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生于地，起于青之末

1983年早春二月，江南阴雨霏霏。杭州迎来了一位贵客，他就是邓小平同志。当时79岁高龄的他下榻于此，与浙江省党政主要负责人议事。

“你们浙江有什么打算？到2000年经济总量能不能翻两番，达到小康？”

时任浙江省委书记铁瑛急忙答话：“1982年浙江人均工农业总产值已有600美元，按照这几年的经济增速，到2000年翻两番半，乃至翻三番应当是可能的。”

“哦？你们有信心翻两番半到三番，有什么措施做保证吗？”邓小平面带微笑，继续追问道。

对此，铁瑛已有准备，他和同僚相继做了两个多小时的汇报。

浙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地处东南沿海，位置优越，交通便利。再加上当地各级政府对政策风向的敏锐洞察，民间创富潮水迅速遍及全省各地。浙江经济因此一骑绝尘，率先跑入第一梯队。所以主政者得以成竹在胸，应对自如。

邓小平再一次来浙江已是5年之后，1988年，浙江形势之好远超预期。浙江工农业总产值从1982年的300多亿元增至900多亿元，“一个浙江变成三个浙江”，邓小平连声说好。

此时的省委书记换成了薛驹，他提到浙江全省的工业产值中，乡镇企业“三分天下有其二”，各类专业市场争奇斗艳：温州的皮鞋和低压电器、绍兴的轻纺、义乌的小商品、宁波的服装、路桥的日用品、海宁的皮革制品、永康的五金制品……“小商品、大市场”的格局蔚为壮观。数年之间，浙江这个10万平方千米的“资源小省”几乎蜕变为“经济大省”。

“这是我们没有预料到的，是中国农民的一个创造。”邓小平不由称赞，并表示：“把市场当作一种手段，也可以搞社会主义经济嘛！无论发展乡镇企业，培育商品市场，还是温州经济模式，不要争论，要敢想、敢闯、敢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经过试验，好的就推广，不行就重新研究，在实践中解决问题。”

事实上，不只浙江，彼时乡镇企业已经在全国遍地开花，大量中小企业破土而出，并以专业市场的形式聚合为地方特色产业，规模化的产业集群利于降本增效，差异化的路径无形中也增强了专业市场在草创期的竞争力。

民间经济的活力被成功唤醒，无数乡镇企业、专业市场像野草一样蓬勃生长。邓小平后来感慨，“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异军突起”[2]。

现在，我们已不难为“异军突起”这四个字补充注脚：

1978—1988年这十年间，中国的乡镇企业从150万个增加到1890万个，增长了近12倍；

农村工业总产值从515亿元（占GDP的14%）增加到7020亿元（占GDP的46%），增长超过12倍；

农村工业的就业人数从2800万人发展到9500万人，增长超过2倍；

农民总收入从87亿元到963亿元，增长超过10倍；

乡镇企业总资本存量从230亿元到2100亿元，增长超过8倍。

十年之间，沧海桑田。“就在这块土地上，人们已经在试图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并开始应用当时人们还不知道或被认为行不通的实践去使他们的生活呈现出过去的历史没有过的壮观。”托克维尔当年的感慨，用在20世纪80年代的东方大国也颇为应景，在经济意义上的“任督二脉”被打通之后，它掸落身上的尘土，奋然前行。

诚然，1978年以前中国也有工业企业，而且不乏“膀大腰圆”的大型国企，但它们庞大而臃肿，头戴计划经济的“金箍”，在巨大的惯性推动下蹒跚行进，尚待一场更为深刻的自我革命。而那些野蛮生长的乡镇企业，它们是新时代的宠儿，在黎明时分的广袤荒原自由竞逐，“不自觉”地走上了专业化、差异化的创新之旅。它们一度被称为“草根经济”，而其中的佼佼者，将在经历数轮经济周期的淘洗之后，成长为支撑中国经济的壮硕挺拔的枝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