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几个失败的教训

二、汉冶萍公司的覆辙

（一）汉冶萍公司的成立

汉冶萍公司的正式成立，是在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但是我们如要知道它的来源，还要上溯到1890年（光绪十六年），在那一年，两广总督张之洞条陈路政，预备在广东创办铁厂，自造钢轨，就托驻英公使向英国工厂订购机炉。英国的厂主说是应当先把铁矿煤焦寄厂化验，然后可以定造，不可贸然从事。公使以此告张之洞，张之洞的答复，是中国之大，何处无煤铁佳矿，只照英国所有的购办一份便可。机炉还没有运到，张之洞已经调督两湖，后任不肯接收前任订办的外国东西，只好又将机炉改运湖北。张之洞便在汉阳选定地点，安置机件，所谓汉阳铁厂就是这样碰巧的建筑起来的。在张之洞筹划铁厂的时候，还没有知道炼铁的原料在什么地方取给，当时适值盛宣怀率同英国矿师，勘得大冶铁矿，先已购地数处，于是献给张之洞，以资采炼。不过大冶的铁，是否适于汉阳机炉之用呢？据曾述棨的报告：“炼制钢铁须视矿料原质配合炉座。冶铁原质最初未经化验，与前购机炉两相凿枘，制出钢轨不合准绳。”汉阳铁厂初办的时候，还有一个大问题，就是炼铁的煤焦尚无着落。汉厂附带经营的江夏马鞍山煤矿，其煤炼出的焦，磺重不合化铁。由于这些原因，所以铁厂自开办之日起，到1896年商办止，据说只购取欧洲煤炭，开炉一次，并无丝毫货款收入，但是部拨经费以及挪用各局的官款，已用库平银568万余两。张之洞办不下去了，于是招商承办，盛宣怀便集股100万两，代表股东，承办此厂。以前各项用款及欠款，据张之洞所订官督商办的章程中所载，都归官局清理报销。自改归商办后，每出生铁一吨，提银一两，抵还官局用本。还清以后，永远每吨生铁提捐一两，以伸报效。盛宣怀接收之后，有两件工作最可注意：一为创办萍乡煤矿，该矿系于1896年勘得，1898年，盛宣怀奏派张赞宸任萍矿总办，驰往开采。萍乡的煤，不但藏量丰富，而且适于炼焦，合于化铁。二为改良汉厂，添置机炉，弃旧更新。但因此而用款更巨，借贷利息，愈久愈增。据盛宣怀原奏：“自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五月，截至三十三年（1907年）八月，铁厂已用商本银1020万余两。煤矿输驳，已用商本银740余万两。其余外债商欠，将及1000万两。抵押居多，息重期促，转辗换票，时有尾大不掉之虞。”在这种情形之下，不得不另筹添股办法。1908年，旧股东便议决合并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为一公司，举盛宣怀为总理，重订章程，加招华股，于是年二月二十四日，赴前清农工商部缴费注册，定名为汉冶萍煤铁厂矿股份有限公司。

汉冶萍公司，就是在这种负债累累的状况之下成立的。

（二）日人垄断汉冶萍公司的经过

在汉冶萍公司还没有正式成立之前，日本的金融家，与中国这个新兴的事业，便已发生关系。在1903年的九月，盛宣怀与代表日本制铁所及日本兴业银行的日本驻沪总领事小田切，签订了借日币300万元的合同。这个合同上有三点极可注意。第一，合同载明以大冶矿山及运矿铁道抵押与日本兴业银行，在该限期内，不得或卖或让或租与他国的官商。第二，如欲另作第二次借款，应先向日本接洽。第三，制铁所至少要收买上等矿石6万吨。自从那年以后，汉冶萍与日本的金融界与实业界，便不断的发生借款的关系。据贺良朴在民国元年的调查，那年该公司共欠正金银行预支铁价日金600万元，又借正金银行规银100万两，三井洋行日金100万元。汉口厂矿局预支矿石价日金300万元，除还尚欠200余万元，又借正金银行日金200万元以上。由此可见汉冶萍在民国初年，共欠日本各银行的债款，已在1000万元以上，但是公司的经济，并无好转的希望，内则厂矿经费无着，外则各债户昼夜追迫。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第一次听到中日合办的呼声。

