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外情与逃离马尼拉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巴顿参加的唯一一次行动是在1932年夏季的酬恤金进军事件（Bonus March）中担任胡佛总统（President Hoover）的骑兵指挥官。游行者、无家可归的“一战”老兵和一小批左翼煽动者在首都搭设起临时棚户，要求国会提前支付在战争结束时已批准发放的补助金。7月28日，示威者在他们越来越庞大的营地汗流浃背地度过第6周时，陆军部长帕特里克·J.赫尔利（Patrick J. Hurley）命令趾高气扬的陆军参谋长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将军采取行动，以确保首都的安全。麦克阿瑟立即召集当地驻军去平息“暴乱”，巴顿的第三骑兵团从附近的迈尔堡（Fort Myer）率先赶到。骑兵们配有防毒面具和卡宾枪，他们挥舞着马刀迅速出击，以肃清阿纳卡斯蒂亚河（Anacostia）对岸一座违规的“胡佛村”。

麦克阿瑟的多兵种联合进攻轻而易举地驱散了手无寸铁的示威者。但巴顿的骑兵们却发现，在迈尔堡操练场上灵活自如的马匹，在华盛顿脏乱的人行道和楼梯间却难以驾驭。混乱的骑兵们招来了苦难的示威者的嘘声，示威者咒骂骑兵并向他们抛投杂物。虽然该团的任务是驱散抗议者，但巴顿并没有完成这项任务，他赢得的唯一战斗胜利似乎是对惹恼了麦克阿瑟的一名老兵动粗。

在解救胡佛政府的行动中，巴顿将自己视为共和国的轻骑兵，在当代重演了拿破仑镇压巴黎群众的著名行动。巴顿后来谴责攻击酬恤金进军队伍是“最令人厌恶的服役方式”，但他和麦克阿瑟一样，坚称示威队伍中充斥着心怀不满的流浪汉和布尔什维克煽动者。

20世纪30年代，巴顿步入中年。他绝望地看到自己的职业生涯已经停滞不前。不仅如此，他的身体也有了变化：马裤下的肚子开始突起，稀疏的金发逐渐变白，红润的皮肤开始在颧骨处下垂。他满口的粗话和贵族的派头造成了他与下属间的嫌隙，至少有一次，他与他的师长发生了公开冲突。和平时期，巴顿在一个个乏味的岗位上调整、调动。他陷入了沮丧之中，并做出了情绪化的反应，这所有的一切使他变得虚弱。巴顿只能在晚餐、化装舞会、马球比赛和社交舞会中暂时摆脱抑郁情绪。他觉得自己渐渐变得无关紧要，就像一只夏末的萤火虫：它那几乎令人难以察觉的躯体不时被零星的光线照到，但随后就被长时间地湮没在漆黑的夜晚之中。

1935年，50岁的巴顿开始显现中年危机的征兆。他以前在饮酒方面一直比较节制——在西点军校期间，他曾说：“作为未来的骑兵中尉，我不能饮酒无度。”但人到中年，巴顿开始在社交场合狂喝滥饮。他的酗酒是一种症状而非病因，这给他忠诚的妻子比阿特丽斯和他们的家庭带来了痛苦。而加速他的家庭悲剧的是他与琼·戈登（Jean Gordon）的外遇——这位21岁的姑娘是他女儿的朋友，也是他的姻亲侄女。毫无疑问，这种幽会几乎毁了他的婚姻，并给比阿特丽斯和他的孩子们带来了无法抹去的痛苦。

巴顿陷入沮丧的主要原因是他一直担心自己会壮志未酬身先死，而他的壮志是在一场大型会战中指挥千军万马。他的人生此时已过大半，但他渴望的大战却仍未发生，他开始恐慌起来。据巴顿回忆，他心目中的英雄埃蒙德·艾伦比（Edmund Allenby）爵士曾说：“经常会出现一些承担历史重任的人，例如拿破仑、亚历山大和耶稣基督，但只有幸运者才能到达顶峰。”巴顿说，艾伦比“认为任何时代都有为其国家和上帝尽忠的人，但有时候时代并不需要他们；你必须在正确的时间处于正确的位置——你得有点运气”。

