解故障发生的地点、时间、通话占用的中继电路等信息，从而对故障问题进行定位，查找其原因。也就是说，实际上“通讯内鬼”可以锁定任何一部手机的所在位置。当然，这是需要特别授权才能采取的手段，而这种“手段”却被他们当作了商业行为，通过买卖个人信息的二道贩子层层转手，最后落入私家侦探手中。

任发在拿到安毅的定金之后，向他的上一级张荣涛那里提交需要查询的电话号码，张荣涛再将电话号码通过“信息掮客”层层转到张宇、唐纳宇和吴晓晨那里，通过他们的查询和定位，很快就会将被查询电话的清单和定位，通过“信息掮客”一步步回馈到任发，最终到达安毅手中。机主的信息包括姓名、身份证号、住址、联系电话等内容。

一份安毅出价1500元的电话清单，最初的“通讯内鬼”只收取100元到200元，在转手过程中层层加码，最高时一份清单可以卖到2000元。

据检察机关指控：被告人张荣浩于2004年7月至2007年先后在北京市西城区、朝阳区、海淀区注册成立了北京东方亨特商务调查中心、北京神州天之剑商务调查有限公司、北京东方天目商务调查有限公司、北京神州皓天商务调查有限公司等4家调查公司；被告人张荣浩的哥哥张荣涛于2006年5月成立了北京都市猎鹰商务调查有限公司。

而经公安机关查证，除了调查婚外情，调查公司还雇佣多名东北籍男子，用“贴”、“缠”等软暴力手段进行非法讨债，三番五次到被调查人家中或单位进行威胁、恐吓，施加心理压力，使欠债者难以承受，甚至致使一名孕妇因被追债吓得流产。

凭一个手机号码，私家侦探就可轻易获取调查对象的个人信息和通话记录，他们为何如此神通广大？警方提讯张荣浩为什么要购买个人信息，张荣浩的回答是：“没有这些信息，公司就没法经营。”

根据各种线索，警方摸查此案时，最终揪出泄露公民个人信息的源头，通讯企业“内鬼”首次暴露出来。3名来自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网通的员工进入警方的视线之内。

这些“内鬼”正是出卖个人信息的源头。经过层层转卖，大量公民个人信息被当作商品，在各种交易平台上卖来卖去，信息的主人则为此承担着不可预期的风险。

3个内鬼何以如此铤而走险？

28岁的被告人张宇1982年5月19日出生于北京，他是中国移动北京公司客户服务中心亦庄区域中心的中级座席维护，负责对公司接线所用电脑的维修及日常维护工作。在2008年10月被抓捕前的10个月里，张宇帮助无业人员齐涛修改过100多个全球通手机号的客服密码，并提供了几十名机主的信息，包括姓名、身份证号、住址、联系电话等。

在侵犯个人信息的层层环节中，齐涛只是一个掮客，或者说是买卖个人信息的二道贩子，他将这些个人信息出售，并经层层转手，最后落入私家侦探手中。

齐涛与张宇是2004年相识的，此后成为酒肉朋友。齐涛2005年中专毕业后在中国移动北京分公司客服中心干了2个月话务员，2006年7月曾在北京网通分公司大兴分县局做过一个月的线务员。后来因赚钱少、离家远，辞职后靠在网上卖软件为生。

张宇作为坐席维护，对于修改用户客服密码，已经超出了自己的权限。但这难不住齐涛，他向张宇提供了一个具有权限的用户名和密码，该用户的持有人是中国移动公主坟营业厅的一个工作人员。张宇通过内部系统对用户客服密码进行修改时，并不需要事先知道原密码，只需要在后台修改之后，用户的原密码即作废。在内部系统中，这种操作非常简单，只要有这项权限，输入手机号点击一下“变更”就可以改密码，甚至在客服大厅随便找一台电脑即可完成。当然，这是外行不知道的，没有这个权限也是无法完成的任务。

应齐涛要求，张宇将偷改后的客服密码，全部设置为6个“0”。有了密码便可以随意查询目标机主的通话记录等相关信息。

对于帮助齐涛修改密码的动机，张宇称：“我知道齐涛在通过这个挣钱，但碍于朋友面子，我从来没管他要过钱。因为修改次数越来越多，而且变成长期性的，我就开始觉得不对。也担心他干违法的事，但拉不下面子推辞。”

