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绪论

1.1 概述

21世纪，世界在社会、环境和经济等各方面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尽管如此，以一个更有利于后代的方式保护地球仍然是最为重大的难题。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可持续性的概念被提出，且可持续社会的整体发展也得到强调。在此，我们将概述“可持续性”和“可持续发展”这两个概念的历史发展进程。“可持续性”一词源自拉丁文sustenere（sus，“向上”；tenere，“握住”）。“持续”可表示为“维持”、“支持”或“忍受”（Stivers，1976）。可持续发展的历史可以解释人类主导的生态友好系统从早期文明到现代的发展历程（Barbier，1987）。据报道，“可持续发展”和“可持续性”的概念在过去（12—13世纪）在森林管理中被称为“可持续产量”，这是德语术语Nachhaltiger Ertrag的解释形式（Ehnert，2009）。然而，在过去的五十年中，这一概念得到了极大的扩展。1987年，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了题为《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也称为“布朗特兰报告”。在该报告中，可持续性被定义为“可持续发展概念的一部分，在不损害子孙后代满足其自身需求的能力的前提下，保证了当前的需求”（Brundtland，1987）。这个想法在本质上包含了在健康的生态和社会制度下保持经济持续繁荣发展的概念。

目前，自然资源的枯竭和环境的退化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的全球性问题。人口的增长和不断扩展的人类需求，给自然资源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并威胁到未来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资源利用和可持续投资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MAB）计划提出的一个概念，该概念的提出旨在探索自然资源的利用和资源利用投资中所包含的因素。公共或私营部门对资源使用的投资应考虑加强对有限资源的保护和形成具有更好前景的战略。可持续投资的一个方向是保持经济和政治的稳定性（Young，1992）。可持续投资是协调环境、社会、经济和治理方面，以产生长期的积极社会影响和经济收益的一门投资学科（Sultana et al.，2018）。可持续投资在制定投资决策时会借助财务指标以及环境、社会和治理标准来影响可持续发展（Ortas et al.，2013）。可持续投资是使用环境、社会和治理（Envirommental，Social and Governance，ESG）投资标准的绿色能源行业投资过程。

通常，可持续投资会影响环境、社会和大公司的经济绩效。这说明各种公共和私人投资者并未遵循和接受已知的社会责任投资的特定标准（Martí-Ballester，2015）。投资者需要通过考虑一个国家的环境、社会、经济和治理条件等各个方面来评估和选择投资目标（Ortas et al.，2012）。以往的研究探究了常规投资和可持续投资在风险和回报之间的关系（Ortas et al.，2013；Mollet et al.，2014），结论表明环境、社会、经济和治理指标对投资者的决策存在积极影响。最近，进行投资决策的投资者已经意识到，正如有关行为金融的现有文献所介绍的那样，ESG标准和现有决策能力的不足正摆在投资者面前。因此，在投资决策中采用环境、社会、经济和治理标准将克服决策过程中的不足，引入环境、社会和治理准则也将促进公司整体行为的发展。部分研究强调了金融界人士对可持续责任投资（Sustainable Responsible Investment，SRI）领域的认识和认可，因为几位分析师表明了在主流投资过程中将环境、社会、经济和治理标准整合的坚定承诺（Bourghelle，2009；Nofsinger et al.，2014）。

2013年，中国启动了影响深远的外交政策倡议，即“一带一路”倡议（Belt and Road Initiative，BRI），对世界贸易的未来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该倡议将涉及数万亿美元的投资，主要用于能源、工业、交通、电信基础设施和技术能力建设（Chin et al.，2016）。这一倡议旨在通过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蒙俄经济走廊以及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六条经济走廊创建成员国之间的连接，加强成员国之间的经济一体化，并改善“一带一路”沿线地区资源分配的有效性。此外，该倡议也刺激了亚洲、非洲以及欧洲和非洲的互联互通，发展和支持成员国内部的合作，形成所有多维综合互联网络，以实现该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国家发改委，2015）。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立境外企业超过1.1万家，2020年当年实现直接投资225.4亿美元，同比增长20.6%，占同期总额的14.7%。2021年，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对57个国家的非金融类直接投资达1 309.7亿元，同比增长6.7%（折合203亿美元，同比增长14.1%），占同期总额的17.9%，较上年同期上升1.7个百分点。2022年1到5月，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非金融类直接投资达527.1亿元，同比增长9.4%（折合81.9亿美元，同比增长10.2%），占同期总额的18.4%，较上年同期上升1.2个百分点（商务部，2021；商务部，2022）。

