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化悲痛为力量

陈美兰[1]

1949年6月3日，这是我一生中最为黑暗、悲痛的日子，这一天，我年仅28岁的丈夫曹炎不幸遇害，惨死在国民党白崇禧军队和祁阳地主武装的枪口之下。噩耗传来，我痛不欲生，当时，我与曹炎已有三个小孩，最大的只有8岁，最小的只半岁。望着三个小孩，一种无比的悲伤和孤独感向我袭来，我将如何度过今后漫长而艰难的人生？痛苦中，我想起了曹炎生前的刚强坚毅，以及要我好好抚养小孩的嘱托，从而，我毅然拉扯着三个小孩挑战命运。

逃避追捕，保护烈属后代

1949年4月下旬，曹炎带着20多个学生急行军到祁阳与新田、零陵和宁远交界处的四明山，加入华南人民解放军祁邵衡边区纵队，毅然举起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旗帜。曹炎离开我们时，为保密起见，没有把他的行踪告诉我，只对我说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并嘱我带好小孩。他去的第二天，即有人向我报信，曹炎已参加游击队，国民党军队马上就要来抓我们。于是，我顾不上拿任何东西，带着三个小孩踏上逃亡的路程。当时，国民党军队四处布网设岗悬赏，企图将我们抓获，因而，我们便白天隐蔽，晚上行动。记得有一次，我们躲在曹炎生前的一个好友家中，我们尽量不露面，可还是被人认了出来，我见情况不对，马上带着孩子们转移。我们刚走，当地的地主武装就来了，我们真是走得及时。还有一天，我们必须横跨铁道进入洪桥火车站，可道口站满了国民党的军警，我们在白天已无法通过，便利用晚上国民党军警疏于防备时，悄悄地溜了过去。我带着三个小孩在衡阳、零陵一带逃亡近一个月后秘密地回到了家乡。当时，家乡的地主武装也在抓我们，但他们没有想到我们有胆量回来且就在他们的眼皮底下。我们隐藏在家乡一座大山中的茅屋里，所需食品由家里人秘密送来。这种生活，我们一直过到1949年衡宝战役结束。这段逃亡生活对我们来说是极为惊险和艰苦的，但使人最感宽慰的是，我保护好了曹炎的三个后代，我没有叫曹炎失望。

当妇女队长，里外操持挑重担

新中国成立后，当地政府一直把我家作烈属看待，我们全家在政治上彻底翻了身。合作化运动时，我被选为妇女队长、大队妇女主任，挑起了家庭与生产队两副重担。当时，我上有年老的公婆，下有三个未成年的小孩，全家就靠着我这个女劳动力，家中大小事情都必须我亲自动手。作为生产队长，我又要细细安排全队的生产及自己一天的劳动任务，走在其他社员的前面，给他们带个好样。所以，劳累一天下来，已无缚鸡之力。那时是多劳多得，我家仅我一个劳动力，得的工分很少，因而一年的收入无法满足全家的开销，于是便向邻居借贷，有时政府也适当给予补助，这样才能凑合着生活。但不管生活多么清苦，我都从来没有抱怨过、退缩过，因为有党和政府的关怀，有曹炎在我心中，我总是感觉到曹炎就在自己的身边，给我力量。

曹炎为国献身躯，我为曹炎守节操

曹炎博学多才，乐善好施，一身正气，特别是他那为中国革命赴汤蹈火的献身精神，在他生前死后都给我巨大的感召，也正是这种感召，我得以克服了人生旅途上一个又一个困难。曹炎遇难后，我带着三个小孩孤苦地生活着，确有挑不起这副家庭重担的感觉，所以，周围的好心人都替我担心，劝我趁年轻改嫁，找个男人来共同支撑这个家。我很感谢乡亲们的关心，可改嫁一事，我无论如何都接受不了，因为我的心中，没有第二个男人可以替代曹炎。我暗想，自己生是曹炎的人，死是曹炎的鬼，找不到曹炎这样的人，我终生不再嫁，所以前来我家说亲的人都被我婉言谢绝了。我这样做，很多人都想不通，或讲我迂腐，或讲我不值得。但他们哪里知道我与曹炎之间的深厚感情呢？就这样，我日夜默念着曹炎，独自一个人担起家庭重担，以抚养曹炎的三个儿女及曹炎弟弟曹淼的一个儿子为重任，开始了自己漫长的人生。自1949年曹炎遭害至今，已有50年了，回首往事，虽有酸楚，但是没有后悔，我为中国革命献身的曹炎坚守节操是值得的。

