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

一、三个案件

对于近代中国的传统“租佃关系”，学界一直以来都有丰富的先行研究，而且对于从唐代到近代各个时代中的“租佃关系”，也有许多专门研究。不过，这些研究所利用的史料，大都限于契约文书、租簿、族谱、文集、实录、刑科题本等，其中对于因租佃而来的纠纷以及诉讼等事件的记载相对简略。实际上，要了解在历史上所发生的大量租佃事件的详情，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这些租佃事件大都属于庶民之间发生的小事件，并没有留下太多详细记载。

不过近二三十年来，随着台湾淡新档案、清代巴县档案、民国龙泉档案等地方档案的大量公开与出版，开启了中国传统租佃关系研究的新可能性。特别是地方司法档案中不但记载了大量与租佃相关的诉讼案件，更是记载了租佃纠纷发生的地理环境与社会背景，当事人具体的心理情绪、理性认知以及互动行为。这些在此前的资料中极少见到过。利用这些细致的信息，可以将对于中国传统租佃关系的研究，推展到一个新的深度。

在进入本书的正式分析之前，本章首先选择巴县档案中与租佃关系相关的三个诉讼案件，[1]并详细说明案件发生的背景与过程。通过这一说明，向读者们介绍当时所发生诉讼的基本模式、事件所发生的社会环境，以及原告、被告、知县等当事人的一些基本行为模式。随后，在这些案件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对于当时的租佃关系的理解，以及可以对此提出的具体问题。而本书在此后的研究中，将会循着这些具体的问题为线索，一层层地展开与深化。

（一）《巴县档案》（同治朝）No.13745[2]

在现存档案的开始，能看到的便是案卷的卷封。最上一行，写着“正堂王”，表示当时的知县为王臣福[3]。右侧写着“同治三年十月十五日立”，这是本案立案的时间点，而不是第一份诉讼状提交的时间点。中间写着“一件为恶佃霸骗事，据廉里七甲民原告覃春山被（告）张兴顺等一案”，标明了事由、案发地点，以及原告和被告的名字。左边则写着“户房呈”，意味着这一案件的处理是由户房来负责的。其上的745-1，是由当代的档案馆整理人员写上的整理编号，意味着是“No.13745”的档案的第一张文件。而在卷封之后，便是案件的具体内容。

同治三年九月十八日，在四川省的重庆府巴县，四十六岁的廉里七甲农户覃春山，在巴县衙门正式提交了一份诉讼状，开头便是：“具告状（民）覃春山，年四十六岁，系廉里七甲人，原籍本省本县。离城十里，寓仁和坊义生店。”

廉里七甲是清代巴县城外农村地区的里甲之一，位于长江以南，距离长江不太远，但也并非位于临近江边的位置。[4]因此，虽然写着“离城十里”，但是在这十里的距离中，包含有宽阔汹涌的长江。所谓“原籍本省本县”，其含义有些复杂。众所周知，川渝地区的人口，绝大部分是在明末之后由外省迁移而来的。但是就巴县档案内的情况而言，在道光朝以后，农村地区的人口在提交诉讼状时，基本上都是写着“原籍本省本县”。从中也可以看出，他们的自我认知，大都已经是将自己认作“巴县籍”的人，而不再自认是原籍的人。此外，“寓仁和坊义生店”一句，表示他在提交诉讼状时，是居住在巴县城内仁和坊的“义生店”这一个客店或者“歇家”中，如果衙门要派差役去找他，就可以直接到仁和坊的“义生店”去。仁和坊的具体位置，位于重庆城内，在仁和门的附近。[5]

从形式上来看，覃春山的诉讼状是正式状纸（状式格状），[6]在第一页（折）的左下部，是一个代书戳记。右下部则是捕衙登记的号码。这表明该份诉讼状，是经由巴县衙门东侧的捕厅衙门的正式程序接受的。[7]

