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学术资本主义相关研究

对学术资本主义的探讨，集中于两部分：一是学术资本主义概念的产生与发展、内涵解读、驱动逻辑等；

二是学术资本主义的影响分析、策略应对等。前者多站在认识论立场审视学术资本主义内涵的多义性及其逻辑的复杂性，而后者多站在价值论立场审视学术资本主义的利弊及其破解策略。

（一）指向学术资本主义认识论层面的研究

1.学术资本主义概念的产生与发展

实践史上的学术资本主义与现代大学相伴相生。如果用“学术自由、为知识而存在”等现代大学的理念来标榜，那么博洛尼亚大学则完全是在学术资本主义助推下发展起来的，学生的学费是教师全部的生活来源，教授须按照规则行事，以保障每一个学生支付了学费都有所得。假如在讲座中，听讲学生数量过少，教师还将面临失业危险。此时课堂教授的内容，则是工商事业所需的会计与法律知识，确保身体健康的医学知识以及确保精神信仰的神学知识。芬兰学者尤西·瓦利玛（Yossi Walima）从大学发展历史的角度审视了大学变革与学术资本主义间的关系，并借助组织变革理论，从大学组织的制度层、教学层、职业身份、学术心态、与外部力量的关系等维度，对大学发展史进行分期，并着重分析了知识是如何走向市场，教师的学术心态是如何变化的。作者强调教师职业身份将在学术资本主义新兴局势和潜在性问题所融合的新前景中发生有趣变化，但并未指出这种有趣变化的具体表现和潜在影响，这为本书研究提供了探讨空间。也许是学术与资本的这种关联，不如学术自由、服务社会这样的传统来得持久和具有合法性，导致我们在审视大学与市场的关系时，选择性地漏掉了这类客观存在的事实。因此，我们总是以“知识的崇高地位”来批判知识与市场重新产生密切关联的趋势。

作为非正式概念的学术资本主义，历史也较为久远。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将医学和自然科学推动新兴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模式称为“国家学术资本主义”。爱德华·J.哈克特（Edward J Hackett）也用“学术资本”来描述大学逐渐向市场靠近，以出售知识获得办学支撑的现象和组织结构上的变化。

在文学领域，1991年哈罗德·弗洛姆（Harold Fromm）就将学术资本主义作为描述文学价值衰落的概念，认为“文学领域总是重复一个可悲的循环：每当学术群体中少数派上升至主流地位以后，就会带有当年他们还未曾上位时的那种被批判的特征。当时的他们和更多的少数派一样为这世界的腐败不公而针砭时弊，他们和更多少数派建立了温馨纯洁的革命友谊。可是当他们成为主流文化话语权掌控者的时候，就转眼变成虚伪的资本家了，带上绅士的面具，游走在明与暗之间，使用着和资本家一样的伎俩”。可见弗洛姆眼中的学术资本主义是不折不扣的贬义词，是知识被金钱腐蚀的表现。但学术资本主义概念的演化及其影响的辩证性均表明：学术资本主义具有价值二重性，绝不能以贬义或褒义简单概括。

高等教育领域的学术资本主义概念的提出始于20世纪末。美国学者希拉·斯劳特（Sheila Slaughter）等在《学术资本主义：政治、政策和创业型大学》（Academic Capitalism：Politics，and the 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y）中提出，学术资本主义是“院校和教授为获取外部资金而进行的市场的或类似市场的活动”，重在审视学术资本主义和高等教育政策是如何在经济文化宽松的氛围中实现有机融合的，探讨嵌入经济社会发展结构中的大学组织是如何应对学术资本主义及其影响的。斯劳特等的另一篇论文则从“新知识的流向、大学组织的内部间隙、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间的组织中介以及组织管理能力的拓展四个维度尝试建构实现学术资本主义的路径”，发展和完善了学术资本主义的相关理论体系。自此，美国学界对高等教育领域的学术资本化问题进行了探讨，内容涉及大学生创新创业精神培育、硕博士研究生社会化问题、海外移民学者的薪资待遇问题、教师在学术组织中的变革与角色定位、办学资金对学术界的文化取向、学术资本主义在美国的演进变化历程等。国内学者对学术资本主义的分析探讨，多建立在上述理论基础之上。朱丰良等从“知识生产模式2”（一种新的知识生产模式）的相关理论、企业型大学思想、高等教育商业化思想、创业型大学理论等几大学术资本主义理论流派的分析入手，指出学术资本主义产生的原因与经费支出的非正相关性、所造成影响的情境性、拓展知识商品化的渠道以及学术资本主义不能以牺牲学术价值和伦理为前提。这些研究是批判与重构学术资本主义理论的有效路径。

2.学术资本主义内涵的多重解读

学科视野和个人研究立场的差异性，使得学界对学术资本主义内涵的解读呈多维性。具体来说，学界主要有以下几种代表性观点：

（1）现象说。霍夫曼（S.Hoffman）等人持“现象说”观点，认为学术资本主义是知识生产的争议现象，主要表现为“面向市场的创业精神”“外部教育咨询服务”“面向消费者的研究”“跨学科性”等样态。但这种知识生产领域化趋势冲击着传统学术价值观，使大学人不得不在顺应、调整或排斥中做出抉择。现象说对知识资本化现象的描述较为精到，对学者简要地认知学术资本化颇有价值。但学术资本主义被频繁用于对大学组织转型、国际化办学、教师身份认同、学科治理和知识生产等问题的分析，其理论化趋势明显。因而对学术资本主义内涵的把握，需要充分理解其领域化表现，把握理论框架的契合度，诠释清楚学术资本主义理论的核心旨趣与框架可行性。