汉冶萍公司与日商代表所订的中日合办草约，系于民国元年一月二十九日签字，共有十条，规定新公司的股本为3000万元，华股五成，计华币1500万元，日股五成，计日币1500万元。新公司股东公举董事共11名，内华人6名，日人5名，再由董事在此11人内公举总理华人1名。协理日人1名。中日合办的要求，到底是谁的主张，以及后来为何取消，我们看到两种不同的说法。一说见于汉冶萍董事的呈文，他们说是南京政府甫成立时，因北伐军饷，无可押借，严电逼盛，以厂矿抵借日金300万元，外人遂有合办的要求。查《中日合办草约》第十条订明，此合约须经全体股东决议。那年三月二十二日，股东在沪开会，到会股东，全体反对合办，于是电致日本，取消草合同。另外一说，见于鄂人孙武等的宣言，据他们说，南京政府新立，盛氏私与勾结，将厂矿抵押日债，改为中日合办，经鄂人力争中止，挽回危局。我们现在不问这种办法，是谁提出来的，不过这种提议，经当时的国人反对，并没有成功。

元年合办之议，既然没有成功，公司的财政，又逐渐的崩溃，所以在民国二年，便有向日本大借款的案件发生。借款的理由，据合同上所载，系为湖北省大冶地方，新设镕矿炉二座，且扩充改良湖北省汉阳铁厂、大冶铁路电厂并江西省萍乡煤矿电厂洗煤所等项，需要资金。借款的数目，共为日金1500万元。合同中的款项最重要的有三点：第一，自合同生效之日起，40年内，公司允除已订合同外，售与制铁所头等铁矿石1500万吨，生铁800万吨。第二，公司须聘日本工程师一名，为最高顾问工程师，另聘日本人一名为会计顾问。第三，公司如欲由中国以外之银行资本家等商借款项，及其他通融资金之时，必须先尽向横滨正金银行商借，如银行不能商借，公司可以另行筹借。自从这次借款之后，公司的业务及财政，便在日人的监督之中。公司借款的权利，完全受日人所限制。一个中国人所办的事业，实际只是供给原料，替日本的重工业树立基础而已。

借款的合同，是民国二年十二月二日签订的，到了民国三年一月十一日，农商部才有电给汉冶萍公司阻止，可惜已经太迟，无法补救了。民元至民三之间，朝野各界，对于改组汉冶萍，有各种的提议，但大多数都因日人从中作梗及其他的原因，而没有办得通。最早的一个提议，是把汉冶萍收归国有。民国元年八月，汉冶萍公司因鉴于环境的恶劣，便开了一次特别股东大会，请政府将公司收归国有。当时的工商部，派员调查公司真相，缮具报告四册，并呈文大总统，拟定解决汉冶萍办法三策，以为国有为上，官商合办次之，商办又次之。但国有之议，始终没有成功，其原因有三：一因国有之议初起时，便有赣鄂二省对于汉冶萍的纷争，又兼东南发生二次革命，遂致悬而未决。二因国有须筹资4500万或2500万，当时的政府，无此筹款的能力。三因日人的反对，民国三年七月三十一日，农商部呈大总统文中曾说过：“前此工商部议归国有时，某国人即竭力破坏。阳来部中诘问，阴嗾股东反对。”由此可见日本人对于汉冶萍，不但不愿意外国人染指，便是中国政府要来干涉，他也是反对的。比较国有之说略为后起的，便是省有之说。在民国元年八月，江西省政府，便有派员总理监督萍乡煤矿之举，同年十二月，鄂人孙武电大总统，说是汉冶萍厂矿经鄂省议会议决，由鄂收办。副总统民政长及鄂省党会工商实业各团体，公举他当督办。这种举动，中央政府当时正在筹办收归国有，所以毫不赞同。同时日本的外交官，对此事积极干涉。江西方面，接到汉口日本总领事的电报，说是萍矿在汉冶萍公司与正金银行立约借款时，同在抵押之列，所以日本政府，未便付诸不问。鄂省派孙武为督办的事，居然引起日本公使伊集彦吉的抗议。他于十二月十五日有函致国务院，说是日本政府闻知任命督办之耗，十分诧异，且以此事甚不以为然等语。中央既不赞成，日本又积极反对，所以省有之议，也中途作罢。到了民国三年二月，社会上的舆论，对于汉冶萍向日本的大借款，都一致的表示不满，于是英国制造师会的驻京办事处主任费士休，写了一封信给农商部的总长，提议借用英款，以清偿公司的债务，并谓此议如果成功，并不发生干预该公司的营业问题，不过制造会希望得到供给汉冶萍各种机器的专权。信的后面，还附带的声明了一句，说是该会已得英外部允为赞助。农商部长的复函，甚为简单，只是“汉冶萍公司，目下并未议及借用外国款项”寥寥十余字。当时的农商部，为什么不考虑利用英国的资本呢？理由是很简单的。我在上面已经说过，公司与日商历次所订借款合同，规定以后如要续借，都要向日本的银行接洽。日本人深谋远虑，早就料到将来也许中国的政府，会向另一国借款，来替公司还债，因而脱离了日本的控驭，所以在民国二年与公司所订借款合同的附件上，便有一条说：“汉冶萍公司，由中国政府将确实在本国内所得中国自有之资金，即中国政府并非自他国不论直接或间接借用所得之资金，借与公司，其利息较本借款所定利息为轻，并无须担保，公司即将此项轻利之资金，偿还本合同借款之全部或未经偿还之全部时，银行可以承诺。”这种条文，农商部长是看到的，所以他知道如借英国的资金，来还汉冶萍所欠日本的债，一定会引起外交问题，因而英人的好意，他未便接受。

