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仿佛眨眼间，一个世纪后回首“苏报案”，那是晚清中国最大的一次文字狱，在“国中之国”的上海租界七次公开审理，起诉方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大清政府，被控方是几个手无寸铁却怀抱热烈理想的文弱书生，双方各请洋律师，在法庭上激烈辩论，《申报》等大报追踪报道，留下了真实可信的记录，使我们百年后还能重温那些激动人心的场面，向往“风吹枷锁满城香”的风采。让慈禧太后无奈的是，她的绝对权力在租界失去了随心所欲的用武之地，章太炎、邹容，两个忘年之交，“志在流血”的书生，得以幸免重蹈沈荩的覆辙。新闻史家胡道静在《上海的日报》中说：
苏报案在历史上的意义很大的。其正面的影响，就是革命派不过牺牲了一个报馆，毕竟予清政府以极锋利的舆论攻击，使它全盛时代辣手段焚书坑儒的威严全消失了。其侧面的影响，是清廷虽以雷霆万钧之力，欲提办章、邹诸人，卒以事出租界，外人为维护其既得之行政权的缘故，卒未使它达到野心的目的；以后的上海言论界、出版界多数集中于公共租界，这件事情有莫大的关系。[1]
“苏报案”成为20世纪中国第一次重大转型时期一个极富象征性的事件，邹容奉献了年轻的生命，章太炎付出了三年牢狱的代价，陈范为此流离失所、家庭破碎，在20世纪初天幕上放射过光芒的《苏报》像流星般陨落，这是《苏报》的结束，也是《苏报》的永生。百年后重说“苏报案”，历史无情也有情，历经时间的磨洗，真相终究是不可遮掩的。
一
1896年6月，《苏报》诞生在上海公共租界，创办者胡璋以日籍妻子生驹悦名义注册，挂的是“日商”牌子，只是一份格调低下的小报，常以黄色新闻招徕读者。1898年冬天，因“营业不利”，胡璋将《苏报》转手卖给了罢官后蛰居上海、“思以清议救天下”的陈范。正是在陈范手里，《苏报》成为上海举足轻重的五大中文日报之一，最终于一百年前的那个夏天将《苏报》的事业推向了顶峰，酿成了名动史册的“苏报案”。中国自有近代报纸以来，还没有一家报馆曾赢得如此显赫的声誉。
陈范初掌《苏报》，以妹夫、也是朋友汪文溥为主笔，他自己和儿子陈仲彝编发新闻，兼写论说；18岁就创办《女学报》（被誉为“女苏报”）的女儿陈撷芬也“打横而坐”，编小品诗词之类副刊，熟悉上海报界掌故的包天笑称之为“合家欢”[2]。陈范亲自执笔作文，发表过《商君传》、《铁血宰相俾斯麦传》、《泰西教育沿革小史》、《论法律与道德之关系》等，旁征博引，借古喻今，倡导改革。[3]那时离戊戌变法遭血洗不远，陈范的哥哥陈鼎即“以戊戌变党事获罪，被判永久监禁”，民气消沉，即使在上海租界，清王朝鞭长有所不及，舆论也普遍保守。在上海五家中文日报中，《苏报》的资本、规模都是最小的，发行量也不大，但陈范坚持了维新、改革的立场。1901年12月，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在《清议报》第100期发表的长文中称它和《中外日报》、《同文沪报》“皆日报矫矫者，屹立于惊涛骇浪狂风毒雾之中，难矣，诚可贵矣！”[4]