（2）趋势说。有研究者认为，用学术资本主义来表述斯劳特所提出的“academic capitalism”概念并不恰当，“academic capitalism”原意更倾向于“学术资本化”，而非“学术资本主义”，强调“化”的趋势性。“学术资本化”与“academic capitalism”更适切，更准确清晰地表达出大学中管理者、教师以及学生运用知识资本来获取经济效益的商业化行为。强调资本化过程的“学术资本化”概念被视为比强调学术资本观念的“学术资本主义”概念更能生动地体现当下学术资本发展的特点。此外，《现代汉语词典》对“化”的释义也能帮助我们准确理解“学术资本化”。“化”作为后缀，加在名词或形容词之后构成动词，表示转变成某种性质或状态。此时学术资本化就被理解成为学术“谋利化”。还有学者指出：“学术资本主义”因为使用“主义”而具有了宏大性和复杂性，容易产生理解障碍并且在可操作性上存在欠缺；而“学术资本化”一词则更好地阐明了学术与资本之间的融合机制与进程，隐晦揭示出学术资本发展的价值取向和实现方式。在知识与市场关系逐渐升温的阶段，学术资本主义被视为某种趋势并很好地呈现了市场力量如何渗透学术领域。但现实是知识与市场的联姻已经广泛存在并持续影响着大学及其成员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早已超越趋势范畴，再将其理解为趋势已然脱离实际。

（3）理念说。有学者认为学术资本主义是高等教育发展的新理念，尽管存在着侵蚀大学精神的危险，但其作为新理念也拓宽了人们对大学职能和大学成员责任的体认空间，成为新时期大学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王正青等也强调学术资本主义是具有经济逻辑的文化理念。他们认为学术资本主义是建立在市场导向基础上的知识生产与传递方式，是企业经理式的大学专业化经济管理模式，是统摄和影响大学人身份定位的文化理念。蔡辰梅等对学术资本主义的界定是“一种主宰大学人观念与行为的文化意识”。在此基础上，他们认为学术资本主义既是知识经济时代的社会产物，也是学术研究内在属性的要求。将学术资本主义视为理念的观点看到了资本逻辑对学术文化的影响，将学术资本主义升格为价值观层面的文化力量，但并未深刻探讨资本理念与学术传统间潜在的冲突如何化解，以及学术资本主义如何被传统大学精神所改造或吸收。

（4）活动说。斯劳特等人将学术资本主义理解为一种实质性的实践转向。这种实质性变化表现为：“公立研究型大学的教学科研人员和专业人员越来越多地在充满矛盾的竞争环境中消耗他们的人力资本储备。在这些情况下，大学的雇员们在受雇于公立部门的同时，又逐渐脱离它而自主。”他们指出，当下关于高等教育的政策法规，已经从社会大众不参与市场化实践来实现文化知识传承的理念，转向那种将强调社会大众主动参与市场化实践来实现文化知识传承的最优化的理念了。他们为学术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实践转向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进行辩护，将其视为“学术革命”，着重揭示这种实践是如何展开并影响大学及其成员的。

趋势说、理念说及活动说，都建立在对学术资本的价值定性的基础上。但就目前的研究而言，批判学术资本主义是主流，对学术资本主义必然性和合理性的论述较为匮乏，这也是本书研究尝试突破的地方。且上述探讨，多站在宏观高等教育或中观院校办学层面审视及解读学术资本主义，如“多元巨型大学”、“遗传与环境的产物”、“社会服务站”等。而在高等教育走向社会发展中心地带的背景下，探讨学术资本主义如何影响大学及其成员理解自我身份和责任定位，关切组织中“人”的因素及其变化，透视学术生活的转型，也具有重要意义。

3.学术资本主义的兴起原因

学术资本主义盛行之因，既有大学办学历史逻辑的支撑，也有现实经济创新的催化，更有知识属性转变的助推。杰勒德·德兰迪（Gerard Delanty）指出，“向学术资本主义转变是因为新产品要求有较高的科学知识投入，大学要寻求额外资金和企业想开发新产品的需要不谋而合”。蔡辰梅认为，学术资本主义的生成是基于历史逻辑的，即便在“学术资本主义”概念被研究者提及之前，学术资本主义的实质性内容已在大学中生根并成长。“大学与外部环境之间在需要的满足上的彼此契合，是学术资本化产生的内在必然性，即历史逻辑”，这一论断与德兰迪的“合谋说”高度一致。乔尔·斯普林（Joel Spring）在《教育经济化：人力资本、全球化跨国公司与技能导向的教育》（Economization of Education：Human Capital，Global Corporations，Skills-Based Schooling）中着重探讨了经济化如何使经济增长和生产力提高成为学校的主要目标，以及实现这些目标的方式，包括根据成本和经济效益衡量教育政策，塑造家庭生活以确保家庭能够输送生产工人和取得高成就的学生，将创业教育纳入从学前到高等教育的课程，并增加经济学家对教育政策分析的参与等。

董志霞则强调综合国力竞争助推学术资本主义发展，因而学术资本主义越来越受到政治和经济要素的推动，越来越在新管理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趋势下被认同和强化。方芳认为学术资本主义的最终形成“源于全球化背景下的政府拨款的减少即国家政策的变动和高校开支的增加”。还有学者从知识的性质变化思考知识公共性向知识私有性的属性转变是如何塑造学术资本主义的，并认为知识私有化促成了知识自身在个人、群体及组织间频繁转化的可行性。此外，政策强调大学服务使命的合法性，鼓励成果转化以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用技术和知识构筑知识经济时代的大学边界，学术资本主义也就应运而生。

