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生活的大隐之处

互联网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是“坏人”变老了，而是“坏人”都有了自己的俱乐部，当然，“好人”也有了自己的俱乐部。互联网一直在做的一件事，就是不断通过各种标签把具有相同兴趣的人聚在一起，进行虚拟社交以及落地活动。

互联网最初带来的一个惊喜，是我们开始有了朋友之外的另一个“友人”，我们称其为网友，这种陌生而带有意外期待的友谊，在互联网出现之前或许叫作笔友，可以有事儿没事儿写一封信，彼此聊聊近况。想想你多久没有写信了，就知道笔友多么珍稀了，他们几乎在邮政局开始减少报刊订阅业务的同时，就被日新月异的时代抛弃了。

互联网带来的最大改变之一就是社交的发展，从熟人社交到陌生人社交，每个人都需要找到自己的归属感，人们希望自己可以找到一种庞大的社会关系来帮助自己、支持自己以及推动自己，于是就有了组织，就有了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俱乐部。

谈到俱乐部，我相信没有人会说自己没有任何一个俱乐部的会员资格。2010年我曾去过巴西，圣保罗的朋友对我说，每个巴西男人都会加入三个俱乐部：足球俱乐部、沙滩排球俱乐部和桑巴舞俱乐部。从体育俱乐部开始，如足球、篮球、排球、羽毛球俱乐部，再到高尔夫球俱乐部和游艇俱乐部，已经属于意在彰显身份和地位的俱乐部。然后是各种同好俱乐部：影迷俱乐部、歌迷俱乐部、读者俱乐部，都是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群体聚集地。在冷酷的商业社会，银行或保险公司组织的用户俱乐部可能更加关心你，他们会第一个发出短信来祝你生日快乐，当然这些都是程序设定的官方问候。

当美国达美航空公司宣布会员乘客的忠诚度计划将不再以飞行里程作为会员奖励而改为现金奖励之后，相信会有更多的企业开始修改自己的客户忠诚度计划，毕竟忠诚度高的客户值得用更好的奖励来挽留，当然，对新冠疫情之后的航空业来讲是一个可以理解的事情。每一个俱乐部的会员都有一个标价，这样的直白恐怕也是俱乐部背后努力运作的原始动力。

如果说英式俱乐部是男性成长的重要庇护所，那么各种美式乡村俱乐部也是每个家庭的周末娱乐最佳选择地之一。当然我们也有属于自己传统文化特有的俱乐部，比如从明清时期出现的各省会馆。最近读完了《中国会馆史》，对资本主义萌芽期的明清商人如何在异地聚集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不过看到本地的几家餐厅都把自己的新店改称为“荟馆”，也有一些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的惶恐，后来发现珠宝品牌也都这样起名，才意识到可能这样能体现出一种高级的意味吧。

想到自己童年时期的工人俱乐部，依旧还有一种朴素的回忆。同样是朴素的工人阶级，英国的工人俱乐部则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孕育出不少新浪潮乐队。除了工人俱乐部的酒吧里供应的廉价啤酒，能在公共场所公开演出的诱惑则更加吸引那些未成名的乐队一试身手。成立于1862年的英国工人俱乐部和协会联盟（CIU），20世纪70年代末曾是全球最大的私人会员组织，拥有4000多个附属俱乐部。历史总是这样有趣，在这一年，以清朝成立同文馆为标志，洋务运动的序幕正式拉开。当然，在一群喝得醉醺醺的工人面前演出，朋克乐队面对的现实是，观众真的会把一只钢化玻璃啤酒杯扔到乐手的脸上，这种彪悍的成长也许就是摇滚乐队追求的乐与怒吧。

改革开放之后富而思进的一代人对财富想象力最大的教育，也来自各种私人俱乐部。除了不菲的入会费，还有橡木制成的护墙板以及烟雾缭绕的雪茄房、大汗淋漓的壁球室。最早进入内地的港澳地区同胞除了带来各种生猛海鲜之外，还带来了会所文化，好像在粤语里不太流行叫某某Club，而是以“某某会”作为俱乐部的名称。最有英伦绅士文化气质的“中国会”1996年在北京开业时，可以把俱乐部开在北京西单西绒线胡同，就知道其背景不同寻常。创始人邓永锵先生1991年在香港旧中银大厦13楼和14楼开办中国会时，强调会所里所有的物件都是老古董，而只有人才是新生的，这种卓尔不群的气势的确让人眼前一亮。

而在上海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淮海中路796号的Kee Club，这个由奥地利人在香港经营多年的私人俱乐部和著名男装品牌登喜路以及名表江诗丹顿合作，于2008年9月开业。开业庆典的那天，英式风格的历峰双子别墅院子里挤满了从全球各地飞来的俱乐部会员以及宾客，各个衣冠楚楚气宇轩昂，与身着便服略有谢顶的英国明星裘·德洛形成对比，明星在保镖和闪光灯的护送下匆匆走入俱乐部，两座四层小楼不但有服饰和腕表的品牌展示中心，还有餐厅、客房、酒吧、理发室等消费设施。这个在2009年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优秀奖的俱乐部，应该是当时上海最好的私人俱乐部。如今，香港中环威灵顿街32号镛记大厦的Kee Club和上海的Kee Club都结束了营业，一段风花雪月的往事也成为历史的回忆。如果还想回顾一下这个俱乐部的过往云烟，可以找一下他们出版了十多年的俱乐部季刊看看，这本可以在全球艺术书店买到的俱乐部杂志，艺术水准不输目前国内任何一本时尚大刊。

