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燕乐”中的清商乐“部当”设置
关于清商乐在隋唐音乐机构中的“部当”设置，正史记载颇详。如：
始开皇初定令，置七部乐：一曰国伎，二曰清商伎，三曰高丽伎，四曰天竺伎，五曰安国伎，六曰龟兹伎，七曰文康伎。……及大业中，炀帝乃定清乐、西凉、龟兹、天竺、康国、疏勒、安国、高丽、礼毕，以为九部。[28]
隋设“七部乐”与“九部乐”的时间，《旧唐书》、《通典》所述略有不同。《旧唐书·音乐志二》：“隋文帝平陈，得《清乐》及《文康礼毕曲》，列九部伎，百济伎不预焉。”[29]《通典·乐六》：“及隋平陈后获之，文帝听之，善其节奏……因置清商署，总谓之《清乐》。”[30]其实，开皇九年（589）乃平陈“获宋、齐旧乐”并“诏于太常置清商署，以管之”（《隋书·音乐志下》，《文献通考·乐考二》），“七部乐”实早设于北周[31]，“九部乐”乃设于隋炀帝大业年间。
唐武德初（618），仍隋制设“九部乐”。《新唐书·礼乐志十一》：“燕乐，高祖即位，仍隋制，设九部乐。”[32]《通典·乐六》：“《讌乐》，武德初，未暇改作，每讌享，因隋旧制，奏九部乐。（一《讌乐》，二《清商》，三《西凉》，四《扶南》，五《高丽》，六《龟兹》，七《安国》，八《疏勒》，九《康国》。）”[33]至贞观十四年（640），张文收采古《朱雁》、《天马》之义，制《景云河清歌》，名曰《讌乐》，为诸乐之首，用于元会第一奏（《旧唐书·音乐志一》）。及平高昌，又进《讌乐》去《礼毕曲》，而设“十部乐”。如：
至贞观十六年十一月，宴百寮，奏十部。先是，伐高昌，收其乐，付太常。至是增为十部伎。[34]
我太宗平高昌，尽收其乐，又造《讌乐》，而去《礼毕曲》。今著令者，惟此十部。[35]
据此可知，唐“十部乐”设于贞观十四年（640）八月平高昌（《旧唐书·太宗本纪下》，《新唐书·地理志》）之后至贞观十六年（642）十一月之前。不过是在隋“九部乐”的基础上，“造《讌乐》而去《礼毕》”及另增“高昌乐”而成。
宋人综括隋唐“七部乐”、“九部乐”、“十部乐”而“总谓之燕乐”。《乐府诗集》卷七九：
隋自开皇初，文帝置七部乐：一曰西凉伎，二曰清商伎，三曰高丽伎，四曰天竺伎，五曰安国伎，六曰龟兹伎，七曰文康伎。至大业中，炀帝乃立清乐、西凉、龟兹、天竺、康国、疏勒、安国、高丽、礼毕，以为九部。乐器工衣于是大备。唐武德初，因隋旧制，用九部乐。太宗增高昌乐，又造讌乐，而去礼毕曲。其著令者十部：一曰讌乐，二曰清商，三曰西凉，四曰天竺，五曰高丽，六曰龟兹，七曰安国，八曰疏勒，九曰高昌，十曰康国，而总谓之燕乐。[36]
黄翔鹏认为“总谓之燕乐”是宋人观点，主张用“隋唐俗乐”取代“隋唐燕乐”这个名称[37]。但基于学界已习惯使用“隋唐燕乐”这一名称，故此处仍沿用不改。据此知清商乐在隋唐燕乐“七部乐”、“九部乐”与“十部乐”的官方音乐机构“部当”设置中，仍占有相当突出的地位。
有关隋唐燕乐“部当”中的“清商伎”及其音乐特征，史籍记载颇详。《新唐书·礼乐志十一》：“《清商伎》者，隋清乐也。有编钟、编磬、独弦琴、击琴、瑟、秦琵琶、卧箜篌、筑、筝、节鼓，皆一；笙、笛、箫、篪、方响、跋膝，皆二。歌二人，吹叶一人，舞者四人，并习《巴渝舞》。”[38]所谓“隋清乐”，乃指隋开皇初“七部乐”中“清商伎”及开皇九年（589）平陈所获南朝“清商乐”而言。《隋书·音乐志下》：
《清乐》其始即《清商三调》是也，并汉来旧曲……其歌曲有《阳伴》，舞曲有《明君》、《并契》，其乐器有钟、磬、琴、瑟、击琴、琵琶、箜篌、筑、筝、节鼓、笙、笛、箫、篪、埙等十五种，为一部。工二十五人。[39]
《通典·乐六》所载略同，多“因置清商署，总谓之清乐”数字，而载乐器有“钟一架，磬一架，琴一，一弦琴一，瑟一，秦琵琶一，卧箜篌一，筑一，筝一，节鼓一，笙二，笛二，箫二，篪二，叶一，歌二”[40]，舞有“《巾舞》、《白纻》、《巴渝》等”，歌曲除《阳伴》外，还有《白雪》、《公莫》等六十三曲以上。或开皇初（581）设“七部乐”时，其“清商伎”确为“歌曲有《阳伴》，舞曲有《明君》、《并契》”，而至开皇九年（589）平陈所获南朝“清商乐”后，歌曲、舞曲又有增设。《隋书·音乐志下》：“始开皇初定令，置七部乐：一曰国伎，二曰清商伎……等伎。其后牛弘请存《鞞》、《铎》、《巾》、《拂》等四舞，与新伎并陈，因称：‘四舞，按汉、魏以来，并施于宴飨。……检四舞由来，其实已久。请并在宴会，与杂伎同设，于西凉前奏之。’帝曰：‘其声音节奏及舞，悉宜依旧。惟舞人不须捉鞞拂等。’”[41]知“四舞”之设，确在平陈之后。
另外，隋唐“七部乐”、“九部乐”与“十部乐”中的“清商伎”，其作为官方音乐机构的“部当”设置，在“燕乐”构成中仍有相当浓厚的仪式音乐成分；特别是开皇九年（589）平陈后的“四舞”之设，“犹充八佾于悬内，继二舞后作之”（《隋书·音乐志下》），极具雅乐性质。黄翔鹏主张用“隋唐俗乐”取代这种性质的“隋唐燕乐”，恐怕是不很恰当的。因此，作为隋唐燕乐“部当”设置中的清商乐，其功能只能是“混合南北”的政治目的之体现，主要是起仪式音乐作用。尽管“施于宴飨”、“与杂伎同设”（《隋书·音乐志下》），但仍“属于典型的混融性乐府音声，所配唱的歌辞自应属乐府歌诗”[42]，只能是南北朝清商乐的延续而非新创。
作为“部当”设置中的“清商伎”，一直使用到唐玄宗开元二年（714）改为坐、立二部伎后，方才失去了其作为“部当”存在的地位[43]。因此，隋唐燕乐中的“清商伎”，与天宝十三载（754）“胡部律与清乐律重合”[44]之后的新燕乐，其音乐性能和音乐表现是不太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