上述对学术资本主义兴起原因的探讨，多从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自由竞争理念的扩散、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涌动以及政府财政紧缩等方面展开，剖析了学术资本主义兴起的共性动因，有助于突破学术资本主义研究中的视野局限。而张翼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高等教育产业化实际，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体制改革进程为学术资本主义的演变提供了生存土壤”，再加上国内大学热衷于产学研结合、创办营利性学院、以房地产方式开发建设大学城等教育产业化行为，这为学术资本主义在中国大学的兴起创造了条件。与张翼类似，任智勇对学术资本主义在国别和地区上的共通性与差异性进行分析，认为共通性是“知识的双重属性、知识的指数级增长及全球化与知识经济的时代背景是中外学术资本主义兴起的原因”，差异性则表现为“学术资本主义在美国大学是伴随着新自由主义、新公共管理思潮、《贝耶多尔法》（Bayh Dole Act）的实施而兴起的；在中国大学兴起则是因为国家发展战略驱动、经济意识形态、特色经济体制、大学身份被固化以及教师群体收入与期望值差距过大的综合作用”。

由此观之，学术资本主义兴起的原因复杂多元，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单纯从政府、市场或大学的立场探讨其发展动力略显片面。各种因素在不同情境中的作用差异性较大，这一点体现在不同语境和历史传统中学术资本主义样态的差异性。其中办学经费起着较为关键的作用，但现有文献较少论及经费短缺如何推动学术资本主义的发展。应当从高等教育的本真价值和核心使命出发思考学术资本主义问题。

4.学术资本主义的发展逻辑

学者们对学术资本主义发展逻辑的探讨，主要沿以下几种路线展开：

一是从实践切入，探讨实践意义上的学术资本主义的构成要素、互动机制和发展规律。冉隆锋采用布迪厄的实践逻辑理论审视学术资本主义的生成逻辑，指出：“学术活动具有极强的实践性，从实践逻辑的角度谈学术资本主义的实践逻辑是成立的。”在此基础上，他从学术场域、学术习惯、学术制度方面探索了学术资本生成的要素和条件，进而提出了学术资本生成的实践逻辑的图式。从实践立场来归纳学术资本主义的发展逻辑，贴近学术资本主义运行的实际语境，更容易为人所理解和掌握。但基于实践逻辑得出的结论，难免会陷入“以结果反推原因”或“用因变量推断自变量”的陷阱，从而导致结论的可信度和代表性存疑。

二是对学术和资本进行拆解，从学术资本主义知识逻辑与经济逻辑相交织的角度把握学术资本主义的内在属性。学者们多从经济学逻辑来分析和审视“资本”的概念，对学术资本的审视同样如此。在他们看来，资本与商业利益和市场体制挂钩，而学术则具有神圣性和追求理想的意味，是人类文明的结晶，与经济利益毫无瓜葛。李丽丽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角度对资本进行阐释，认为学术资本主义的生成逻辑是双重的：一是资本的逻辑，二是文化的逻辑。她认为“资本逻辑所代表的谋求外在财富即物质财富增殖的工具理性与文化逻辑所代表的注重内在财富即精神价值的价值理性，具有天然的异质性”，这就需要大学巧妙调节市场与学术之间的关系，寻找平衡点。程世岳等对知识的公共属性作为大学存在的合法性基础和学术的经济性作为学术资本主义存在的合法性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指出在当下经济全球化和大学逐渐走向社会中心的趋势下，知识的公共性和学术的资本性将融合于大学发展过程中，虽然会导致学术逻辑和经济逻辑之间的冲突，但这是不可回避的发展趋势。在此基础上，程世岳等从“大学知识的生产、养成、传播三个维度对现代大学理念进行了批判性反思”，以期能为我们理性思考学术资本主义的发展逻辑提供启示。

王建华则从资本主义的制度性和价值性对学术资本主义的生成逻辑展开分析，认为作为社会制度安排的资本主义提供了资本主义精神及资本主义制度模式的合法性基础，作为理性精神的资本主义则促进了学术管理的资本主义向学术资本主义的过渡，并形塑着现代大学的存在方式。他认为“对大学而言，学术资本主义既是新兴的又是传统的。说其新兴是因为学术第一次成为可以直接营利的资本，并成为资本主义的一部分或一种资本主义；说其传统是因为学术资本主义不过是近代早期大学里学术管理的资本主义逻辑在现代大学里的延续”。

拆解式的理解有助于把握学术资本主义发展逻辑的矛盾二重性。但如果缺乏对资本及资本主义内在逻辑的理性认识，就容易陷入资本剥削性的价值判断，或者摒除知识自身内蕴的经济属性的倾向，难以全面系统地把握学术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

三是从大学与市场的互动关系来把握学术资本主义的发展逻辑。有学者认为，“高等教育领域的学术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指大学中的研究、知识生产与传播活动不再受到传统的好奇心驱动的纯学术价值的引领，而更多地受到外部社会经济资本乃至市场价值的左右”。张萍在《解读学术资本主义理论的内涵》中，从“以市场导向为核心的知识新循环、新的大学文化体系、教育商业化和高校间质”等维度来解析学术资本主义理论的内涵，认为资本的形态可以变换但终究会带来一种以市场为导向的社会关系；知识的循环不仅发生在大学教职工之间，还同时以循环的方式增进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学术资本主义所追求的市场导向逻辑就是助推这种知识在大学学术与社会经济发展间的新循环的关键。朱丰良则对缘起于美国的“学术资本主义”理论进行反思批判，认为“以资源依赖理论为代表的大学学术资本主义发生论具有情境性，并非所有大学都是出自资源问题而选择资本化；政府拨款减少的说法并不成立，因为高校自身发展速度和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不协调；学术资本主义是把双刃剑，我们需要做的不是回避而是寻找大学与市场之间的平衡机制；知识的指数型增长导致今后大学变革的主要方向在于大学组织结构、知识承载形态、教与学的内容和模式以及文凭的社会定位等”。最后，他指出用“学术资本主义”概念来分析大学现今的境遇实有不妥，应当从大学主体出发，用“高校寻找政府以外的经费来源”来分析大学的境遇更为妥当。