巴顿生怕成为那些不幸者中的一员。

对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来说，“一战”后的漫长岁月不时被深深的痛苦占据。巴顿于1920年10月离开米德营后没过几个月，艾森豪威尔的长子艾基便因猩红热死去。为逃避悲伤，艾森豪威尔让自己沉浸在工作中，竭力避免看到展示了艾基笑容的照片。他躲入办公室，结果却使他与玛米的关系趋于紧张。忧郁、烦闷的思绪将他逼至精神崩溃的边缘，为克服这种情绪，他花费了许多时间。

艾基夭折造成的痛苦永远不会减弱，更不会平息，但一个离开米德营的机会让艾森豪威尔缓解了一些悲痛。当年早些时候与巴顿共进晚餐时，巴顿将艾森豪威尔引见给福克斯·康纳（Fox Conner）准将——这位巴顿的老朋友与潘兴将军关系十分密切。

康纳在艾森豪威尔之前20年毕业于西点军校，这位密西西比（Mississippi）人是美国陆军中最重要的思想家。与两位年轻军官在前廊进行的轻松会谈的过程中，康纳邀请巴顿和艾森豪威尔说一说他们的坦克理论。在当日剩下的时间里，两位热情的年轻军官陪同康纳将军参观了他们的营区。坦克旅的效率和指挥坦克旅的两名军官给将军留下了深刻印象。艾森豪威尔和康纳将军立即喜欢上了对方，并且像朋友那样挥手道别。

1921年初，艾森豪威尔接到康纳将军打来的电话，要他前往巴拿马运河地区（Panama Canal Zone）担任第二十步兵旅副旅长——这是个海外战地指挥职位，任上的军官率领的大多是波多黎各新兵。艾森豪威尔对获得这个真正指挥作战士兵的职务兴奋不已。从到达盖拉德营（Camp Gaillard）那天起，他开始了历时两年的训练期，这将改变他的一生。

艾森豪威尔所在的海军陆战队基地地处巴拿马地峡（Isthmus ofPanama）中部，因此，这里的主要敌人是蚊子和热带疾病，但他并未被这一点所烦扰。艾森豪威尔和康纳空闲时会一同骑马，也会坐在篝火旁，讨论战略和战术。康纳向艾森豪威尔介绍柏拉图、塔西陀、尼采，格兰特（Grant）和谢尔曼（Sherman）的回忆录，以及克劳塞维茨（Clausewitz）富有哲学思想的《战争论》（On War）。年轻时的巴顿曾如此评价《战争论》这部19世纪的晦涩著作：“要多难有多难，连层出不穷的注释都很抽象，整本书简直就像狗身上的虱子。”康纳是位出色的老师，他在他的这位门徒身上激发出一种智慧的火花，一种对军事专业持认真态度和强烈兴趣的火花。艾森豪威尔的转变快速而显著：他不再那么肤浅，不再那么狭隘，而且更加关注军事与社会经济、政治及工业诉求之间的关系。

艾森豪威尔新出现的激情使他摆脱了严重的抑郁症，并改变了他看待自己职业的方式。在康纳的指导下，艾森豪威尔开始学习大战略，而不仅仅局限于战术。他更加看重大局，而不仅仅是机动行动。他吸收了康纳的思想：战争并不只是各场战斗的总和。后来军方调他回国。离开巴拿马时，艾森豪威尔相信，美国迟早有一天会将其军队纳入一个更大的联合指挥框架中。

陆军的大批心理学专家本来应该预见到，艾森豪威尔会比大多数军中同僚更快地成长为一位具有立体思维的思想家。他在堪萨斯州阿比林一个育有6个男孩的中产阶级家庭长大。那是个传统的美国小镇，彼时的艾森豪威尔时常愉快地穿梭于喧闹而杂乱的人群之中。在街头，在后院，在青年时期的球场上，艾森豪威尔得以领会到同盟的价值，就像他与他哥哥阿瑟和埃德加这样的同盟。但他也培养起一种自食其力的精神，这使一个骨瘦如柴、头发蓬乱的小男孩得以抵抗他的大哥或附近的坏小子。艾森豪威尔在中西部的根和他对社交活动（如扑克牌、高尔夫球和晚宴等）的热情，使他能够胜任某些工作。这些工作要求个性与技术的融合，因为庞大的机器要发动起来，是需要一点人情味的。对于参与这些工作的军人来说，政治技巧几乎与军事技能一样重要。

