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中人，眼瞅着更大的机会，却总有一股冥冥中的力量压在身上，怎么甩也甩不掉。有些人脱掉这层壳，挤进了新的世界；有些人，终生困囿于自己的命运；还有一些人，用尽了全身力气，磕磕绊绊地想要逃离，却终究不能全身而退。
张爱玲是第一种人，她挤进了自己愿意进入的世界。张爱玲的父亲是第二种人，他的一生都在消耗，从未想过离开。张爱玲的母亲是第三种人，她勇敢地逃离，却戴着巨大的枷锁。
我们的故事，从张爱玲的母亲黄素琼开始。
一
黄素琼出生于1896年，在成长过程中，她一方面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渴望自由、独立；另一方面，又被传统文化压制，从小被要求缠足，受过教育，却终究不能上大学。十九岁时，受家里的安排，嫁入张家。
那场婚姻在外人看来足够令人称羡，“一个是张御史的少爷，一个是黄军门的小姐，金童玉女，门当户对”。不知道十九岁的黄素琼当时是怎样的心情？这个不甘被命运宰治的年轻人，终于像所有她这样的女孩一样，嫁作人妇。
结婚五年后，黄素琼生下了张爱玲。那是1920年的秋天。一年后，张子静出生。再一年，他们全家从上海搬往天津。
搬往天津，是张廷重（张爱玲父亲）和黄素琼共同的愿望。在上海，张廷重和二哥住在一起。父母去世得早，兄长如父，二哥管家，有一双眼睛盯着自己，总是活得不自在。这回正好托堂兄的关系，在津浦铁路局谋了一个英文秘书的职位，便顺理成章地分家，迁往天津。少爷终于成了老爷。
对张爱玲来说，天津的那段日子模糊而快乐。她回想当时的生活，院子里有秋千，有大白鹅，有用人环绕，重要的是，有母亲。每天早晨，她跟着母亲不知所云地背唐诗；下午则靠在床上识字，认了两个字之后可以吃两块绿豆糕。
然而，令黄素琼没有想到的是，到了天津，本来以为美满幸福的小家庭很快遭遇危机。无人管束的张廷重结交了一群酒肉朋友，开始花天酒地，嫖妓、养姨太太、赌钱、吸大烟。所有有钱少爷可以做的，他都做了。
黄素琼不愿意做旧式妇女，对于养姨太太这件事情忍无可忍，多次与丈夫争执，却无能为力，终于离家出走——名义上好听一点，说是出国留学。这时候黄素琼已经二十八岁，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即使放到现在，这样的身份也会受到很多限制，但她并没有为了孩子放弃自己的人生。此时，家族里的长辈已经不在人世，她手里又握着一笔数目不小的遗产，是时候按照自己的心愿去生活了。
张爱玲后来在《童言无忌》里这么写她的母亲：“她是个美丽敏感的女人，而且我很少机会和她接触，我四岁的时候她就出洋去了，几次回来了又走了。在孩子的眼里她是辽远而神秘的。”
张子静晚年回忆，“如果母亲没有在那一年出国，姐姐和我的童年应该是富足而幸福的”。
然而，母亲走了。
二
虽然母亲走了，但在八岁之前，张爱玲的生活大抵是快活的。她还太小，心理上的敏感还未发作，家里的气氛也还算好，虽然姨太太很快搬了进来，但这位妓女出身的老江湖并没有打压张爱玲，反而每天晚上带她去起士林看跳舞，还替她做了一套短袄长裙相配的丝绒衣服。
不过这姨太太的性格颇为跋扈。她教自己的一个侄儿读书，都能把人家眼睛打得睁不开。不仅如此，她还用痰盂砸破了张廷重的头。因为这，家族里有人出面说话，逼着她走，才走了。
除了家里出事，张廷重的工作也出了事。这位纨绔少爷得的本来就是闲差，经常不去上班，又吃喝嫖赌，还和姨太太打架，闹出一场丑闻，名声很不好。待到堂兄张志潭被免去交通部长职位后，张廷重的小小官职也就不保了。
丢了工作的张廷重，决定痛改前非，给黄素琼写了一封信，答应戒掉鸦片，赶走姨太太，并且再不纳妾，央求她回国。