但是，如果将资本和学术联系起来，学术就被金钱腐蚀而变得急功近利、讲求效益，学术实践也将变成追名逐利的另一“战场”。这种基于市场逻辑的认识在大学与市场关系日益密切的知识经济时代，显得那么自然。然而，学术资本毕竟不是专门用于经济生产的资本类型，大学也不是主要依靠学术资本获得营利的组织，加上经济学逻辑也并非效益至上而缺乏人伦属性的显学思维。基于市场逻辑的认知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我们对学术资本主义及其生成逻辑的理性认识。

四是对影响学术资本主义发展的多重因素进行综合分析，强调学术资本主义发展逻辑的多重性、复杂性。学术资本主义的生成，既有大学外部的经济、政治因素的影响，也有大学内部学科专业分化、知识产生与传播方式的变革的影响，是综合作用的结果。王正青等从新政治取向、社会文化、市场竞争以及大学转型的角度分析了学术资本主义的生成逻辑，认为“政治上的新自由主义浪潮，经济上的资源依附压力，社会文化中的绩效至上、自由竞争理念，大学自身在全球化时代的组织转型等因素共同促成了学术资本主义的生成”。基于此，他们认为学术资本主义是在政治、经济、文化多方合力下生成的，探讨其生成机制更多地应从上述角度进行思考，提出改进意见，而非对这场“静悄悄的革命”熟视无睹。

现有文献对知识公共性、学术伦理和大学使命的探讨较为深入，但并未过多探讨组织的资源依赖性、不断转变的学者角色以及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界限等问题。但高等教育的系统性和学术事务的整体性都决定了关注大学组织及其成员的必要性。在诸多制约学术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中分辨出主次因素，对科学把握学术资本主义内在逻辑具有关键作用。因而对学术资本主义的生成及其影响的思考，应当站在大学育人使命和追求真知的高度上，明晰大学的崇高使命与理想追求，用充满人伦取向的逻辑审视学术资本主义及其生成和发展。不论学术资本主义发展逻辑如何复杂，大学教师都不能丢失学术信仰和育人初心，应当将学术资本主义置于践行大学崇高使命与理想追求的进程中。

5.学术资本主义理论适切性

学术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描述大学与市场关系的社会中观理论，概念本身是否能够准确体现描述大学与市场关系的目的，或者说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揭示这种日渐紧密的关系，也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

自斯劳特等《学术资本主义：政治、政策与创业型大学》出版后，学术资本主义就成为近20年来全球高等教育研究中最引人关注的概念。有学者认为学术资本主义契合当下学术市场化的趋势，体现了大学正在发生的实质性变化。但学术资本主义仍无法精准描述知识与市场深度互动的机制。斯劳特等认为“对学术资本主义而非学术创业主义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了语言在形容这种实质性趋势变革上的无力感，因为我们很难找到一个词语来准确形容和描述大学营利性的边界正在模糊的事实。同样，我们也无力用精准词汇来描述混合着公益性和营利性的大学组织的内部变革及其数量的变化”。学术创业主义或学术创业活动，似乎只是对学术资本主义的婉转表达，不能够很好地表达学术圈里发生的利益动机的实质性变化。

还有学者从资本的剥削性本质理解学术资本主义，将其视为大学和市场“合谋”剥削大学劳动力的活动，此时知识被视为一种资本生产要素（就像土地、资金和劳动一样）。在这种认识论中，学术资本主义是需要警惕的，它侵害学术传统和大学精神，消解“利他主义”的合法性。当然，如果从人力资本立场理解学术资本主义，强调人力资本中性化，就能排除资本剥削性的价值预设。劳动者所具备的知识与技能对生产效率的提升至关重要，因为劳动者的劳动质量较高，这种高质量的劳动得益于相当精细化的职业培训和良好的正规教育。在这个意义上，大学教师掌握的高新知识与创新能力是一种特殊的人力资本，这种人力资本的外化就是通过培养的人创造经济效益。这种特殊的人力资本也就成为一种“无形商品”，一种特殊而关键的学术资本。教师通过开发和运用稀有的学术资本并将学术资本广泛用于生产实践时，他们就卷入学术资本主义，但这种卷入不涉及价值判断问题。

像其他理论一样，关于学术资本主义概念框架的探讨也不能避免被广泛使用甚至过度借鉴，面临着失去解释力的危险，因此也有学者理性审视学术资本主义理论与实践的运用情境，探讨学术资本主义理论与全球化时代之间的内在联系，企图建立清晰的能够体现学术资本走向全球化市场的脉络。还有学者质疑学术资本主义理论的成立是否合理，因为这种理论总是一些描述性的故事叙述而不是一个具有相当解释张力的框架，甚至一些激进批评者认为学术资本主义理论就是逸闻趣事一般的，对高等教育体系中默顿马太效应逐渐衰退的小声抱怨。