对于是否知晓公司相关保密规定，张宇称，他不清楚公司关于查询客户信息、修改密码的规定。也没有接受过类似培训，没见过类似规定。

经调查，张宇修改密码后的信息经由齐涛转给一名叫李烁的男子，再转卖到张荣浩手中，之后在调查公司之间流转。

26岁的李烁和齐涛一样，都曾在通讯公司工作过。李烁大专毕业后在中国移动北京分公司工作过，因为利用工作之便，用客户积分回馈换手机倒卖，被公司辞退。

2007年3月，李烁因为一个朋友欠钱，就去找私家侦探帮忙讨债，就此与调查公司建立起了联系。李烁在移动公司工作过，他知道通过修改密码可调取通话清单，这个移动公司的漏洞成为他赚钱的不传之秘。

齐涛与李烁相识后，李烁告诉他可以利用查手机客户资料和改密码的方式赚钱，问齐涛是否愿意做。齐涛当即同意了，于是，齐涛负责联系张宇更改手机密码，随后再告诉李烁。

而根据李烁的供述，他通过齐涛给张宇使用的用户名，是在中国移动公主坟营业厅的终端机上充值时，在发票上看到的一个操作员号，又恰好得到这个操作员的密码而获得。

与张宇、齐涛等人不同，1970年2月13日出生于贵州省安顺市的唐兵，并非一般的小喽啰，他从1995年开始在联通公司工作，被捕之前的职务是中国联通北京分公司网络运行维护部监控中心主任。他的主要工作是负责移动网络监控和维护，以及特别通讯的技术支持，包括配合公安机关的大要案工作。如手机定位，也就是警方通常说的给犯罪嫌疑人“上手段”的一种，是只有国家执法机关才能使用的特别手段。根据唐兵的职责范围，他在处理无线网络路测、中继电路质量分析、投诉故障时，可以通过系统对某个通话的话单进行查询，了解故障发生的地点、时间、通话占用的中继电路等信息，从而对故障问题进行定位，查找其原因。

也就是说，实际上唐兵可以锁定任何一部手机的所在位置。当然，按理说，这是需要特别授权才能采取的手段，但在利益驱动下，唐兵就不管不顾了。

2008年6月，曾在煤矿工作的同事路新联系唐兵，问他能否调取手机用户的详细通话单，并提出每调取一次，向唐兵付费100到200元左右。这对唐兵来说简直是小菜一碟，他爽快地同意了。只要路新提出要求，唐兵便利用工作便利，通过公司的话费分析系统调取通话单，随后通过邮箱发送给路新。

唐兵所能调取的信息非常详细，包括通话开始时间、结束时间、通话时长、主叫号码、被叫号码、语音或短信的业务类型，甚至包括通话机主的所在位置都一清二楚。但唐兵留了一手，他担心这些通话单落到用户本人手里，用户就此向公司投诉，所以他删除了通话结束时间、通话时长和通话位置三项容易暴露信息来源的信息。

从2008年6月至8月间，唐兵利用单位内部系统，先后帮路新提供了100余条联通用户的通话清单，共收取路新2万余元。

而找唐兵购买通话清单的路新，也只不过是一个二道贩子。55岁的路新2007年底在原单位办了内退手续后，一直在家呆着，后来他想找点事做，就上网寻找那种不费力气就能轻易赚到钱的机会。2008年9月，路新不经意在网上看到有关招聘通讯、公安人员加盟的广告，这则广告称，因帮助公安机关开展调查工作，需通讯方面的人才加盟。路新以为是警方寻找“线人”，他觉得这是个好活儿，连忙打电话联系，后来才知道是私家侦探公司想通过这个渠道获取电话信息。路新随口问了一句：“多少钱一条啊？”

“三五百元吧，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对方的回答让路新眼睛一亮。只不过是查个电话、打个电话通话单子，也算不上什么大事，而且自己的朋友唐兵就在联通上班，查电话也方便。于是，路新当即就答应试试看。

而在路新找唐兵之初，唐兵刚开始特别为难，不想帮这个忙。后来路新告诉他每笔会有一两百块钱的报酬，唐兵最终还是没能挡住金钱的诱惑。后来，路新将电话清单卖给私家侦探的情况告诉了唐兵，唐兵也默认了这种合作方式。

“给朋友帮忙，而且能多赚点钱，在利益的驱动下我一时糊涂，没有认识到后果的严重性。”法庭上，唐兵在对检方的指控供认不讳。他坦言，作为中层职员他的月薪上万元，却因蝇头小利做了傻事，现在连肠子都悔青了。

在张荣浩编制的信息买卖链条中，具有大学本科学历的高飞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爱好，就是梦想当一名侦探，最好是福尔摩斯那样的侦探。

高飞第一份工作是中国网通北京市广安门外分局商务客户代表，他的职责是维护与商务客户的关系，催交话费，发展业务。据广外分局证明，高飞的权限范围可以进入公司内部的互联网，查阅企业信息及本局商务客户的信息资料。

