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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速之客

他们粗暴地用膀子把旁人挤开，闯了进去。林赛（Lindsay）一声令下，辛普森（Simpson）和海军见习军官斯蒂芬斯（Stephens）便把膀子靠在了道台衙门紧闭的大门上并使劲地撞了两次。门板应声倒在地上，“叮当”作响。抵达上海的前几名英国人就这样闯入了这名地方行政官的院子，而围观的众人都未能拦住他们。当他们还在前来的途中时，道台的下属便已经得到了消息，于是他急匆匆地赶着去闩上外门，但最终以失败告终。不过门卫们以为，至少他们已经牢牢地守住了通往院内宅的内门，直到门板被硬生生地撞破，他们这种乐观的希望才最终破灭。[1]历史学家们经常采用“开门”和“闭门”的隐喻探讨中国充满波折的对外开放的过程，面对此情此景，这个隐喻更是显得恰如其分。四周尘埃缓缓升起，休·汉密尔顿·林赛（Hugh Hamilton Lindsay）和他在东印度公司的同事昂首挺立在道台衙门的内宅里，要求衙门予以接待。衙门的差役个个不知所措，给了他们“茶水和烟斗”，然后静候道台回府。

那些英国人肯定知道他们并不受欢迎。他们乘坐的“阿美士德号”（Amherst）帆船从弹丸大小的澳门起航，先是往东，然后往北航行。他们沿途停靠的每个港口，地方当局都向北京朝廷汇报了他们的旅途进展并极尽刁难之能事，竭力阻止他们进入他们所到访的每一座城市。从1757年开始，所有中国港口就都被禁止与外国通商了，同时，也禁止外国人进入，只有一个例外。位于珠江口、距离大海80英里①的广州被允许让外国人栖居和通商，但时间仅限于10月到隔年1月的贸易季，还必须受到地方当局（即两广总督和被外国人称为“Hoppo”的粤海关监督）的严格监管。在贸易季以外的其他时候，英国人和其他洋人都居住在澳门。然而，“阿美士德号”不顾阻挠，仍然强行驶入厦门、福州和宁波。他们小心翼翼地避开了那些试图威慑他们的中国战船以及试图向他们展示大清帝国军威、在岸上列队整齐的士兵。地方官员严厉警告这些闯入者并在城墙上贴出告示，严禁当地民众与他们进行贸易。有几个好奇心强的当地居民试图联系那艘外国船只，因此被竹竿鞭打并被关在囚车里游街示众。但另一方面，在每个港口，毫不掩饰地尝试和那些英国人做买卖，以求购得“阿美士德号”运载的大量货物的，其实正是官员们。当官员们发现船上并没有运载鸦片时，他们毫无例外地感到困惑不解。如果不是运载鸦片，英国船只沿着海岸航行，究竟又有何目的？

他们的困惑确实有道理。当时是1832年初夏，29岁的林赛正是于这一年的1月初接到命令。自从1820年起，他便在广州担任东印度公司商业代理人的职务，他的父亲还担任过该公司的董事长和理事。作为巴尔卡雷斯伯爵（Balcarras）之侄，身材高挑、脾气古怪的林赛被命令向北航行“以确定这个帝国的北方港口，如果假以时日，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对英国商人开放”。[2]林赛执行的是一项侦察任务。他们负责考察哪些港口最有利于对外贸易，鉴定哪些城市更愿意和外国人打交道，同时，他们还要考察一下市场以及货物价格，此外，还得评估一下直接进行茶叶贸易的潜在可能。他们带着一捆捆的印花布、纱布和印度棉。为了保护自己，他们给自己取了化名，以避免让有关当局追查到他们在广州的身份（因为广州只有不到80名英国侨民，他们很容易被发现）。每到一个港口，他们就会胡编一个故事来解释他们为何不请自来——他们从孟加拉远道而来，本想航行到日本，却被大风吹得偏离了航线，现在帆船因为没有风，不得不滞留当地，而且缺乏饮用水。当局对他们的解释将信将疑，而他们语焉不详、漏洞百出的言辞也不能不令官员们有所起疑。他们并没有隐瞒自己作为英国人的身份。与此相反，他们还力图解释英国人究竟为何许人，又希望从中国得到什么。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随身带着一本小册子的复制件。这本小册子题为《大英国人事略说》，其作者马治平（Charles Marjoribanks）曾经主管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业务并即将进入英国国会。写成之后，又由传教士罗伯特·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翻译成中文。马治平首先产生了此次航行的构想，他给林赛下达了指示并与林赛和其他人密谋改变目前的中英贸易状况。他们还带了一个曾经负责过港口勘察的制图员，他们的船长托马斯·里斯（Thomas Rees）曾于1817年和当时的英国使团一起航行到了中国北方并曾参与过19世纪20年代的一些勘察行动。他们将自己侦察的结果与已知的知识（包括马可·波罗的游记）进行对比。同时，兴之所至，他们还用自己的大名为岛屿和沿海通道命名——郭士立（Gützlaff）岛、阿美士德（Amherst）通道、马治平港。就这样，他们重画了英国人的中国地图，让此后的英国人利用起来更为方便。

他们航行了一个多月才抵达厦门，其后又航行了三个月才抵达上海，途中在福州和宁波进行了稍长的停留。林赛在厦门给其母致函，信中写道：“如此消磨时光，着实惬意。过这种日子，我真是愉快极了！”[3]尽管有时他们会和当地人闹得不可开交，他们在所到之处也经常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上至官员，下至乡巴佬，都对他们十分好奇，但这显然并没有影响林赛的好心情。他们携带的小册子本身就十分引人注目（同时也令人疑惑不解），因为其行文相当古怪，一位学者甚至称之为“不伦不类的中文”。[4]但是，真正令人惊异和不解的是，其中一名洋人的中文却极其流利，他就是使团的中文翻译郭士立（Karl Friedrich Gützlaff）。[5]厦门一名不太友善的官员对他吼道：“我知道你就是当地人！你不惜乔装打扮，卖国求荣，你是个为洋人服务的当地人！”其他官员对于洋人能说如此流利的中文，还能毫不费劲地阅读中文，也感到不可思议。[6]作为来自波美拉尼亚地区的路德教派传教士，郭士立先到了爪哇，然后又去了曼谷，在亚洲的六年时间里，他不仅深入学习了中文，而且还搭乘中国商船沿着中国海岸线航行。在航行过程中，他有时会很不自在地乔装改扮，特别是在船员们到达港口，嫖妓、酗酒和吸食鸦片之时。那艘中国商船并不大，而郭士立为了自身安全，不得不在船员们饮酒狂欢时，留在这个浮动的“罪恶之地”。[7]郭士立跟随商船北至天津，他“完全”说服了自己，认为自己“并不是为谋求私利或沽名钓誉”才参加这次航行的，尽管大多数后世评论家并不认同这个说法。尽管天津距离帝国首都北京不过70英里，他还是止步于了海河河口的这座港口城市。天津不禁让他想起利物浦，而天津居民的方言则令他联想到瑞士人的口音。[8]郭士立就以这样朴实的笔调为他的读者们描述着充满传奇色彩的中国。直到“阿美士德号”起航的两个月前，郭士立才南下回到澳门，他努力说服使团，并告诉他们，所有人都可以安然无恙地回来，无疑，他的报告给了那些策划航程的人不少鼓励。

“阿美士德号”使团的团长醉心于“上海这个名闻天下的商业中心”。林赛注意到，“确实，上海的声誉并非言过其实，其在商业上的重要性没有被过誉”。[9]现在林赛等人在衙门里啜茶静候上海道台吴其泰归来。没想到他们还没等到道台，就先等来了官衔较低的知县。知县怒形于色，声色俱厉地命令他们即刻返回广州。皇帝圣旨规定，他们无论有什么要求，都只能在广州一地提出。这一点不容置疑。所以，他们必须马上离开。此时，林赛却立刻重新玩起了“礼仪和地位”的游戏，尽管他明知这个问题十分敏感，并且必将引起纠纷。1793年和1816年马戛尔尼勋爵（Lord Macartney）和阿美士德勋爵（Lord Amherst）分别率领使团出使北京并铩羽而归，使这个问题显得更加突出。这个后来被称为“接见问题”的纠纷在其后的几十年里一直使中外关系蒙受阴影。[10]在中国人看来，英国人和中国人之间，英国和大清帝国之间都存在着高低尊卑之分，而这一点，必须体现在双方的所有关系和交流形式之中——洋人没有资格在上海逗留，他们不会得到官方承认，他们甚至没有资格享受正式交往的最基本的礼仪，因此也无从获得任何的名分和地位。因此，知县无法容忍使团在他面前坐下，官员们只是草草写成几张便条，从不写正式的书信，也拒绝接受林赛的书信，他们有意省略所有习惯性的礼仪，并力图避免留下任何有关他们与这群固执的闯入者的正式交流记录（这种交流无疑是令人懊恼的）。因为相关记录很可能将会害他们被罢免，而且和外国人的这种交流也不符合情理。在中国官员看来，英国人不可能和中国人平起平坐，所以万万不能平等地对待他们。

广州的官员拒绝和洋人直接交往，甚至对正式代表英国国家并合法垄断对华茶叶贸易的东印度公司也不例外。所有来往通信都必须通过一群称为公行（cohong）或行商（hong）的人进行（只有他们被允许和洋人通商）。公行必须为洋人的行为负责，他们必然也会为此承担许多风险，但同时，和洋人通商的利润亦十分可观，而英国人本身却无法为自己发声。

林赛很清楚，中方的这些假设将会影响他和官员们的会谈，而且在和官员们的交流中，他也有意识地注意中方一切表示轻蔑的言行和省略的礼仪。林赛主动且咄咄逼人，对于自己认为应得的礼貌和礼仪毫不退让。他坚持要亲自提出条件并要求中方必须予以正视。他还坚持用中文提出自己的要求，以避免中方人员用“广东英语”或洋泾浜英语和他交谈。他知道该如何用中文提出自己的要求。林赛在此前航行至厦门时，曾犯过“几个明显的错误”，过后他总结出以下几点：如果官员坐着，他就不应站着；如果未能和中方达成“英方人员将会得到礼貌接待”的共识，就干脆不和中方人员会面；他不应遵守中方的任何禁忌。他总结道：“如果我们没有表现得那么顺从，中方将会更愿意迁就我们。”[11]纵观整个19世纪及之后的历史，这个苏格兰小伙子对于中方的这种异常敏感的反应还能不断地在外国领事、牧师、传教士和商人的身上有所体现。双方所争的，无非“荣誉”二字——大英帝国的荣誉和林赛个人的荣誉。在道台的办公室里，这场交锋开始了，双方不约而同地玩起了无声的抢座位游戏：知县和林赛一会儿起立，一会儿坐下，一会儿又再次起立，其中一方坚决不肯平等相待，另一方却要求得到平等的待遇。直到知县无话可说，转而阔步而出，这场游戏才宣告结束。

