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孝庄下嫁之谜》：太后下嫁

“天厌明祚”是句史书上常用的话，如果把天意看成民心的总和，那么用这句话来解释明朝的灭亡是再合适不过了。

明朝之亡，亡于政治的极端腐败和残酷剥削压榨造成的民心大变，大饥荒只不过是导火线。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如燎原烈火，很快就汇集成冲天怒焰，汇集成李自成的数十万农民大军，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三月攻进北京，推翻了这个二百七十六年的王朝。末代皇帝朱由检自缢在煤山老槐树下。

消息传到盛京，清王朝统治层中对是否入关还颇有分歧。因为此时明军已弃宁远，山海关外尽为清国所有，以长城为界，与乱糟糟的中原南北分治，已经是一份很不错的大家业了。

四月初四日，大学士范文程上书摄政王，极力敦促入关，指出现在进取中原正是摄政诸王建功立业的大好时机，成基业以垂万世在此时，失机会而遗悔将来也在此时。他建议在战略上作出两项重大改变：一是明确主要敌人已不是明王朝，而是李自成农民军；二是把过去入关对明王朝的掠夺性战争，转变为争夺全国最高统治权的战争，为此，必须严申纪律，秋毫不犯，一改过去八旗将士烧杀掳掠的恶习，变为“吊民伐罪”的仁义之师。

范文程的分析和建议，高瞻远瞩，积极进取，对多尔衮、济尔哈朗及诸王，对后宫的两太后，尤其是对年轻的布木布泰，都是极大的鼓舞！

还在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正月里，皇太极在世时名位在多尔衮之前的另一位摄政王济尔哈朗，已谕令各衙门凡事先启知睿亲王，自动退居到次位，所以此时的多尔衮已成为大清的实际执政者。多尔衮听取了范文程的建议，果断地下达了紧急动员令，征调兵马迅速集结，在清朝勃兴史上关乎国家命运的一次进军即将开始，多尔衮作出了大举入关的英明决策。

顺治元年四月初七日，举行庄严仪式，向太祖太宗神灵祭告出师。

四月初八日，与多尔衮的决策相配合，皇太后布木布泰奉同中宫皇太后哲哲，使六岁的皇帝福临驾临大政殿，大会诸王诸将，向摄政和硕睿亲王多尔衮颁赐“奉命大将军”敕印，以自己年幼，授权多尔衮“代统大军，往定中原，战守方略，一切赏罚，俱便宜行事”，并赐给御用旗黄伞等物，以重事权。——多尔衮得到了类同于皇帝亲征的所有权限和军事力量。可见后宫之主对多尔衮的信赖和倚重，也可见后宫决策人的英明。

四月初九日，雄壮的号炮声震动了盛京城，摄政王多尔衮亲统满蒙八旗的三分之二及全部汉军，约十四万人马，出发了！副帅为多罗豫郡王多铎、多罗武英郡王阿济格，还有八旗的精兵强将以及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三汉王及范文程、洪承畴等重要谋臣，这几乎是大清国的所有精英，真是出倾国之兵，志在必胜的历史壮举！

四月十五日，大军行至翁后所地方，历史又给清朝送来了极好的机遇，一份厚礼：明朝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向清军“泣血求助”借兵，请“灭流寇于宫廷”，为君父报仇！多尔衮紧紧抓住机会，毫不迟疑，立刻率军急进，奔赴山海关。

四月二十日，清军赶到山海关；

四月二十一日，多尔衮在欢喜岭上会见了吴三桂，二人攥刀为誓；

四月二十二日，双方合兵在石河战场大败农民军；

五月二日，多尔衮率清军进入北京，乘辇入武英殿升座，定鼎燕京。

这正应了当时的一段民谣：“朱家麦面李家磨，做得一个大馍馍，送给隔壁赵二哥。”朱家——明朝，李家——李自成，赵二哥——清朝，说得准确而深刻。多尔衮不愧为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继承者，不愧强悍的女真民族的后起之秀，由于他善于审时度势、抓住机遇，用最小的代价获取了最大的胜利！

他打着“义军之来，为尔等复君父之仇”的旗号，以“官来归者复其官，民来归者复其业”相标榜，争取和笼络人心，把本来是清与明、满与汉之间的民族矛盾，巧妙地转化为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对抗，为入关拆除了民族樊篱。