据高飞自己供述，2005年4月，他负责给私家侦探张荣浩在西城区阜外大街国宾大厦的房间安装座机电话时，与张荣浩结识，并互留电话。在得知张荣浩开了一家私家侦探公司，需要大量客户信息后，两人一拍即合。高飞担任调查公司的编外私家侦探，张荣浩每月给高飞2000元辛苦费。

高飞顿时心花怒放，没想到小时候的梦想在突然间变成了现实。他的主要业务就是帮张荣浩查询网通座机号和名址。高飞除了自己以装电话、查看登记簿为名，到营业厅获取他人电话号码、住址姓名和电话清单之外，还让网通营业厅的朋友刘宇帮忙查询，后来刘宇因犯事被单位开除后，因为高飞并没有查电话用的工号，所以他偷偷用刘宇的工号查询，几个月下来，高飞从张荣浩那里共获利1万多元。

2008年10月初，干侦探尝到甜头的高飞干脆在朝阳区开了一家义正信捷商务调查有限公司，开始自立门户当上了私家侦探，这家公司注册资本10万元，主要做婚姻调查。与此同时，高飞以每单100元的价格向张荣浩的哥哥张荣涛出售通话清单，还转手从张荣涛那儿以每单800元到1000元的价格，购进中国移动的通话记录，然后再加价50到100元转卖。而高飞从张荣涛那里倒手过来的中国移动通话记录，正是张荣涛从张宇、齐涛、李烁那里买来的。

另外，高飞也从路新那买过联通的信息，加价后转手倒卖。就这样，高飞从一个网通的员工最终变成了私家侦探，而这已经与他小时候当侦探是为了匡扶正义的梦想不同，惟一目的就是赚钱，而且不择手段。

那么，这3个通讯内鬼是如何与私家侦探联系上的呢。这其中最直接的联系方式之一是QQ联盟。根据张荣浩等多名被告人供述，做调查公司最重要的就是信息来源问题，而调查公司获得个人电话、户籍、车辆、出入境、银行存款等信息的途径，最快捷的便是网上的QQ群，包括“中国调查公司”、“私家侦探联盟”、“248信息资源”等上百个群。这些群里的成员由全国各地的私家侦探组成，这些人掌握着各种信息资源，通过QQ群建立联系，互买信息，互相获利，成为个人信息传播的集散地。

此外，本案还暴露出网络广告的监管不力，比如调查公司在网上招聘通讯、公安人员为其提供信息，成为通讯、公安等相关人员违法犯罪的诱因和联络途径。

而最应该引起重视的，却是通讯运营商加强内部管理和监督。本案中公民信息泄露的渠道，正是凸显了通讯行业的监管漏洞。

据了解，各大通讯运营商在和员工签订合同时，都会签署相关协议，严禁员工对外泄露客户个人信息。如中国联通北京分公司机房管理规定：“未经公司和部门同意，严禁修改任何用户数据。不得私自查询与用户相关的信息，严禁向任何人提供任何与用户相关的信息。”

中国移动北京公司客户信息保密管理实施细则也规定：“维护或使用各相关系统的人员因工作需要而获得的客户信息，未经许可不得告知他人，更不能作为商业用途使用，有严格保守客户信息秘密的义务和责任。”

中国网通员工均与网通公司签订《保密与技术成果归属协议书》，其中明确规定，乙方必须严格报保守甲方商业秘密，并在工作中严格遵守甲方制定的各种保密规章、制度，履行与其工作岗位相应的保密职责。

虽然签署了协议，但通讯公司显然没有严格有效的具体措施加强监管，也没有充分重视对员工的教育。这就出现了营业大厅和维护室的电脑，随时都可以被用来调取信息的疏漏，甚至离职员工利用对相关情况的掌握很容易获得信息途径。此外，通讯行业在对用户信息保密方面的设置也不甚完善，比如对客户的信息，修改密码即可调取电话清单，非常容易为泄露信息提供便利条件。因此，通讯企业亟需尽快弥补管理漏洞，加强监管和教育力度，堵塞泄露信息的源头。

安毅杀人血案发生后，警方在审讯时发现王亮的住址信息由私家侦探提供，此案引起了警方的极大关注，与此同时，北京一些非法调查公司以有组织犯罪形式侵害公民合法权益的现象时有出现，打击整治涉恶类讨债、婚姻调查、侦探等违法行为的调查公司已经刻不容缓。