如果当事人的话可以当真，另一位林赛先生也曾在中国用膀子撞倒过整扇门，而且也同样拒绝向清政府表示必要的敬意，更不肯“把额头撞向地板”——这是资深行商对他的请求——也就是向粤海关监督磕个头。这个不肯屈从权威的人就是小伙子的父亲休·林赛（Hugh Lindsay），1811年时，他担任驻广州东印度公司舰队的分舰队司令官（高级司令官）。据老林赛描述，他学到了和中国人交往之道，那就是：对于自身权利，必须寸步不让、力争到底。他的这种做法或许也影响到了他儿子对中国人的态度。[12]当时，由于一桩中国男子的命案，清政府不肯让东印度公司的船队起航，因为该案牵扯3名英国海员。所以直到顺利结案，东印度公司的船队才得以起航。在英国人看来，这件事纯属意外，是过失杀人，但他们认为清朝律法所规定的刑罚没有对谋杀和过失杀人做出区分。英国人还认为，允许清政府扣押并审讯肇事海员，就相当于“提前给他判了死刑”，如果让步的话，就意味着他们清楚地承认清政府是相对握有生杀大权的那一方，而把自己置于一个岌岌可危的处境。[13]之前，“休斯女士号”（Lady Hughes）炮舰的炮手在误杀两名中国船夫之后，被交由清政府审讯，旋即在1785年便被定罪处死，此事他们至今记忆犹新。他们更想起了不久之前的另一起命案：1821年美国商船的水手弗兰西斯·特拉诺瓦（Francis Terranova）与一名中国船妇之死有所牵连。尽管其嫌疑确实很大，但是广州当局对特拉诺瓦的审讯和处死，仍然使外国人感到十分恐慌。除非是蓄意谋杀并且证据确凿，否则，他们都不太愿意和清政府合作。既然行商不肯传达英国人对粤海关的不满（因为他们担心传达如此大逆不道的口信会惹来麻烦），东印度公司广州特别委员会（East India Company’s Canton Committee）“采取了开门见山的非常手段”——他们绕过行商，而选择由老林赛和委员会一名资历较浅的委员率领代表团，亲自去向广州当局提出抗议。最后的报告这样写道：“代表团并没有发现两广总督衙门前有任何实实在在的障碍物（或阻拦他们的人），于是他们顺利地呈交了抗议信。”时过境迁四十年之后，老林赛回忆道，衙门前没有“障碍物”，他率领着一支由60名东印度公司士兵组成的小分队，在大门即将被关上的一刻，他们高呼“冲向大门！”，接着“我们一起向前冲，最终，在大门关上的那一刻，我们冲到了门前……我们一致行动，把膀子靠在门前，再把大门撞开，最终，我们把门内的众人撞得东倒西歪”。他坚定地认为：要想得到公平对待，就必须坚决抵制中方的要求并且进行适度的抗争，这种方法屡试不爽。[14]或许老林赛的叙述方式受到了儿子的影响，但是林赛家族明显倾向于用强硬手段表达自身意愿。

在小林赛之前，曾经也有一位使者出使中国并且铩羽而归，而小林赛的这艘帆船正是以这位使者的名字命名的。这就给中方提出了一个清晰的挑战，这个挑战既准确地反映了时代的变迁，也反映出了小林赛的心态：他坚决要求和中方人员平起平坐，因为他认为中英两国是平等的。当1816年7月清朝侍臣清楚地意识到，阿美士德勋爵就像之前的马戛尔尼勋爵一样，不肯遵行觐见天子（皇帝）的必要礼节，不肯遵照中国礼仪时，他们不许他和随从人员觐见皇帝，并且毫不客气地把英国使团轰出了北京西郊的颐和园。英国使团甚至未能在颐和园留宿。清廷派来下逐客令的使者宣布：“尔国王笃于恭顺，但其使节却不能敬恭将事。”[15]阿美士德不肯磕头，也就是跪下并以额头触碰地面三次。根据阿美士德的其中一名随员记载，其实他“天天吃中餐”，以致腹泻不止，几乎难以站立。但是，任凭清朝官员屡次请求，他就是不愿意磕头，甚至连练习磕头都不愿意。所以，清廷只好把他遣送出境，于是他一路向南回到他的故乡，回到那远隔重洋的蛮荒之地。现在小林赛未经邀请就擅自航行北上，而且他甚至比阿美士德大使还“不谙天朝礼仪”。可是，事实上，小林赛乘坐这艘“阿美士德号”帆船，纯属巧合。

从另一个层面来说，小林赛乘坐“阿美士德号”帆船，标志着意义更为深远的一种改变。小林赛是奉东印度公司设于广州的商船货物监管人特别委员会主席之命北上的。正在他北上之时，广州的英国人、东印度公司的职员以及小商人们都被前所未有的怒火所灼烧着。之前的几年他们一直在斗争，希望自己的愤怒之音可以被听到，希望自己在中国沿海地区的危险处境可以被他们在印度和英国的上司、在伦敦的政府，甚至是广州人民所听到。他们写信并发出请愿书，他们将创刊不久的《广州纪事报》（Canton Register）和《广州信使报》（Canton Courier）传往海外，而英国媒体也一字不差地转载了那些报章文章。他们使用了这些能将驻粤英国侨民的声音传播至全球的全新利器。由于感觉自己受到威胁，他们甚至比之前更加愤怒。11个月前，正当贸易淡季（也是他们的办公处人手不足之际），广东巡抚下令拆除东印度公司“洋行”的一些建筑；重新对外国商人施加各种令人讨厌的限制；不分青红皂白地——至少在他们看来如此——处罚了他们的中国合伙人；还关闭了挂着英国国王全身像——该画作由托马斯·劳伦斯爵士（Sir Thomas Lawrence）所绘——的公司饭厅，并借此有意地（至少在他们看来如此）侮辱英国国王。[16]广东巡抚粗暴地拉开保护着英国国王画像的帘子，故意背对着画像坐下。英国人得知此事后，愤怒抗议。他们中止贸易，要求从加尔各答派遣战舰来华，并于5月31日在广州各处墙上和商店里张贴了一则引人注目的，致广州市民的中文通告。通告开头写道：“英人来华，只求通商。广州洋行遭到袭击，其财产亦遭损毁。”其结尾写道：“英人不畏压迫。”[17]但是，他们即使不畏压迫，最终还是不得不服从于巡抚——至少他们必须承认自己在皇帝的圣旨前是无能为力的。而这一点，常常使他们感到愈加愤怒。小林赛此番北上的任务就是去把抵制通告和洋行的钥匙亲自交给巡抚。这几年来，尽管有些出人意料，但事实上，他已经习惯了洋行的生活。可是巡抚却当面拒绝了他，不接受他的通告和钥匙，并且命令他返回澳门。林赛北上时，本已是满腹牢骚，现在又于私人场合和公共场所皆遭此羞辱，更是愤懑不已。

通过海岸城市“开辟贸易”，派遣船只“北上传达我们的信息”，这些话林赛在三年前就已经写过了。与广州当局的一系列冲突促使东印度公司在1829—1830年贸易季的初期，就命令其舰队避免驶入广州水域。根据命令，林赛被安排登上了金星门（Cumsingmoon）停泊处的舰队（该舰队停泊在澳门以北的金星门）。他的任务是和进行沿海贸易的中国帆船取得联系，并劝说他们直接和舰队进行贸易，他还要尝试和当地村民“改善关系”，并说服他们为舰队提供补给。为此，他到处奔走。他在村民集会上演讲（尽管他“竭尽所能”，但毕竟，把自己定位为一个语言学家，完全是他个人的自说自话），并且还准备了一份解释公司立场的中文文件，这份文件在公众中广为传播。如之前多次一样，东印度公司最终屈服了，并于2月份恢复贸易。然而加尔各答并没有声援他们的立场，遑论伦敦。在广州的英国人也未能达成共识：时任公司总裁的威廉·部楼顿（William Plowden）坚决反对他那些年轻同事的更具有对抗性的计划。其后东印度公司在华员工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持续紧张，随着公司以外的英国商人日渐增加（他们与那些充满抱怨的在华员工一起密谋协商），情况变得更加糟糕。[18]这起事件使林赛憎恶这种对中方妥协的倾向，反对普通中国人如果更熟悉“我们的个性”——亦即英国人的国民性——将会更愿意合作的想法，而主张“我们必须好好教训那些中国官老爷”，才能建立起一套正常关系。[19]

1831年，加尔各答终于听从了他们的建议，派遣战舰来华。它们当中的一艘巡洋舰“克莱夫号”（Clive）还带来了印度总督的抗议信。广州的东印度公司特别委员会因获得了动用战舰的权力而大喜过望，哪怕这只是暂时的。他们决定派遣“克莱夫号”沿着海岸航行，此举正好给了林赛向北航行的第一次机会。他们希望跳过对他们百般压抑的广州当局，力图向其他沿海城市的有关当局表达他们的不满，并借此向北京朝廷传话。他们还希望进一步了解更广大市场的潜力。1832年，广州的英国侨民本来就感到无比愤懑，如今他们又得知，自己的处境在不久的将来将会迎来更加糟糕的变化——垄断贸易的日子，已经走到了尽头。三年前，伦敦的东印度公司董事们已经被告知，到1833年，该公司将无法继续享有对华茶叶贸易的垄断权。东印度公司的没落意味着该公司将会失去之前在广州享有的权利和地位。同时，这也意味着该公司的竞争者将迎来新的机遇，对于林赛一类的人也是如此，他们开始展望公司之外的未来，也希望在中国的其他地方大展拳脚。如今机不可失，他们必须捷足先登。但是，当“克莱夫号”船长得知他们打算把大批货物装到他的船上时，顿时就犹豫不决起来。他坚持认为，“克莱夫号”是一艘巡洋舰，不是商船，因此不肯起航。最终，该舰转而开往孟买。[20]

但是很快，就有来自其他各方的人员和众多的志愿者向东印度公司毛遂自荐，因为侦察中国海岸既符合该公司的利益，又满足“小商人们”的利益。后者指的就是那些从事私人贸易的英国商人，他们牢牢地掌握着亚洲内部贸易的航线，并期待着未来贸易垄断的终结。“阿美士德号”这艘服役6年、载重量达350吨的柚木帆船属于克鲁滕登公司（Cruttenden & Co.）。它已于这一年的8月下旬从孟加拉抵达广州，此前，它刚刚结束一趟新加坡之行。8年前，新加坡正式建立了殖民地性质的英国贸易据点。“克莱夫号”运载的商品样品被转移到“阿美士德号”。“阿美士德号”船长还找到了几名欧洲海员从旁协助该船的34名印度海员（“因为中国人一般不太看得起印度人”），同时为了加强安全保障，他还临时配备了4门黄铜炮。[21]苏格兰自由商人威廉·渣甸（Dr. William Jardine）密切地参与了这次航行。他于1月份写道：“我已决定让郭士立先生参与这次航行……他可以为未来的计划搜集有用信息。”——所谓“有用”，自然是从渣甸的角度而言。[22]林赛接到了指示，收到了2000银元的备用经费，同时指示还提醒他，此次航行“并无政治目的，纯粹是为了了解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政府的作风，以及他们进行商业贸易的意愿”。他还被告知，对于“此项任务的缘起及其目标”，务必“严守秘密”。[23]然而这项任务却远远没有那么机密。众人对这项任务议论纷纷，《广州纪事报》和《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甚至对“阿美士德号”的出航及其目的地进行了报道。《广州纪事报》于2月27日报道“阿美士德号”离港的消息，船上的乘客包括林赛先生和郭士立牧师，他们在东海岸进行“试验性航行”。[24]一方面，英国官员们在学习中文并出版中文刊物，另一方面，即使英方已经将己方感想和行动公之于世，中国官方依然无从获取这些信息。对于那些徘徊在海岸边的神秘英国船只，中国官方屡次焦急地打听着关于它们的消息。但实际上，只须阅读广州的英文报刊，他们的这些疑问即可得到更快、更准确的解答。