定鼎北京后，他放手让范文程处理日常政务，安抚民心，甚至下令停止剃发令以顺民情；礼葬崇祯皇帝，为造陵墓，令军民服丧三日；宣布各衙门官员照旧录用；从当月起，开始减免各地的田赋；八月，他下令免除了明末最苛重的三饷加派；等等。这些精明有力的措施，使入关新到的统治者获得了政治上的主动。

在继续追剿李自成农民军的同时，他又用重兵压境的招抚手段，使山东、山西两省迅速归附，并立刻建立起两省的地方政权，担负起守地治民、筹措粮饷的重任。有了这两省从东西两翼拱卫京师的有利态势，清朝统治者在军事上立住了脚。山东、山西的这种模式，成为后来清王朝统一战争中的定式：军队打到哪里，就把招抚使或总督、巡抚派到哪里，去立刻建立起地方政权。这是它在长期的激烈战事中，尽管处境险恶，却始终能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原因之一。李自成号称雄兵百万，转战千万里，被他的敌人骂为“流寇”，这个“流”字，正说了他的弱点。多尔衮的强点却正是避免“流”，着力于“定”。这恐怕也是多尔衮最终打败李自成的一个政治素质上的差异吧。

留在盛京的人们，当然为大清开国以来的最大胜利欢呼雀跃，沸腾不已。

摄政王的一次次捷报，除了带来一次次欢庆之外，更给许多人带来一次次的不安。多尔衮入居明朝大内武英殿，被京师人称作九王，以致关内人只知有九王，不知还有皇帝等等，这一系列消息从不同渠道传来时，疑虑更加深了——

多尔衮出征前紧急征兵动员，男丁七十以下、十岁以上无不从军，朝鲜方面都惊异地报道说清朝前后兴师，从未有如此之大举。精兵强将、精壮男丁都被摄政王带去，留守盛京及各要地的，多属老弱病残。如果多尔衮有异心，盛京的小皇帝、两宫皇太后及留守各处的人马能有什么辙？还不是干瞪眼儿？

那么，多尔衮会不会有异心呢？

就在一年前，他本是诸王会议中提出的帝位继承人之一，除了其他原因之外，主要还是因为他的两白旗势力不敌，不得已而退让，如今呢？他手握重兵，有谁的实力能与他相比？他想要称帝，还不轻而易举？

再说，明朝宫室壮丽辉煌，中原繁荣昌盛，富贵风流，就是铁石心肠也难自持，他难道就不动心？

很多人心里打鼓，最紧张的应该是现任皇帝，六岁的福临。他或许因为年幼，尚不知道利害，并不着急，还有比他更揪着心的人替他顶着，那自然就是福临的母亲、皇太后布木布泰了。她除了害怕儿子的皇位受到威胁，除了害怕自己的尊贵地位丧失，还有一分害怕情人变心的苦闷。

可以想象，多尔衮出征前对布木布泰的海誓山盟；可以想象，他们如愿以偿地共度了许多甜蜜的时光。布木布泰愿意相信多尔衮。但他和她一样，都具有政治家的头脑和素质，决不会把情感放在高于政治权力的位置上。

关山阻隔，千里迢迢，布木布泰又一次感到了危机降临到自己头上。

四月初九出征，如今已是六月了！……

就在六月最炎热的日子里，辅国公吞齐喀和固山额真何洛会由北京驰返盛京，禀奏两宫皇太后，以“燕京势踞形胜，乃自古兴王之地，皇上迁都于此以定天下”为词，要迎请顺治皇帝南下入关进京。

从两位来使口中，布木布泰得知了入关后紧张繁忙的详情。

原来，在京畿地区初步稳定之后，对下一步棋怎么走，在北京的清廷内部意见并不一致，有过激烈的争论。武英郡王阿济格主张应乘此兵威，大肆屠戮，然后留置诸王镇守燕都，大兵则回盛京或退保山海关，这样才能免除后患。另一种意见则主张仿效宋金议和，实现南北分治，由清王朝占有原金朝版图，加上北方的辽阔领土，也是女真人从未看过的大国了。这正是皇太极生前的理想。第三种意见，力主迅速发兵西进南下，及早统一全国。这种意见的积极鼓吹者，多为故明降臣。

摄政王多尔衮选择了第三种意见，作出了统一全国的决策，把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奋斗了两代人的大业又推上了一个新的更加灿烂辉煌的高度！

为此，须要把国都移往北京，恭请皇上与两宫皇太后裁夺。

布木布泰心中悬着的大石头终于落了地，不仅为了母子们得到保全，更为自己没有看错人托错人而庆幸，多尔衮的过人才略、蓬勃的进取精神以及他对母子们的一片忠诚，使布木布泰宽慰、欣喜又感激。她强自抑制着情绪，直到回到她的永福宫，才面对西南方，遥遥地轻声呼唤，让欢喜的热泪痛痛快快地流下来。