2008年9月至11月北京警方推出“秋后行动”，20多家私家侦探公司因分别涉嫌非法经营、敲诈勒索等犯罪被查，50余名私家侦探被刑拘。其中为安毅提供信息的张荣浩犯罪团伙因涉案人数多达14人，并引发血案引起广泛关注。

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负责人表示，这是针对奥运之后，北京一些非法调查公司以有组织犯罪形式侵害公民合法权益的现象时有出现，甚至引发了刑事后果。打击整治涉恶类讨债、调查、侦探等违法行为的调查公司，已经刻不容缓。在这次行动中，警方收缴了一批枪支、管制刀具及窃听器等警用侦查器材和假记者证、假警官证等作案工具。

北京警方的“秋后行动”，动用的是专门负责打黑除恶的刑警。这是因为私家侦探的业务范围虽然集中于民事领域，但一些私家侦探获取仇家信息后进行报复；有的掌握隐私证据，敲诈勒索当事双方；有的雇用大量打手暴力威胁；有的伪造国字头虚假身份招摇撞骗，改装警服作为工作服混淆视听。

警方透露，媒体广告、互联网是私家侦探承揽业务的主要渠道。北京警方会同有关部门，查处了多家刊登违法广告的媒体，追究其行政责任。同时组织专职警力网上侦查，一旦发现可疑的问题调查公司，立即录入“黑名单”重点侦查。

在这次“秋后行动”之后，2009年2月28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七）中，增设了3项侵犯个人信息的罪名。

这3项罪名分别是：出售公民个人信息罪、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

该条文明确规定：国家机关或者金融、通讯、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的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将本单位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给他人，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刑法修正案（七）施行以来，司法机关逐步加大了对涉及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查处力度。仅仅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一家，2010年共受理涉及个人信息罪案件31件41人。

在以张荣浩、张荣涛和任发等人为首的犯罪团伙中，将相关单位的工作人员确定为非法提供或出售公民个人信息罪的主体，是基于这些单位的人员获取信息的职业便利。本案中，3个通讯内鬼涉及三项罪名：张荣涛、李烁、齐涛等人为牟取私利，以非法手段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应当以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追究刑事责任；而被告人高飞、唐兵利用工作之便窃取公民个人信息向他人出售，应当以非法出售公民个人信息罪追究刑事责任；被告人张宇利用工作之便窃取公民个人信息后向他人提供，应当以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开办了5家私家侦探所的张荣浩其实心里明白，跟踪拍摄婚外恋、查询电话短信记录等针对个人信息进行的调查，是不被法律所允许的，他在法庭上辩解说：“我最初只想打法律的擦边球，没想到球还是出了界。”

而神州皓天的经理任发，在法院以非法经营罪判处他有期徒刑5年时，在法庭上喊冤说：“我以为这行能挣点钱才干的，事先我并不知道会引发安毅杀人案，我现在很后悔，对不起安先生，也对不那位受害人。”

2010年12月17日，张荣浩、任发等14名私家侦探被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处6年6个月到2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张荣浩、张荣涛等人涉案，并非孤立的。自2010年2月以来，因开办私家侦探公司，涉嫌非法获取、买卖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等多种罪名，北京市法院审理了数十起私家侦探涉嫌犯罪案件。如此集中审理私家侦探涉嫌个人信息罪的刑事案件，在北京法院尚属首次，私家侦探所成为出卖个人信息的掮客，受到媒体与公众的高度关注。

从1992年开始，在上海出现中国第一家真正意义的私家侦探所。但在不足20年间，据保守估计，国内的私家侦探所数量已达到3700多家，从业人员2万多人。

婚姻恋情调查、商务信息调查、债务追讨、民事刑事调查取证，这4项业务涵盖了当今私家侦探所业务的绝大部分范围。私家侦探市场需求非常旺盛，尤其以债务追讨和婚外恋调查为两大主业。

神秘、惊险、亦正亦邪的私家侦探，在中国却是被禁止的。早在1993年，公安部就颁布了《关于禁止开设“私家侦探所”性质的民间机构的通知》。很多私家侦探基本上是打着商务调查的幌子，以非法的手段来进行调查取证。

与此同时，社会上却有大量的需求。尤其是对于婚外情和追债这两大私家侦探的主要业务，在法院打官司时作为证据使用的录音和影像资料，为私家侦探开展业务找到了生存空间。这便导致众多的私家侦探所，披着商务调查的合法外衣，进行地下活动。

私家侦探在中国现行法律环境下处境尴尬，管与不管这个问题在中国当前的形势下很难解决。放开肯定会出事，因为一些私家侦探胆大包天为所欲为；不放开社会又有大量需求，这的确是一个两难选择。