荣誉面前不骄傲，冤屈面前不牢骚

“文化大革命”前，“曹炎烈士”的牌子一直挂在我们家里，党和政府从政治上、生活上都给予我们很大的关照，使曹炎烈士的三个后代得以健康成长，县、区、乡每年都邀请我们参加军烈属代表会及县人大代表会，多方慰问我们，并经常听取我们的意见，及时解决我们遇到的困难。为此，孩子们为自己有个烈士父亲而感到荣耀。但我经常教导孩子们绝不能因为自己的父亲是烈士而向党和政府要这要那，更不能在他人面前傲慢无礼，要时刻意识到自己是烈士的后代，任何时候都不能给烈士丢脸，并教育他们要好好向自己的父亲学习，学习父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关心国家、关心集体、关心群众、敢为人民的事业献身的精神。由于我始终坚持用曹炎烈士的高尚品德来教育孩子，因而他们都形成了优良的品格，我们做到了荣誉面前不骄傲。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有人写了一份没有时间、没有姓名的奇怪材料给有关部门，说曹炎从上海回湖南时，身边跟了两个军统特务，因而曹炎一定是特务头子。这样烈士的匾额从我们家取走了，我们成了反革命分子的家属，处境突然间发生了可怕的变化，有人提议要批斗我，要我交代曹炎以前的“反革命”事实。我的三个孩子更因父亲的问题深受影响，大儿子的工作转不了正，提不了干；女儿在学校入不了团，二儿子当不了兵，我们全家陷入沉重的压力之中。但我知道，曹炎绝不是军统特务，而是一个真正的革命烈士，把曹炎说成是反革命分子，绝对是历史的误会，有朝一日，这个误会一定会得到澄清的。我抱着这个信念顶住压力，在曹炎的问题上，绝不说违背良心、违背事实的话，并教育三个孩子不要因父亲被说成是军统特务头子而埋怨党和政府，相反，要更加相信党和政府，要坚信历史是公正的。因而，我们全家没有说过党和政府一句坏话，没做过一件对不起党和政府的事情。我们做到了在不公正待遇面前不悲观、不牢骚，给曹炎烈士争了光。

感谢党和政府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了，我们全家倍感轻松。当时，曹炎烈士的匾额虽然没有马上归还，但我们不再受歧视。1984年，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事实终于得以澄清了，曹炎烈士的名誉恢复了，曹炎烈士的匾额又重新在我们家挂了起来。1988年，江泽民同志为曹炎烈士墓碑亲笔题词。1992年，江总书记又亲笔为曹炎中学题字，并写信安慰我们全家，这使我们全家感到无上光荣。我们全家以党和政府的关怀为动力，积极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之中，为社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我的大儿子曹求真是个教师，他学习刻苦，教学认真负责，在家乡成了一个有名的数学教师，现在，他被评为中学高级教师，并当上了县政协委员。女儿曹青梅继承父亲的遗志，对党忠诚，在快退休时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经党组织严格考察，1987年，她终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二儿子曹求明扎根农村，学得一手木匠手艺，他乐善好施，极得乡亲们的赞扬。曹炎烈士的孙子、外孙也继承祖父（外祖父）刻苦学习的好传统，他（她）们中已有一个考上研究生，有三个大学本科毕业，有两人大专毕业。他们不但学习成绩优异，而且政治立场坚定，从不随波逐流。

曹炎烈士从遇难至今，已有半个世纪，在这半个世纪里，我化悲痛为力量，怀着对曹炎烈士的深厚感情，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战胜困难，完成了烈士的重托：将曹炎烈士的三个后代抚育成人，并使他们在党的教育下，成为社会的有用人才。如果曹炎烈士地下有知，他也可以安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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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陈美兰，曹炎烈士遗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