七月初八日，正好是福临在大政殿命将出征往定中原的整整三个月之后，小皇帝又兴高采烈地前往福陵和盛京太庙，以底定中原、迁都燕京，祭告列祖列宗。

八月二十日，顺治皇帝与两宫皇太后起驾，由辅政郑亲王济尔哈朗护驾，离开了盛京。福临和他的嫡母哲哲从此就没有再回去过了。

九月初，顺治皇帝驾过山海关；九月十二日，驾至永平府；九月十八日，驾抵通州，摄政王多尔衮率诸王、贝勒、贝子、公及文武群臣至通州迎驾。

九月十九日，顺治皇帝驾至京师，自正阳门入宫。

十月初一日，六岁的福临行定鼎登基礼，在南郊祭告天地后，即皇帝位于大内武英殿，仍用大清国号，顺治纪元。

十月初十日，顺治皇帝于皇极门颁发登极诏书，布告天下。全文共五十五款，对故明宗室勋臣、文武官员、进士举人、食廪生员、山林隐逸，乃至商贩车户等，在政策上作了种种优惠的规定，同时正式宣布废除明末三饷，并严禁各地官员侵渔扰害百姓。这实际上就是清政府的一篇极其完备的开国政策声明。其影响之巨大和深远，可以从后来一年中清朝统一战争的顺利发展中窥到。

此日，顺治皇帝加封多尔衮为叔父摄政王，正式给予他独秉大政的权位，赞扬他的功业超过周公，因他定鼎燕京、征伐中原功劳最高，特地为他建碑纪绩。

这当然不只是幼小的福临自己的认识，这里面更饱含着后宫之主对多尔衮的推重赞赏与感激之情。

之后，加封郑亲王为信义辅政叔王，恢复豫郡王多铎为豫亲王，恢复豪格的肃亲王爵位，加封武英郡王阿济格为英亲王，并大封了一大批宗室的有功者为郡王、贝勒、贝子、公等爵位。

同月，授豫亲王多铎为定国大将军，率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所部，全军共两万余骑；授英亲王阿济格为靖远大将军，率平西王吴三桂、智顺王尚可喜所部，全军共三万余骑，西征南下，追剿农民军，开始统一全国的大规模征讨。多铎一路，从河南怀庆直攻潼关；阿济格一路，取道大同向榆林延安进兵，然后两路南北夹击，攻破西安。被击溃的李自成大顺军退往陕南，再退往商洛地区，在次年的五月里，主力损失在湖北通山，李自成也牺牲在通山县的九宫山下。

多铎原有南下江南，征讨南明的使命。在配合阿济格完成攻破李自成的任务之后，便率军掉头南下，分兵三路，出虎牢关、出龙门关、出南阳府，不到半个月，就杀到了河南安徽交界处的归德；又十天，攻陷徐州、颍州、太和等处，兵锋所至，凌厉无前，很快就逼近到了长江边！

多铎这个人，极富特色，在清初诸王中别具一格，属于历史上比较少见的那路奇人。他本是努尔哈赤最心爱的老儿子，自幼恃宠而骄是可想而知的。父死母殉，给当时只有十一岁的他造成心理上的重大刺激，所以一直表现得性情乖张，行为荒唐，使继承汗位的皇太极大伤脑筋。

崇德元年，皇太极称帝，二十二岁的多铎并无大功，竟也得到和硕豫亲王的爵封，还让他掌管礼部。皇太极对他特殊提拔培养，他却不买账，皇太极所喜爱的有功之人，他厌恶；皇太极所深恶痛绝的背叛之人，他反加以同情，处处跟这位汗兄唱反调。到了元旦庆贺之际，多铎竟故意用疲马进献给皇太极贺节。被指责时推说是闹着玩，哈哈一笑了事。