陈范有过宦海经历（当过江西铅山县知县），深味官场黑暗（他试图出淤泥而不染，并有所作为，却遭地方恶势力对抗，也为上司所嫉，于1895年落职为民），目睹朝廷的专制、腐败，戊戌变法的失败，曾领时代潮流的康有为从维新转向保皇，他对汪文溥说：“中国在势当改革，而康君所持非也，君盖偕我以文字饷国人，俾无再如迷途。”[5]《苏报》言论从此逐渐转向革命。1902年，蔡元培等先后在上海创立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苏报》与它们同气连枝，一起构成了清末中国新型的社会力量，章太炎、蔡元培、吴稚晖、黄宗仰、张继等都为《苏报》撰稿。这年冬天，上海、南京、杭州等地学潮不断，《苏报》开辟“学界风潮”专栏，不断报道各地学潮的消息，支持上海南洋公学、南京陆师学堂学生反对学校当局干涉言论自由引发的退学风潮，受到东南学界的注目。到1903年，《苏报》大量刊出张园集会上发表的演说稿及陈天华的《敬告湖南人》、《军国民教育会公约》等。4月11日、12日，《苏报》发表蔡元培的“来稿”《释“仇满”》。5月13日，发表《敬告守旧诸君》，公开倡言革命：“居今日而欲救吾同胞，舍革命外无他术，非革命不足以破坏，非破坏不足以建设，故革命实救中国之不二法门也。”[6]
以5月27日陈范正式聘请爱国学社学生章士钊任《苏报》馆主笔为标志，《苏报》迅速向辉煌的顶峰攀升，当天，他在《苏报》发表言辞激烈的论说《论中国当道者皆革命党》。年轻的章士钊以初生牛犊的猛劲，对《苏报》进行大胆革新，在形式革新的后面更重要的是内容的变化，陈范在经过短暂的紧张后毅然表示“本报恣君为之，无所顾忌”[7]，即使报馆有被封的危险，也“无所于悔”[8]。6月1日，《苏报》宣布“本报大改良”，凸显特色。同一天发表的章太炎《康有为》文，提出革命“如铁案之不可移”。2日，报首刊出“本报大注意”启事，将“学界风潮”移到头版“论说”后的显著位置，并增辟专门发表来稿的“舆论商榷”栏，明确提出“本报当恪守报馆为发表舆论之天职”，力图把《苏报》办成一个开放的公共论坛。3日，刊出“本报大沙汰”启事，宣布加强“时事要闻”，减少“琐屑新闻”，并增设“特别要闻”，“间加按语”。6月9日，章士钊以“爱读革命军者”的笔名发表《读〈革命军〉》文，以热情洋溢的语言对少年邹容的《革命军》大加赞赏，称之为“今日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同一天，在“新书介绍”栏刊出《革命军》出版的广告，称“笔极犀利，语极沉痛，稍有种族思想者读之，当无不拔剑起舞，发冲眉竖”[9]。6月10日，《苏报》发表章太炎署名的《〈革命军〉序》，称之为“雷霆之声”、“义师先声”。这一天，离“苏报案”发生已不到20天了。
6月20日，“新书介绍”栏推荐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誉为“警钟棒喝”。22日，发表论说《杀人主义》，有“杀尽胡儿才罢手”、“借君颈血，购我文明，不斩楼兰死不休，壮哉杀人！”这样激进的辞句。6月24日，两江总督魏光焘与湖广总督端方通电中透露，他已要求工部局查禁《苏报》。《苏报》之所以如此放言无忌，并非不知道危险，6月3日以来，《苏报》即译载了《查拿新党》、《西报论工部局保护新党事》等消息。一个不能忽略的原因是，《苏报》的言论态度得到了租界工部局总办、也是伦敦《泰晤士报》驻沪通讯员濮兰德等的支持，工部局多次找《苏报》撰稿人谈话，“你们止是读书与批评，没有军火么？如其没有，官要捕你们，我们保护你们。”[10]吴稚晖的回忆也证实，租界老巡捕房捕头蓝博森曾对他说：“没有兵器，你们说话好了，我们能保护你们。”[11]正是有了租界当局的承诺，他们才有恃无恐、放言革命。