此处的代书戳记稍不清楚，但如果看同时期另一个诉讼案件（同治四年二月），可以清楚地看到，戳记中间的符号是“诚心”二字的连写。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每一任知县都会重新考核代书，并且发给代书新的戳记，所以，不同知县所颁发代书戳记、中间的字都是不同的。但其内容大致类似，戳记的最上方是“县正堂验”，右方是“官代书”，左方则是代书的姓名。

再看另外的一个戳记的例子。下面是同治九年十月，由知县田所发下的代书戳记（同治朝No.13937），其中明显可以看出“息讼”二字。

在覃春山告状（No.13745）上方“具告状”这几个文字的上方，有一个“新案”的戳记。在“具告状”的表面，又盖上了一个“内号”的戳记。按照前人的解释，“新案”戳记是由承发房的书吏在接到状纸之后所盖，而“内号”戳记，则是在诉讼状被送往内衙时，由内衙负责收发文书的“长随”所盖。从这些戳记可以看出，这是一份经由正式手续而提出来的诉讼状，由捕衙收入，再经过巴县衙门的承发房，送到了内衙，由知县和幕友等阅读。[8]

诉讼状（No.13745）的具体内容是：

为恶佃霸骗事。情咸丰九年张兴顺佃民田业一坋住耕，押佃银一百两，年[9]租谷廿八石。因伊奸狡，去岁民加押佃银一百两，共成二百两，少租十石，每年仅租谷十八石，佃约审呈。殊伊诡谲万端，咸丰十年八月立约，领去民租谷二十石存仓。拖今违约估骗，今秋又欠租谷七石，共廿七石，颗粒不，叠投团邻理遣。兴顺（蛮）横藐法，霸踞不搬，骗租不，反凶赌控，似此恶佃，业不由主。恐田荒芜，来春失望，何以完粮。情法难容，叩唤究追押搬。伏乞。

其中提到，从咸丰九年开始，覃春山作为田主，将一处田业佃与了佃户张兴顺。当时的押佃是银一百两，每年租谷为二十八石，不过诉讼状并没有提到田地面积或产量总数。去年（同治二年）时，佃户张兴顺追加了一百两押佃银，相应地减少了十石租谷，于是每年的租谷由二十八石变为十八石。根据田主覃春山的说明，是佃户自身提出的这一“增押减租”的要求。此外据田主所称，在咸丰十年时，田主曾将当年的二十石租谷寄存在佃户的仓库中，到如今，佃户却拒绝返还。在今年秋天，佃户更是少交了七石租谷。因此，佃户未缴的租谷一共是二十七石。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田主委托了团邻等进行“理剖”（依据道理剖断是非），但是佃户蛮横不遵从，而且霸踞不愿退佃。在诉讼状的结尾部分，田主还将租谷与田赋直接联系起来，称只有收到租谷后，才有可能交纳“田赋”，因此请求知县“究追”“押搬”，即要求追究佃户的责任，并强制佃户退佃搬走。另外，虽然该诉讼状提到“佃约审呈”，但是笔者在现存的档案中，没有发现这一份佃约。

以上是清代田主在起诉佃户时候的一个典型的诉讼状，即田主起诉佃户的“欠租”和“霸占”行为，并强调自己只有在收到“租谷”之后，才有可能交纳“田赋”，希望据此利用县衙门的行政手段，来强制佃户交纳租谷以及退佃。

对于田主覃春山的这一诉讼状，知县的批语是：“候签饬算租谷，退佃搬迁息事。如违唤讯究逐。”十月十四日，知县下发了“签票”（即知县发给差役执行公务的证明书），命令差役前往处理。不过在诉讼状档案中，存留的只是当时制作“签票”时的草稿。这份草稿内容应该与正式的签票一致：

签仰该役前去，即饬廉里七甲民覃春山具告恶佃霸骗之被告张兴顺迅速算租谷，退佃搬迁息事。倘再抗违，该役即将投证团邻周庆元、陈维受、覃瑞堂并原被两造一并唤令随签赴县，以凭讯究。