1928年，八岁的张爱玲重新回到上海。父亲、弟弟和她一家三口住在武定路一条弄堂的石库门房子里，等母亲和姑姑回来。张爱玲在《私语》里写：“到上海，坐在马车上，我是非常侉气而快乐的，粉红地子的洋纱衫袴上飞着蓝蝴蝶。我们住着很小的石库门房子，红油板壁。对于我，那也是有一种紧紧的朱红的快乐。”
然而，好景不长。母亲还没回来，父亲就因吗啡注射过量，差点死掉。“他独自坐在阳台上，头上搭一块湿手巾，两目直视，檐前挂下了牛筋绳索那样的粗而白的雨。”
哗哗下着雨，张爱玲听不清楚他嘴里喃喃说些什么，只感到很害怕。
就在父亲命将不保之际，张爱玲的母亲从海外归来。她很快主持了家务，将张廷重送到医院治疗。这个家庭开始朝着好的一面发展，全家搬到一所花园洋房，有狗，有花，有童话书，并且出现了许多蕴藉华美的亲戚朋友。
张爱玲对这段生活的记忆充满了温情。她记得母亲和一个胖伯母并坐在钢琴凳上模仿一出电影里的恋爱表演，她被逗得大笑起来，在狼皮褥子上滚来滚去；她记得母亲爱看《小说月报》上老舍的小说《二马》，杂志每月寄到了，母亲坐在抽水马桶上看，一面笑，一面读出来，张爱玲则靠在门框上笑。
她说，这时“家里的一切我都认为是美的顶巅”。
但这已经是“幸福家庭”的尾声了。父亲彻底治愈之后，为了防止太太再度出走，想要釜底抽薪，耗尽她的私房钱，因此拒绝支付家庭开支。他们剧烈地争吵，用人吓得把爱玲和弟弟拉出房间。
那种父母争吵的声音，不可避免地传进爱玲和弟弟的耳朵。这对于任何一个八九岁的孩子，都是非常可怕的。
张爱玲在《私语》里写：“我和弟弟在阳台上静静骑着三轮小脚踏车，两人都不作声，晚春的阳台上，挂着绿竹帘子，满地密条的阳光。”
张子静晚年回忆：“姐姐从来没有对我说过她的感受，但我相信，她那时一定也是害怕的。”
三
终于，父母协议离婚。虽然“心里自然也惆怅”，但张爱玲大抵是赞成的。她一向早熟，已经知道那样的生活是不可挽回的了。
这是1930年，除了父母离婚，张爱玲也在这一年入校上学。此时，张爱玲已经十岁，按理早就应该进学校，但是张廷重一向反感新式教育，只在家里请了先生，教张爱玲和弟弟四书五经，《西游记》和《三国演义》，后来也加了英语和数学，但这毕竟不是系统教育。
黄素琼因为自己的经历，不想孩子和她一样没有立足于世的能力，只能靠遗产过活。她坚持要送孩子去新式学校读书，为此和张廷重吵过很多回。最后，像拐卖人口一样，硬是把张爱玲送去上了小学，插班读六年级。
一年后，张爱玲小学毕业，进入上海圣玛利亚女校。这是个六年制的女子中学，由美国圣公会所办，在上海大有名气，属于贵族学校。
再一年，黄素琼就又出国了。这时，张爱玲和母亲的关系已经变得有些生分。她一直非常需要母亲，但黄素琼似乎并没有准备好做一个母亲。她是关心张爱玲的，她的几次回国，都是因为张爱玲的教育问题，她希望女儿有个更好的前途。但是，她并不懂得表达爱。如果她们能够朝夕相处，或许会有改善，但张爱玲与母亲一起生活的日子，满打满算，不过两三年。
读《小团圆》，你会发现除了和胡兰成的那一场恋爱，张爱玲耿耿于怀的，一直是和母亲的关系。早在天津时，五六岁的张爱玲就盼望着母亲从国外寄来新衣服，那个时候，她对母亲的印象是模糊的，是一种美好的想象。八岁时，母亲回来了。那一天，她吵着要穿上自己认为最俏皮的小红袄，可是黄素琼看见她第一句话就是，“怎么给她穿这样小的衣服？”她满心欢喜的准备，就被这句话浇灭了。
黄素琼一直按欧式淑女的模子打造张爱玲，给她讲吃饭的营养学，请钢琴老师，但张爱玲对这一切并不是很喜欢，她也没有办法在这些事情上获得肯定。
她一直期待母亲能够更亲昵地待她，但是一直等不到。十二岁那年，黄素琼第二次离开中国，当时张爱玲在学校读书，黄去看她。张爱玲写到这一段，情绪很复杂：
不久我母亲动身到法国去，我在学校里住读，她来看我，我没有任何惜别的表示，她也像是很高兴，事情可以这样光滑无痕迹地度过，一点麻烦也没有，可是我知道她在那里想：“下一代的人，心真狠呀！”一直等她出了校门，我在校园里隔着高大的松杉远远望着那关闭了的红铁门，还是漠然，但渐渐觉到这种情形下眼泪的需要，于是眼泪来了，在寒风中大声抽噎着，哭给自己看。