上述探讨表明，使用学术资本“主义”的概念，以及使用学术“资本主义”的概念，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结论，前者更倾向于在承认学术资本客观中立性的基础上，着力分析其走向“主义”的过程与影响；后者则更倾向于学术走向资本化的实质性变化，也更契合学界目前的主流认识水平，这也说明准确把握好这一概念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学术资本主义理论的根本价值在于描述和分析新自由主义精神影响下学术界的“静悄悄的革命”，它不仅涉及院校层面制度或结构上的变革，还涉及学术工作实际。但目前该理论仍较多聚焦于学术效益问题，对教育教学缺乏关注，这是该理论亟待解决的核心问题，因为“人力资本流动是服从于劳动力市场的需要的”。因此，今后的研究应当转向，聚焦于大学组织基本实践层面的实质性变化，揭示这种变化的表现与发生机制，分析变化产生的影响以及学界是如何应对这种变化的。从这个角度看，探讨中国文化语境下的学术资本主义的现实样态和发展机理，既能丰富学界对学术资本主义理论的理性认识，也能彰显出学术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理论的解释张力。

（二）指向学术资本主义价值论层面的研究

1.学术资本主义的影响分析

学术资本主义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宏观层面影响高等教育对学术资本主义的态度，导致认可、批判和中立三种价值取向并存，进而影响到如何破除学术资本主义潜在危害的策略选取；二是中观层面全面影响院校办学的诸多层面，进而塑造出学术资本化的外部环境和制度语境；三是微观层面深刻影响大学成员的身份定位和行动选择，并使其在身份冲突与调适的过程中融合出新的身份定位。

（1）学界对待学术资本主义的态度。

第一种是持批判否定态度审视“学术资本主义”。持这种态度的学者认为，这种商业化运作知识的模式导致大学组织的精神和文化传统走向衰落，学术自由、文化育人、追求真理等传统价值观式微，大学应当悬崖勒马，及时回头，守住学术底线。乔纳森·科尔（Jonathan Cole）认为“学术的中心已经从文理学科转向创业的边缘”，表明大学的学术传统已然遭到破坏，分裂已经开始从学科内部产生，大学学科从通识性学科走向了应用技术类学科，大学教师从学术守业者变成了学术创业者。杨东平表达了对大学学术传统与人文精神根基被侵蚀的担忧，他认为：“在仍处于发展中状态的中国大学，这种市场化、商业化的发展态势清晰无遗，由于学术自由和人文主义的根基不深，其对大学功能、品质、价值的冲击和异化影响更甚。”英国学者杰勒德·德兰迪（Gerard Delanty）在《知识社会中的大学》中认为：“大学的主导价值被一种通过追求知识产品和信息产品以换取资金、声望和权力的观念取代，这种观念一心想颠覆合理话语以获取国家和社会的广泛馈赠。”王英杰指出，“学术资本主义和大学行政化叠加作用于大学所造成的大学文化传统的失落”，使我们的大学正在经历市场化逻辑与绩效管理模式的双重考验，成为创造财富而非彰显理性与自由观念的途径，因此中国大学必须重回学术自由自治、学者共同治理的文化传统，找回失落的“灵魂”。蒋凯指出，“知识的公共产品性质是高等教育的公益性、高校的公共形象和学术人的公共身份的基础，也是基础研究的核心价值观之一”，大学必须坚守知识的公共性，抵制私人性质知识观的侵蚀。韩益凤则认为现在大学正走向平庸化，因为市场化倾向和企业型管理模式已经开始侵蚀大学精神的内核，这是市场崇拜带来的严重后果，大学正为此买单，变得更加平庸，“虽然卓越，但却失去了灵魂”。钱理群指出，“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

第二种是对当下盛行的“学术资本主义”持肯定立场和积极态度。持这种态度的学者认为，“学术资本主义”是在全球经济化、政府投资缩减并出台鼓励大学自筹资金的政策（美国Bayh-Dole法案）的大环境下的必然趋势。全球知识经济时代已经来临，综合国力竞争的关键资本就是人力资本和高新技术，而大学恰恰是育化此类资本的绝佳之所，且知识创造、传播与创新都离不开资金和场所的支撑，因此大学应当也必须直面学术资本主义发展趋势。这类学者的代表人物是美国学者亨利·埃茨科瓦茨（Henry Etzkowitz），在他的研究中他将学术资本主义视为“第二次学术革命”，他进一步指出：创业科学家和创业大学正在通过将知识转化为知识产权来重塑学术格局。在学术资本主义时代，大学必须勇敢地走出“象牙塔”，更直接而广泛地参与到市场竞争中，“这种直接参与正是大学向整个社会负责任的表现之一，大学教授在这样的情境下才能获得足够的动力开展促进科技发展和经济效益的相关研究。实际上，也正是这种精神，在一直激励着大学教授们开展科研，为美国经济强国地位贡献学术力量”。学术资本主义不是洪水猛兽，大学教师也不是经济商人，资本与知识的结合是消解大学与社会壁垒的有益尝试。殷朝晖在《全球化视域下跨国学术资本主义研究》中就借助荷兰学者伊奥卡·开普恩（loka Kauppinen）的“跨国学术资本主义”概念设置分析框架，对跨国学术资本主义相关理论观点、跨国学术资本主义的集中表现以及跨国学术资本主义对大学良性发展的影响进行了深刻阐释，指出“跨国的产学研结合、大学董事会成员聘任全球化、大学海外分校、大学网络在线教育课程的国际化等是跨国学术资本主义的重要表现形式；跨国学术资本主义对大学财务困境的破解、提升大学之间交流合作的平等性以及扩大大学参与知识商业化进程的范围等方面具有重要影响”。