其中明确要求差役让佃户交租、搬迁，可见确实是按照田主的要求来采取的措施。不过，事件在随后的展开过程，并没有如此简单。

十月二十三日，佃户张兴顺也向巴县衙门提出了正式的诉讼状。其开头是：“具诉状□[10]张兴顺，年四十五岁，系廉里九甲人，原籍本省本县，离城二十里，寓太平坊合兴店。”可知佃户的住址是廉里九甲，其具体位置是在田主居住的廉里七甲稍南一点。[11]在上一份诉讼状中盖着“新案”的地方，这一份诉讼状所盖的则是“旧案”，这表明在提交诉讼状时，已经清楚地知道在此前有着一份田主的告状，所以是“旧”非“新”。从“诉状”这一名称，也可以看出，诉状意味着此前有原告提出了告状，而被告用诉状为自己辩护。

这份诉状的内容是：

为捏诬骗押事。情咸丰七年，蚁以银八十两，佃耕覃春山田，租二十六石。九年，加蚁押银六十两，少租四石。同治二年，凭团算明租谷无欠，又加押银六十两，少租四石。共成押银二百两，租谷十八石。今岁春山自让租谷三石。惟咸丰十一年八月，春山卖明存仓租谷二十石。蚁追存仓票据，伊言失落。蚁信将存谷交清。倘租谷稍欠，何得屡加押银少租。今伊田卖朱姓，捏以恶佃霸骗控案，诬蚁共欠租谷二十七石，实系昧良图骗押银，诉叩作主。伏乞。

在佃户的诉讼状中，有几个意味深长之处。首先，佃户对于租佃关系的说明，与田主所说有着微妙差异。据佃户所述，最初的押佃银并不是二百两，而是八十两，最初的租谷也不是二十八石，而是二十六石。押佃银的追加，并不是一次性增加到二百两，而是增加了两次，每次增加六十两。此外，租谷的减少也不是一次性由二十八石减少十石，而是由二十六石分为两次减少，每次减少四石。不过，最终确定的押佃银和租谷的额度是一致的，即押佃银为二百两，租谷为十八石。在此之外，据佃户称，今年是田主主动地减免了三石的租谷，而原本在仓库中的二十石租谷，已经被田主自己卖掉了。不过当时田主声称证明书据已经丢失，所以佃户在没有拿回书据的情况下，将二十石谷子还给了田主。因此，佃户将田主的诉讼称为“诬”，指控其行为是“图骗押银”。对此，知县的批是：“著俟差役查明禀覆核夺。”即让佃户等待差役查明的结果，之后再进行裁断。

其后在十二月初五日，知县进行了堂审。现存的档案，仍存留着当时的点名单。其中在原告覃春山、被告张兴顺、诉证王兴顺、陈戒规等名字上，点着朱点，这意味着他们亲自到了堂审的现场。而在原告的告证周庆元、陈维受、覃瑞堂等的名字下方，则写着“不到”的字样。这意味着他们没有到堂审的现场。而且在这一份点名单上，还存留着知县的堂谕，其中写着“缴银一百七十两，饬领”。

在点名单之后，档案中所附的是堂审的供词。其中有覃春山供、张兴顺供，还有王兴顺、陈戒规供。每一个当事人的供词，都以“问据某某供”的形式开始。在原告覃春山的供词中，前半部分的内容与诉讼状中的内容相一致，即控告佃户不仅侵吞了田主存放在仓库中的租谷，还欠了七石租谷，霸占了田业。而在覃春山供词的后半部分，则记载了知县的判决结果：“沐恩讯明，念在主客多年，谕小的缴银一百七十两，饬领各结完案。”

在知县的判决中，“主客多年”是一个关键词。裁断正是考虑到田主与佃户之间是多年的主客关系，所以命令田主给佃户一百七十两银子。不过其中并没有解释“主客多年”的具体含义。而在佃户张兴顺的供词中，其前半部分的内容也与佃户所提交的诉讼状内容一致。在供词结尾，也有“沐恩审讯，谕春山缴银一百七十两，饬领各结完案，小的遵断”的裁断。而在证人王兴顺、陈戒规的供词末尾，也记载了同样的知县裁断。