第一次读，我相信张爱玲说自己漠然。后来才发现，漠然其实并不漠然。张爱玲没有惜别的表示，其实是一种极隐忍的挽留，她希望母亲能够更多地表达不舍，但是“她也像是很高兴”。张爱玲在这里是不甘的，所以漠然，但其实是委屈，深刻的委屈，在寒风中大声抽噎，也只有自己看得到，母亲是已经走了的。
《小团圆》里，她还写过一次过马路，也是触目惊心：
九莉坐久了都快睡着了，那年才九岁。去了几个部门之后出来，站在街边等着过马路。蕊秋正说“跟着我走；要当心，两头都看了没车子——”忽然来了个空隙，正要走，又踌躇了一下，仿佛觉得有牵着她手的必要，一咬牙，方才抓住她的手，抓得太紧了点，九莉没想到她手指这么瘦，像一把细竹管横七竖八夹在自己手上，心里也很乱。在车缝里匆匆穿过南京路，一到人行道上蕊秋立刻放了手。九莉感到她刚才一刹那的内心的挣扎，很震动。这是她这次回来唯一的一次形体上的接触。显然她也有点恶心。
母亲拉孩子的手过马路，竟然是如此陌生、尴尬，甚至有点“恶心”。这显然不是正常的母女关系。
四
1932年至1934年，是张爱玲仅剩的惬意时光。虽然母亲走了，但日子还算平静。平日住校，周末由家里派司机接回家。
母亲走了之后，父亲搬了新家，和舅舅离得很近。张爱玲也常常和表姐妹、表兄弟一起玩。寒假的时候，他们一起做圣诞贺卡，张爱玲每次做好了就拿给姑姑，托姑姑寄给母亲。
十二岁的少女，心里还是想要一份母爱的。
母亲走后，钢琴课也学不成了。张爱玲曾在散文里写过，她因为学钢琴向父亲要学费，“我立在烟铺跟前，许久，许久，得不到回答”。
但那时她还是喜欢父亲的——“我知道他是寂寞的，在寂寞的时候他喜欢我”。
张廷重也很喜欢张爱玲的文学才华，经常和她谈论《红楼梦》。在中学时期，张爱玲在课余时间写过一部章回体的《摩登红楼梦》，有上下两册，父亲看了之后还替张爱玲拟了回目。可以说，张廷重正是她的文学启蒙老师。
1934年，张爱玲初中毕业，升入高一。她这时已经很有自我意识，设想中学毕业后到英国读书，她还想学卡通电影，要把中国画的风格介绍到美国去。她说：“我要比林语堂还出风头，我要穿最别致的衣服，周游世界，在上海自己有房子，过一种干脆利落的生活。”
后来，除了周游世界，她确实穿过最别致的衣服，过上了干脆利落的生活。这个十四岁的女孩，在这时已经很清楚自己是谁，要什么了。
1934年还有一件大事——父亲再婚。这件事情对张爱玲的打击是很大的。“我姑姑初次告诉我这消息，是在夏夜的小阳台上。我哭了，因为看过太多的关于后母的小说，万万没想到会应在我身上。我只有一个迫切的感觉：无论如何不能让这件事发生。如果那女人就在眼前，伏在铁栏杆上，我必定把她从阳台上推下去，一了百了。”
大人的世界，孩子没有任何办法。当年夏天，双方订婚，年底在华安大楼举行婚礼。张爱玲和弟弟都参加了，对生性敏感的张爱玲来说，那一定是异常难熬的一天。
后母进门的最初两年，日子还算平静，双方都尽量礼貌。然而，日子究竟是不一样了。让张爱玲耿耿于怀的，是后母把从娘家带来的两箱旧衣服送给她穿。兴许孙用蕃（张爱玲后母）是好意，但在张爱玲看来，则是屈辱。她的整个青春期，一直在穿这些旧衣服，有些领口都磨破了，有些则是款式老旧的旗袍，作为一个在贵族学校上学的女生，张爱玲过得确实窘迫。成年之后的张爱玲穿衣服肆意夸张，可能正是对这一时期的反叛。
不过幸好张爱玲平日住校，不必天天和后母见面。在学校里，张爱玲有两重名声。第一重是她的健忘，她总是忘记交作业，每当老师问起缘由，她便两手一摊道：“我忘了。”“我忘了”三个字在她口中出现的频率太高，以至于这三个字几乎成了她的诨号。除了健忘，她还懒散、古怪。教会学校，规矩比较严，每个卧室都有鞋柜，不穿的鞋子必须放回柜子里，不得随意摆放。若不按规矩来，则要将那人的鞋子放到走廊示众。最常被示众的，就是张爱玲的一双旧皮鞋，不过她对这事好像并不怎么在乎。
