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外卖与城市生活

据说人类最早的“外卖”是在庞贝古城的废墟里发现的，考古学家在从废墟出土的罐子里发现了鸭骨碎片，通过现代技术分析，还发现了煮熟的猪肉、炖羊肉、鱼和蜗牛，还有粉碎的蚕豆。根据公元一世纪的古罗马食谱书中的解释，粉碎的蚕豆可以用于澄清葡萄酒的颜色与风味。

后来，学者们发现这个罐子属于一间酒吧，于是得以了解更多庞贝古城里人们的生活方式。因为古罗马法律规定酒吧不应提供这些温热的食物，譬如类似煮熟的猪肉，但庞贝古城这间不起眼的酒吧，肯定不是罗马帝国唯一一间偷偷卖熟食的酒吧，学者们猜测，这一定是狡猾的酒吧老板认为庞贝天高皇帝远，遥远的古罗马管理当局不太可能因为这件事情而关闭了他的生意，或者对他予以重罚，所以学者们推断，庞贝古城中不太富裕的市民可以通过非法的外卖服务吃到便宜而美味的杂鱼蜗牛汤。

公元一世纪，中国处于王莽青云直上时期的汉朝，当时的人们自然不会想到有什么外卖服务会出现在如后来电视剧里那般繁华的长安城。而我们现实生活中真正看到吃盒饭的时代，应该是在改革开放之后。粗糙而高效的香港地区影视行业开始来内地拍摄合拍片，午间休息的时候，演职人员全体埋头吃盒饭，后来内地影视行业除了将盒饭的习惯照单全收之后，在开机时也延续了烧香祈福，并且要提供烧乳猪祭品的习俗。等到2005年汤姆·克鲁斯在浙江嘉善西塘古镇拍摄《碟中谍3》外景时，好莱坞演员工会的劳工保障条款令中国同行眼界大开，原来好莱坞剧组拍戏的时候是不吃盒饭的，而是搭出一个自助餐台，水果点心小吃摆满整张大桌子。每天早上当好莱坞剧组人员浩浩荡荡坐着十几台休旅车从威海路的四季酒店出发，人们此时才意识到什么叫作好莱坞的影视工业。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餐厅都喜欢提供外卖服务，即便是那些面向工薪阶层的快餐店。日本著名的品川Yudetarou荞麦面馆在十年前就放弃了外卖服务，因为他们希望顾客可以看到荞麦面被切开然后煮熟的过程，更希望客人能以最新鲜的方式享用，估计他们也不喜欢经过至少30分钟的派送时间，把一碗柔韧的荞麦面搞坨。每天中午如果有时间路过静安区愚园东路的话，会看到满街停满了送外卖的小摩托，身穿黄色或蓝色工服的快递小哥们健步如飞地在路两旁的小店取餐，在外卖平台上可以发现，这条街上众多家桂林米粉店是很多白领的午餐首选。

外卖相对没有技术门槛，于是在过去十年，餐饮行业以及他们的下游产业外卖行业为中国的年轻人提供了大量的工作岗位，其实并不是年薪百万的互联网“大厂”为年轻人提供了更多理想的就业机会，更多宅在家里的消费者同样做了贡献。

最近杭州阿里将更多优秀的年轻人还给社会，人们相信中国的互联网行业并没有足够的利润为高科技的研发储备更多的人才。而在餐饮行业蓬勃发展的近十年中，资本得到了利息以及回报，食客们也享受到了足不出户的便捷，餐饮行业的服务人员和快递人员勉强在大都市维持了温饱生活。这些年轻人也许会觉得工厂流水线的生活枯燥无味，而餐饮行业多半都开在城市生活的精华地段，接触形形色色的消费者也许就是工作的乐趣。我们比伦敦纽约东京有着更加便利的外卖服务，无论是叫外卖，还是买菜甚至买药的便利，都建立在驾驶着飞驰电动车的小哥身上，而他们的努力，归根结底最直接的结果应该是让少数人更加的富有。

城市生活中所谓的风气，建立在熟人社会的初级社会关系不经意地被陌生人之间所形成的次生关系所冲击然后因此而趋于瓦解之上。而城市生活的大多数利益与价值都已经完全被理性化了，同时也都被量化成各种可以比较的单位，甚至建成了可以交换或买卖的对象，当然这种可交换或可买卖的关系，并非仅仅在人民公园相亲角的自我介绍中可见。在大都市的生活中，人们的外部生存条件都是为了满足个体已经清楚的各种需求，人们不可避免地被引导着按照各种决定论和机械论的方式去思考问题。而久居大都市，人们也学会了将科学应用到生活的各个方面，比如教育、广告以及时政，现代人的文化就是典型的城市文化，它与乡村文化截然不同，因为乡村文化毕竟更依赖于家庭、部落和乡村社区这些由共同生活的个人连接且而直接参与的结构。