同样在十二月五日，即堂审的当天，佃户张兴顺提出了另一份诉讼状。可能因为堂审时可以直接提交，所以这一份诉讼状没有使用正式的状式格状，而是用了略式格的状纸。[12]其中追加了新的内容[13]，张兴顺不仅称田主因为负债进行了诬告，目的是不归还佃户的押佃银，还宣称自己今年利用各种方法，已经将租谷交纳完毕。对此，知县的批是：“候质讯察断。”十二月八日，佃户张兴顺又提出了一份“略式”的哀状，其中声称因为押佃银是叔母的“膳银”（即保障膳食的银钱），所以恳求知县不要“减免”田主应该返还的押佃银数额。[14]知县的批是：“应即遵断结案，毋得执拗缠讼。”由此可知，知县根据“主客多年”为理由而进行的裁断，并不是让田主对佃户减免租谷，而是相反，让佃户对田主“减免”要返还的押佃银数量。

其后，在十二月二十四日，原告与被告双方的证人王兴顺、陈介圭、周庆元等联名提出了一份正式“禀状”。据该“禀状”，在中人的调停下，佃户接受了田主给的一百七十两押佃银，纠纷得以顺利解决。而且从中也可以确证，确实是田主由于自身负债，才提起了诉讼，且由于负债才请求佃户的帮助（即减免押佃的返还额）。[15]对此，知县的批是：“既据理劝遵允，着即饬令两造具结完案。”意思是既然根据道理同意了调停，那么命令两造都提出结状来结案。档案至此结束。可以推测，原告和被告双方在此后都没有提出新的诉讼状，案件得以了结。

纵观该案，这一纠纷的开始是田主对于佃户的起诉，其后经过佃户反诉，事件发生反转。最终，田主诬告这一事实真相大白。但有趣的是，虽然田主诬告已经众所周知，但知县的裁断却仍然命令佃户对返还的押租额进行一定减免（减免三十两）。从这一案件中，可以隐约看到如下几个重要的问题：

第一，当知县下达命令要求佃户减免押租时，所附加的理由是“主客多年”。那么这里所说的“主客多年”的“主客”，是什么意思呢？第二，不管是田主还是佃户，都要请求“团首”和“团邻”的调解，而且对团首和团邻非常重视。那么，团首和团邻是怎样身份的人呢？他们如何进行调解呢？第三，在田主的诉讼状中，虽然将租谷和纳粮直接关联起来，以求加重诉讼力度，但是并没有看到知县对这一点理由如何重视。那么，从知县立场来看，他是如何来理解租佃关系的呢？

（二）《巴县档案》（同治朝）No.13696[16]

这一案卷的卷封没有留存下来，第一份档案便是佃户的诉讼状。同治二年九月九日，智里三甲的佃户钱杨氏以“为倚势诬害事”起诉了田主龚理。由于档案残缺，诉讼状缺少了最开始的一部分，但还是可以看出这是一份由儿子钱大忠作为抱告（即诉讼代理人）来提交的正式状纸。其中称：

情氏夫钱海清以银佃龚理田耕，约注每年租谷九十二石。因去岁欠丰，氏夫请凭熊正幅等面议让谷，纳清楚。今六月氏夫故。氏请凭众劝伊让谷三十余石，照市纳。殊龚理心怀叵测，升合不给，揭氏搬迁，掯佃不给，颠以凶掯阻公谎控氏子钱四为大忠于分县。词称上年租谷未清，拆毁房屋等情。莫主审讯，上年实属让免，今秋照市纳租。讵伊恃势不遵。分主面谕，将伊卷宗牒辕。氏畏伊弊大，复禀明分主批录。惨氏遭控，害洫叩唤案讯结。伏乞。