第三种是中庸论，持这种态度的学者强调大学既不能放弃文化传统，也不能对学术走向商业化置之不理，而是应当在学术与市场之间找到平衡点，以求大学平稳发展。陆登庭等持安全距离论观点，认为“在大学的能力、办学目标和社会需求之间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是高等教育目前面临的最严峻挑战”。曾军认为大学应站在理性和高等教育为国家现代化服务的立场上，寻找破解学术资本化的可循之径。迈克尔·夏托克（Michael Shattock）在《成功大学的管理之道》中论述：“这种自主模式（办学市场化）具备把国家财政拨款以及其他形式的资金投入看作整合资金的自信心。院系知道国家的财政政策，但承认大学有权根据学校发展需要分配资源。学校基于自身发展的有利原则而不是为了吸引国家财政拨款采取扩大发展空间的措施，制订自主的战略发展计划，而不是简单反映来自国家政策的发展策略”。

不同学者对待学术资本主义的态度差异体现的是教育信仰与外在因素的博弈结果。但只肯定学术资本主义的正向价值或坚决批判学术资本主义的求利诉求，都失之偏颇。我们应当秉持辩证态度，理性看待学术资本主义的影响，趋利避害，因势利导地促成大学使命的践行。

（2）学术资本主义对大学组织的影响。

斯劳特等对美、英、加、澳四国1970—1990年高等教育经费政策与各院校经费支出等因素进行了考察，并以实地访谈的方式对学术资本主义活动中的管理者、教师等进行调查，并对调查的结果进行赋权，最终结果如表1-1所示。

消极的影响则如表1-2所示。

爱德华·哈特（Edward Hackett）认为学术资本主义对高等教育系统的影响是全方位的。第一，学术资本主义为大学注入了市场活力，改变了大学学术利益的分配格局，使从事科研工作的人具有奋斗热情和适宜的工作环境，也为大学增加了决定自己命运的砝码。整个大学都会因为与市场联姻而获得较高的社会声誉和资金投入、良好的内外部关系，创业者也获得个人声誉，但同时也带来学术竞争和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第二，在大力提升应用科学研究地位的同时，基础科学研究的处境堪忧：挤压了原本属于基础学科的生存空间与资金，让原本就较为富裕的应用研究学者占据了更有利的位置，人为地造成“富学者与穷学者”之间的对立。第三，由于重视应用学科，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和就业竞争力更强。那些参与学术资本主义的教授、学者，通过售卖市场和社会发展所需的知识，或者通过与合作企业签订专利转让或承包协议等方式，拓宽了学生参与市场竞争的范围，使大学生被用人单位雇佣的可能性大大提升，并且这种提升不是书本知识或过时的知识所带来的。

第四，大学教授为获得更有回报的项目而较少将精力用在学校教学任务上，以至于高校不得不雇佣学术兼职人员，尤其是在读硕士博士研究生成为教学一线主力。这虽给“新人”提供了锻炼，但这种锻炼在很大程度上也会造成教学质量下滑，尤其是兼职人员在数量逐步增长的趋势下。这也就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教师学术身份的合法性危机。第五，这会造成大学内部师资队伍的过度流失和成员间关系的紧张：一方面，学术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高校教职工流入校外产业，甚至直接参与新企业的创办。另一方面，大学办学成本和日常开支的大幅增加，使经费分配问题更严峻，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学术人员与管理人员之间关系紧张。第六，学术资本主义赋予了大学成为创业先锋的使命和压力，作为获得组织合法性基础的条件，大学必须走向市场的怀抱，但这也导致经费负担转移到学生身上，加重其学业负担。学术资本主义影响的全面性提示我们，必须采取辩证态度审视学术资本主义的影响，在趋利避害中获得对学术资本主义的理性认识，以采取恰当的路径促进大学良性发展。

（3）学术资本主义对大学教师的影响。

第一，一些学者探讨了学术资本主义对学术研究的影响，分析了学术资本化思潮下的教师如何做研究。董志霞认为从教师角色到研究旨趣，从知识属性到管理模式，统统受到学术资本主义的影响。教师已经从坚守象牙塔的“传统学者”变成了具有商业性质的“学术资本家或商人”，这些人不但创造知识、传递知识，还贩卖知识。从学术研究的旨趣来看，学术研究已经开始从休闲志趣所驱动的基础科学探索转变为按照市场逻辑运行的应用性研究，学术逻辑成为经济逻辑的仆人。刘爱生则对学术资本主义裹挟下的大学学术研究，究竟是走“求是”路线，还是走“求利”路线进行分析。他认为学术资本主义已经成为新理念和发展趋势，任何大学都难以置身事外。但是中国大学正处于学术资本主义与泛化的行政权力的双重压力之下，这才是导致目前中国大学畸形发展，崇尚“求利”的关键所在。要破除“求利”倾向，就要降低对大学的功利性期望，给予大学更多办学自主权；重建中国大学的“象牙塔”，找回大学的育人本真价值；

教师则应当“立志以学术为业”，找到“求是”与“求利”的平衡点。易红郡也赞同学术资本主义将导致学术研究走向分裂，“导致大学内部不同学科之间的鸿沟拉大，那些与市场联系不太紧密的学科能争取的资源将愈加稀少，而与市场联系密切的学科会更倾向于支持学术资本主义体制”。