实际上这并不仅仅是一项侦察任务，东印度公司还急于再次试验他们的新型武器——他们印制的中文刊物。他们于1831年11月向伦敦报告，他们已经印刷了马治平所撰写的小册子的中译本。他们声称：“这可以被认为是开创了对华关系的新纪元。”保留至今的唯一一本小册子留存在英国——它是从宁波被发出去的，大概和一份报告一起被送到了广东当局，7月份广东当局为了澄清事实，又把它发给了澳门的东印度公司特别委员会。它看起来没什么杀伤力，不过是一本只有7页纸的薄薄的小册子罢了。但此时，承担宣传作用的印刷物已经成为推动历史发展的催化剂。他们声称：“有志者事竟成——我们有信心在几小时之内，印刷任何文件的中译本，无论印刷多少份都没问题。”他们甚至有信心通过这种办法将自己的诉求转达给北京的朝廷：“如果印刷了这么多本小册子，紫禁城的城墙内却连一本都没有的话，那才是天大的怪事。”[25]就在同一个月里，《广州纪事报》的记者看到了小册子的誊抄本（据说这本小册子从宁波出发，途经苏州，最终被送到了这个中国记者手中），他用幽默讽刺的口吻刊登了这本“辞藻相当华丽”“令人惊异”的小册子的“翻译件”。在刊登的文章中声称：这本小册子起先是由企图在宁波进行贸易的“3艘外国船只”分发给群众的，而那3艘外国船只又由20艘英国军舰护送。[26]就在“阿美士德号”独自沿着海岸线北上的时候，惊慌的媒体无限地放大和渲染了这件事，最终竟然把一艘帆船说成了一支怀有敌意的舰队。

那本小册子声称英国人不求开疆拓土，只求进行贸易，实际上他们也已经在长达两个世纪的时间里，与中国进行了互惠互利的贸易。但同时，它也抱怨广州当局腐败无能、反复无常并且残酷无情。他们的行为阻碍了“充满善意的通商贸易”，有违“怀柔远人之至意”——浩荡之皇恩——当初正是承蒙皇帝之恩泽，英国人才得以来华通商。此前不久大英帝国在亚洲扩张领土，那本小册子对此却只字不提，并声称英国人对中国毫无领土野心。当年马戛尔尼使团向清廷提出的要求就包括设立英国据点，以便规避澳门当局的各种限制。这本小册子的确非同寻常，虽然刊登在《京报》（定期誊抄官方公告的刊物）的中国官方记载提到，书中多处“所陈敝端，多在黑阴匿偶而作矣。不然何得上志宏大者，依允下吏之妄为乎”。[27]但是，分发给中国人的小册子仍然被一抢而空，尽管当时在现场给人留下更深刻印象的，恐怕还是熟谙中文的普鲁士人郭士立以及蛮横霸道的东印度公司职员。清廷拥有一个高效的情报网络，它搜集到了那本小册子并送到了北京（正如分发小册子的英国人所希望的）。清政府还接到了关于英国使团北上的许多报告，这些报告被大范围传播并且被远在广州的东印度公司高级职员们整理汇编，他们强调，它们与英国人胡夏米（即小林赛，他化名为“胡夏米”）和中文说得非常流利的甲利（郭士立）有着很大的关系。[28]林赛在日后关于此次航行的叙述中极力为小册子辩护，尽管小册子不伦不类的中文使人读起来着实费劲，但不管怎么说，如预想的那样，它毕竟使英国人的抗议得到了皇帝的注意。也有很多人并不相信分发小册子能够实现英国人的目标。因为，即便是用英文写成的宣传刊物都常常可能让英国人自己下不了台，更何况是翻译成中文的宣传刊物呢？当时在英国也只有一些学者能够勉强掌握一些中文。但是，关于英国人国民性的叙述，且不论它是偏狭的，还是夸夸其谈的（如渣甸所认为的）——在此以英国人代指英格兰人，因为中文一般不区分这两个概念——它都得到了出版并且广为流传。其实，英国国民性还得到了更生动的反映，比如林赛魁梧的身材，以及他大摇大摆地带着同事们推倒大门，这些都给中国人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29]

上海道台衙门里中方人员给林赛斟茶，自然属于日常礼仪，而一开始促使英国人来华的，正是茶叶。自从1660年9月塞缪尔·佩皮斯（Samuel Pepys）尝过新奇的“中国饮料”之后，英国消费者对中国茶叶的需求量与日俱增，再加上英国财政部对增加收入的渴求，促使东印度公司来到广州。一名学者提出，英国政府收入的十分之一来自茶叶税，东印度公司百分之百的利润来自茶叶贸易。[30]为了购买从印度往西运输的茶叶，英国人尝试用他们的棉布和毛织品打入中国市场。然而，几十年来，中国人愿意接受的唯一英国货物就是白银。在中国，并没有对曼彻斯特棉布、英格兰钟表或毛织品的持续的、可观的需求，以平衡英国人日益增加的茶叶购买量。于是，英国人在广州用白银购买茶叶，很快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向中国，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808年。[31]但是，当1757年孟加拉落入东印度公司之手后，鸦片这个新商品渐渐被他们加入了销往中国市场的商品清单。鸦片在中国找到了市场。此前鸦片在中国精英消闲文化中的地位已经根深蒂固——有了这个现成的市场，英国人根本无须另外开辟市场，只要货源充足，中国人便会争先恐后购买鸦片——如今，吸食鸦片的习惯迅速传播到社会各阶层，中国人对鸦片的需求量进而越来越大。[32]因此，1808年之后，白银开始转而流向英国。虽然东印度公司垄断了在其印度领地制造的鸦片的销售权，但该公司并未将鸦片运往东方，因为清政府已于1729年禁止了鸦片进口，在其后颁布的圣旨中，更是明令禁止从海上进口鸦片。[33]东印度公司转而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印度和英国的小商人——他们与东印度公司之间一直有着密切合作——同时，在1813年东印度公司失去对华贸易垄断权之后，这些商人便逐渐独霸了亚洲内部的贸易。简言之，一种十分经典的三角贸易模式在这个时期迅速发展，印度的财富通过中国流向不列颠群岛。贸易的基本要素是两种商品：鸦片和茶叶。东印度公司将鸦片卖给小商人，再由他们从海上将鸦片运往东方。售卖鸦片所得现金一部分被兑换成能够在伦敦或加尔各答流通的东印度公司钞票，一部分则被用来购买茶叶，然后由该公司通过海路将所买的茶叶运回英国（事实上，也只有该公司才被允许从中国购买茶叶）。

但是，和孟买帕西商人杰其博（Jamsetjee Jejeebhoy）紧密合作的威廉·渣甸及其合伙人詹姆斯·马地臣（James Matheson）却对广州和澳门当局对贸易实行的各种限制手段很是恼火。他们不顾这些限制措施，直接进入市场做起了买卖。1823年，麦尼克洋行（Magniac & Co.）的苏格兰商人首次在厦门和中国买家进行贸易，他们先是派一艘船和潜在买家取得联系，然后这些潜在买家便用所谓的“走私船”把一箱箱货物运到了岸上。其他商人也效仿了麦尼克洋行的做法，但是来自地方当局的阻力使得所有人的生意都大受影响。因此，他们之所以如此密切关注“阿美士德号”使团以及郭士立本人，归根结蒂还是因为他们急于继续发展对华贸易，而且，他们在这方面确实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就。贸易垄断权结束的一天即将来临，这促使有志于发展对华贸易的商人聚到一起，并制定对策。这意味着日后的对华贸易将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当然，秘密的鸦片贸易自然也包括其中。早在一年前，渣甸就已经意识到了创新的必要性，他开始思考如何搜集情报，开始考虑如何使用自己的船只将货物带到市场，他感叹道：“旧的计划已经不合时宜了。”[34]这将是商业上的一步妙招，会大大增加各方的利益，而“阿美士德号”的航行将会是这项新计划的关键部分。之后不久，渣甸的船只“西尔芙号”（Sylph）和“詹姆西娜号”（Jamesina）先后被派往中国沿海，于是，才刚刚回到广州的郭士立，很快就又登上了“西尔芙号”。1832年秋天，另外两艘船只也将起航。郭士立扮演的角色至关重要，独立商人詹姆斯·英尼斯（James Innes）写道：“我愿意付1000墨西哥银元换取郭士立3天的服务。”（广州特别委员会付了1500银元作为郭士立参与“阿美士德号”此次航行的酬劳。）郭士立将自己随渣甸和马地臣航行的所见所闻写成游记出版并广为流传，却对鸦片只字不提。郭士立对林赛声称，渣甸“允许我避免和罪恶的毒品沾上任何关系”，但人们对此却将信将疑。[35]他在运载鸦片北上的走私船上担任翻译，赚取了不少酬劳，一路上，他对官员软硬兼施，以确保后者不能干涉他们的通商贸易。到了1838年，该公司旗下有了12艘船只：从孟买运来鸦片的快速帆船，以及运载他们的货物北上进入隐蔽港湾的沿岸贸易船。在这些港湾，中国商人能直接和他们做买卖。这样一来，这些中国商人售卖的货物价格就低于从广州辗转运来的货物价格，同时，渣甸还能防止在港湾的中国买家进行价格垄断。[36]这种新兴贸易增长迅速，渣甸和马地臣的船队也就得以迅速扩充。同时，岸上一个复杂的当地走私网络也应运而生，这个网络在僻静的锚地约见船队、购买货物，并沿着河道和乡间小路将这些货物运往内地。[37]所谓“走私”，往往只是相对而言，经常指的是在中英当局眼皮子底下断断续续进行的一种贸易。当然，渣甸的怡和洋行并不是活动于中国海岸的唯一一家洋行，他们在广州最主要的竞争对手宝顺洋行（Dent & Co.）的业务也有所扩张，他们甚至还获得了“阿美士德号”帆船。1836年，托马斯·里斯把船停泊在厦门以北的泉州湾，然后和怡和洋行进行协商，约定双方互不妨碍对方在当地的贸易。根据我们看到的文献，一年后，里斯的帆船炮击了一艘“小帆船”。[38]而事实上，这艘船会一直在这段海岸线服务，直到退役。

1832年，林赛终于得以迈开双腿在外面广阔的天地游荡了。打破珠江三角洲实体空间和社交空间的樊笼，对他来说肯定是一种真正的解放。一名和林赛有些交往的朋友声称：“我至今还从未见过比他更有流浪和冒险精神的人。”[39]在华洋人的生活确实十分封闭。他们被困在澳门这个小岛，寄宿在一块信奉天主教的土地上，不时“无缘无故地”遭到主人“骚扰”，过着朝不保夕、惶恐不安的日子。在广州，他们被幽禁在更狭小的空间里，寄居在拥挤不堪的洋行里（也就是广州岸边布满货仓和住宅的弹丸之地），或者被禁锢在自己的船上。[40]除了必须遵守贸易方面的严格限制之外，他们还被禁止进入广州城，被禁止在贸易季以外的时间里在洋行里留宿，被禁止带着女人入城。事实上，他们甚至还被禁止学习中文，而这仅仅是因为，教洋人学中文的中国人可能会因此被判处死刑。一名评论者注意到：“洋行里没有多少可以走动的空间，他们好比生活在一个‘针孔大小’的空间里”[41]，每个月，他们会有6次到花地花园沿河散步的机会，他们可以沿着河堤散步几千米之远。[42]这至少为常年生活在洋行里的洋人提供一点慰藉，因为洋行内只有2个小花园，其中一个宽仅60步。洋行内的人用脚步衡量距离，就足以反映出洋行内的世界多么封闭。一个人从洋行的一端到另一端一共得走270步，而且每一步都举步维艰。但他们从来都不会觉得孤独。中国小贩和游手好闲之徒聚集在洋行前的空地，好奇地打量着洋人，为他们提供日用品，敲他们竹杠，为他们理发，或帮他们算命。尽管如此，洋行内的居民还是照旧吃喝玩乐，并且常常喝得酩酊大醉。然而，即使是向来懂得寻欢作乐的威廉·希基（William Hickey）也都感到洋行里的世界实在过于压抑，很快他就对“周而复始的平淡日子”感到厌倦。[43]1832年3月洋行里的洋人包括大约70名英国居民（当中一半是东印度公司职员），另外还有20名美国人，以及荷兰、西班牙、法国、瑞典、丹麦商人各数名，此外还有葡萄牙商人和帕西商人。