兄弟情分的事，皇太极尚可忍耐，却不能原谅多铎在战场上表现怯懦。崇德二年皇太极征明，多铎率本部兵五百人与明将祖大寿所率八百兵相遇，祖大寿率兵进击，多铎竟不战而退，致使阵亡九名，失马三十匹。多铎又懒散贪玩，直接影响征战大事。早在天聪年间随征察哈尔的时候，他就因恋念妓女，不愿久战，着急回家。崇德三年（公元1638年）九月，其兄多尔衮为奉命大将军出征，皇太极率诸王大臣送行，多铎却借口避暑不去，在家中携妓女管弦欢歌，还亲自穿上优人戏衣，涂脂抹粉地演戏为乐。为了这些悖谬行为，崇德四年（公元1639年）五月，皇太极召诸王大臣，历数多铎之罪，降亲王为贝勒，罚银万两，夺所属牛录三分之一给其兄多尔衮和阿济格。后因松锦大战，多铎有了战功，才被晋封为豫郡王。

皇太极去世、福临即位以后，身为皇叔的多铎仍不见有多大长进。崇德八年（公元1643年）十月，多铎因谋夺大学士范文程之妻，被罚银千两。次年三月，即他受命随摄政王出师南定中原的前一个月，多铎又因游猎于山林禁地而被议罪。

是形势的突变，给他建功立业提供了千载难逢的良机，使他成为开国诸王中战功最著名的一个。所谓十年不鸣，一鸣惊人；十年不飞，一飞冲天！多铎就以这样的雄姿，驰骋在中原大地，席卷了整个江南！

在多铎身上，具备了父兄的所有特点。

当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四月里，他挥师南下，强渡淮河，势如迅雷猛电，只用了十二天时间，就兵临扬州城下。围城七日，他数次派人招降明军统帅史可法，均遭拒绝。四月二十五日，他下令用红衣大炮攻城，摧毁了城内军民的顽强抵抗，俘获史可法，多铎再次劝降遭拒后，便斩史可法、下屠城令。十日屠城，数以十万计的百姓死于清军屠刀之下。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扬州十日”。

对比努尔哈赤进入辽沈地区后大杀汉人的历史，可以看到，在镇压反抗的时候，多铎和他的父亲一样，凶暴野蛮，带有浓重的原始兽性。

多铎挟着血洗扬州的威焰，乘势渡过长江，五月初八日占领镇江，南明的武装力量尽都投靠清朝，二十三万守卫南京的军队也很快放下武器，他没有受到任何阻挡。五月十四日，多铎的前锋抵达南京城下；五月十五日，多铎率大军开进南京城，宣告南明弘光小朝廷的覆灭。由于事先将招降安民告示遍挂通衢，也由于扬州屠城的威胁所至，多铎进入南京时，南明的大批官僚，冒着滂沱大雨跪在道边迎降。次日，南明的文武各官，争趋朝贺，相当于今天的名片的职名红帖堆了十数堆，每堆高达五尺。

多铎占领南京后，却又如皇太极一样，实行了一系列开明的政策：他亲自去拜谒了明孝陵（朱元璋墓），对被弘光帝囚禁的所谓崇祯“太子”，奉若上宾。他命南明大小官员每日照旧入内办事，一概予以留用。他下令建史可法祠，优恤其家属，以示崇敬。他下令将八名抢劫百姓的八旗兵斩首。另外还郑重出告示于各城门，说：

“剃头一事，本国相沿成俗，今大兵所到，剃武不剃文，剃兵不剃民。尔等毋得不遵法度，自行剃之。前有无耻官员，先剃头来见，本国已经唾骂。特示。”

这些举措，安定了民心，也颇得士心。也由于江南百姓饱受南明暴政之苦，对新统治者存有希望和幻想，使得多铎的大军从南京到杭州，一路长驱直入，节节胜利，兵锋所向，如摧枯拉朽。许多地方，可说是传檄而定，杭州的明潞王、绍兴的明淮王都投降了清朝。清军轻而易举地占领了全国最富庶的江浙全境，多铎的胜利，可谓空前。

从多铎占领南京后的策略行动中，不是又能看到他的汗兄的某些影子吗？

七日，摄政王多尔衮以大兵日久劳苦，命多罗贝勒勒克德浑及洪承畴前往替代驻守江南。十月十五日，多铎班师还京。顺治皇帝亲率诸王贝勒、文武群臣到南郊迎接，并赐金五千两、银五万两，又加封多铎为和硕德豫亲王。

从清军入关后，短短的一年多时间内，打垮了李自成数十万大军，推翻了腐朽的南明政权，统一了整个北方和江南地区，进展神速如霆霆飚举，战功显赫令人心惊目眩，在中国历代统一战争中可谓罕有其匹！除了其他方面的原因，摄政王多尔衮的善于审时度势、博采众议，能在关键时刻作出明智果断的决策，是主要原因。对清王朝而言，多尔衮居功至伟。