诉讼状的大体内容如下：丈夫钱海清租种田主龚理的田耕种，每年租谷九十二石。由于去年收成不好，佃户钱海清委托了中人，来和田主龚理商谈“减免”租谷的事情，并且缴纳清楚。今年，钱海清因病死去，所以其妻子钱杨氏又请托了中人，来请求田主进一步“减免”租谷。然而，田主“心怀叵测”，完全不同意对于租谷的“减免”，反而更加无理地要求佃户退佃，不仅不返还佃户的押佃银，而且还到分主衙门[17]那里去诬告佃户。分主的裁断是，要求田主全额减免去年租谷的欠损，而且命令今年的租谷，要按照“照市纳租”的方式来交纳。不过，由于田主并不遵守这一裁断，所以诉讼的公堂移动到了巴县衙门中。佃户在巴县衙门提出了这一份新的诉讼状。对此，知县的批是：“候集案讯夺。”

其后九月十日，田主龚理提出了作为反诉的“禀状”。这个“禀状”没有使用正式状纸，而是用了比略式格状纸更加简单的“无格状”，即在完全没有任何印刷的白纸上写上状词。在该状纸的上方，盖着明显的“堂收”和“内号”的戳记。其原因，大概是田主龚理是有着官衔的“职员”[18]，并且当堂提出了诉讼状。在“禀状”一开首，便写上了“广东布政司经历龚理、抱禀家丁徐坤”。正是由于他有官职，所以由家丁代替他去进行诉讼。而且，他用的是“禀状”，而不是通常的“诉状”，这也带有一定特殊含义，即龚理作为官员，不是在应对他人对自己的起诉，而是在向知县禀明事情真相。

由禀状的内容可知，田主龚理强调如下四点。一、去年，佃户钱大忠拖欠了四十九石租谷。到今年六月，佃户答应要对这四十九石的租谷进行“买转”（即用金钱来支付欠租），换算的“时价”是每石三两九钱，共一百九十余两，但佃户只交银十八两零。二、虽然分主的裁断确实是要求田主对租谷进行“减免”，但减免的额度仅仅是四石，而不是佃户说的全部欠谷。三、今年要求佃户“退佃搬迁”，结果，佃户不仅拒绝缴纳今年的租谷，而且还盘踞不搬。四、在诉讼状的结尾部分，田主还特别言及他的“捐项”是来自租谷，由此强调佃户“欠租”对于县衙门也是一个重大的问题。

对此，知县的批是：“钱大忠所欠租谷无偿，既经控案，自应听候讯追，毋得借此搪塞捐输。此饬。”在此，除去“听候讯追”这个一般化的指令外，还特意批判了田主将佃户拖欠租谷与“捐项”混淆在一起的行为。

十一月九日，知县进行了堂审。根据点名单可知，出现在县衙大堂上的有原告经历龚理，抱告徐坤，干证申心田、刘万顺、张焕斗，被禀钱大忠、钱老幺、钱聚仁，续禀寡妇钱杨氏，团证李洁，乡约谢长松。其后便是堂审供词。在田主龚理的供词中，前半部分内容与诉讼状相同，即指控佃户去年与今年都不纳田租，而且还霸占田业不愿退佃。在供词结尾处，记载有知县的裁断，“今蒙审讯，大忠上年所欠租谷，谕令职员让免。本年租谷以八成算纳。职员遵谕，只求作主”。即是说，知县命令将去年拖欠的租谷进行全额减免，而对今年的租谷，则按照八成进行交纳。[19]

由以上可见，这一诉讼案件是在“减免租谷”这一主题之下发生的纠纷。从佃户的立场来看，去年的“欠丰”与今年的“父故”，这两个都是正当的减免理由，经“众人”和“团邻”的中介，可以向田主请求“减免”。但是，田主却拒绝这两个减免要求，导致纠纷升级成了诉讼。知县经过堂审后，命令田主将去年欠纳的租谷全部减免，而且命令今年的租谷按照八成交纳。在同治二年十二月十五日，钱杨氏又提出了一份禀状。其中称押银扣除后，田主还要补给银五十余两，以及房屋修银三十七两。但看不清知县的批。

十二月二十二日，田主龚理又一次提出了诉讼状。其中称佃户并不遵守判决，现在仍旧没有交纳租谷。[20]对此，知县的批是：“候覆讯断。”在十二月二十三日，知县进行了覆讯（再度审讯）。这次，田主龚理没有到场，而是由他的家丁徐坤作为代表出现在县衙门中。根据供词可知，在覆讯之时，佃户声称自己在修缮田主给他的住房时有很多额外花费，而知县也接受了这一点，命令田主向佃户支付房屋的修缮费用。[21]