从1903年5月到6月，短短一个月间，《苏报》如同在上海租界放了一颗卫星，在舆论界放射出夺目的异彩，刹那的光华让《申报》等老牌的大报黯然失色，《苏报》发行量迅速飙升，仅发行处就增加到几十处，论说一出，《中国日报》、《鹭江报》等报刊纷纷转载，大有“鼓动风潮”之势，难怪清廷“视之若一敌国”。6月26日，江苏候补道、南京陆师学堂总办俞明震奉命从南京到达上海，协助上海道袁树勋处理查禁爱国学社、《苏报》等事宜，罗网已经张开。6月27日起，《苏报》连续两天发表文章悼念一个多月前蹈海自杀的留日学生陈海鲲（自号“仇满生”），有“杀满之声，腾于黄口”这样激烈的辞句。6月29日，《苏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刊出章太炎《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节选自《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以饱满的激情、极富感染力的文采赞美革命：“然则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12]甚至直呼光绪之名，“载湉小丑，未辨菽麦”。斯文一出，举世哗然，“上海市上，人人争购”，专制者雷霆震怒，认为大逆不道。
这也是“苏报案”发生的那一天，《苏报》走到了它的顶点，厄运即将降临。1903年6月29日，经过多次密谋，在清王朝的要求下，租界工部局终于发出对钱允生、程吉甫、陈叔畴、章太炎、邹容、龙积之、陈范等七人的拘票。如果只看这个名单，清廷对《苏报》的情况并不怎么了解，比如将钱允生、陈吉甫、陈叔畴三人当做主笔，不知道陈叔畴就是陈范，程吉甫只是司账员，钱允生不是《苏报》人，龙积之也与《苏报》无关。当天巡捕、警探到苏报馆抓人，程吉甫率先被捕。他们问：“陈范在吗？”陈范正好在场，却叫人说不在，他们也未深究。陈范曾让儿子到爱国学社向章太炎示警，章说：“诸教员方整理学社未竟，不能去，坐待捕耳。”[13]有人劝他走避，他“哂之以鼻”。6月30日，等到巡捕来时，他自指其鼻“余皆没有，章炳麟是我”。他不仅自己不屑逃走，还在巡捕房写信叫邹容、龙积之投案。随后，钱允生和不在名单上的陈范之子陈仲彝在《女学报》馆被捕。龙积之当晚自行到案。邹容本已藏匿在虹口一个外国传教士处，7月1日徒步到租界四马路巡捕房投案，自称：“我邹容。”至此，除陈范外，名列拘票的其余五人全部被捕，酿成了名动百年史的“苏报案”。
二
“有人把章太炎系狱之后，力劝已经脱身在外的邹容主动投狱，看做不可思议的迂腐和偏执，……在看重生命亲证和正面承当的章太炎，他是将此当做君子成人之美的义举来做的，是使邹容由此获得一个道德承当和生命亲证的机会。”[14]
这只是后人的评说，并不是章太炎当时的想法，他自述：“《革命军》为慰丹所著，仆实序之，事相牵系，……仆既入狱，非有慰丹为之证明，则《革命军》之罪案，将并于我，是故以大义相招，期与分任，而慰丹亦以大义来赴。”[15]这番夫子自道说得再明白不过，他之招邹容，只是让他分担《革命军》罪案之责任而已。
从章太炎、邹容他们被捕之日起，清王朝就为引渡他们而与租界展开了一场马拉松式的艰难交涉，台前幕后，数不清的算计。上海、南京、武汉、北京之间，要员、坐探（如志赞希、赵竹君）、密友（如《新闻报》的福开森）之间文电交驰，仅收入故宫档案的往来电文就有近190封。甚至愿以沪宁路权作交易，可以说，清廷为此绞尽了脑汁，用尽了手段，目的无非是要将他们置之死地。
“苏报案”发，舆论震惊。7月1日，与《苏报》在革命还是改良问题上有着尖锐分歧的《中外日报》也发表社论《近事慨言》，抗议当局“与言者为难”。7月2日，上海英文《字林西报》发表社论，反对查禁《苏报》。7月3日，中国教育会常熟支部负责人殷次伊为此愤而投水自杀。