让她出名的，还有她优异的学习成绩。她虽然常常不交作业，但考试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并且作文写得非常好，在校刊上经常发表文章，国文老师也特别器重她。
中学时代是张爱玲文学的萌芽期。她在《天才梦》里也写过，她七岁就写过第一篇小说，九岁就向《新闻报》副刊投稿。从中学时代开始，她已经渐渐找准了未来的方向。
五
1937年夏天，张爱玲即将毕业，黄素琼从法国返沪，同行的还有一位美国男友——四十出头，相貌堂堂。
前面已经说过，黄素琼对女儿的教育问题一直很上心，这回女儿高中毕业，当然要回来看看。
张爱玲打定主意是要去英国读书的，母亲这次回来，也是为了这件事。她先是托人约张廷重谈，父亲避而不见。事情没有进展，只得张爱玲自己出面，但事情最终是没有办成。
“我把事情弄得更糟，用演说的方式向他提出留学的要求，而且吃吃艾艾，是非常坏的演说。”父亲无动于衷，后母还当众骂了出来：“你母亲离了婚还要干涉你们家的事。既然放不下这里，为什么不回来？可惜迟了一步，回来只好做姨太太！”
这事就这么拖着。还没理出头绪，战争爆发了。淞沪会战一打，上海也被轰炸，很多市民死伤。这时正值毕业考试，张爱玲想和母亲多待几日，便以炮声太吵睡不着觉为由，向父亲打了招呼，要去姑姑那住两天。
这一住，就是一个礼拜。等到考试结束，她回来时，后母突然发难：“怎么你走了也不在我跟前说一声？”
张爱玲回：“我向父亲说过了。”
后母勃然大怒：“噢，对父亲说了，你眼睛里哪儿还有我呢！”
没等张爱玲反应过来，后母竟一个大嘴巴打在她脸上。张爱玲刚要还手，被保姆拉住。此时，后母恶人先告状，一边奔上楼一边高喊：“她打我！她打我！”不一会儿，父亲冲下来，揪住张爱玲就是一顿打，边打还边吼：“你还打人！你打人我就打你！今天非打死你不可！”
张爱玲就这么被父亲打着，后来她在文章里写：“我觉得我的头偏到这一边，又偏到了那一边，无数次，耳朵也震聋了。我坐在地下，躺在地下了，他还揪住我的头发一阵踢。终于被人拉开。我心里一直很清楚，记得我母亲的话：‘万一他打你，不要还手，不然，说出去总是你的错。’所以也没有想抵抗。”
把张爱玲拉开的是从小把她带大的保姆何干。不知过了多久，父亲上楼去了。张爱玲站起来，到浴室里看见自己满身的伤，心里的屈辱无处发泄，便狠了心，准备到巡捕房报案。然而父亲早就叮嘱门警，不放她出去。她挣扎了一阵，没有效果，反倒被张廷重知道了，更加生气，把一只花瓶直接摔向张爱玲，幸好歪了一点，没有砸到。
她被关了起来。整整半年，在这个她出生的地方，她成了囚犯。她后来在文章里写：“我希望有个炸弹掉在我们家，就同他们死在一起我也愿意。”
有段时间，她病得很严重，差一点就死了。幸而有何干照顾，究竟从死神边上拽了回来。身体好转之后，她就开始计划出逃，想了很多种办法，终于在冬天的一个晚上，沿着墙根摸到铁门，拔出门闩，跑了出去。获得自由的激动无以言语：“我在街沿急急走着，每一脚踏在地上都是一个响亮的吻。”
从此之后，她永远离开了父亲的家。
六
逃离了父亲的家，母亲的家，竟然也不好住。前面已经说过，母亲这次回来是带了男友的。作为女儿的她，反而成了一个多余的人。
不过，黄素琼还是给张爱玲请了一位犹太裔英国人补习数学，让她参加伦敦大学远东区的考试。
补习是要花钱的。而钱，总是很容易生出问题。从前问父亲要钱，张爱玲已经体会过那种难堪。如今隔三岔五问母亲要钱，也成了负担。
问母亲要钱，起初是亲切有味的事，因为我一直是用一种罗曼蒂克的爱来爱着我的母亲的……可是后来，在她的窘境中三天两天伸手问她拿钱，为她的脾气磨难着，为自己的忘恩负义磨难着，那些琐屑的难堪，一点点地毁了我的爱。