其后，在十二月二十八日，佃户钱杨氏又提出了一个禀状，讨论了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即“谷价”的问题。根据其中的陈述，田主所主张的谷价是每石三两九钱，而另一方面，佃户所主张的价格则是每石二两二钱，价格相差甚大。[22]知县对这个禀状的批是：“着遵堂谕，毋庸哓渎。”

在同治三年正月初九日，田主龚理又提出了一个禀状。其中，田主认为佃户主张的修缮费额度不正确，有二十六两的虚造。并且在此基础上指出，如果按照谷价每石三两九钱来计算租谷的话，那么就是“押不敷租”的情况，即还给佃户的押佃银额度，还要少于佃户拖欠的租谷的价值，因此自己不应该给佃户钱。对此，知县的批是：“查阅所禀 不清。着遵前断，不必哓渎。”

其后到了同治三年三月二十七日，田主龚理又提出了一个禀状（为霸耕估收非渎难休事）。其中控诉佃户不仅仍旧不缴纳租谷，而且还结交“匪党”，声称要“打杀”田主。对此，知县的批是：“候签差，饬令钱海清父子遵照前此堂断，理算修费，照数领还退佃完案。如违唤究。”这仅仅只是重复了从前的裁决，而无视田主新的控诉。在现存档案No.13696中，案件似乎到此结束。但在同治朝No.13722中，还存留有从同治三年八月三十日至同治五年四月初十日的档案。其间，钱杨氏与龚理围绕着押银的计算、应该给多少修补费，又展开了旷日持久的互讼。同治四年五月十八日，龚理还上控到重庆府，重新提到佃户抗租的事情。重庆府的批是：“钱大忠盗卖该职租谷，业经该县讯明断令呈缴。是否违抗教化？仰巴县查案集讯究追。毋得延宕，词发仍缴。”将此案重新发回了巴县。

最后到同治五年四月初十日，巴县衙门又进行了一次审讯，龚理的家人王升的供词中称：“今蒙审讯，查问钱大忠等现已经搬迁，仍令小的家主帮给搬迁钱二十千文。”后来双方又各有一个诉讼状，但都没得到知县的支持。案件到此结束。[23]

由这一案件的具体过程，亦可以引申出如下几个问题。第一，这一案件的中心问题，虽然是租谷的“减免”，但是在请求租谷“减免”时，什么才是正当的理由呢？“照市纳租”的具体含义是什么呢？第二，在这一案件中，另一个重要的争论，便在于租谷的价格问题。一方面是田主主张租谷的价格是每石三两九钱，但另一方面，佃户则主张每石二两二钱。为何会出现这一区别，租谷的真实价格，大概到底是多少呢？第三，在这个案件中，田主在起诉佃户时，特意将收取租谷的问题与交纳捐输的问题联系在一起。田主的意图，是要以此来引起知县的注意，反而招来了知县的批判。这一情况与前一案件类似，知县是如何来理解“租佃关系”的呢？第四，知县在此处裁断全额减免，且命令今年的租谷要“八成”交纳。这个判决的根据何在，其背后有着怎样的考量呢？

（三）《巴县档案》（同治朝）No.13932[24]

这一档案的卷封存留了下来，虽然有些残缺，但上方可以看出是“正堂田”。“田”的旁边添加了“李”字，“李”表示的应该是案件经历的第二任知县。右方可以看出是“同治九年十一月初二日立”，九年的旁边也添加了“十年”二字。中间是“堂为遵理愈凶事 据直里八甲 原 僧世□ 被杨贤良”。左方是“刑房呈”，左下方是“西差 王坤 宋朝 头 甘顺 金敖”。

其后，在同治九年九月初三日，直里八甲歌乐山（离城五十里）的僧人世柄、世德提出了一份“告状”，以“为恶佃凶霸事”为题起诉佃户杨贤良父子。其中称：“情僧等住持歌乐山，前僧长兴不法滥败，将杨贤良、杨朝举父子佃业一股加成押银七百两，每年仅取租谷两斗，焚献废弛。”