陈范出亡海外后，在章士钊主持下，《苏报》仍继续出版了七天，不仅刊出了《密拿新党连志》的消息，还在7月6日发表章太炎《狱中答新闻报记者书》。章在文中坦然表示：“吾辈书生，未有寸刃尺匕足与抗衡，相延入狱，志在流血，性分所定，上可以质皇天后土，下可以对四万万人矣。”充满了道德的力量、批评的锋芒，弥漫着一股浩然之气。[16]章士钊在59年后回忆：“太炎此文送出监门时，是闰五月十一日，《苏报》犹作垂死挣扎，未被封禁。吾亲将该文揭之首栏，与《新闻报》对垒，恍惚为革命党消灾解毒，弥形得意。”[17]
第二天下午，《苏报》终于被查封，这一天的《苏报》已出版，《申报》事先以《发封苏报》为题报道了租界当局查封的经过。7月9日起，英文《上海泰晤士报》连续两天发表社论，反对“未断案而先封馆”，要求“设法阻止中国守旧官员在租界妄行其权”。[18]从7月11日魏光焘致端方、恩寿的电文看：“旋因上海爱国会演说虽禁，复有设在上海租界之苏报馆刊布谬说，而四川邹容所作《革命军》一书，章炳麟为之序，尤肆无忌惮。”[19]邹容和章太炎首当其冲，成为“苏报案”的中心。顺便说一句，蔡元培早在案发前半个月就去了青岛，与“苏报案”并无直接关系。
7月15日，上海租界会审公廨第一次会审“苏报案”，一百年前的中国出现了这样奇特的一幕，名义上这是清王朝在租界设立的最基层的一个法庭，实际上外国享有治外法权，朝廷的权力难以涉足。章太炎以冷嘲热讽的笔调写道：“噫嘻！彼自称为中国政府，以中国政府控告罪人，不在他国法院，而在己所管辖最小之新衙门，真千古笑柄矣。”[20]中国无所不能的专制权力与一无所有、唯有一腔热血的两个平民有了一次面对面交锋的机会，东西方两种不同的政治文明、价值观念有了一次面对面冲突的机会。在君临天下、信奉绝对权力的清廷眼中，任何的批评声音都是大逆不道的，更何况《苏报》那样激烈的革命言论，那都是死罪。但在租界当局看来，发表文章、举行集会、批评政府都在言论自由的范围内，是公民的权利。即使有证据证明章太炎他们是“犯罪”，也属于“国事犯”，按国际惯例也应该保护。更重要的是，如英文《字林西报》评论说：“外人在租界一日即有一日应得之权利，中国人在租界一日即有一日应受外人保护之权利，而华官固不得过问也。”[21]正因为如此，他们才严词拒绝了清廷的重金诱惑，并挫败了武力劫持的企图，首次开庭，上海道袁树勋伏兵五百，阴谋将章、邹等劫走，租界方面作了严密防范，“传讯时，每一人以一英捕陪坐，马车复有英捕跨辕，数英捕驰车带剑，夹在前后，街巷隘口，亦皆以巡捕伺守，谋不得发”[22]。无奈之下，清廷只好求助于各国驻京公使，但各国态度不一，其中意大利明确表示：“此系公罪，而报章之言论自由久已准行于租界，无俟上海道之干预也。”[23]
《申报》7月16日发表的长篇报道《初讯革命党》、章太炎狱中致友人书都留下了生动而真实的记录：
代表原告清王朝的律师是古柏、哈华托，代表被告的律师是博易、琼司。先是古柏宣读《控告苏报条款》，控告《苏报》馆、章太炎、邹容等“大逆不道，煽惑乱党，谋为不轨”，并从1903年6月以来《苏报》发表的言论中罗织罪名。接下来是对6个被捕者的审讯。章太炎说：“所指书中‘载湉小丑’四字触犯清帝圣讳一语，我只知清帝乃满人，不知所谓圣讳，‘小丑’两字本作‘类’字或作‘小孩子’解，苏报论说，与我无涉，是实。”并直言“不认野蛮政府”。[24]邹容只承认“《革命军》一书乃我所作”。其他的什么也不说。[25]
这一天，也是36岁的章太炎和18岁的邹容进入历史的日子，以指控罪名之大，他们从没想到会活着出来。章长发披肩，“其衣不东不西，颇似僧人袈裟之状”。邹已剪掉了耻辱的辫子，穿西服。其他人都穿华装。[26]《申报》记下了这些永远生动的细节，而历史恰恰是由这些细节组成的。庭审完毕，他们“乘马车归捕房，观者填咽，诵‘风吹枷锁满城香，街市争看员外郎’而返”[27]。