可惜这位具有杰出政治和军事才能的摄政王，被胜利冲昏了头脑，错误地估计了形势，竟在胜利之际，不听任何劝阻，悍然发布了剃发令！这本来是由他因认识到不顺民情而自责，而下令停止推行的法令，却又由他用“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严酷形式布告天下：凡“不随本朝制度剃发易衣冠者，杀无赦”！

入关之初，多尔衮为了安置大批满洲贵族官兵，发布过圈地令，发布过强迫汉人投充旗下的投充分以及防止投充汉人逃跑的严酷的逃人法，历史上称之为清初三大弊政。平心而论，前者对于征服者的满洲贵族而言，势在必行，后两法也是满族当时所处的封建农奴制社会的必然产物。而且跑马圈地主要在京畿地区，波及山东等邻省，投充为奴的汉人在全国范围内终究是少数，所以这三大弊政还是局部性的弊。剃发令就不同了，它关系着长城内外、大河上下整个汉民族的每一个男人、每一个家庭！这道侮辱人格、损害民族感情的法令，理所当然地要激起广大汉民百姓的反抗。

事实正是如此，随着剃发令的下达，本来已经帖然归附的江南，顿时斩木揭竿，纷然四起，杀官披甲，奋起反抗，安徽、山东、江西、湖北、陕西、甘肃等地，都因此而掀起了抗清斗争的汹涌怒潮。这在客观上促成了大顺、大西等农民军与南明永历朝廷联合抗清，形成了以南方为主的全国性的抗清高潮。

入关初，只用了短短一年完成的统一大业、大好形势，就这样毁于一旦，再次统一全国，又花了整整十七年！这十七年间，清朝劳师糜饷，战事连年，给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背上了沉重的包袱。

被胜利冲昏头脑的多尔衮，失却了他素来的明睿，不但不能预见这些弊政的严重后患，也收起了入关之初虚怀若谷、从谏如流的风度，一意孤行，坚持他的民族高压政策，竟然在朝廷下令说：“凡有为剃头、圈地、衣冠、投充、逃入牵连五事具疏者，一概治罪。奏本不许封进！”

在封建君主制社会，权力集中是一种不可遏制的必然趋势。勋劳日著、地位日崇、威望日高的多尔衮也不出此例。由于入关大战，他和他的同胞兄弟阿济格、多铎，已掌握了两白和正蓝三旗，又对两黄旗进行分化拉拢，以致两黄旗大臣纷纷投靠多尔衮。顺治四年（公元1647年）八月，他借故罢济尔哈朗辅政，封多铎为辅政叔德豫亲王，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势力。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他又以微罪为口实，将平定山东、四川，镇压大西军，射杀张献忠有大功劳的肃亲王豪格监禁致死，最终除去了自己的最大政敌。

从努尔哈赤起兵，为帝业东征西杀开始，爱新觉罗氏家族同中国历史上无数皇族一样，在奋斗的过程中，充满了骨肉相残的血腥气。多尔衮借刀杀豪格，不是第一件，也绝不是最后一件。政治斗争本身所具有的残酷性，也是客观规律。

顺治帝福临即位的最初几年，还是个幼童，再聪明也无法过问朝政。接受群臣朝拜，举行各种大典，他都只不过是个傀儡，是个象征。一切军国大事，由摄政王掌管。摄政王自然也须向小皇帝奏事，表示对皇帝至尊的承认，其实也是在向小皇帝的母亲两宫皇太后奏事。这时的摄政王对小皇帝和两宫皇太后，可说是外托君臣之义，内结骨肉之亲。摄政王凡有所请，小皇帝和两宫皇太后无不允准。一些朝廷大臣的尊崇摄政王的提议奏疏，无论是出于他们自己想巴结多尔衮，还是他们受多尔衮暗示所托，小皇帝和两宫皇太后也都一概同意，并以皇帝的名义发出诏书，不断给多尔衮加尊号，为多尔衮歌功颂德。

宫中的这些举措，在开始的时候，是出于真心的感激之情，所谓心甘情愿；后来就成为不得已了。因为宫中的母子们只有富贵而没有权势，他们的存在，只能仰仗摄政王。好在多尔衮与布木布泰的情分一直不薄，以他们两人的特殊身份，彼此支持、互相配合，使得顺治初年的清朝统治集团能够基本上维持稳定团结和进取精神。