广州一共有13家洋行，由洋人向行商租赁，坐落在河边15英亩②的荒地上，其中大部分是新开垦出的土地。洋行是一座长方形的、狭窄的两层楼建筑，坐落在一小片空地的北面（那片空地面积很小，甚至不能称之为广场）。洋行的一楼是商铺，后面是厨房和仆人卧室，二楼则是商人卧室和活动室，还有正对着广场的饭厅和正对着小河的露台，这里微风阵阵，使人感到清凉。洋行被3条街分成4个街区，这3条街分别是：同文街、靖远街（近4米宽，“因为特别宽，所以格外引人注意”）以及新豆栏街（“猪巷”，以肮脏而著称）。这些街道两旁都是售卖小装饰品和小件古玩的店铺和摊位（一名买家称其“为欧洲市场量身打造”）[44]，在猪巷还能买到最廉价的“烧酒”，这是卖给在黄埔上岸的洋人水手的劣质米酒。卖酒小贩有“老杰米阿普”“老好人汤姆”和“卖各色酒类的小汤姆”。[45]摊贩们招徕生意，高呼：“杰克，今天可好？”“好小子，今天可好？”巴不得那些好酒的海员向自己买点酒。[46]美国人奧古斯丁·赫德（Augustine Heard）看到每个座位旁都摆着一瓶酒，当即说道：“他们的上级则端坐在洋行饭桌上，获得了更好的膳食和酒水，而且分量很足，令人满意。”[47]东印度公司的职员们活得尤其滋润，该公司宽敞的饭厅里挂着乔治四世的全身画像。[48]乔治四世画像的对面则是阿美士德勋爵画像。1817年1月阿美士德离开中国前夕，他曾怀着一颗感激之心，在这里大快朵颐。东印度公司的洋行比其他洋行足足宽两倍。其中一间房间被建成小教堂，另一间则被建成图书馆，1832年其藏书量就达到了4000册，因此即使在贸易季，这里也有可以静静看书的地方。[49]东印度公司洋行门口是美轮美奂的柱廊，建筑前的旗杆上飘扬着英国米字旗。

通常，在工作时间以外，洋行居民会将闲暇时间用于水上活动。他们有时休息，有时运动，偶尔还会进行赛马和划船比赛。当地船夫也渐渐学会了能够满足洋行居民制船需求的技术。将印度和欧洲货物运来的商船船员不得随处停泊船只，他们向行商购买茶叶和丝绸之后，其活动范围便被局限在设防的江口（亦即虎门）以南十一英里的黄埔一带的水域。当地居民和水上疍民为他们提供补给，这些补给包括食物、燃料、饮料，甚至还包括性爱（具体地点是希基等人称之为“磨碟沙涌”［Lob Lob Creek］的水域，那一带的娼妓被希基称为“磨碟沙涌女郎”）。当地人还在他们丢弃的垃圾中捡拾有用的东西。[50]于1836年留驻黄埔数月的外科医生杜哥德·唐宁（Toogood Downing）认为当地的男洗衣工的“性格的某些方面经不起严格的审视”，船只入港时，他们招徕生意的呼声此起彼伏：“啊，大副，近日可好？好久不见，您上次到黄埔是什么时候？”[51]男洗衣工和船员们起初假装相识，到后来，在码头的这种寒暄倒给人们一种熟悉感。船员和船只都得到了很好的服务。后来有人这样写道，那里经营多年的供应商常常备有“一艘船所需的任何物品，从备用桅杆到印度淡啤酒”。[52]商人们把前来迎接的船只停泊在由此往南的伶仃岛近海，这些船只实际上就是浮动的鸦片仓库，至少在名义上，它们处于遮风避雨的港湾之外，而且，它们全副武装。这些船只的船长们大多把家属带在船上，同时也和这座小岛的居民长期维持着某种关系。这座小岛看起来或许“相当荒凉”，但岛上至少有足够多的常住人口，这足以使一名年轻的美国人哈丽雅特·洛（Harriet Low）感到满足。此前，她和从商的叔叔一起居住在澳门，1832年10月她来到伶仃岛上居住了一个月，其间，她和船长们的太太聊天，在岛上野餐、跳舞，她觉得这里就像一个陆上小镇一样。伶仃岛近海停泊着大约20艘船，中国走私船在伶仃岛取货之后，便会迅速地将货物运到岸上，然后让这些货物进入内陆的货运路线。[53]

洋行空间狭小，又受到有关当局的各种刁难，这固然会导致种种不便，也常常会令人觉得厌烦。但是，它其实是个有条不紊、秩序井然的世界。它遵照着长期以来的办事流程，从而使得人们容易理解其运作模式。这也能够确保从广州出口的中国茶得以顺利交货，并且直接由东印度公司以及欧洲和美国商船完成取货。在1831—1832年贸易季期间，共有93艘英国船只、41艘美国船只、34艘西班牙船只、19艘葡萄牙船只以及24艘荷兰、丹麦、法国和普鲁士船只来到洋行进行贸易。它们带来纺织品、铁、铅、手表、锁头、珍珠、象牙、鱼翅、动物牙齿制品以及20,580件动物皮毛。他们还带来了鸦片，单是1831—1832年贸易季期间，三分之一的英美商船航行至伶仃岛即抛锚停泊，他们带来了14,225箱鸦片。林赛乘船北上期间，港湾里的中国走私船接收了5578箱鸦片。[54]如同任何一座港口城市一样，这个国际化的贸易世界虽也有着有章可循的规律，但也不时遭到打破，打破的原因可能是人为疏忽或意外，比如某个喝醉或失意的水手，比如发射错误的礼炮，或是各种各样的突发事件。在这种时候，清朝律法和西方律法之间看似不可逾越的鸿沟就会浮出台面。虽然这种情况并不常见，但即使大家在广州过着太平日子，也仍然会时不时地想起这些事情。不过至少，茶叶被运走了，交易被完成了，商场上，依然有人欢喜有人愁。

对于广州这片洋人的小天地，以及在广州生活种种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当时的游记以及后来的回忆录里都有着详细的介绍。它们为了解中国打开了一扇窗，这扇窗尽管不算大，但仍然足以让读者了解中国。这片小天地并不封闭，无论是外国访客还是常住的洋人，只要感兴趣，他们都可以进一步了解他们现在所身处的国家以及发生在这里的种种事件。《广州纪事报》《广州信使报》，以及由首个赴华的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编辑的、报道面更广且更富有学术性的《中国丛报》都把关于中国的最新消息、对中国情况的介绍以及观点感想带给了海外读者。[55]中国不再是一个未知的世界。早在明清两朝，耶稣会和天主教圣方济各会传教士就已经活跃于北京朝廷。继其先驱利玛窦（Matteo Ricci）之后，耶稣会传教士们纷纷成为御用天文学家和数学家。[56]他们把欧洲音乐带进北京朝廷，甚至还参与设计了夏宫圆明园里的不少建筑。他们发回欧洲的信件广为流传，并使欧洲人对中国文化充满向往倾慕之情，这使得18世纪欧洲文化积极地吸收中国元素。启蒙时代的政治思想、室内设计、视觉艺术以及园艺设计等各个方面都受到了这股中国热的影响。莱布尼茨和伏尔泰将他们所理解的儒家思想与实践中的合理性以及理性相融合，并以此与他们所看到的基督教的迷信和非理性进行对比。[57]18世纪是中国风的全盛时代，中国风使得英国、欧洲大陆以及美国各地区都对瓷器、墙纸、茶叶以及药用大黄等中国进口货物趋之若鹜。英国德比郡（Derbyshire）发出的餐具订单被送到广州，两年后下单人才收到按照其设计要求制作的货物。在不久前，赴华使团铩羽而归，使团成员们纷纷出版了有关他们在华经历的游记和回忆录，此外，在广州的英国侨民对于中国的人文风情及自然历史也有了更为广泛的了解。[58]

所有这类的热潮都会逐渐消退，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英国人对中国的日趋熟悉却直接导致了他们对中国越来越蔑视。英国大众和熟悉中国事务的决策者对于中国的观念和印象，已渐渐失去了原先的亲中国倾向，并转而被一种“中国恐惧症”所取代，这一点，在两个英国使团成员出版的带有权威性的报告中得到了确定。同时，不幸的是，信仰新教的英国和罗马天主教之间尴尬的关系以及英法冲突等外部因素，也和英国人对中国的观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耶稣会传教士信件里的中国形象一度被启蒙时代的作家们发扬光大甚至理想化，相比之下更加冷静的英国使团报告里的中国形象，却与之大相径庭。马戛尔尼爵士在他的一段名言里这样总结道：“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不堪的旧战舰……或许它不会立刻沉没，它会像一具残骸那样到处漂流，最终，它会被海浪打得四分五裂，散落在一片滩涂之上。”[59]马戛尔尼及其伙伴们近距离观察过中国，并发现了这个国度中的种种漏洞。现在看来，耶稣会的报告是别有用心的。曾经完全通过天主教传教士，特别是法国天主教传教士的报告了解中国的英国人，在与法国漫长的战争中塑造出了更鲜明的“英国”身份，这使他们对中国更加缺乏信任并且充满鄙夷。中国的宗教看起来和罗马天主教颇有相似之处，都进行偶像崇拜，都有修士和修女（在中国他们被称为和尚和尼姑），都充斥着各种虚无缥缈、玄之又玄的神话。身在广州的英国侨民不仅表面上极其愤怒——他们对清政府的行为极为厌烦，他们认定反复无常的清政府制定的一些具有侮辱意味的限制性措施是在有意针对他们——而且，他们也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失去了对中国文化的同情心。但是，他们毕竟身在中国，因此他们还是想尽量通过广州这扇窗户了解中国。

如今，我们很清楚那个时代的真实面貌。我们不仅能读到许多内容丰富的游记——在那样一个微小、静谧的文字世界里，或许最不起眼的细节也会让人们有所留意——我们还能看到那个时代留下的许许多多的画面：人物画像以及描绘十三行与停泊在近海和港湾里的船只的绘画。访客和常住居民都喜欢雇用中国画师，让他们采用欧洲的艺术手法进行创作。乔治·钦纳里（George Chinnery）是一名破产的英国画家，他相貌丑陋但性格和蔼，从1825年开始，他就一直住在澳门，一直到他1852年去世为止，因为这样可以使他远离他的债主和妻子。他的竞争对手，也曾做过他学生的关乔昌（Lam Qua，又称林呱）在同文街的画廊里作画，该画廊位于制帽匠波莉（Polly）的店铺隔壁。他的画作和钦纳里的绘画相辅相成，完整地勾勒出了他们工作其中的那个贸易世界的面貌。他们所画的行商、外国商人、郭士立肖像——1835年春天，英国皇家艺术学院展出了钦纳里所绘的郭士立像（1832年，钦纳里就开始为林赛亲手绘制郭士立像的素描了）[60]以及珠三角的日常风景，这一切构成了在广州的洋人生活的真实写照。名气较小的画家和业余画家也在辛勤工作着，比如威廉·普林塞普（William Prinsep）。他画过一张素描，在画中，林赛正乘坐着往返澳门的舒适的“快艇”。事实上，尽管之后在东部和北部沿海地区建立了据点，也有画家以这些据点建立初期的面貌为题材，但是，我们能看到的以广州洋行和澳门为题材的画作还是远远超过了后来的那些画作。此外，我们还能看到许多其他的记录，包括关乔昌为美国医疗传教士、外交官伯驾（Peter Parker）所画的许多肿瘤病患的画像。[61]除了令人不安的肿瘤外，外国人对广州一带的植物也了如指掌：博物学者罗伯特·福特尼（Robert Fortune）日后写道，华南地区已被植物学家们“彻底翻了一遍”。[62]每当船长们将新的植物品种带回国时，都会声名鹊起。英国皇家学会会长、植物学家约瑟夫·班克斯（Joseph Banks）清楚地意识到，科学研究和大英帝国的利益之间是可以互相促进，实现完美结合的，因此他不时和东印度公司的职员通函交流意见。船长们把从中国联系人那里得来的植物种子、标本以及相关知识带回英国，同时，他们也给被班克斯（及其继任者）派到广州收集标本的人提供帮助。[63]