7月21日午后，会审公廨第二次会审“苏报案”，第二天的《申报》以《二讯革命党》为题作了详细报道。原告律师以“另有交涉”为由要求改期，遭被告律师博易反对，他说：“现在原告究系何人？其为政府耶？抑江苏巡抚耶？上海道台耶？本律师无从知悉。”[28]逼使对方承认“奉旨”办理，也就是说原告方即是清政府。博易冷笑说：“以堂堂中国政府乃讼私人于属下之低级法庭，而受裁判乎？”[29]对方无言以答。
7月24日，《江苏》杂志发表短评《祝苏报馆之封禁》，指出思想、言论、出版，“此三大自由为神圣不可侵犯之物”。香港《中国日报》和上海《泰晤士报》等纷纷发表评论表示，如外交团决定引渡，“应予以反抗”。英国蓝斯唐侯爵在上议院谈到“苏报案”时说：“此次诸人因刊登激烈之词于报纸，以致逮捕，余尝一读其译文，亦不能不称其为最激烈最勇猛之议论。”称他们被租界拘捕是“受上海道之促迫，不得已而出此”。同时表示，坚决不能移交给清廷。[30]美国外交部下令不得将章、邹等交给清廷处置，“并将主张引渡之上海领事古纳调任”。[31]
直到7月27日，“苏报案”发生28天后，清廷外务部与各国公使关于引渡的交涉毫无进展。就在这个节骨眼上，7月31日，记者沈荩因为披露中俄密约的消息，在北京被活活杖毙。经天津《大公报》等报道，举世震惊。8月4日，远在上海狱中的章太炎也写诗悼念。沈荩之死对租界当局最终拒绝引渡章、邹等产生了直接的影响。8月5日，英国首相向驻华公使直接发出“现在苏报馆之人，不能交与华官审判”的训令。到9月10日，经过两个多月翻来覆去的讨价还价、密谋筹商之后，清廷最后放弃了引渡“苏报案”犯的努力。
三
1903年12月3日，旷日持久的“苏报案”第三次开庭，会审公廨成立了“额外公堂”，由租界方面与上海县令会同审理。原告律师指控章太炎、邹容“登报著书，扰乱人心”，被告律师认为，既然没有真凭实据，就是无罪，要求当庭释放。12月4日，继续开庭，庭审进行了整整一天，章太炎在法庭上侃侃而谈，针对清廷所指控的大逆不道的罪名，他说：“至于‘小丑’两字本作‘类’字或‘小孩子’解，并不毁谤。至今上圣讳，以西律不避，故而直书。”[32]12月5日，被告律师琼司做了无罪辩护：“章、邹二人，系年轻学生，出于爱国之忱，并无谋叛之意。”[33]就有罪还是无罪的问题，双方律师唇枪舌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
12月7日，代表清廷参加会审的上海县令汪瑶庭单方面拟定的判决为：章、邹“永远监禁”。但受到英副领事的抵触。12月24日，汪瑶庭不顾租界工部局在会审公廨“额外公堂”宣布：章太炎、邹容“故意污蔑今上，排诋政府，大逆不道，欲使国民仇视今上，痛恨政府，心怀叵测，谋为不轨”，应予“永远监禁”。公使团对此持有异议，这个判决未能生效。双方僵持了两三个月。
1904年2月，公使团方面表示，如果再不结案，就要将在押的犯人释放。由于公使团的坚持，5月21日，会审公廨“额外公堂”终于做出判决：章太炎监禁三年、邹容监禁二年，罚做苦工，“期满驱逐出境，不准逗留租界”。尘埃落定，离“苏报案”发早已过了10个月。“苏报案”发生后，租界当局认为，“此租界事，当于租界决之，为保障租界内居民之生命自由起见，决不可不维持吾外人之治外法权”[34]。1903年7月8日，军机处给端方、魏光焘的电文也说：“沪上各领事称，在租界犯案当在租界定罪、受罪。”