国有、省有以及借用英款等办法，既然都行不通，于是接着提出来的，便是官商合办之说。这个办法，也是汉冶萍公司提出来的，时在民国三年三月。自民国三年七月起，至民国四年二月止，农商部曾有四次呈文给大总统，论解决汉冶萍公司的对策，其要点系“以国有政策，定他日进行之方针，以官商合办，为此时过渡之办法”。

但官商合办，政府便要出钱。钱的数目，当时农商总长，先提1400余万元，最后减到500万元。大总统发给各部会商办法，终以筹款艰难，不能得一定议。拖延复拖延，而日本人的《二十一条》，已于民国四年一月十八日由日本公使面谒大总统时提出。

《二十一条》的内容，是大家都知道的。其中第三号的两条，都与汉冶萍公司有关。两条的文字，经过几次修改，终于在五月二十五日换文，文云：“中国政府因日本国资本家与汉冶萍公司有密切之关系，如将来该公司与日本国资本家商定合办时，可即允准，又不将该公司充公，又无日本国资本家之同意，不将该公司归为国有，又不使该公司借用日本国以外之外国资本。”

自1903年汉冶萍公司与日本订借款合同之日起，到1915年中日关于汉冶萍公司换文之日止，前后不过12年。就在这短短的12年中，日本人完成了垄断汉冶萍公司的工作。

（三）汉冶萍公司的没落

汉冶萍公司自从走入日人的樊笼之后，惟一脱离束缚的机会，是在欧战期间，但主持公司事务的人，根本没有把握着这个机会，却轻轻的把他放过了。据中华矿学研究会的估计，欧战期中，公司售与日本生铁，约30万吨，矿石约百万吨，可炼生铁60万吨，彼时生铁市价，最高约国币200余元，最低亦需160元。即以每吨160元计算，此90万吨生铁，可售国币14，000余万元，其中除去成本4000余万元，尚有10，000万元之利，约合当时的日金20，000万元。欧战以前，公司所负日债，约日金3000余万元。假如公司的主持得人，那么利用这个机会，一方面还去日债，一方面扩充范围，也许中国钢铁事业的基础就在这个时期树立起来了。可惜这个希望并没有能够达到。其中的原因，据一般人的解释，就是生铁与矿石的售价，受欧战前合同的束缚，不能照市价出售，以致公司得不到铁价高涨的益处。这种解释，并不尽然。公司方面虽然受合同的牵制，不能纯然按照市价计值，但当时公司曾与日人交涉，争回一部分的加价，欧战期间，公司售与日方的生铁，每吨有至日金120元及92元的。就照这个数目计算，公司也可获得很大的盈余。但查公司的账目，在欧战期中，全部营业只盈余国币近2000万元。公司又不把这些盈余还债，却用以购买废矿及分红利。欧战之后，铁价下落，公司也就逐渐的衰落，永远没有翻身的机会。

民国八年以后，公司的事业，没有扩充，只有收缩。汉阳铁厂日出百吨的两化铁炉，及日出300吨钢料的七座炼钢炉，均于民国八年停炼；日出250吨的化铁炉，也于民国十一年停炼。大冶新铁厂，于民国二年借日款开办的，到民国十二年才建筑完竣。那年四月关化铁炉一座，日出生铁400万吨，十三年底就停炼。另外同式的一炉，十四年五月开炼，十月停炼。民国十四年，萍乡煤矿因汉冶两厂熄炉，不需用焦炭，便停大工。