从现行法律法规来看，具有调查权的是公安局、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等国家司法和执法机关，律师在办理案件中也享有依法取证、调查权利。但擅自出卖他人信息、安装窃听器，对个人行动采取跟踪、盯梢、偷拍、偷录等行为是违法的。

不仅私家侦探游走在“钢丝”上，随时都可能触犯法律，甚至还有生命危险。2003年12月，私家侦探黄立荣在调查偷拍时暴露身份，被活活打死并抛尸，成为京城首位在跟踪偷拍活动中死于非命的私家侦探。而这名被打死的调查员来自王海的北京大海商务顾问有限公司。事后王海也承认，私家侦探的工作有一定危险性。

目前私家侦探的手段除了跟踪、偷拍、录音，还会通过一些不可示人的途径窥探他人秘密，而随着法律法规的完善，私家侦探生存空间将越来越狭窄。在法院审理案件过程中，来源于民间调查机构的证据越来越多，但其中相当数量的证据却不被法庭采纳，主要原因是证据获得的途径违法。因为私家侦探的调查、取证活动不受法律保护，所以私家侦探提供的证据，非但不能帮助打赢官司，还可能侵犯个人隐私。

私家侦探是一把双刃剑，用好了，可以维护自身权益，补充调查证据；用不好，就会危害个人隐私和国家安全。国家对此应当有一个权威和明确的说法，如果私家侦探这个行业适合我们的国情，就应当制定和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加以规范。反之，就应当要求有关部门坚决取缔。

很多私家侦探的从业人员，都希望这个行业能被监管起来，比如提高入行门槛，规范整顿行业行为，使整个私家侦探行业能够规范化发展。法律若能赋予私家侦探一定的调查权限，并对其调查活动做出限制，那么市场将淘汰不守规则的调查机构。有信誉的民间调查机构非但不妨碍国家机关正常的侦查工作，还将减轻国家司法资源的负担。

但在目前的法律环境下，这个愿望可能只是奢望。横亘在中间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是，私家侦探还没有得到法律认可，法律又如何监管？从这个角度看，从事私家侦探活动涉嫌犯罪几乎是必然的。

2009年2月颁布的刑法修正案（七）中，增设了3项侵犯个人信息罪名，这是敲给私家侦探行业的“一记丧钟”。这3项罪名点中了私家侦探的死穴，使整个行业的压力剧增。

那么，私家侦探在目前情况下，主要涉及哪些类型的犯罪呢？

从北京法院审理中可以发现私家侦探的调查手段，不外乎以下5种。一是信号追踪，利用一些高科技设备，捕捉、监测手机信号，或在车内暗置贴车跟踪器等设备；二是窃取通话记录，借助手机卡解码器等装置，更改手机卡密码，直接到电信营业厅调取通话记录；三是监听，通过鸟鸣器等简单装置，窃听通话内容；四是安装针孔摄像头等警用设备跟踪密拍；五是从电信等部门的内部人员处购买个人信息资料。这5种调查手段几乎全部涉嫌犯罪，除个人信息罪之外，涉嫌犯罪的其它罪名也各不相同。

2008年底，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与市公安局、市检察院联合发布《查处讨债公司、调查公司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规定如果发现私家侦探采取非法拘禁、故意伤害或者侮辱等方法，构成非法拘禁、故意伤害则数罪并罚；采取监听、非法侵入住宅或者使用跟踪器、骚扰方法，不能直接认定犯罪的，则按照非法经营罪追究刑事责任。

该意见发布后，北京市随即开展了对私家侦探公司的清理整顿，并在“秋后行动”中抓捕了50余名涉嫌犯罪的私家侦探。

除此之外，全国各地法院也展开了对涉嫌侵犯个人信息罪的刑事案件的审理。在广州，大多按照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打击调查公司，辽宁大连则以非法侵入计算机系统罪对私家侦探杨某等4人判刑。涉罪的私家侦探，大多是因为在从事业务时涉嫌其他罪名被公诉的，比如帮人追讨债务时实施了绑架、故意伤害、非法拘禁等行为，帮人查婚外恋时运用非法手段获取公民个人信息。从目前的态势来看，侵犯个人信息犯罪已经成为常规犯罪，并引发了一些新类型犯罪。

有关侵犯个人信息犯罪的话题，在法律层面无需过多探讨，涉嫌违法之后该当何罪，自有法院定夺。当然，我们必须在是非面前先认清一个标准，开商务调查公司是法律允许的，调查公司没有错，错的是调查者的违法行为。一旦调查过程动用了非法手段，对别人造成侵权或伤害，那私家侦探然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