在Kee Club落地上海后不久，还有一家更广为人知的夜店同样以私人俱乐部的形式出现，那就是坐落在号称具有英国文化象征的高腾大厦顶楼的“M1NT”俱乐部。这家可以在天台眺望外滩和浦东天际线的夜店，留给人们最深的印象就是那条长达17米的鲨鱼缸，按下按钮，气泡不断密集升起，将鱼缸后面的贵宾休息区遮挡得严严实实，此时人们只能看到几条不停游动的小鲨鱼。今天依稀有印象的是，一群英国唱片工业经理人联手风险投资银行家，在上海推广了私人俱乐部的会员概念，当然卖点除了有一位英国著名调酒师之外，还有各种东南亚美食和明星主厨坐镇，以及耳目一新的全球DJ派对。风雨飘摇12年之后，这家著名的私人俱乐部也在2020年8月1日宣布停业了。

我们可以从电影《锅匠、裁缝、士兵、间谍》中感受到Kee Club所标榜的那种旧式英国传统俱乐部的风格，也可以从电影《疾速追杀》中感受到M1NT所追求的伦敦狂野俱乐部式的纸醉金迷。如今，我们又要迎来一家英国传统百货公司私人俱乐部登场：2010年，英国媒体曾报道在伦敦东区已有176年经营历史的哈罗德百货公司，考虑在上海开设第二家大型商场。十三年过去了，可以说物是人非，也可以说斗转星移，总之在大型百货公司被网络电商冲击之后的2023年，哈罗德公馆会员俱乐部浮出了水面。9月1日，哈罗德百货公司以及富勒姆足球俱乐部的前老板、白手起家的埃及商人穆罕默德·阿尔·法耶德，这个精明的商人和伤心欲绝的父亲，在他的儿子与戴安娜王妃的车祸丧生事件近26年之后去世，享年94岁，他在2010年将哈罗德百货公司以15亿英镑的价格出售给卡塔尔王室的投资控股公司，后者成为哈罗德百货公司自1840年创立以来的第五位所有者。

最具话题性的应该算是哈罗德俱乐部里由英国名厨Gordon Ramsay开设的餐厅了，这位全球知名的“地狱厨师”目前拥有7颗米其林评星，累计获得过17颗星之多。以前矗立在上海民立中学的这座中西合璧的百年建筑，2002年由香港兴业公司购入大中里地块之后，于2010年1月开始历时两周，将这座老校舍平移了近58米，安放在今天这个靠近威海路南端的位置，为了纪念兴业公司创办人查济民先生，遂将民立中学四号楼命名为查公馆。

虽然哈罗德百货公司没有开到上海来，但是今天的会员俱乐部毗邻著名的兴业太古汇，有不输伦敦骑士桥的影响力。俱乐部的入会资格跟沪上其他俱乐部以预先支付一定数量的消费金额不同，十五万元的年费将会成为一张彰显社会地位的门票。活跃在上海众多的全国各地海外学成归国的有志青年，作为今天最不容忽视的消费主力军，撑起了沪上众多高级餐厅以及娱乐场所的营业额。

在哈罗德百货公司消费金额已超过美国顾客的中国顾客身上，卡塔尔人看到的不仅仅是百货公司琳琅满目的商品对中国消费者的吸引力，而是他们发现在伦敦可以担任世界的管家。这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美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之后，英国人发现的一种新的商业模式，那就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富豪人群，如果他们需要做些事情、买些东西，就会有英国人帮他们解决问题，这就是对围绕着骑士桥以及梅菲尔的巴士旅行指南中所指出的那些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外国人拥有的豪宅最好的注脚。在英国，管家几乎总是被视为工作和财富的来源，因为管家的工作是从管家的角度出发，而不是从客户或受害者的角度出发。从这个角度来看，很多人就会理解为什么每周在北上广深的五星级酒店里总是有各种伦敦房产说明会在举行，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一个俱乐部就是一个圈层，商学院俱乐部和威士忌俱乐部，或者网球俱乐部和雪茄俱乐部，都代表着一种爱好或兴趣后面的人脉关系。“你想要它，但是你不能拥有它。”这种归属感以及需要获得尊敬的自我实现由此而来。虽然很多传统的英式绅士俱乐部最早都从一个个谈论政治和哲学的咖啡馆演变而来，但是最终都会成为一个阶层的庇护所。在那些由枝形水晶吊灯和橡木护墙板、厚厚的地毯以及燃烧的壁炉所组成的安静且不合时宜的场景中，人们或许对权力产生兴趣，或许对服务更感兴趣，然后大家一起看着这个世界从历史中苏醒过来。（2023.9.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