入关之前，多尔衮与布木布泰或许已经有了嫁娶之约。但入主中原以后，战事频繁，国政丛集，一时难以顾及；而且布木布泰作为天下之母，出嫁不能不格外慎重；而多尔衮因君臣之分的限制，也不能不有所顾虑。自然，他们因国事、因皇帝的教养、因自己的私情经常来往，当时也不会在满蒙八旗中引起什么非议。因为就亲族关系而言，布木布泰是寡嫂，多尔衮是小叔，按满蒙习俗原有婚姻之分。此时满洲是新来的统治者，威焰正盛，处于奴才地位的汉臣汉人，谁敢议论皇族的家事，谁敢对满洲的习俗说半个不字！

但情况正在变化，敏锐的布木布泰感到，越来越不对头了。

不错，她支持多尔衮集中大权于一身，为的是处于复杂而又变化剧烈形势下的大清朝廷，能够迅速适应变化、迅速作出正确的反应和决策，她相信他的明智和才干。多尔衮打击豪格并监禁致死，她也不曾反对，因为皇长子豪格是对她的儿子皇九子福临帝位的潜在威胁，除去豪格也是除去一个后患。

但另一个威胁的阴影却笼罩到福临头上，更大也更现实。这威胁来自她所信赖和亲近的多尔衮。多尔衮的举动越来越出格，布木布泰的不安日益强烈。

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五月，因清军攻占南京，叙功，多尔衮由叔父摄政王加封为皇叔父摄政王。济尔哈朗于是提议说：皇叔父代天摄政，赏罚等同于朝廷，因此必须加礼，开了诸王大臣对多尔衮行跪拜礼的先例，以后便形成了制度。

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五月，多尔衮借口处理紧急军情需要，竟将贮存在紫禁城宫中的皇帝专用印信兵符，取回他的睿王府贮存使用。

顺治四年（公元1647年）年底，新年朝贺大典即将来临，多铎领受多尔衮的示意，联合济尔哈朗上奏，说多尔衮因有风疾，不胜跪拜，请免去君前行礼。十岁的顺治皇帝当然照准。但，普天之下，什么人能在天子面前不跪不拜？为什么多尔衮不愿在他已经跪拜了五年的小皇帝面前继续跪拜了呢？

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是多尔衮在朝廷里威风大发的一年。这年三月，摄政王以包庇部下冒功之名，将刚从四川凯旋的肃亲王豪格议罪削爵，下了大狱。随后又算老账，指责济尔哈朗当初在盛京时不举发两黄旗大臣谋立豪格的私议，将去年已经罢了辅政的郑亲王降为郡王。

这一切，表明这位皇叔父的野心正在日益膨胀，摄政王已经满足不了他的胃口了。

但是促使布木布泰下最后决心的，却是一条由她的耳目私下传递，却又是千真万确的消息：多尔衮卧病时，曾对他的心腹说了这样一句话：“如果以我为皇帝，以现今的小皇上为皇储，我哪里会得病呢？”

这句话的中心是“以我为皇帝”，“以现今的小皇上为皇储”不过是个陪衬。他若真的达到了做皇帝的目的，皇储未必还属于福临。

情势极其危急，母子们的前途顿时变得凶吉难卜，恐怕是凶多吉少。

布木布泰与多尔衮私会时，也探过他的口气，但这样的篡夺大事，又与布木布泰休戚相关，就是最亲密的情侣，也不可能透露一分一毫，何况多尔衮又如此精明、如此老谋深算？

布木布泰为了防止母子们坠入厄运，终于走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以国母太后之尊，下嫁摄政王多尔衮！

降尊下嫁，是布木布泰主动提出来的。时间当在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十月前后。为了更有力地制约多尔衮的野心，她要把太后下嫁的婚礼办得格外隆重，格外豪华，格外引人注目！要办得天下人皆知！

首先，通过顺治皇帝表彰多尔衮治国平天下的大勋劳，尊多尔衮为皇父摄政王。将皇叔改为皇父，已经表明了多尔衮与皇帝和太后关系上的质变。

其次，以顺治皇帝的名义，发布太后下嫁皇父摄政王诏书，布告天下。

再其次，命礼部为太后下嫁增添新的仪注，使这次婚礼成为一次国家大典礼。

最后，把婚礼定在了顺治六年（公元1649年）的二月初八日，因为这一天是布木布泰的生日，太后诞辰称圣寿节，原是万民同庆的日子，再加上婚礼，喜上加喜，双喜临门，节庆的气氛更加热烈喜兴了。