除了上海，中国最早出现城市生活的城市应该还有如哈尔滨这样的东北城市。在当时中国大部分城市居民还在出门倒马桶的年代，为数不多的东北大城市的居民就已经开始过上了有抽水马桶以及“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现代化城市生活。随着《走出平原的摩西》以及《漫长的季节》等东北题材的电视剧火爆之后，人们重新回望那些曾经辉煌过的钢铁城市。看到一个未经证实的数据，东三省的省会城市每天大约有40万～50万单的外卖服务，而北上广深则是每天200万单以上，外卖服务的数量也许体现的就是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差距吧！

当美团网宣布拿出十亿元市场预算准备进军香港地区外卖市场的时候，估计他们自己都知道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因为香港可能是中国目前城市生活最完善且便利的城市。对于这个月薪三万港币都请不到洗碗工的城市，香港可能找不到那么多外卖小哥，虽然印巴裔族群也许会填补这样的空白。

香港地区的便利店也是较发达的，想起年轻时看的各种港片，不良少年们不愿意待在狭窄的公共屋村里，他们总是聚集在屋村连廊下面的7-11便利店外，成群结队地游荡。看过一则新冠疫情期间香港餐厅的广告：如果你想在家中享受文华东方酒店的龙眼蜂蜜伊比利亚猪里脊、大蒜炒澳大利亚M9和牛、鱼肚酸辣汤、油炸蟹肉等美味，需要盛惠港币2000元以上才可以享受免费的送货服务，并且需要提前一天下单。有意思的是在新冠疫情结束之后，最近香港的街边食肆又开始流行“两餸饭”的盒饭自取，盛惠30～50港币即可，而且一口气冒出近五百家档口，这种爆火的快餐新模式应该也会是外卖服务的竞争对手吧！

在美国打拼了50余年的中式快餐龙头品牌熊猫快餐Panda Express，创始人程正昌夫妇1973年从家乡台湾带了2万美元到美国洛杉矶经营聚丰园餐厅Panda Inn，至今在全球拥有2500家分店和5万名员工，他的Hungry Panda熊猫外卖拥有350万注册用户，每天服务10万名以上的华人用户，平均客单价40美元。据福布斯富豪榜的统计，程氏夫妇身价35亿美元，真是做到了人们说的“闷声发大财”。

城市始终是作为一个地理现象存在的，气候、植被、居民以及这些区域需求的因素，都会在城市生活的个性风格中留下痕迹。之前都市咖啡馆中的欧洲知识分子精神生活的加速发展，以及工业革命之后伦敦的码头工人用廉价的威士忌来买醉，这些都是人类都市文化发展中的重要事件。

而日常饮食对城市人群的等级划分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从清教徒领取圣餐的清汤寡水到物质享受的各种油炸食物，以及乡村特有的缺乏蛋白质摄取的朴素饮食，都与脑满肠肥的中产阶级享乐主义者喜欢的硕大牛排形成了鲜明对比。当雅致的中产阶级礼仪出现之后，他们已经开始远离屠宰场，当然这和广州的中产阶级深夜驾车去远郊吃新鲜的猪杂不可同日而语。都市饮食风格的混杂以及跨越不同区域的食物来源，都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的饮食习惯或菜谱，他们主张“好吃就是硬道理”，这显然也是城市生活其他文化方面共同的特点，可以说城市精华地段的每一张餐桌都是城市文化拥护者的餐桌。

我们之所以聚集在城市里，是为了美好的生活，城市当然会出现很多问题，但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1961年简·雅各布斯出版了她影响了世界的巨著《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这本书被无数建筑师以及互联网社交平台的从业人员奉为圭臬。她的答案是：“一个城市有了活力，也就有了战胜困难的武器，而一个拥有活力的城市本身就会拥有理解、交流、发现和创造这种武器的能力。充满活力、多样化和用途集中的城市孕育的则是自我再生的种子，即使有些问题和需求超出了城市的限度，它们也有足够的力量延续这种再生能力，并最终解决那些问题。”（2023.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