第二，一些学者探讨了学术资本主义对学术职业的影响，分析了市场化和商业化趋势中大学教师学术职业的冲突问题。“大学教师和商业主义保持一定程度的距离”，但大学教师在市场化冲击下，成了“知识生产的自主者、知识资本的拥有者、知识商品的出让者”。张静宁指出，学术资本主义已经使英美大学教师学术身份重新解构，教书者的身份俨然过时，“说得出去、拿得出手、赚得到钱”成为很多大学教师的愿望，最终他从组织形态、大学教师的人际网络、新型技能等多角度出发，探索了教师学术职业的优化策略。安德森（Anderson）认为：“现如今的大学教师，就像身兼数职的职业经理人一样，用最快和最多样化的方式来赚钱：他们向外界申请赞助、出卖自己的管理经验、充当专业组织的发言人等，简直无所不能。”这种身份混乱和认同危机，导致“所有坚固的东西都处于消散状态了”，这也带来了大学教师学术身份的“意义消解”，使大学教师遗忘了大学的使命，遗忘了大学的理性，遗忘了大学的反思质疑精神，使大学变成失去灵魂的商业机构，同时也使“教师面临着生活意义感的缺失和确定性的丧失”。杨超等在《“学术资本主义”与大学教师学术职业角色的转换》中指出：大学教师学术职业角色发生了由“学者”到“创业者”、由“基础研究者”到“应用研究者”、由“公共知识分子”到“专业知识分子”、由“立法者”到“阐释者”的身份转变。

姜梅、史静寰认为在学术资本主义浪潮的影响下，大学教师学术职业出现分层。他们以权力、声誉以及经济三个指标为分析着力点，对20世纪中期以来出现在大学场域中的市场化倾向的教师学术行为进行动机分析，结果发现：对于大学教师的职业选择与职业分层来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所强调的“经济”比马克斯·韦伯所强调的“权力”更具诱惑力，教师也愿意将自己“学术人”的身份转型为“商业人”身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校长洛根·威尔逊（Logan Wilson）早在20世纪中叶就对学术职业问题进行探讨，在其代表著作《学术人》中，他以社会经济学的视角和逻辑展开对大学教师学术职业的研究，认为大学教师的学术职业或学术角色具有鲜明的等级性，这种等级性体现在金钱、权力以及声望上；并且他着重探讨了三种造成等级性的因素间的相互关系，认为学术声望具有决定性作用，它表明了社会对大学教授学术水平以及这种水平所带来的经济效益的肯定，也表明了学术身份在众多大学教师可能拥有的身份中的极端重要性。

第三，一些学者从雇佣关系与劳资关系的角度审视了大学场域中教师收入问题及师生关系问题，分析了教师收入问题及教学相长的师生关系在学术资本视域下的表现。奥莉·海伦娜·伊利约基（Oili-Helena YLijoki）认为学术资本主义已经将学科专业人为地割裂为“有钱的和没钱的两部分”，甚至人们能预测到，随着市场化的深入，这种割裂将变得更严重，甚至导致两类专业领域的冲突。不少研究都验证了这一点：“年资较浅的教师、博士后和研究生较少赞成学术资本主义，他们认为业绩期望值增加了一倍，因为他们被要求同时在基础研究和商业化研究两个领域表现优秀。”还有学者对大学教师真正的报酬是什么进行阐释，认为大学教师的真正报酬或者说最大的报酬就是看到自己精心培育的“种子”在未来“生根发芽并茁壮长大”。正如任之恭先生回忆其在西南联大的教师生涯时，所说过的这段话一样：“我觉得教育者和研究指导者的真正报酬来自看到青年的天才和心灵在丰沃土壤上开花结果。”实际上，“在教师学术生活实践中，最大的满足感来自探究学术，这是驱动大学教师潜心基础研究、避开商业化侵蚀的关键。换句话说，大学教师的学术志趣来自扎根学术本身，与学术之外的东西无关或无关键性关联”。

从整体来看，对师生关系的探讨是基于社会变革、大学转型以及主体价值取向异化的；从分析立场来看，相关研究则趋向于探讨学术资本主义对师生关系的消极影响；从分析方法上看，相关研究则更加偏重实证性的分析逻辑而较少采用理论推演。如王兴咏所担忧的：学术资本主义使大学教师从传统的知识创造及传承者向现在的知识售卖者转变，与此同时，大学教师专业身份的社会认可度也随着知识变得具有私密性和专属性而遭受质疑。而学生则面临教育机会与教育成本增加、创新能力提升途径扩大以及过度沉溺“市场逻辑”等机遇与挑战，这也导致师生关系从教学相长，走向“雇佣”关系。任小芳则将理工科研究生与导师的关系置于学术资本主义框架内，她指出师生关系正从以导学关系为基础的教学走向冷漠化、以学术探索为中心的科研走向劳资关系化、以知识和情感互动为核心的学术共同体走向利益至上。

综合以上论述可知：学术资本主义确实对大学教师的学术生活产生了影响，这既体现在文化价值观的矛盾冲突上，也体现在学术资本主义实践中。目前来看，多数学者对学术资本主义与大学教师学术身份的关系持中立态度，认为学术资本主义不是大学理念的偏离，而是大学对当前知识经济发展诉求的应然回应，不能因为学术资本主义“沾染了金钱”，就认为学术资本主义“玷污了学术的神圣”。基于此，学者们对学术资本主义对大学教师学术身份的影响进行了困境与机遇两个方面的探讨，侧重于探索大学教师应当如何面对这种身份的冲突，试图从中国大学发展实际出发，探索应对学术资本主义影响的“本土化”策略。

