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文献综述

一、企业数字化转型及相应的成本投入

数字赋能（Digital Empowerment）越来越成为企业转型升级的主流趋势（陈冬梅等，2020），尤其是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一代数字技术快速发展，数字化变革正在深刻影响企业生产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以及资源配置效率的先进性（Arntz et al.，2016；刘淑春，2019），不仅促使企业在生产端优化要素资源配置，重塑企业生产流程，促进按需定制、智能生产和市场的快速响应，而且重构了传统的商业模式逻辑，推动企业管理的系统性转变，进而实现运营效率和组织绩效的提升（戚聿东，2020；Zott et al.，2011）。

数字化转型在一定程度上是企业组织协调及技术适应的过程，通过设备互联和数字化软件构建工厂的数字映射系统，进行相应的调适并且优化或重新配置要素资源和完善管理策略（Yeow et al.,2018），进而实现生产体系智能化、模块化和管理体系高效化、柔性化，当然这需要企业在数字化转型方面进行持续不断的投入，对原有的生产装配线和业务单元流程进行技术改造，通过生产流程、经营模式、管理架构的匹配性改革，实现企业生产的数字化定义。数字技术的运用赋予企业加快业务模式创新的能力，提高对市场供需结构变化的反应速度（Mikalef，2017），在这一过程中，数字化技术的投入和应用能够产生正向的技术溢出效应（D Aspremont，1990），推动企业提升市场服务质量（Wallsten，2015）。但企业仅以技术导向进行数字化转型，已无法有效发挥数字化转型带来的优势，需要以转型需求和业务能力相匹配为靶向目标，以实现企业自身的价值创造为根本目的，重构企业的业务体系、商业模式和价值模式（尤尔根·梅菲特和沙莎， 2018）。

成本的控制和领先优势是企业在市场中获得竞争优势的重要路径选择，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必然需要面对投入成本这个现实问题。换言之，企业需要有效控制成本，尽可能降低成本，才能获得更大的市场发展空间（杨德明和刘泳文， 2018）。通过生产流程、管理流程、营销流程等数字化转型，进一步降低生产经营成本、提升产品质量、不断扩大动态化的价值增值空间，逐步实现信息数字化、业务数字化和整体数字化（吴群，2017）。在这一过程中，企业将面对数字化投入成本和利用数字技术降本增效的问题，实际上在增加数字化资本投入的同时通过数字化的协作降低了搜索成本、信息成本、沟通成本、管理成本等交易成本（Goldfarb and Tucker，2019），只有找出生产经营环节或产品成本控制不到位的地方，实施更为精准的成本控制，才能在不断加大数字化投入的情况下获得更高的产出。

二、成本粘性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系

与传统成本性态模型不同，成本粘性主要表现在业务量上升成本的边际增加量和业务下降成本的边际减少量之间的非对称变动现象（Anderson et al,2003），尤其是资源投入冗余与错配可能导致较高的成本粘性（谢获宝和惠丽丽，2017）。尽管国内外理论界对企业的成本粘性现象进行了极有价值的探索和贡献，亦发现成本粘性与企业管理、企业规模、财务指标、行业属性等特征存在相关性（Calleja et al.，2006；Banker and Byzalov，2014；刘武，2006；孔玉生等，2007；孙铮和刘浩，2004），但针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成本粘性进行的研究比较匮乏。企业数字化投入占用了大量人力资本、技术资源和培训资源，存在收益上的滞后性（Hall et al.，2010；梁上坤，2015；周兵，2016）。识别数字化成本粘性及其影响因素，对于企业有效进行数字化转型和提升企业生产经营效率具有重要意义（梁上坤，2015；Costa and Habib，2020）。

数字化转型有利于企业智能技术改造、优化生产管理流程、降低生产经营成本（Mikalef and Pateli,2017），但也会颠覆其商业模式或价值创造方式，尤其是软硬件、数据、员工之间能否实现有效的数字化交互导致并非所有企业都能从中受益（Hajli et al.，2015）。其数字化固定资本和数字化人才的薪资成本占据了数字化变革投入的较大比例，所创造的无形资产、潜在的技术积累和管理效率提升也只会在未来逐步为企业创造收益，这类收益转化需要一定的过程和时间，这一特征决定了企业数字化转型投资具有较大的成本粘性。因此，企业如何根据所属行业属性、规模体量、技术优势、转型需求等特征，制定合理的数字化转型投资决策显得十分重要。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成本粘性主要来自资源调整成本、管理者偏好、代理成本等主要因素（Anderson et al.，2003；Banker,2011）。调整成本（Adjustment Costs）在企业成本中具有非对称性特征（陆旸，2015），是成本粘性的重要原因之一，企业成本费用的变化不仅取决于其当期业务量的变化，而且取决于现有生产能力及预期未来业务量的变化。一般情况下，企业向下调整承诺资源的成本要高于企业向上调整承诺资源的成本，当企业的业务量下降时，企业成本下降的幅度要低于业务量上升时成本费用的增加幅度（江伟和胡玉明，2011）。已有研究表明，一方面，在企业数字化变革进程中，成本粘性是客观存在的，且在企业规模和所有制方面存在较大的异质性（Zhong et al.，2020）。规模较大的企业成本粘性较高（韩岚岚，2018），能够长期持续投入大量资本以推动数字化管理变革；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虽然也具有成本粘性，但由于规模较小，风险承受能力较低，可能陷入“数字化投资困境”，不推进数字化转型，将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而推进数字化进程又会大幅提高企业经营风险，这一困境产生了“被动”的数字化管理变革成本粘性。另一方面，成本粘性对企业发展有积极促进作用，其粘性程度的增加能够推动企业继续推进数字化转型进程，同时，长期来看，适度的成本粘性对企业发展和经济结构转型具有积极作用。然而，数字化转型投资具有高投入、高风险和变现慢等特征，大型企业相对抗风险能力较强，但对于私营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在“投资”与“等死”之间需要进行“艰难”的抉择，政府部门经常采取一系列的政策手段推动企业的数字化发展。作为企业数字化转型主要政策手段的政府补助，可以通过补助企业成本投入和降低企业准入门槛等方式促进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南晓莉和张敏，2018；邵敏和包群， 2012）。

综上，在数字经济迅猛发展的背景下，建立一个具有微观基础的数字化管理变革理论研究框架，刻画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投资行为特征，充分发挥成本粘性的优势，同时规避其带来的各种弊端，对于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和政策设计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然而，已有研究对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测度和分析大多数集中在宏观及中观层面，关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投资行为和成本管理的微观机制和内在逻辑研究较为匮乏，同时已有部分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理论研究和案例分析阶段，缺少微观企业层面的调查数据和实证分析的支持，因此，本章在长期跟踪研究企业数字化转型投入产出效率的基础上，尝试从企业层对数字化转型的成本粘性特征以及影响因素进行拓展研究，试图对企业数字化转型投资行为和模式进行深入探索和实证研究，并力争做出一定的理论拓展和政策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