她和母亲越来越生分，张爱玲没有达到母亲最开始设想的淑女要求，虽然成绩很好，但生活能力几乎为零。她模模糊糊地开始知道，从此以后，前面的路只有自己一个人走了。
当时，张爱玲的弟弟也很不好过。姐姐走了之后，他也抱了双球鞋来投奔母亲，但是母亲回绝了，光是供姐姐就很吃力，没法收留他。说完，弟弟哭了，爱玲在旁边也哭了。
张子静在晚年回忆说：“回到父亲家，我又哭了好多次——从此我和姐姐再也不能一起生活了。”
确实，从此之后，姐弟俩的人生将大大地改变。张爱玲考得远东区第一名，但战争爆发，没法去伦敦上学，好在伦敦大学的入学成绩对香港大学同样有效。于是，1939年，十九岁的张爱玲赴港读书。
七
香港给了张爱玲另外一个天地。虽然在香港读书的三年里，张爱玲除了用功读书外，几乎没做什么别的事情，但这两年毕竟是完全不一样的人生经历，是张爱玲最后的青春时刻。
港大的生活，张爱玲在《小团圆》里有细致的描写。这里的学生，大多是有钱华侨的子女，家境都很优越，张爱玲在这里可以说是地道的穷学生。因为没有钱置办衣裙，她不参加舞会；因为没钱负担船费，她拒绝了去一位有钱的同学家玩。
暑假的时候，因为经济问题，她也不能回家，只得到修道院蹭住。她只有努力读书，争取奖学金。因为学业，她甚至放弃了写作，在港大的三年，她没有用中文写过任何东西，那篇寄给《西风》杂志的《天才梦》还是离开上海之前投的稿。
这段时期，她和母亲的关系也有了新的裂痕。《小团圆》里有写：暑假时，母亲路过香港。她满心欢喜，经常去酒店看她，还把自己的奖学金八百元喜滋滋拿去送给母亲，但母亲却怀疑她的钱来路不正。让张爱玲更痛苦的是，这笔钱后来被母亲打牌输掉了。很久之后张爱玲对姑姑说起这件事，直言“自从那回，我不知道怎么，简直不管了”。
姑姑提醒：“她倒是为你花了不少钱。”
张爱玲当然不是特意看重那八百块钱，而是母亲的态度。她回道：“母亲的钱，无论如何一定是要还的。”后来，她果然还了黄素琼。这可能是她心底蓄谋已久的报复，那么多的爱付之流水，她要故意狠起心来，和她做个了断。在书里看到还钱这段，真是让人心疼，这和她小时候故意不对母亲表示惜别一样，是委屈到极点的反叛。她想要的，一直是母亲的关心和爱。
可以说，张爱玲的前半生，一方面是从一个古怪少女变成天才作家；另一方面，她的心也经由一个个人、一件件事，一点点地冷下去了。
八
太平洋战争爆发，大学停课，本地的学生都回家，家在异乡的学生被迫离开宿舍，无家可归。医科学生被派到郊外的急救站去，文科生也要参加防空服务。为了解决吃住问题，张爱玲只得跟着同学们到防空部去报到。刚报了名，一颗炸弹就落在身边。张爱玲用防空员的帽子护住脸，眼前黑了好一会儿，才知道自己没有死。
“我差点死了”，她想到这点，想要告诉别人此时此刻她的感受，但突然发现，她没有人可以倾诉。在生死之际，张爱玲深刻地感觉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只有自己了。
战争来得快，去得也快。可惜等到战争告一段落，大学仍然上不成，所有文件都烧了，学生的记录、成绩都烧了，一切付诸东流，再好的成绩也不算数了。
她后来在《烬余录》里写道：“到底仗打完了。乍一停，很有一点弄不惯，和平反而使人心乱，像喝醉酒似的。”
战争是她青春最后的底色。她看见大破坏就在眼前，也看见人的渺小和无力，以及里面的荒诞。与此同时，她正在走向成年，一点点地脱离了原生家庭，以前的那条路不能走了。英国、美国暂时都去不了了。
这时候的张爱玲是迷茫的。她自己大概也没有想到，仅仅两三年后，她就成了上海最当红的作家，她曾经想要的一切，很快就全部都来了。
那几年，她爆发式地写作，热烈地生活，是人生中的高光时刻。之后，便是漫长的枯冷时光。坐在回上海的船上，年轻的张爱玲当然不会想到这么多。但一个属于她的时代，马上就要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