他们还必须学习许多新知识，培养许多新技能，这样他们才能进一步了解这个新兴的、不断扩大的市场及其商品，并更好地进行这种商品的贸易。外国商人的活动范围被限制在广州一隅，清朝法律禁止他们亲自考察所采购货物的货源地，再加上受到语言和文化上的限制，他们无法很好地了解所采购商品及其品质，所以只能尽可能自己学习相关知识。他们必须学习评估中方所提供的商品的色泽、味道以及质地。他们必须重新磨炼自己的嗅觉。随着他们对茶的了解日趋深入，品茶人这个职业应运而生：品茶人负责闻茶、品茶，再决定是否应该采购某批茶叶。此外，外国商人还买卖其他产品。1830年12月威廉·渣甸从广州致函伦敦，介绍自己辨识优质麝香（麝香是取自麝科动物腺体的极其昂贵的香料）的尝试。[64]很多批货都被掺了假或者已经腐烂变质。香囊里被掺入了有色黏土，甚至还被掺入了铅，以增加重量。如果能避免掺假行为，保证麝香品质，买卖麝香便可以带来“可观的利润”。渣甸必须维护自己作为发货人以及买主的名誉，因此他必须采取行动。他取得了各种样本并自学了如何通过视觉、味觉和嗅觉来辨识优质香囊。他最终自信地宣称自己辨识优质香囊的本领比中国商人还强。此后洋人还将屡次宣称，自己比中国人更加了解中国。渣甸执着于细节、勤勉、认真，一直都力图掌握尽可能多的知识和讯息，这些体现在他公司业务的方方面面。因为，他想避免在与中国卖家的交易中吃亏。后来，外国公司和被称为买办的中国中间人建立了合作关系，外国公司便得以让买办们给自己提供这些基本的市场信息。但是，在1830年，这位加尔文教派的苏格兰人别无选择，他只能训练自己，使自己能够欣赏自然界最浓郁的香料之一麝香所散发出的让人窒息的刺鼻气味。

洋人们还学到了其他东西。1816年阿美士德使团北上，最终无功而返、铩羽而归，同行的还有第一位赴华的英国新教传教士罗伯特·马礼逊，这是他第一次走出封闭的珠三角世界。马治平的小册子里不伦不类的中文没能为学习中文的洋人提供一个值得学习的范本，学中文的洋人人数虽然很少，但也在缓慢增长。对于希望学习中文的洋人而言，形势十分不利，中国人对于他们的严苛，使他们的学习之路更加困难重重。然而，他们还是找到了马礼逊这位先驱和导师。这位25岁的英国诺森伯兰郡（Northumbrian）人来到广州之前，就已经请一位旅居英国的广东人教过自己中文，因此中文水平很高。一般洋人除了平时口头上使用的粗陋的中文之外，对中文一窍不通，因此中国人“经常当面对他们极尽污蔑嘲笑之能事，而他们却对自己受到的侮辱浑然不知”，林赛对此哀叹不已。[65]郭士立不仅能与中国的高官对话，还能和平民沟通交流，这一点使林赛大为赞赏，而那些欣赏郭士立的商人，更是在19世纪30年代中后期聘请他担任了和中方人员交涉的中介。马礼逊花了数年时间和无数心血编纂了一本大部头的字典，东印度公司最终赞助了该字典的出版，并从1808年开始聘用他为官方翻译员。东印度公司的赞助使这位新教传教士得以在广州长期居留，因此对他而言，这笔赞助是至关重要的。同样，渣甸的赞助（以及现金）对郭士立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他们这些开拓性的工作得到马六甲一所英华书院的支持，该书院于1818年由马礼逊倡议创建，由米怜（William Milne）主持校务。该书院训练那些被送到这里受洗的中国人，其中就包括曾在广州和马礼逊合作过的印刷工人梁发，后来，他于1821年被任命为牧师并开始为广州的伦敦传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简称LMS）服务。该书院以训练传教士为宗旨，就是为中国有朝一日对他们开放做准备。[66]这些早期传教士和郭士立一样，他们自认为自己“和那些罪恶的毒品没有一点关系”，殊不知这往往不过是掩耳盗铃——实际上，他们深度参与着对华贸易，而对华贸易又在越来越高的程度上围绕着鸦片贸易展开。

但是，1832年6月21日的中国仍然几乎是完全封闭的。传教士们在马六甲苦苦等待，而在上海，林赛、辛普森、辛克莱（Sinclair）和郭士立一边等候，一边啜茗。外面下着雨。还在气头上的知县终于回来了，宣布吴道台还是决定会见他们，但是因为他们擅自闯入衙门，使这里受到玷污，所以现在他们只能在他处进行会谈。会谈的地点是城墙外的天后宫，距离他们的登陆地点并不远。他们向知县道别，知县对他们“例常的中式敬礼”视而不见。林赛驳斥道：“在我的国家，政府官员对陌生人都很礼貌。”知县最终“很不情愿地”给洋人回礼。在天后宫，双方强行压抑愠怒，进行着充满火药味的对话。林赛最终告退了，道台甚至不肯收下他的请愿书。这份请愿书在天后宫几间厢房之间往返传递数次之后，道台终于颁布了命令——他不会在请愿书上盖上正式的印章。随后，他充满鄙夷地把请愿书扔回给林赛，并命令“夷”船速速离去。林赛再次拒绝收回请愿书，写道：“英国人并非蛮夷，（对于中国人而言）我们不过是外国人罢了。而且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国力胜过英国，比英国威风，或者拥有的殖民地比英国还多。”[67]就像今天的学者一样，双方为了“夷”字的含义争论不休：英国人将之理解为“蛮夷”或“化外之民”，而道台及其随从人员在书面上和口头上一再向他们保证，“夷”字并不带有任何贬义。[68]

接下来的两周，英国使团把船停泊在靠近黄浦江口的吴淞，并上岸在近郊走动。林赛指出，当地商店里的上等货都打上了“公司”的醒目招牌。他们驶到长江口宽处的崇明岛。使团几乎每天都和上海当局代表交涉，但外国人既然清楚表明自己不会轻易离开，上级官员们只好安排他们回到城里当面交涉。林赛于7月5日回到上海并与知县交谈甚欢。之后，使团被允许私下从城里商铺采购苏州的丝绸和绉绸，林赛写道：“这应该能算是欧洲人第一次逛上海。”[69]但是，逆向贸易也十分常见，洋货在上海很畅销。根据林赛的报告，上海许多店铺都在售卖欧洲货物。隔天，他们再次回到天后宫，然后正式会见了巡抚幕僚，也就是官品更高的一位包姓官员。[70]他“很有礼貌地”和英国人谈判。他坚持认为，虽然谈判双方都了解法律并希望建立友善且有效的关系模式，但是，无论人们在实践中多么轻视法律，中方都只能通过正规的程序改变法律。他告诉林赛，如果英国国王请求大清皇帝扩大贸易，并且又获得批准的话，那“我们将非常乐意在上海迎接你们”。但是，在那天到来之前，他们必须马上回到广州，不得延宕。直到中方的官员们答应会在隔天给英国使团一个礼貌的正式回复之后，他们才在当天下午离开。中方的官员们是在看到宁波传来的于早些时候被签署的盖满了朝廷正式印章的类似文件时，才敢在这份请愿书上盖章的。尽管经历不少波折，但至少他们完成了这件大事，捍卫了个人和国家的荣誉。这篇文章“严格禁止使用所有具有侮辱性的词汇，尤其是‘夷’字”，同时，使团也意识到自己“就是多留一段时间，也于事无补”。于是，他们起锚离开。[71]

根据《广州纪事报》报道，这次航行暴露了清政府军力的薄弱，彰显了中国人民的友善，以及中国商人对于英国货物的渴求。它带回了有用的情报。[72]但是该报毕竟是渣甸主办的报纸。不出林赛的几个朋友所料，当在伦敦的东印度公司董事会成员读到这篇新闻稿时，他们显然都不为所动。[73]董事会认为使团的表现太差劲，为此他们训斥了广州特别委员会和林赛本人，并对使团的处事方式表示“痛心和遗憾”。使团所使用的手段很不光彩，也和他们的身份不符——这种有违既定政策的行为，日后必将遭到曝光，从而导致公司蒙羞。他们或许还会注意到，充满讽刺意味的是，郭士立虽一路招摇撞骗，却还到处分发戒谎言的小册子。[74]“阿美士德号”所到之处，都发生了小规模的暴力冲突：在福州发生了一起“无聊的争吵”，结果林赛的四名手下登上了中国战船并切断其缆绳，迫使它远离己方船只；在宁波，两名官员看到“阿美士德号”附载的大艇正在勘察，尝试登船时却被英方人员用木棍打中落海。[75]林赛不断对那些愿意以非正式方式听他说话的官员复述马治平的小册子里对于广州当局的批评，实际上那些批评根本就是无稽之谈。林赛当时自作主张，其行为远远超出了上级的指示——实际上，马治平的继任者约翰·戴维斯（John Francis Davis）命令林赛不要带上小册子，而他在假意向上级上缴了一箱小册子之后，仍然偷偷地将500份小册子带上了船。他们问道，既然林赛采用了这种见不得光的手段，在中国沿海一路招摇撞骗，怎么还有资格向人申诉中国人不可信赖？既然中国船只永远不可能在英国水域里得到那些特权，林赛又凭什么认为自己应当享有这些特权？林赛以胜利者的口吻记载道：随着“阿美士德号”的到来，中国官民出于恐惧才开始对英方人员以礼相待。而他又是凭什么这么说呢？