在和平时期，康纳从远处帮助艾森豪威尔摸索着穿过了陆军的官僚主义和政治雷区。1925年，艾森豪威尔再次被升为少校，并被指挥与参谋学院录取。兴高采烈的巴顿将自己100来页的笔记寄给艾森豪威尔，其内容涵盖了相关课程的各个方面。艾森豪威尔以班级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巴顿通过他的军中关系获知好友的班级排名后，便写信给艾森豪威尔：“如果一位强者能成为第一名，这表明莱文沃思是所好学校。”巴顿还彬彬有礼地向这位年轻的少校保证，就算没有自己提供的大量笔记，他也能取得优异成绩——尽管巴顿可能在心里认为，他的笔记是艾森豪威尔成为班级第一名的制胜王牌。

如果真是这样，那他就错了。两人都掌握了担任陆军校级军官的技巧，但在巴顿频频用脑袋碰撞军事体制的墙壁时，艾森豪威尔已学会如何玩好这个游戏了。对西点军校的好斗者和西点军校的特立独行者来说，这是一种奇怪的角色转换，总有一天它会为艾森豪威尔派发红利，并从巴顿身上收取代价的。正如他们共同的朋友布拉德·查诺韦斯（Brad Chynoweth）所说的那样，巴顿贬斥陆军通过的战术方案是难以令人信服的教条，但在艾森豪威尔看来，“学校提供的学说就是他的信仰”。查诺韦斯补充道：“艾克始终全力坚持，从不偏离，因此成为班级第一名。”

20世纪20年代初，艾森豪威尔和巴顿相隔数百千米，但他们不时会通过信件保持联系。两人的私人信件透露出军事行动中的两种不同观点，他们的部分争执是关于领导力和后勤的。巴顿在1926年写信给艾森豪威尔：“我们谈了许多关于战术等方面的问题，但我们没能触及实质。也就是说，我们没有谈到驱使那些可怜的傻瓜投入血腥战争的是什么，以及他们应以何种队形进行战斗。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领导力，至于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我不知道。”巴顿建议，艾森豪威尔应该“停止对起草命令和调运补给物资的思索”。现在需要考虑的是“驱使步兵在敌军火力下前进的一些手段”，因为“下一场战争的胜利将取决于执行，而不是策划”。

在巴顿的世界中，情况可能的确如此。但当艾森豪威尔在陆军军官团内努力攀登时，作战策划、后勤补给以及战略使用的问题则变得更加重要，他还会因为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而受到更多嘲笑。

1926年12月，艾森豪威尔少校接到命令，去华盛顿的陆军部报到。巴顿当时在迈尔堡的时光大多是与同僚们一同度过的，偶尔还会有上流社会来宾。与巴顿不同，艾森豪威尔在冷酷无情的首都工作，并借此掌握了华盛顿政治体系的全貌。他的弟弟米尔顿（Milton），当时已经是农业部一颗冉冉上升的新星，也是柯立芝总统（President Coolidge）在白宫的座上常客。艾森豪威尔多次与米尔顿一边打着桥牌、喝着杜松子酒，一边彻夜长谈。艾森豪威尔从对话中充分认识到了美国在社会治理方面面对的挑战，而这是他的许多陆军同僚（例如巴顿）严重忽视了的。

身处华盛顿期间，艾森豪威尔对其重新与乔治·巴顿建立起的友谊深感高兴，后者此时已调至迈尔堡。艾森豪威尔频频出现在巴顿家中举办的午餐或晚宴上。他们每次驾驶巴顿的帆船沿切萨皮克湾（Chesapeake）航行的时候，艾森豪威尔都会和巴顿一起展开风帆。艾森豪威尔的次子约翰是这样回忆在他的幼年时期，威风凛凛的乔治·巴顿留给他的印象的：

我一直相当敬畏巴顿，因为他们家很有钱。另外，巴顿是一名中校，而我爸爸只是少校……巴顿是个极其幽默的人，喜欢开玩笑。他满口粗话，还因此出名。令我惊讶的是，他不仅在女士们身边大爆粗口，还鼓励他的3个孩子也这样做。当比我稍小些的小乔治脱口说出一句正确的粗话时，巴顿会高兴地狂吼起来。