世柄等人首先称，前任僧人为了弥补滥费亏空，所以将佃户的押佃银增加了七百两，与此相应地，租谷的量被减少到了每年两斗。结果导致寺院的日常生活难以维持。就在此时，僧人世柄、世德开始管理寺院，因此他们计划要通过“团”的协调来替换佃户，以增加租谷的数量。他们的想法是，将押佃银维持在与七百两相同的水准，同时又将租谷增加到二十五石。不过，由于杨贤良等人长期以来都是佃户（老佃），因此他们以此为理由，得到了延长一年（即到同治八年）的租佃期限，但是他们到期了依然霸踞不退，而且在土地中“造作生墓”[25]，妨害耕作。因此，田主（僧人）等不得不就这一问题提起诉讼。

对此，知县的批是“着投凭团约，理令杨贤良等退佃，搬迁息事，毋遽兴讼”，即要求他们委托“团约”等，让近邻来协助自主解决，让佃户退佃搬迁。

在这一诉讼状之后，还附有一份“粘单”和一份“拦词”。拦词的内容是：

具拦词人方大川、郑全和、周玉堂，情本月十三日，身等在渝，遇团邻歌乐山僧世柄来城，控伊佃户杨贤良、杨朝举父子。身等念两造谊属主客，不忍兴讼滋累，当将世柄等呈词拦回，凭团理处。如两造执拗，不能理息，不与拦词人相涉。中间不虚，拦词是实。同治九年八月十三日具。

从中可以看到，在八月十三日，僧人世柄已经前往县城，希望提出诉讼状。这时，他被团邻方大川等以“谊属主客”为理由阻止了诉讼，带回乡里委托团邻等进行调停。不过，团邻等的调解最终也没有解决问题，九月三日，世柄还是在巴县衙门提交了诉讼状。

此后到了九月二十四日，僧人世柄、世德又提出了一个禀状，其中不仅重复此前的内容，同时又追加了新的内容，即佃户不遵从团邻的调解，依旧霸踞不退。在诉讼状中，还有“杨贤良、杨朝举父子佃僧等歌乐山庙业百有余年，陆续加成押银七百两”这一句，可知杨贤良父子确实是真正的“老佃”。对此，知县的批是：“今该僧换佃。杨贤良能否照新佃加租，抑愿退佃交业，着再凭团邻陈积庆等妥为理剖，毋得兴讼滋累。”即要将案件再派给地方上的团邻等，委托他们对案件进行调停。

其后在十月二十三日，僧世柄提出了第三份“禀状”，控诉佃户这次殴打了他，而且在诉讼状的结尾，还声称如果不能顺利收取租谷，那么田赋的交纳也会遇到困难。[26]不过，知县对此的批只是：“候验唤讯究，倘系捏伤耸准，严惩不贷。”即是说，知县所重视的仅仅是“殴伤”一事，仍旧不重视将租谷和田赋联系起来的问题。

而另一方面，在闰十月八日，七十八岁的佃户杨贤良也提出了一个禀状（“为叠掯勒加泣禀作主事”）。[27]根据此禀状，佃户的押佃银在过去仅仅一百两，而田主蛮横地要求增加押佃，结果达到了七百两的巨额。与此同时，租谷则需减少为每年二斗。然而，僧人世柄等仍不饱足，还试图进一步增加押佃的数额。经过众人调停，知县一面剖断田主不能任意增加押佃银的数量，另一面则劝佃户将租谷增加到每年二石。不过，田主等人并不遵从这一剖断，而是控告了佃户。对于佃户而言，僧人们的目的应该是增加租谷的数额，但因为押佃银已经到了七百两的高额，没有再上涨的理由。[28]对此，知县的批是：“前据僧世炳等呈控，业经准理，候集案察讯。”