马治平意识到林赛的急躁冒进以及倔强顽固可能会危及其自身事业，甚至会损害公司和国家的利益，因此他曾私下告诫他的这位下属和门徒：“少安毋躁，稳步前进。”就在林赛沿着中国海岸航行时，马治平于1832年5月抵达伦敦，他想要为此次航行争取舆论支持。他写道：“印度总部以外的人都十分支持这次航行”——“印度总部”指的是东印度公司总部——其言外之意就是，公司总部谴责了这次航行。然而，这次航行的结果其实才更加重要，这个结果就是：林赛完成了此次航行，而“印度总部”则即将失去处理中国事务的权力。[76]在往后的日子里，在历史现场的主角们还将继续自作主张，擅自进行超出上级命令的行动。天高皇帝远，这就意味着公司代表们以及英国的军方和外交的代表们都享有着很大的行动自由。之后，他们可能会遭到谴责，但是他们行动的直接后果确实有助于目标的实现，以至人们常常忘记了他们的急躁冒进、擅自行动。而且他们都坚信，自己能把握住最好的时机，发表最为正确的言论，采取最合适的行动。广州的英国侨民所见，以及使团在“阿美士德号”甲板上的所见，与伦敦决策者的所见并不相同。公司的职员们生活在广州和澳门的由英国侨民组成的狭小世界里，他们和这些英国侨民一起经历着这个世界的一切。平日里，他们也只和这些人交谈，他们整日向这些人喋喋不休地抱怨自己所遭遇的问题：广州当局对他们如何百般刁难，英国国内的决策者如何不理解他们的处境，他们的荣誉和自尊如何遭到打击，为什么必须采取行动，等等。除此之外，他们几乎从不谈论其他的事情。他们也常常被人游说。马治平和戴维斯利用自己的自主权，擅自命令“阿美士德号”向北航行。但是，他们也受制于受命北上的林赛和郭士立，此行，他们所花的时间比预计还多出了3个月。戴维斯发表文章对使团进行了严厉批评，指责他们不仅使用了暴力手段，还对于所造成的“恐慌”扬扬自得。[77]但是在现场的主角们——无论是在“阿美士德号”的甲板上，还是道台衙门里——也都极其讨厌英国国内以及中国沿海那些纸上谈兵的决策者。他们认为自己最熟悉所在地情况，并懂得便宜行事。他们或许会表现出“些许的匹夫之勇，其行为或许也缺乏合理性”——林赛承认里斯在宁波的行为就是如此——但他们亦应该享有不时进行“小试验”的自由——林赛这样概括自己在福州的挑衅行为。所谓的“小试验”当然是指充满暴力的“小试验”。[78]在伦敦、澳门和广州的任何一个人都无法阻止林赛，也没有人能够消除他的行动所造成的影响。林赛等人辩称，这些轻度暴力行为可以为自己带来尊严，可以维护和争取自身权利。于是，他们“不顾一切，坚持己见”，希望以此“使中方对我们刮目相看”。[79]林赛写道：“唯有实际经验，才能让一个人相信一句话的真谛。”[80]休·汉密尔顿·林赛将个人荣誉与国家荣誉混杂在一起。中方对他个人表现出的轻蔑都被他上升为有辱英国国体的行为。这种带有倾向性的理解将可能会引发许多冲突。每一位在华洋人似乎都披着本国国旗；每一次和中国官员的接触都可能使洋人觉得自己受到了无礼的对待；每一个小小的障碍都被上升为原则问题。无论是在与中方人员面对面的交流中，还是进行口头和文字上的沟通时，林赛都充满戒心。他的反应十分迅速，时刻准备着训斥对方。而且他还准备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他随时准备诉诸武力，比如用膀子撞倒大门，或者通过口头恫吓不断重复自己的粗鄙行为。他肯定会对各种批评不屑一顾，因为他对东印度公司垄断对华贸易的事情不感兴趣，因为那些旧时光都已经远去了，未来更为开放的对华贸易才是他所期待的。林赛在厦门对他的母亲写道：“我认为我们在此地备受屈辱的日子不可能持续太久。” [81]

林赛认为，50名英国士兵就能轻易打败云集在吴淞的中国战舰。只要有6艘英国战舰，他就能拿下福州。他夸口，只要4名英国人拿着2柄斧子，就能拿下一艘中国战舰。这是又一个不断浮现的说法，也是洋人们根深蒂固的观念：英军武器精良、军纪森严、训练有素、士气高昂，因此可以打败具备数量优势的中国军队。中方的炮台年久失修、破旧不堪，战舰很小且火力不足，士兵胆小如鼠且都是撑着伞的老弱残兵。英国人勘测了每一个港口，侦察了每一个炮台以及其他的防御工事，在这个过程中，尽管中方企图以展示武力来阻遏他们的前进，但英国人依然不断逼近他们的侦察目标。

无论是在上海、福州还是厦门，又或者是后来的威海卫，冲突的现场其实都是十分平静的，这或许也是最值得关注的一点。无论洋人们遭到了怎样的无礼对待，中方人员对他们如何地恶言相向（当然，这些都是他们自己的看法），但是，他们并未遭到逮捕、囚禁或攻击。而且，这些言行粗鄙的外国无名小卒甚至依然得到了官衔最高的地方官——吴道台（在两江总督之下管理省政的五名官员之一）以及上海知县——的接见。他们获得了一位来自苏州的比这两名官员官品更高的官员接见，该官员的官品仅仅低于巡抚。这些粗鄙无礼的闯入者本来没有资格在上海逗留，中方却只是说服而非强迫他们离开。双方对话的状态紧绷且火药味浓郁，场面通常也是十分紧张。中方人员经常是开门见山、单刀直入地命令英国人离开，但是，在一阵言辞尖锐的对话后，他们的态度也会转趋温和，因为对于英国人所来自的那个世界，他们也常常觉得好奇。中方人员对英国人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容忍和耐心。中方人员并没有向英国人发出诉诸武力的直接威胁，反而是英国人做出了这些恐吓，并使用枪炮、斧子、木棍和石头予以实践。

1833年，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垄断权被废除了，而英国政府则着手在澳门和广州建立某个体制以取代该公司的特别委员会及其主席。律劳卑勋爵（Lord Napier）被任命为商务总监，他在日记中自吹自擂，“中华帝国已是我囊中之物”，同时他还声称，几艘英国战舰就足以迫使中国开放通商口岸（他的这种言论和此前林赛的说法如出一辙——或许他阅读了林赛留下的文字记录，并进而由此引发了共鸣）。他还写道：“我愿推动这一变化。”[82]“律劳卑事件”就此拉开序幕：在林赛现身上海两年之后的1834年7月25日，这名曾参与特拉法加海战（Battle of Trafalgar）并在对法战争中进行过近距离搏斗的苏格兰海军老兵来到广州。他肩负着以下职责：代表英国政府，维护英国商业利益；如有机会，便向中方施压，使之放松贸易方面的限制；勘察中国海岸。尽管被命令“克制自己，切勿惹是生非”，律劳卑依然极尽挑衅之能事，肆意违反所有规则。和之前与清政府打交道的那些人一样，他也认为，只要坚持自己的立场，中国人就会让步。他认为，自己必须登上并驾驭马戛尔尼所说的这艘“旧战舰”。[83]律劳卑并未提前在澳门征求清政府的同意就来到广州，之后他寄宿在广州的洋行里，并直接向两广总督呈交了自己的个人履历，而这些其实都是违禁行为。律劳卑遵循东印度公司和清政府打交道的先例，在广州城墙上张贴告示，叙述了真实的历史以及中英关系的现状，并指责两广总督撒谎。他在致外交大臣巴麦尊（Lord Palmerston）的信中写道，只要给我“三四艘护卫舰或双桅船和一小支训练有素的英军”，我就能“在难以想象的极短时间内”解决问题。他在发往英印当局的多份急件中要求对方派遣一小支部队来华。而随着他处境的日益恶化，他发出的急件越来越多。[84]大多数的外国商人为他的行为感到欢欣鼓舞，忧心忡忡的中国商人则对他发出了警告，而地方当局也在口头上和行动上捍卫着自己的权威。清政府索性中断了贸易，命令中国工作人员搬离洋行并封锁了这些洋行。清政府还软禁了律劳卑，派兵包围其住所，撤走其中国仆人并中断一切新鲜的补给品（当然，仍然有人偷偷将补给品送至律劳卑手中）。清政府对律劳卑置之不理，并在公开告示中侮辱他。

恼羞成怒的律劳卑病倒了。他命令两艘护卫舰开到广州，但是它们却未能突破中方的封锁线。英国人曾以为动用几艘军舰就能迫使中方屈服，如今他们总算认清了现实。护卫舰刚进入珠江口就遭到炮台齐射——据军舰上的英方人员描述，该河道非常狭窄，就像“第二道达达尼尔海峡”（Dardanelles Strait）——随即，英方军舰进行了反击，这是他们首次作为敌方在中国水域里开炮。[85]两名英国人在交火中丧命。英国人为此事怒不可遏，似乎要拉开架势大干一场，但最终却什么也没有发生。对于律劳卑本人来说，其后果更为严重，因为他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遭受软禁、饱受骚扰而且重病缠身的律劳卑在两个月后撤离广州，在之后的两周内他发烧了，并最终在澳门一病不起。没有中方书面上的同意，律劳卑就无法离开广州，而中方在律劳卑命令英国军舰离开珠江之后才允许他离开。这是律劳卑“最后一次握笔书写”。[86]万念俱灰、重病缠身的律劳卑未被允许沿珠江离开广州。最终，在中方庞大兵力的护送下，他们沿着内陆河道缓慢前进。载送律劳卑等人的船只沿途停留了36个小时，其间“周围敲锣打鼓，异常嘈杂，使勋爵备受煎熬”。[87]在律劳卑几名医生的要求下，澳门当局停止敲钟，但这一切努力已经无济于事。和其他人一样，詹姆斯·马地臣非常失望，但他也总结道：“我认为，相比于一开始就向中方屈服，对中国炮台的炮击使我们占据了更有利的地位。”[88]尽管律劳卑死去了，但经过这起事件，在华英国侨民及其支持者都清楚地意识到了枪炮的威力，当然，他们也一直没有忘记律劳卑垂头丧气离开去澳门途中那喧天的锣鼓声。

第一场在华英国侨民的丧礼自律劳卑开始。当然，律劳卑自然不是第一个死在中国的外国人，因为已有不少外国人长眠于澳门的新教墓地，罗伯特·马礼逊就刚刚在两个月前被安葬于此。但是律劳卑的丧礼是在华外国侨民的第一场政治丧礼，它反映出在华英国侨民共同的悲伤和政治愤怒。此后在华外国侨民还将举行更多场的政治丧礼。最近曾向虎门炮台开炮的“安德洛玛刻号”（Andromache）战舰以及一些英国商船发射了礼炮。律劳卑的灵柩按照英国国王代表之礼，被护送至墓穴安葬并由葡萄牙军队鸣枪3次致敬。律劳卑活着的时候，在广州的中国人对他欠缺的那些礼数，都在他死后，由在澳门的欧洲人补齐了。“律劳卑事件”一夜之间闹得满城风雨，甚至成了神话：这位不幸的使节马上成了烈士，他“被中国官员的野蛮行为迫害致死”[89]，“就像一名犯人一样”被押送到澳门，“一路上敲锣打鼓，几乎没有中断”，使他备受折磨。[90]律劳卑在广州的支持者（只有少数人反对其行为）立刻在报刊、小册子以及私人书信里为律劳卑的行为正名。在后来的日子里，大家都清楚意识到，律劳卑的好斗导致了他的失败，他忽视了来自伦敦的指示的背后用意，不顾伦敦对其宗旨的重申——威灵顿公爵曾在书面上强调，“不得通过武力和暴力”推进己方政策——其实，只要软化对中方的立场，问题就能够得到解决。但是，那些支持律劳卑的政策并赞同其看法的人，却屡次强调以下几点，以此为律劳卑喊冤：律劳卑被中国人出卖并受到了残忍对待，最终导致他在家人的陪伴下，在澳门溘然长逝（他们和律劳卑的传记作者一样，往往不提律劳卑当时已经在发烧的事情）。律劳卑曾经敦促巴麦尊放弃马戛尔尼和阿美士德“铺张浪费”的对华外交模式，“无须携带礼品、乐师和粗通文理知识的绅士”。“对于计划完成的事情，就要下定决心，贯彻始终。”[91]护送灵柩的队伍中包括律劳卑的一位参谋查理·义律（Charles Elliot）上校——他当时资历尚浅，但却在1836年成为驻华商务总监，并在1839年主导了引发中英战争的一系列事件。

在威廉·渣甸和詹姆斯·马地臣的号召下，在华英国侨民当中支持律劳卑的人为竖立律劳卑纪念碑展开募捐活动，而“由在华英国侨民竖立起来的”纪念碑也于1839年如期落成。[92]马地臣一再延迟在澳门墓地里竖立纪念碑的日期，因为如他向律劳卑夫人汇报的那样，“不久后我们或将在世界的这个角落拥有一个殖民地，纪念碑将被竖立在更好的地点”。[93]碑文写道：“律劳卑不畏艰险，鞠躬尽瘁，最后牺牲了他宝贵的生命。”碑文慎重冷静的语调和当时种种充满敌意的话语（这种话语在当时已经开始变得司空见惯）形成鲜明对比。事实上，在律劳卑自己的报告中，就充斥着尖锐刻薄的文字。