婚礼欢欢喜喜、热热闹闹、轰轰烈烈，京师及天下百姓都沾到了喜气。诸王贝勒和满蒙贵族、八旗将士，都为此欢欣畅饮；汉官汉民尽管心里称奇，表面上一样称贺不已，传为千古佳话。真正了解布木布泰苦心的应该是中宫皇太后哲哲，后宫的两位太妃娜木钟和巴特玛·也全力支持这一婚事，道理很清楚，对她们而言，如果多尔衮篡位，她们只能是皇嫂，论尊论贵论富，比太后和太妃就差得太远了。

顺治皇帝这年已经十二岁，还不懂汉文、不会说汉话，在满蒙额娘和嬷嬷的教养下，熟知本民族的习俗，母亲再嫁并不是什么令他觉得羞耻的事情，以他的聪颖和额娘们的提示，他能够理解母亲的行动意在保护他的皇位。

太后宫中，张灯结彩，合卺宴罢，进入洞房。一对新人，原是旧相识，新郎三十七岁，新娘三十六岁，二十多年的风风雨雨，恩恩怨怨，爱爱恨恨，终于有了今天，也算如愿以偿了。

多尔衮并非傻瓜，但此时他被皇父摄政王的崇高称号捧得意气洋洋，被新婚妻子的柔情蜜意迷得晕晕乎乎，等到他明白自己掉进了桃红色的、甜美柔软的，却是难以摆脱的罗网时，已经晚了。

关键就在太后下嫁的这个“下”字上。

这一个字规定了多尔衮的名分和地位。

就像公主下嫁一样，驸马的地位再高，也越不过公主的尊贵；他号称皇父摄政王，也仅只等于是太后的“驸马”，地位总是在太后之下的。他只能是皇帝的继父、太后的后夫，仿佛此后二三百年后欧洲那些女王的“王夫”，决不是王一样，无论是名分还是等级，他都不可能称帝。婚姻关系的羁绊、以周公相许相期的激励，使他的野心几乎化为流水。他只能做那个在历史上因辅佐侄子成就帝业而德高望重的周公了。

公主下嫁，从来都不是嫁到夫家去，而是专建公主府。布木布泰身为太后，就更不会屈居睿王府了。只有摄政王不时进宫中陪伴太后，才是正理。但这桩婚姻的特殊之处就在于，作为“驸马”的多尔衮自己还有一个妻妾成群的大家庭、一处富丽堂皇不亚于皇宫的睿王府。他只能用大多数时间在大内与太后同宫而居，间或回王府照看照看。他的妻妾们纵然不满也不能说什么，因为论尊论贵，论才论韵，她们都绝对无法与太后匹敌。这更是对多尔衮的又一重束缚了。

不过，布木布泰也给了多尔衮极大的补偿：他以皇父摄政王的身份，处理一切政事及批示本章，可以不奉皇上之命，概称诏书圣旨下发。他已经握有皇帝的权力，其实就是代理皇帝，然而终究还是个假皇帝。因为他绝不能居皇帝之宫，绝不能登皇帝之宝座，绝不能称万岁在太和殿朝会时受诸王百官朝贺等等。天下仍然是顺治的天下，大清的皇帝仍然是福临。

顺治六年，是悲喜交集的一年，太后下嫁的后一个月，三月十八日，多尔衮的得力助手、他的同胞弟豫亲王多铎因患天花而病死，时年三十六岁。四月十七日，布木布泰最亲近的情同姐妹的姑妈、中宫皇太后哲哲崩逝，享年五十一岁。十二月二十八日，多尔衮的嫡福晋博尔济锦氏又亡故了。多尔衮失了臂膀，布木布泰成了后宫独尊。这一连串的丧事给他们都带来极大的悲痛，但在实际利害上，却是一失一得，布木布泰又胜了多尔衮一筹。

多尔衮的壮志难酬，心理不平衡，除了政事上许多失误失策以外，贪欲也日益膨胀，出现许多不明智的举动。

如，他私自为他的嫡福晋加谥为敬孝忠恭正宫元妃。

如，在嫡福晋去世不到一个月的次年正月，他又将他的政敌肃亲王豪格之妻、他的嫡福晋之堂妹娶过府来。同时还派人去朝鲜选美女。

如果她们按本民族的风俗、按各自原有的身份穿着打扮起来，会是怎样丰富绚丽的景象呢？有满族，有蒙古族，有朝鲜族，有汉族；有成吉思汗黄金血胤的林丹汗的公主（第一位媵妾，应是皇太极的淑妃带来的那位她与林丹汗所生的格格）；有科尔沁蒙古诸多王爷的女儿；有朝鲜皇室的郡主；还有满洲皇亲大臣的少女。身份最高的，自然是当朝太后布木布泰了。