十一月初二，知县发出了“验伤票”，派遣刑仵、差役等去检查僧人世柄的伤痕。十一月二十八日，刑仵等提出禀状，声明世柄的伤在检查时已经平复。知县的批是“悉”（即知道了）。同日，田主世柄等又提出了一份“禀状”，称佃户等人又任意地修造生坟，采伐竹木。对此，知县的批是“候验伤饬差集案讯究”。这可以推测是知县在读到刑仵“禀状”之前写的批语。

同样是在十一月初二，知县召开了堂讯，在档案中存留有点名单和供词。根据田主僧世柄的供词，说明了租佃关系在最初时候的状态。“这杨贤良父子承佃小僧人田业一股，押佃银一百二十两，租谷廿九石七斗。”其后，才逐渐变为押佃银七百两，租谷二斗。最终，知县的裁断不要求佃户退佃，而是要求将租谷从二斗增加至二石，又由于佃户在田业中建造了生坟，再追加二石，规定每年的租谷为四石。[29]在佃户杨贤良的供词结尾，也记载有同样的裁断。

对于这一裁断，佃户杨贤良立刻表示同意，并且在县衙外提交了“结状”，知县批示了“准结”。不过，在档案中没有存留田主世柄等人的结状，可知他们对于这一判决并不认同。事实上，在巴县知县更换后的十二月十八日，田主世柄又提出了一个新的禀状。在该禀状中，除去重复此前的内容外，还追加了两个新内容：其一是“曾凭团公议，照市升租。佃等每年认升十六石”；其二是“委主讯断贤良搬迁”，起诉了差役宋超的不当行为。不过，这些内容都是此前诉讼中没有提到的事情，捏造的可能性很高。对此，新任知县的批是：“应否添唤，候查案核夺。”

同治十年二月初三，僧世柄又一次提出了“禀状”，再次起诉佃户。不过，知县对该状的批是：“此案业经前县讯明。谕令杨贤良与该僧等加租在案。着遵公邀证，理令加租息讼，毋得借词率禀添究。”由此可知，新任知县很可能已经检查了过去的档案，而且阅读了前任知县的裁断。随着新知县命令当事人遵从前任知县的裁断，这一诉讼案件终于迎来了终结。在看到了这一批示后，田主很可能意识到此后再也没有虚构诬告的机会了，因此放弃了进一步诉讼。至少在档案中，我们再也没有看到新的诉讼状。

对于这一案件，本文也可以提出以下四个值得讨论的问题点。第一，在此案件中，团邻等的“拦词状”也出现了“主客”概念，这里的“主客”是什么含义呢？第二，在最初的租佃契约中，押租是一百二十两，租谷是二十九石七斗，随后则变更为押租七百两，租谷二斗。带来这一变化的动因是什么呢？在这两组数据之间，有着怎样的对应关系呢？第三，在知县的判决中，命令将佃户租谷从二斗上升为四石，这一裁断的根据何在？如何理解这一裁决？

以上选择了巴县档案中的三个诉讼案件，对其具体的案件经过进行描述，并且在此基础上提出各个案件中值得思考的问题点。而在综合这三个案件的基础上，可以提出如下四个问题，作为此后研究巴县档案中租佃关系时的线索。

一、知县、团邻等都会基于“主客”这一概念，来论述地主与佃户的关系。在此，“主客”观念应该如何理解？

二、在同治时代，巴县农村的“减免”惯习，应该如何理解？支撑这一惯习的正当理由是什么？以及其实际的实施过程如何？特别是其中“照市纳租”这一词语，具体是什么含义？

三、押佃与租谷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押佃与租谷之间的关系，是依靠什么机制形成的？而押佃—租谷之间的特定关系，对于租佃关系本身又产生了什么影响呢？

四、租佃关系与国家之间形成了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地方政府对于与租佃关系相关的案件，采取什么姿态来看待，并且以什么基准进行处理？

以上，是从巴县档案中的诉讼案件出发，来讨论同治时期的“租佃关系”中值得探讨的问题点。下面则要介绍先行研究对于这些问题点是如何理解的。下一节将概略回顾中日学界关于中国“租佃关系”的研究史，并在此基础上介绍本书的整体研究架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