在“律劳卑事件”发生之前，林赛就已经回到英国了。林赛“时时刻刻都准备着从事任何一项冒险活动”，他从孟买乘坐轮船到埃及，再骑着骆驼沿陆路到达金字塔。他对日后的旅者提出了如下劝告：在帐篷下方铺好地毯；雇用足够数量的骆驼骑师；随身携带至少18瓶每瓶1升左右的矿泉水。[94]此时，从印度出发的客运轮船服务才刚刚诞生，并且这项服务与林赛家族紧密相关——于1830年开辟红海航线的第一艘，也是最有名的轮船，就是以老林赛命名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老林赛担任东印度公司董事长期间，公司曾反对这个创举），而他正是乘坐这艘轮船往西到达苏伊士运河的。[95]他于1836年准备以私人商户的身份回到中国进行贸易，但在回到中国之前，他先是展开了许许多多的公共辩论——在往后的日子里，他还将进行更多的公共辩论，起初是通过出版小册子，后来，在1840年进入议会后，则是通过议会演讲。一名学者宣称，林赛将会成为“鹰派”的领军人物。[96]1832年12月在澳门狩猎途中遭受暴力（以及侮辱性）攻击并险些丧命的经历，或许使得林赛更趋强硬。“阿美士德号”的报告显示，他看法的基调已经定形了，而且他认为马治平的顾虑也完全有道理。[97]林赛于1836年宣称：“对于侮辱律劳卑，中国人早有预谋”，他们的行为“背信弃义”，律劳卑的经历“屈辱至极”，“中国人的这种行为，给了我们最充分的理由对他们心生怨恨”。他写道：“英国人有两种选择，一是完全退出对华贸易，二是直接通过武力干涉……为过去遭受的伤害讨回公道并且保障未来。”林赛排除了前一种选择，根据他在“阿美士德号”上的观察，他提交了一份战争蓝图：12艘战舰（包括3艘蒸汽战舰）加上3000兵力，就足以封锁主要港口，扣留中国沿海帆船并迫使清政府做出让步。战争的目标是签订“平等的贸易协定”——包括语言和地位上的平等，从而洗刷被称为“蛮夷”的耻辱——终止垄断贸易和各种烦琐的限制，以及解除只在广州一地进行贸易的限制。但是，这还将是一场文字战争：英国舰队的旗舰将会携带一台中文印刷机。英国人将会在中国港口分发小册子，阐述英方愤怒的原因、英方的战争目标，以及英国人与中国人和平交往的愿望。[98]

林赛并没有孤军作战。其他人也参与了文字战争（以及围绕文字的战争）。威廉·渣甸的伙伴詹姆斯·马地臣也以印刷机为武器，在英国出版小册子，以此与他们在广州发行的报纸遥相呼应。但是，在英国，读者的回应更为温和，“诉诸武力，使中国人学会礼节”的观点遭到了一些反对，而水平比林赛更高的翻译员更是提出，中方对英国以“蛮夷”相称其实是中国人的习惯。[99]当乔治·斯当东勋爵（George Thomas Staunton）还是个男孩时，他曾随马戛尔尼使团赴华并在途中学习中文，如今他已成为一名知名学者。此时，他奋笔疾书，力图避免这场无缘无故的战争。[100]林赛踌躇满志地在这场文字战争中开了第一炮，他给巴麦尊写了一封公开信，并于1836年春末航行返回东方。抵达广州之后，他带头组织了一个国际总商会并担任其董事长和官方发言人，并做好了“痛陈冤情”的准备，同时，他还希望借此得到蒸汽战舰。[101]对于对华关系的现状，没有什么英国人是满意的，也没有英国人乐意看到在华的英国侨民处于危如累卵、人为刀俎的处境。但是另一方面，在华的英国侨民却依然留下来了，对华的贸易额也是稳步增长。当然，其中既包括合法的贸易，也包括非法贸易，两种贸易模式相互交织、难以分离。

即使法律明文禁止，人们仍然互相交往——尽管在华英国商人急躁不安、愤懑难耐，甚至不时还会对中国人恶言相向，但双方还是存在着友谊并且保持着一定的亲密关系的。林赛于1832年航行北上之后不久，詹姆斯·马地臣就写信给在加尔各答的约翰·怀特（John White），在信中，马地臣对约翰·怀特的兄弟威廉·怀特（William White）之死，这一从印度传来的噩耗做出回应。马地臣在信中简述了威廉·怀特在广州财物的善后事宜。[102]威廉·怀特于三年前离开澳门，此前他在澳门拥有一栋房子。离开澳门之初，他以为自己之后还会返回澳门，但后来，他接到指示，要求他放弃那栋房子。根据马地臣的报告，他留下了一张桌子和一个五斗柜（柜子里有些旧账目和信件）。此外，还有他的“退休金受益人”——一位中国情妇。当怀特返回孟加拉时，他把房子、财产和仆人都交给了这位能够识文断字并熟谙葡萄牙语的“高等”女人掌管。她来自广州，如今却已和那个家庭“断绝关系”。当怀特决定延后回到澳门，或者干脆不回澳门时，他嘱咐马地臣租下一栋合适的房子，给她一个栖身之所。现在，约翰·怀特却对这个女人只字未提，这引起了马地臣的注意：根据其兄遗嘱，这个女人是否获得过任何的养老金？如果没有，他就会“诚意”地询问约翰·怀特，看看他能否做出某种安排。如果这位女人真要陷入赤贫的境地，那么，“至今怀念着逝者的友人，将会感到万分悲痛”。马地臣在结尾处写道：“自从接到噩耗，我一直没见到那位女人，而我相信，她至今对此毫不知情。”这绝非一种敷衍的、充满铜臭味的安排。这名提出上述请求的苏格兰人表明，真实的感情纽带已经成功逾越了语言文化的表层鸿沟，开始把不同的人及社群紧紧地连接起来。在这段历史叙述中，憎恨当然存在，但是，与此同时，关爱、友情和爱情也杂糅其中。

注释

[1]《中国北方港口航行始末之报告》，载于The Ship Lord Amherst (London: B Fellowes, 1833), p.173，这是林赛给东印度公司提交的正式报告的再版（第1——267页），文末附上郭士立的笔记（第269—296页）。该报告作为国会报告《阿美士德号》的一部分(House of Commons 410; London, 1833)，并附上清政府的回应，一并出版。此外，广州特别委员会关于东印度公司的记载还包括林赛报告的手稿，除了报告前半部分提及中国姓名、官衔和地名时附上相应中文名字之外，该手稿和出版的手稿完全相同。参见‘Journal by Hugh Hamilton Lindsay of Voyage of the Lord Amherst’, British Library, Asia, Pacific and Africa Collections, India Office Records [BL, APAC], IOR/R/10/70。如未另行注明，所有引言都摘自林赛的报告。郭士立报告更完整的版本于1833年在纽约出版（书名为The Journal of Two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in 1831 & 1832）以及于1834年在伦敦出版（书名为The Journal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in 1831, 1832 & 1833）。

[2]H. B. Morse,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iv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26), p. 332. 关于林赛，参见Harriet Low: Nan P. Hodges and Arthur W. Hummel (eds.), Lights and Shadows of a Macao Life: The Journal of Harriet Low, Travelling Spinster (Woodinville, WA: History Bank, 2002), i, pp. 204, 589。

[3]H. H. Lindsay to mother, draft, ‘Amoy’, April 1832,Staffordshire Record Office [SRO], D(W) 1920/4/1.

[4]Arthur Waley, The Opium War through Chinese Eyes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58), p. 228.

[5]关于郭士立，参见Jessie G. Lutz, Opening China: Karl F.A. Gützlaff and Sino-Western Relations, 1827-1852 (Grand Rapids: Wm B. Erdmans, 2008)。

[6]Report of Proceedings on a Voyage to the Northern Ports of China, p. 26.

[7]Gützlaff, Journal of Two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p. 72.

[8]Ibid., pp. 101,113.

[9]Report of Proceedings on a Voyage to the Northern Ports of China, p. 171.

[10]关于马戛尔尼使团，参见James L. Hevia, Cherishing Men from Afar: Qing guest ritual and the Macartney embassy of 1793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5)，该书也讨论了阿美士德。

[11]Report of Proceedings on a Voyage to the Northern Ports of China, pp. 174, 26-7.

[12]Hugh Lindsay, ‘An adventure in China’, 载于Lord Lindsay, Lives of the Lindsays: Or, a memoir of the houses of Crawford and Balcarres (London: John Murray, 1849), iii, pp. 479-86。老林赛声称，这起事件打破了1810——1811年的僵局，而克兰默·宾对此存疑。但是，即使老林赛近40年前的回忆有失真之处，我们似乎没有理由怀疑这起事件确实发生过：参见老林赛的‘Incident between the Hong Merchants and the Super-cargoes of the 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 in Canton, 1811’,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5 (1975), pp. 49——60。

[13]Select Committee at Canton to Court of Directors, 10 January 1812, 转引自Appendix to Report on the Affair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II, China Papers (London, 1831), p. 54. 关于这起事件中英方对清朝律法的解读正确与否，仍然存在着争议，但这无关宏旨，外国商人正是基于自己的理解和怀疑做出决策。

[14]Lives of the Lindsays, iii, pp. 482-3, 481.

[15]Clarke Abel, Narrative of a Journey in the Interior of China: And of a voyage to and from that country, in the years 1816 and 1817 (London: Hurst, Rees, Orne and Brown, 1818), pp. 107, 109.

[16]关于这些事件的叙述，参见Mors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iv, pp. 278-292。

[17]Canton Register, 6 June 1831, p. 52.

[18]Mors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iv, pp. 199-222, 242-3.

[19]H. H. Lindsay to mother, 15 November 1829, 10 December 1829, SRO, D(W)1920/4/2.

[20]这起纠纷被记录在几封信件的誊抄稿，参见BL, APAC, IOR/G/12/249,’Factory consultations’。

[21]H.H.Lindsay to J.H.Davis, President, Select Committee, Canton, 5 February 1832, BL, APAC, IOR/R/10/30, ‘Secret Consultations of Select Committee of Supercargoes’.

[22]William Jardine in Canton to James Matheson in Macao, 28 January 1832, Alain Le Pichon (ed.), China Trade and Empire: Jardine, Matheson & Co. and the origins of British rule in Hong Kong, 1827-1843. Records of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New Series, 38 (Oxford: Published for the British Academy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144.

[23]BL, APAC, IOR/G/12/287, Secret Department, Select Committee to Court, 15 January 1832.

[24]Canton Register, 16 February 1832, p. 21, 8 March 1832, p. 32.

[25]BL, APAC, IOR/G/12/287, Secret Department, Select Committee to Court, 7 November 1831; TNA, FO 1048/32/8, ‘Copy of a printed paper landed by the Lord Amherst at Ningpo. Received at Macao, for translation, July 1832’.

[26]Canton Register, 18 July 1832, pp. 68-9. 除了几处内容，该文与英文原件完全相同。参见BL, APAC, IOR/10/30, ‘Secret Consultations of Select Committee of Supercargoes’。 也可以参见一份更接近当代的誊抄稿：Ting Man Tsao, ‘Representing “Great England” to Qing China in the Age of Free Trade Imperialism: The circulation of a tract by Charles Marjoribanks on the China coast’, Victorians Institute Journal 33 (2005), pp. 179-196。

[27]Report of Proceedings on a Voyage to the Northern Ports of China, pp. 157-8.