这些项目包括通往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和缅甸的天然气和石油管道项目，荷兰的铁路网络项目和新加坡的高速公路项目等。其主要目的在于将中国与其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联系起来。其他的基础设施项目例如蒙巴萨和内罗毕之间的铁路，白沙瓦至卡拉奇之间的高速公路以及将亚的斯亚贝巴与吉布提连接在一起的设备齐全的铁路，则被计划用于加强中国境外地区之间的连接（国家发改委，2015）。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被认为将带来经济转型、发展、双赢的结果，并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支持。尽管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中国企业可以从国外投资中获益，但在政治、经济和环境方面，也存在切实的威胁。然而，少有研究涉及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中国企业的自然资源潜力和外国投资风险。另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政治、经济和环境方面的各种投资风险因素尚未得到外国投资者的充分考虑。缺乏对投资风险因素的认识是我们进行本书研究和提出未来准则的动机。为此，本书的第3章将研究63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风险及自然资源潜力。

此外，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绿色能源投资方面也存在一些基本问题。第一，《中国全球能源金融》的数据显示，中国在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和地区进行可再生能源项目的投资额占能源总投资额的比例增长了20%~55%（中央地质勘查基金管理中心，2019）。第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了中国在使用清洁能源和先进技术方面的持续战略转变。正如国际能源署（IEA）阐明的那样，中国在世界风能能源的开发中贡献了三分之一，在制造风力涡轮机方面，中国公司在世界前十名中占据了7个席位。第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贡献了全球GDP的三分之一，其人口数占世界上无法获得充足电力的总人口数的60%（Palit et al.，2016）。第四，共建“一带一路”的许多国家由于缺乏必要的能源供应而依赖进口的常规能源。第五，石油价格在全球市场上表现出高度不确定性，这可能会导致未来的化石燃料供应无法预测（Shah et al.，2019）。第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本身对可再生能源的投资已经引起了人们的充分关注，并为绿色能源的发展提供了客观的机会。吸引绿色能源领域的企业投资者有助于为一个国家的整体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在过去的十年中，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投资标准在多家公司的可持续投资策略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而这些新的投资策略也变得非常受欢迎（Hoepner et al.，2013）。出于这些原因，企业在绿色能源可持续投资领域中越来越需要更细微、更有用的投资标准。要对不同国家进行比较分析，就需要对多种来源的信息进行汇总分析，因此，使用复合指标是一种简单而可靠的工具（Gibari et al.，2019）。本书的第4章将开发针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能源领域的可持续投资综合指标。

同时，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历了令人兴奋的经济增长。但是，如此迅速的增长带来了自然资源的大量消耗，也引起了人们对环境问题的关注。以下是本书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作为研究对象区域并对其进行调查的理由。第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资源储量在世界自然资源总量中占有重要份额，分别占原油探明储量（十亿桶）的58.54%、天然气产量（十亿立方英尺/天）的53.82%、全球煤炭产量（千短吨）的74.69%和石油总供应量（每天千桶）的55.17%（BP Statistical Review，2019）。第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54.63%，家庭消费占全球家庭消费的24%，土地面积占世界土地面积的38.5%（世界银行，2019）。第三，这些国家产生了大量的二氧化碳排放。“一带一路”沿线国家2019年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高达96.61亿吨，占全球总排放量的29.28%（世界银行，2022）。

鉴于上述事实，对自然资源耗竭、能源使用、贸易开放度、经济增长、城市化、工业化与二氧化碳排放量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探究显得至关重要，此类调查将可能使决策者制定长期和短期政策以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以及维持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尽管一些文献在地区和单个国家层面上对自然资源、能源、经济增长、环境之间的联系进行了广泛研究，但很少有研究将视角集中于“一带一路”倡议国家。此外，不容忽视的是，自然资源耗竭、能源使用、经济增长、城市化、工业化、贸易开放和二氧化碳排放量之间的关系在这些国家和地区也存在着显著的不同（Raupach et al.，2007）。从既有文献来看，大多数关于自然资源、能源、经济增长、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专题研究都忽略了国家之间的异质性。

此外，在对跨国样本尤其是“一带一路”经济体样本的自然资源、能源、经济增长和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研究时，研究者通常会忽略各国之间可能存在的横截面相关性。这可能会产生有偏的估计和误导性的结论（Breitung，2005）。为了填补先前文献中的空白，本书的第5章详细研究了1990—2014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56个经济体的自然资源枯竭、经济增长、能源使用、贸易开放、城市化、工业化和二氧化碳排放量之间的相互关系。

通过综合考虑环境、社会、经济和治理方面的因素，本书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上述资源利用和可持续投资问题，贡献三个相互关联的研究方向。下文将对本书的研究动机、研究思路、研究目的、研究内容、研究意义和研究框架进行介绍。本书研究框架见图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