2.应对学术资本主义的策略

（1）从思想层面理性认识大学及其使命，重建“象牙塔”及其文化性格，为抵御学术资本主义侵袭提供理念保障。第一种思路，重视从价值观层面应对学术资本主义，即理性认识学术资本主义，并强调大学坚守育人求真使命的永恒性。“知识逻辑和市场逻辑只是大学逻辑的两个维度而已。在全球化背景下，市场的支配地位和大学的市场逻辑可能更加凸显。但决定大学之所以是大学的还是知识逻辑，这才是关键的质性内核。”大学“注重应用研究的同时保护基础研究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应有地位，协调好大学知识的公益性与产业化的紧张关系”是值得探索的。郭丽也认为，“大学不能只注重经济效益，还要注重在参与学术资本主义的过程中始终坚守大学的核心使命和价值，在注重应用研究的同时保护基础研究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孟凡就“象牙塔”概念进行了中西比较，发现大众眼中的“此象牙塔”非西方大学之“彼象牙塔”，西方大学在市场化办学潮流中走出了“象牙塔”，但其“象牙塔”精神积淀依然发挥着主导作用。反观我国大学办学史，并没有经历西方大学之“象牙塔时期”，也未生成真正的“象牙塔精神”，因而学术资本主义的应对路径是：重新建构中国大学的“象牙塔”及其精神。蔡先金则认为，不论是出走派还是重建派，都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在于：面对市场化的风潮，大学应当以广阔胸襟和开放态度予以应对，增强大学的文化引领性和价值彰显力，走“内圣外王”道路。

除了强调重塑或回归大学文化传统外，还有很多学者认为应对学术资本主义侵袭还可以从培育大学哲学性格入手。肖绍聪认为，“大学对哲学自觉的坚守维系了大学生活与世俗生活之间必要的张力，并最终形成了大学的哲学性格”。面对当前的市场化趋势，培育大学的哲学性格，培养全人教育传统，尤为重要。张楚廷则对大学的哲学性格的内涵与外延进行界定，认为真正的大学必然会青睐有性格的哲学，真正有性格的哲学也必然会在大学安家，但是“大学缺什么都不是特别重要，唯独在缺了自由与独立的时候，它绝不会再有哲学性格，从而它也就等于一无所有”，因此大学要培育哲学性格。雷迪在《学术资本主义：大学职能的冲突与调适》中指出：市场化模式办学导致大学在“求真还是求利”“教学还是科研”“原创还是转化”问题上陷入困境，要解决这种困境，可以借助费孝通先生的文化自觉理论寻找出路：坚持办学者的文化自觉以厘清市场、大学、政府三者间的关系；坚持行政人员的文化自觉以抵御市场诱惑，保护好大学的学术文化生态；坚持大学教师的文化自觉以守住底线，把求真育人作为学术使命的核心。

（2）从实践层面探索创业型大学发展模式，注重因势利导，顺应学术资本主义发展潮流，找寻市场和学术的平衡点，探索培育创新创业人才的新路径。邬大光针对创新创业教育发展实际，指出“创业型大学现象本身就是一种理念和精神，也是一种制度和机制，还是一种文化和生态，更是一种可操作的行为”。温正胞等认为创业型大学是大学发展的新模式，“以学术资本主义为内在动力的创业型大学以其独特的组织特性，宣告了大学与社会新型关系的合理性与合法性”。

学界对创业型大学转型模式的研究，主要有两种路径。

一是以美国为典型代表的线性发展模式，这种模式的逻辑进路是：通过教学转入科研最终落实到创新创业实践，按照线性思维展开。按照这种逻辑，创业型大学的原型势必是那些实力雄厚的研究型大学。在这种模式里，传统科研能力出众的研究型大学凭借自身科研实力和资金优势，敏锐地捕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关键性问题，进而有针对性地对此类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将学术力量和科研经费投入其中，并将最终的研究成果投入市场，引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同时凭借这种成果转化获得周边市场的“高额回报”。杨德广也多次在重要学术会议上提出：我国的研究型大学，除了极个别能够承担相当重量级的基础研究重任之外，大多数研究型大学应当遵循以学科为中心的发展模式，创新人才培养路径，朝创新型大学迈进。

二是非线性发展模式，主要代表是以欧洲大学为典型的颠覆式创业型大学。在这种模式中，创业型大学的来源并不只是研究型大学，而是不同层次、不同类型、不同性质的大学均可以转型为创业型大学，这意味着创业型大学转化的多发端性。这些大学能积极适应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用产业化办学模式培养创新人才，能兼顾学校良性发展和区域经济进步。顾坤华、赵惠莉立足中国高校发展实际，提出：一流大学以外的省属高校、普通本科院校、民办本科院校以及高职高专等院校在经费和声誉竞争中处于较为不利的地位，面临的生存发展压力更大，求变的愿望也更为强烈。我国应当积极引导这部分大学转型，使之通过转型激发办学活力，以更合适的方式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3）借鉴境外的大学在应对学术资本主义方面的有益经验，为我国境内大学应对学术资本主义提供参考。翁福元对“学术资本主义对台湾高等教育人才培育政策的影响”进行了探讨，指出台湾高校应对学术资本主义的举措是：鼓励大学与产业领域合作、依托科技发展调整学科专业与课程设置、注重特色人才培养、实施奖励大学教学卓越计划。其实境外的经验是有情境性和相应文化积淀的，我国境内大学能否吸收借鉴这些做法尚有疑问，但就认识问题的全面性和差异性的角度而言，这些借鉴仍显重要。

总体来看，大学被视为应对学术资本主义危机的核心主体，各项策略也围绕院校展开。但学术资本主义的影响早已超出院校，因而培育良性社会文化生态，关注学术资本主义语境下的鲜活个体，都是应对学术资本主义消极影响的应然路径。对于社会文化生态的创设，需要政府、社会和市场的联动，滋养学术研究的文化土壤；教学科研人员则需要明确学术资本主义的价值边界和伦理底线，精准定位学术职业的价值追求。这正是本书研究力图有所突破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