[28]BL, APAC, IOR/G/12/249, passim.

[29]Jardine on the pamphlet, writing to Thomas Williamson, Canton, 13 July 1832; quoted in Gerald S. Graham, The China Station: War and diplomacy, 1830-1860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8), p. 70, n. 13.

[30]Michael Greenberg, British Trade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1800-184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1), p. 3.

[31]Lin Man-houng, China Upside Down: Currency, society, and ideologies, 1808-1856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6), p. 288.

[32]Yangwen Zheng, The Social Life of Opium in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33]David Anthony Bello, Opium and the Limits of Empire: Drug prohibition in the Chinese interior, 1729-1850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5), pp. 115-22.

[34]Wm Jardine to H.P. Haddow, 10 March 1831, in Le Pichon, China Trade and Empire, p. 117. 关于该公司的帕西合伙人，参见Le Pichon, China Trade and Empire以及Asiya Siddiqi, ‘The business world of Jamsetjee Jeejeebhoy’, Indi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Review, 19:3/4 (1982), pp. 301-324。

[35]转引自Greenberg, British Trade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p. 140; James Innes to James Matheson, 7 December 1832, in Le Pichon, China Trade and Empire, p. 167; Gützlaff, on the John Biggar, to Lindsay, 6 September 1833, SRO, D(W)1920/4/1.

[36]Edward LeFervour, Western Enterprise in Late Ching China: A selective survey of Jardine, Matheson & Company’s operations, 1842-1895 (Cambridge, MA: 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 1968), p. 13.

[37]Hsin-pao Chang, Commissioner Lin and the Opium Wa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pp. 23-7; Joyce A. Madancy, The Troublesome Legacy of Commissioner Lin: The opium trade and opium suppression in Fujian province, 1820s to 1920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3), pp. 50-52.

[38]Chang, Commissioner Lin and the Opium War, pp. 28, 30; William Jardine to Captain John Rees, 19 August 1837, in Le Pichon, China Trade and Empire, p. 304.

[39]Harriet Low, on 12 October 1833: Hodges and Hummel (eds.), Lights and Shadows of a Macao Life, ii, p. 639.

[40]EIC, Canton, Public Consultations, 10 March 1832, BL, APAC, IOR/G/12/248. 关于广州贸易的实际运作，可参见Paul A. Van Dyke, The Canton Trade: Life and enterprise on the China coast, 1700-1845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5); Jacques Downs, The Golden Ghetto: The American commercial community at Canton and the shaping of American China policy, 1784-1844 (Bethlehem, PA: Lehigh University Press, 1997); and Mors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in China。

[41]Chinese Repository 4:1 (May, 1835), p. 42.

[42]洋人们只在不会与广州官员碰面的情况下才被允许到花地花园散步——在那6天，官员们都会在衙门里接受上书：Mors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iv, pp. 153-154；也可参见Fa-ti Fan, British Naturalists in Qing China: Science, empire and cultural encounte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29-31。

[43]Peter Quennell (ed.), Memoirs of William Hickey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5), p. 134.

[44]Henry Ellis, Journal of the Proceedings of the Late Embassy to China (London: John Murray, 1817), p. 409.

[45]Chinese Repository 4:1 (May, 1835), p. 45.

[46]C. Toogood Downing, The Fan-Qui in China in 1836-37 (London: Henry Colburn, 1836), ii, p. 229.

[47]转引自Jonathan A. Farris, ‘Thirteen Factories of Canton: An architecture of Sino-Western collaboration and confrontation’, Buildings and Landscapes 14 (2007), p. 74.

[48]1842年从澳门移至香港市政大厦：E.J. Eitel, Europe in China: The history of Hongkong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year 1882 (London: Luzac & Co., 1895), p. 17。

[49]Chinese Repository 4:2 (June, 1835), p. 96.

[50]Van Dyke, Canton Trade, chapter 4; Quennell (ed.), Memoirs of William Hickey, pp. 131-2.

[51]Downing, Fan-qui in China, i, pp. 83-4.

[52]Osmond Tiffany, The Canton Chinese: Or, the American’s sojourn in the celestial empire (Boston: James Munroe and Company, 1849), p. 135.

[53]Nan and Hummel (eds.), Lights and Shadows of a Macao Life, ii, 28 October to 21 November, pp. 453-65.

[54]BL, APAC, IOR/G/12/247,‘Diary of Transactions 1831/32’; and IOR/G/12/248, Statement of Consumption Value of Indian Opium in China from 1st April 1831 to 31st March 1832’. 美国人参与非法贸易，带来了更多“土耳其”鸦片（尽管有时鸦片只是标榜产自土耳其，实际上产自印度）。

[55]参见Fred W. Drake, ‘Protestant Geography in China: E.C. Bridgman’s portrayal of the West’, in Suzanne Wilson Barnett and John King Fairbank (eds.), Christianity in China: Early Protestant missionary writing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89-106; Michael C. Lazich, E.C. Bridgman (1801-1861): America’s first missionary to China (Lampeter: Edwin Mellen Press, 2000)。关于观念的塑造，参见Song-Chuan Chen, ‘The British Maritime Public Sphere in Canton, 1827-1839’ (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2009), and Ulrike Hillemann, Asian Empire and British Knowledge: China and networks of British imperial expansion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56]Matthew Liam Brockley, Journey to the East: The Jesuit mission to China, 1579-1724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57]Colin Mackerras, Western Images of China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28-42.

[58]关于这类案例，参见Fan, British Naturalists in Qing China。

[59]J.L. Cranmer-Byng (ed.), An Embassy to China: Being the journal kept by Lord Macartney during his embassy to the Emperor Ch’ien-lung, 1793-1794 (London: Longmans, 1962), p. 212. 关于两支使团的影响，参见Shunhong Zhang, ‘British Views on China During the Time of the Embassies of Lord Macartney and Lord Amherst (1790-1820)’ (unpublished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London, 1989)。

[60]The Times, 1 September 1835, p. 6. 关于钦纳里和关乔昌，参见Patrick Conner, George Chinnery, 1774-1852: Artist of India and the China coast (Woodbridge: Antique Collectors’ Club, 1993)。

[61]Stephen Rachman, ‘Memento mobi: Lam Qua’s paintings, Peter Parker’s patients’, Literature and Medicine 23:1 (2004), pp 134-59; Edward V. Gulick, Peter Parker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62]Robert Fortune, Three Years’ Wandering in the Northern Provinces of China (London: John Murray, 1847), p. 144.

[63]Fan, British Naturalists in Qing China, pp. 19-26; Richard Drayton, Nature’s Government: Science, imperial Britain, and the ‘improvement’ of the worl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92-3; Georges Métailié, ‘Sir Joseph Banks- an Asian Policy?’, in R.E.R. Banks et al. (eds.), Sir Joseph Banks: A global perspective (Kew: Royal Botanic Gardens, 1994), pp. 157-69.

[64]此段文字根据以下材料写成：Jardine to Weeding, 7 December 1830, in Le Pichon, China Trade and Empire, pp. 104-106。

[65]Report of Proceedings on a Voyage to the Northern Ports of China, p. 32.

[66]Brian Harrison, Waiting for China: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 at Malacca, 1818-1843, and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missions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79).

[67]Report of Proceedings on a Voyage to the Northern Ports of China, pp. 173-187，引言摘自p. 187。

[68]Lydia H. Liu, The Clash of Empires: The invention of China in modern world making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69]Report of Proceedings on a Voyage to the Northern Ports of China, p. 202.

[70]时人在写到此处提到的“总督”时，一般用“Viceroy”一词。

[71]Report of Proceedings on a Voyage to the Northern Ports of China, p. 207.

[72]Canton Register, 17 September 1832, p. 99.

[73][Illegible], at Macao, to Lindsay, 16 December 1832, SRO, D(W)1920/4/1.

[74]Report of Proceedings on a Voyage to the Northern Ports of China, p. 44.

[75]Ibid, pp. 60-62.

[76]Charles Majoribanks to Lindsay, undated, but evidently winter 1831-2; Charles Majoribanks, at St Helena, to Lindsay, 19 April 1832; Charles Marjoribanks, at London, to Lindsay, 11 June 1832, SRO, D(W)1920/4/1.

[77]John Francis Davis, The Chinese: A general description of the empire of China and its inhabitants (London: Charles Knight & Co., 1836), i, pp. 117-18.

[78]Report of Proceedings on a Voyage to the Northern Ports of China, pp. 148, 74.

[79]Ibid, pp. 52, 61.

[80]Ibid, p. 52.

[81]H.H.Lindsay to mother, draft, ‘Amoy’, April 1832, SRO, D(W)1920/4/1.

[82]Napier diary, 26 November 1833, 转引自Glen Melancon, Britain’s China Policy and the Opium Crisis: Balancing drugs, violence and national honour, 1833-1840 (Aldershot: Ashgate, 2003), p. 35。

[83]Extract from the Royal Commission Appointing Lord Napier…Enclosure in Viscount Palmerston to Napier, 25 January 1834, in Correspondence Relating to China (London: T.R.Harrison, 1840), p. 3.

[84]Napier to Viscount Palmerston, 14 August 1834; Napier to Earl Grey, 21 August 1834, Correspondence Relating to China (1840), pp. 13,27.

[85]Letter from Ling Ting Bay, 26 September 1834, The Times, 2 March 1835, p. 3.

[86]Canton Register, 21 October 1834, 转引自Chinese Repository, 3:6 (October, 1834), p. 282。

[87]摘自 the private notes of T.R.Colledge, Surgeon to HM Superintendent, Chinese Repository 3:6 (October, 1834), p. 284。

[88]James Matheson in Canton to John Purvis in Singapore, 25 September 1834, Le Pichon, China Trade and Empire, p. 224.

[89]Alexander Mitchie, The Englishman in China During the Victorian Era (Edinburgh: William Blackwood & Sons, 1900), i, p. 40.

[90]Gideon Nye, The Morning of My Life in China (Canton:[privately published], 1873), p. 48.

[91]Duke of Wellington to Napier, 2 February 1835; Napier to Viscount Palmerston, 14 August 1834; Correspondence Relating to China (1840), pp. 26, 14.

[92]Lindsay and May Ride (edited by Bernard Mellor), An East India Company Cemetery: Protestant burials in Macao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261.

[93]James Matheson to Lady Napier, 25 June 1839, Le Pichon, China Trade and Empire, p. 369.

[94]‘Passage to Europe Via the Red Sea, by a Late Resident of Canton’, Chinese Repository 3:6 (October, 1834), pp. 252-5.

[95]Daniel R. Headrick, The Tools of Empire: Technology and European imperialism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 23, 135-7.

[96]Gerald S. Graham, China Station: War and diplomacy 1830-1860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8), pp. 69-71.

[97]Canton Register, 20 December 1832, pp. 140-41.

[98]H.Hamilton Lindsay, Letter to the Right Honourable Viscount Palmerston on British Relations with China (London: Saunders and Otley, 1836), pp. 3, 4, 12-13, 16-17. 也有人留意到沿岸贸易规模之大：Canton Register, 3 September 1832, pp. 91-92。

[99]P.P.T.[homs], review of Lindsay, The Monthly Magazine, or British Register, 21:125 (May 1836), p. 410.

[100]Memoirs of the Chief Incidents of the Public Life of Sir George Thomas Staunton (London: L. Booth, 1856), pp. 84-5.

[101]Chinese Repository 6:1 (May, 1837), pp. 44-47;通信记录参见 SRO, D(W)1920/4/2.

[102]此段根据以下材料写成：Matheson to White, 11 March 1832, in Le Pichon, China Trade and Empire, pp. 155-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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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1英里≈ 1.6千米。——编者注

②1英亩≈ 4047 平方米。——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