在艾森豪威尔享受华盛顿的生活的同时，陆军部繁忙的工作开始影响到他的健康。他为工作从黎明忙到黄昏，长时间地阅读厚厚的建议书；他还不停地吸烟，伙食也很糟糕——这些都让他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胃肠道疾病和滑囊炎令他备受折磨，而这名年轻的总参谋员的社交活动几乎使其家庭本就紧张的财务状况崩溃。他穿便装去上班时，看上去就像个秃顶的中年银行家。他在陆军参谋长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手下工作时的压力非常大，但艾森豪威尔会依靠一帮老朋友缓解压力，包括巴顿、来自莱文沃思的人称“吉”（Gee）的同学伦纳德·T.杰罗（Leonard T. Gerow）、埃弗雷特·S.休斯（Everett S. Hughes）等人。为了振奋精神，艾森豪威尔加入了由平民和军人朋友组成的一个社交圈。一轮轮的高尔夫球运动和骑马活动，以及包含了宴会、桥牌、饮酒、交谈的一个个夜晚，成为这位性格外向者的补药。

随着时间的流逝，艾森豪威尔渐渐对自负的麦克阿瑟失去好感，并开始严重质疑这位上司在酬恤金进军事件中的判断。虽然麦克阿瑟认为这场抗议是左翼分子在共和国寻衅滋事，但正如艾森豪威尔担心的那样，首都的记者们认为情况并非如此。他们看到的是衣衫褴褛、营养不良的老兵们遭到马背上的“反动派”的殴打；他们看到的是棚户被烧毁，孩子们的眼睛被催泪瓦斯弄瞎；他们看到的是这些普通民众，这些曾经为国效力的优秀公民，遭到了一个冷酷无情、自私自利的政府的粗暴对待。

一些深具影响力的专栏作家，例如《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的德鲁·皮尔逊（Drew Pearson），对麦克阿瑟从“共产主义暴徒”手中挽救首都的夸耀作出了尖锐批评。艾森豪威尔从中学到了重要的一点：当新闻媒体在场时，你绝不能欺负弱者或下级——巴顿、艾森豪威尔和皮尔逊在遥远的未来都将再次领略这个教训的重要性。

1935年，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总统将麦克阿瑟派至菲律宾群岛（Philippine Islands）担任美国军事代表，艾森豪威尔则作为麦克阿瑟的参谋长度过了20世纪30年代后期。这是一份内容很模糊的工作，包括撰写演讲稿、参与外交事务、进行数据统计和整理文件等各个方面。几个月后，艾森豪威尔与麦克阿瑟的关系恶化。他不赞同麦克阿瑟的某些做法，但犯下了背后嚼舌根的严重过失。暴躁的麦克阿瑟将军立即对艾森豪威尔的行为还以颜色，这使艾森豪威尔在这座炎热、潮湿的岛屿上所产生的禁锢之感更加强烈。麦克阿瑟将军对他的最后一击发生在1938年。当时，麦克阿瑟趁艾森豪威尔正在美国度假，突然把他从参谋长降为高级策划人员，用更圆滑的马屁精取代了这个固执己见的堪萨斯人。

年近50岁的艾森豪威尔越来越想逃离马尼拉（Manila）的这位将星熠熠的自大狂。无奈之下，艾森豪威尔求助于西点军校的老同学马克·韦恩·克拉克（Mark Wayne Clark）上校。克拉克的朋友们都称他为“韦恩”，他比艾森豪威尔更幸运些：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出国参战，在法国担任副营长。战争结束后，这位瘦高个上校作为一名训练士兵的军官而出名。到了1938年，克拉克已是美国陆军中一颗冉冉上升的新星。他身材高大、聪明睿智、极具野心，而他到底是自信还是自负、能干还是傲慢，取决于回答这些问题的人是谁。

1938年，在华盛顿路易斯堡（Fort Lewis）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艾森豪威尔和克拉克重新燃起昔日的友谊。绝望的艾森豪威尔向克拉克倾吐苦水，克拉克则答应尽力帮他在国内指挥机构找到合适的职务。克拉克后来回忆说，艾森豪威尔离开时，看上去就像个“被承诺圣诞节会得到一辆电动火车的孩子”。

克拉克实现了诺言。1939年5月，艾森豪威尔接到陆军部发来的电报。电报命令他去路易斯堡报到，担任步兵营营长。他于1939年秋季赴任新的岗位，如释重负，而同时发生的两件事将彻底改变他的一生——一件是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George Catlett Marshall）将军出任陆军参谋长，另一件是希特勒入侵波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