国民政府成立的时候，汉冶萍公司已是奄奄一息了。民国十六年，国民政府设立该公司整理委员会及萍矿整理委员会，并颁布整理会章程，准备接管公司的事业。十七年由日本驻沪总领事递交节略，不承认上项管理制度，并有日舰赴大冶示威，以是接管之议终未实行。江西省政府，旋以萍乡煤矿无形停顿，影响员工生计为理由，派员接管该矿。二十六年冬，资源委员会以武汉燃料缺乏，粤汉路也需煤甚殷，便派员前往该矿整理。汉阳铁厂，自抗战起后，便归兵工署正式借用接管。二十七年，政府因鄂省渐逼战区，为未雨绸缪计，便将汉阳铁厂及大冶铁矿的重要机件，酌量运入四川。汉冶萍公司的生命，至此乃告一段落。

（四）汉冶萍公司失败的原因

汉阳铁厂的开办，距今将近50年；汉冶萍公司的正式成立，距今也有30年。在这个时期里，假如主持这种事业的人，有眼光、有能力、勤谨的去工作，那么中国的钢铁事业，应该很早便有基础。果能如此，中国的工业化，一定早已突飞猛进；中国的国防力量，一定比现在要坚强巩固。可惜事与愿违，中国现在的钢铁工业，比张之洞的时代相差无几，比盛宣怀的时代还要退化。我们真是虚度了50年！现在全国正在力图复兴中国的重工业，那么对于汉冶萍失败的原因，我们就应当研究一下，以为后来者的警戒。

汉冶萍失败的第一个原因，是由于计划不周。张之洞开办汉阳铁厂，“度地则取便耳目，不问其适用与否，汉阳沙松土湿，填土埋桩之费，至200余万两之多。造炉则任取一式，不问矿质之适宜与否。购机则谓大须可以造舟车，小须可以制针钉。喜功好大，以意为师，致所置机器，半归无用”。汉阳铁厂地点的选择，是中国新事业的一个大污点。后来盛宣怀知道在大冶设炉，见解已有进步，但大冶设炉之议，起于民国二年，一直隔了十年才算成功，可见当时计划的疏忽。这是从工程一方面而言，充分的表示当初创办的人是如何的盲冲瞎干。

在预算方面，其无计划的程度，正不下于工程。张之洞对于办一铁厂应需的经费，是毫无预算的，只看他经手的500多万余两全是东拉西扯而来，可窥一斑。盛宣怀接办的时候，对于经费，一样的无预算，据他自己在光绪三十四年二月的奏稿上说：“臣不自量力，一身肩任，初谓筹款数百万，即足办理，实不知需本之巨，有如今日之身入重地者。盖东亚创局，素未经见，而由煤炼焦，由焦炼铁，由铁炼钢，机炉名目繁多，工夫层累曲折，如盲觅针，茫无头绪。及至事已入手，欲罢不能”，接着他就说在这种欲罢不能的情形之下，用了多少钱，欠了多少债。后来日本人能够插足于汉冶萍，垄断公司的事业，都是无预算所产生的恶果。

汉冶萍失败的第二个原因，是由于用人不当。主持事业的人，前如张，后如盛，虽然他们在别的方面有他们的长处，但决非办重工业的人才，上面我已说过。“汉冶萍事业，矿分煤铁，工兼冶铸，非独工程之事，赖有专家，即经理辅佐之人，亦须略具工商知识，公司中人，率皆闲散官绅，缘张之洞、盛宣怀而来，希图一己之分肥，与公司无利害之关系。”这些“职员技师，类无学识经验，暗中摸索。即实力经营，已不免多所贻误，况再加以有心蒙混，任意开销，其流弊故不可胜纪”。这两段话，都是民国初年调查过汉冶萍公司的人所下的断语，可见汉冶萍自开办以来，用人行政已染上官场的恶习，自然难免于腐化了。