这是一幅历史画卷，是清朝初年统一女真，征服蒙古、朝鲜和中原的开疆拓土历程的真实记录，具有十分鲜明的民族斗争与民族融合的时代特征。

尽管在一般人眼里，多尔衮是享尽了艳福，但他的最大烦恼也是尽人皆知：有十二名妻妾，却生不出一男半女。无奈只得从拥有八子九女的亲弟弟多铎家过继来一个儿子——多铎的第五子多尔博。多尔博的生母正是多尔衮五娶福晋的亲妹妹，血缘最近。

到了这年七月，身体虚弱又娇贵的多尔衮因嫌京师炎热，要在边外筑避暑城，竟不顾百姓死活、不顾国家的严重财政危机，向全国加派地丁银二百五十万两，一反他入关初废除明末加派三饷的初衷。

这些行动，可以看成他对布木布泰的婚姻束缚的反抗和示威，但也有另一种可能，即布木布泰的纵容，甚至怂恿。

多尔衮年近三十以后，身体就不很健康了。所以，顺治元年他刚刚当上摄政王的时候，豪格就曾与人私下议论说多尔衮身体多病，难以永寿，不是有福之人，活不了几天等等。豪格还因此得罪被幽禁除爵，直到顺治帝定都燕京，发大赦令，豪格才得以复爵。入关以后，军政事务繁杂劳累，多尔衮又大权独揽，负担很重，身体情况只会变差。用贪欲、用女色来诱惑一个体质本来就不好的多尔衮，只能使他越来越衰弱，戗害他的元气，甚至送掉他的性命。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布木布泰为了保住儿子的皇位，真可说是煞费苦心了。

政治斗争是极其残酷的，什么稀奇古怪的事都会发生，这种推测未必没有道理。

总而言之，这一年，即顺治七年（公元1650年）的十一月，多尔衮仿照他的汗兄以打猎边外来消病健身的方法，终于无效，十二月初九日病死在喀喇城。时年三十九岁。

最大的威胁解除了，布木布泰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可是回想与多尔衮二十多年的情爱和波折，又不免痛痛地大哭了一场。

多尔衮生前的最大愿望不过是做皇帝，没能得到，布木布泰决定在他死后给他一个满足：十二月二十六日，顺治皇帝下哀诏于中外，称颂多尔衮的至德丰功，决定追尊多尔衮为义皇帝，庙号成宗。

可叹的是，即使是死后尊荣，也不是容易维持的。多尔衮专擅朝政、大权独揽的时候，树敌太多，引起公愤，追赠的皇帝也不过当了四十来天，就因生前的谋逆大罪而削爵、黜宗室、毁坟、财产入官，连过继来的儿子多尔博也归宗，回到豫亲王多铎名下了。直到一百二十多年后的乾隆年间，才由乾隆皇帝本人为多尔衮平了反，恢复王爵，追谥为忠，配享太庙，并命多尔博一支再次过继，承袭其爵世袭罔替，成为清初的八个铁帽子王之一。

太后下嫁之谜的主角布木布泰，经历了一场场政治斗争的洗礼，越加成熟老练，在此后的漫长岁月里，辅佐了两代幼年皇帝——顺治帝福临和康熙帝玄烨，对清初的政治格局、对大清帝国的兴旺发展，都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是一位对国家、对民族有着重大历史功绩的政治家。

当她暮年回首往事的时候，一定不会忘记这一段延续了二十余年、几乎占了她生命的三分之一时间的恋情，一定不会忘记短短的一年多的第二段婚姻。这对后世人是一个谜的故事，对于她来说，不是更像一个美丽的春梦？

就下嫁这件事本身而言，既是民族习俗所规定，又是那个时期的道德规范所承认，说布木布泰会因此感到对不起丈夫，恐怕是用汉族人的心理测度来的。稳定了国家，抚育培养了两代幼年皇帝——太宗皇太极的亲儿子和亲孙子，布木布泰临死时应该是无憾的，她可以告慰丈夫于泉下了。所以她遗命靠近儿子的孝陵安葬自己，确是因为她自己所说的，太宗陵墓奉安已五十年之久，不可为她开启轻动，而且她的心最眷恋的还是福临、玄烨父子俩，只有不远离他们，她才得安心。

她逝世在康熙二十六年（公元1688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享年七十五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