汉冶萍失败的第三个原因，是由于管理不善，此点可分两层来说。一为人事的管理不善。股东对于公司并无监督的能力，所以在民国元年，“公司亏耗之数，已逾千万，问诸股东，殆无知者”。民国二十年，公司有几个股东，上呈文于政府，说是“汉冶萍十余年来，股东会从未召集”。这虽然是一句过分的话，但自从民国十三年以后，到二十年，数年之内没有开过股东会，却是实情。在这种情形之下，股东对于董事与经理无法实行监督，乃是自然的。总公司与董事会，都“设在上海，距各厂矿2000余里，消息不灵，鞭长莫及，况复事权各执，手续纷糅，凭三数坐办，一纸呈报，真伪是非，无从辨晰”。所以民国初年，萍矿总办林志熙吞没萍矿各款30余万两，总公司并不知道，直至政府派员调查公司情形，才代为发现，可见股东既没有监督董事与经理，而董事与经理也没有严密的监督公司的属员。二为账目的管理不善。公司在开股东大会时，有时也作账目的报告，其不可靠的程度，张轶欧于民国七年二月，于代表政府参加该公司的股东大会后，曾有报告，其中有一段说：“上年公司收入总计不过11，262，000余两，其支出则有11，179，000余两，出入相较，所赢无几。其所以称有盈余1，333，000余两，得发股息六厘者，谓盘存项下，各厂矿较上届均有加存之故，及观其所谓盘存，则除所存钢铁石煤焦，可以待时而沽然所值亦属有限外，余皆厂屋基地炉机舟车之类。此类财产，照外国厂矿通例，除地价外，均应逐年折旧，递减其值。而该公司则十余年前设备之旧物，尚照原值开列，其历年所添之物，尤必纤毫具载。故虽通国皆知其亏累不堪，股票市价，不及额面之半，而就其账略通收支存三项计之，往往有盈无绌，或所绌无几，此该公司上年营业之大略情形。”这一段话，把公司做账的腐败情形，真是和盘托出。但账略上表现有盈余然后分派股息，不管他盈余是如何算出来的，也还有辞可饰。最不可解的是公司明明亏本，也要分派股息。有好些年份，公司不能拿现金出来给息，便填些股票或息票交给股东。但民国五年，据王治昌向政府的报告，说是该年公司亏损27万余两，但开股东大会时，一致通过该届股息，无论如何，须发半数现款、半数息票。公司的债务，其所以逐渐加增的原因，没有盈余也要付息的办法，要负一部分的责任。

汉冶萍失败的第四个原因，是由于环境不良。无论什么事业，都要在安定的社会里，才可以生长。民国自成立以来，二十余年，内乱时时发生。辛亥革命之时，汉厂以逼近战线，炉毁厂停，损失至巨。赣宁之役，武汉转兵，将厂方运料轮驳，悉索一空，厂炉几至停辍。以后也叠受军事的影响。萍乡煤矿虽僻处赣省边境，但民国成立以来，常因战事而停工。矿中食米，常被征收作军粮；开矿工人，常被军队拨去当运输的工作。这种有形无形的损失，实在是不知凡几。而且在别的国里，像汉冶萍公司这种事业，政府认为与国防有关，是特别爱护的，但在中国，汉冶萍公司，除在前清宣统三年，曾向邮传部预支轨价银300万两，及民国元年，曾向工商部请得公债500万元外，没有得到政府的一点补助。就是在前清时代，预支的轨价，到民国三年，交通部向公司替陇海、吉长、张绥等铁路购轨时，便以此借口，拒不付现，而以旧欠作抵，以致公司向政府发出“矢绝道穷，不亡何待”的哀鸣。民国元年工商部部长呈大总统文，历叙政府与公司之关系，其结论为“官家之于公司，实无成绩之可言”，可谓与事实相符。至于地方政府，如民初鄂省所派的督办，除月领公司薪水700元外，并无丝毫的贡献。鄂省清理处，是专与汉冶萍公司算旧账的机关，据公司上政府的呈文，说是这个机关所扣去公司的财产，即轮驳一项，已逾200余万。二十二年，湖北省政府又以该公司积欠鄂省债捐为理由，将汉阳铁厂所存的钢轨，提出售与平汉、陇海两路局，据云共值百余万元。大冶铁矿所在地的县政府，在民国初年，屡向冶矿要求纳捐以充经费。起初以自治经费为理由，每年向冶矿要求捐款4000两。自冶停办之后，大冶县知事又以办警队为由，逼令冶矿照旧纳捐，认为是地方税的一种。像这一类的例子，证明过去各级的政府对于新兴的事业，保护少而剥削多，补助是少有的，但诛求却无餍。

以上所举的四种理由，前三种是属于公司本身的，后一种是属于公司身外的。在这种内外夹攻的情形之下，一个可以有为的事业，便逐渐衰落，终于消灭了。我们现在追溯汉冶萍的往事，不可不牢牢记着它所给我们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