[35]无论出于何种考虑，租界工部局对“苏报案”被捕人员的安全，曾作了周密的布置。开庭前一周，工部局董事会接到口头指示：“如果发生对这些羁押犯中任何人撤回起诉，或宣判无罪释放的事，要求采取步骤防止他们重遭正常或非正常逮捕的可能性。”董事会做出指示：“在此种情况下，将护送羁押犯登上驶往香港或日本的轮船，随他们意愿。”[36]百年前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会关于《苏报》案的会议记录、会审记录，至今静静地躺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里，那是历史的见证。因为他们的坚持，先是清廷的引渡计划失败，最后也未能按自己的如意算盘处置章、邹，对一个从不把自己的人民放在眼里的王朝来说，无疑大大地失了颜面。在历史的天平上，一头是僵尸般腐朽的清王朝，一头是两个“志在流血”的知识分子，孰轻孰重，一目了然。“苏报案”成就了章、邹的英名，在百年前的沉沉暗夜里，他们如同启明星，出现在20世纪的地平线上。孙中山后来这样评论：“此案涉及清帝个人，为朝廷与人民聚讼之始，清朝以来所未有也。清廷虽讼胜，而章、邹不过仅得囚禁两年而已。于是民气为之大壮。”[37]
在狱中，章太炎、邹容被罚做苦工，经常遭到拳打脚踢，章曾绝食七天抗议。虽然环境极其严酷，他们还是以诗唱和。他们的《绝命诗》联句已载入文学史。1905年2月，邹容病倒，就在会审公廨同意保释出狱的前一天，在服用了工部局医院的一包药之后，于4月3日凌晨去世，这一天离他两年的刑期已不到三个月。（在他身后，到1906年他的《革命军》一册竟值银二十两）。章太炎入狱之后，仍和外界保持着接触，他的诗文不断见诸报刊。被称为“《苏报》第二”的《国民日日报》创刊后，1903年8月9日发表了他的《论承用维新二字之荒谬》，学问渊博的国学家从字源学意义上重新诠释了“维新”的内涵。8月23日，上海举行沈荩追悼会，他在狱中写祭文，并为章士钊的《沈荩》一书作序。1906年6月29日，他熬过三年的刑期，出狱当天就登上赴日本的轮船。
他们在“苏报案”中的表现感动了远在四川的卞小吾，他曾三次远道到上海狱中探望素不相识的章、邹，并决心效法陈范，毁家纾难，办一家报纸。1904年10月，《重庆日报》创刊后，以大量篇幅报道了“苏报案”消息及章太炎等在狱中的情况，被誉为“重庆的苏报”，发行量迅速达到3000多份。1905年，他的处境已很危险，有人劝他出走，他说：“我决不负邹、章嘱咐。章炳麟坐监能避不避，邹容更自愿投案，何等伟大！我岂能后人？又何惧哉！苟不幸，上可质皇天后土，下可对四万万同胞。”[38]这年6月1日，卞小吾被秘密逮捕，《重庆日报》被查封，被称为“重庆的《苏报》案”。1908年6月13日，卞小吾在狱中被残杀。
四
关于章、邹，人们已经说得太多，他们的故事也早已进入历史教科书。值得一说的是，《苏报》馆主陈范虽然没有入狱，但他的命运也好不到哪里去。1903年陈范已年过不惑，对《苏报》言论将会带来的严重后果，他不是没有清醒的估计，他也有过“声容惨沮”的“大骇”[39]。但他还是让章士钊等放手去做，这与他办一个“主持清议”的舆论机关的理想吻合。《苏报》以言获罪，最终酿成“苏报案”，陈范“为实行主张起见，自始预料及此，无所于悔”[40]。自他接手《苏报》，“宗旨本别异于各报”，从呼吁变法到倡言革命，他完成了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但《苏报》留在革命史上的光焰并没有给他带来什么，他的名字被章、邹显赫的名声所淹没。其实，没有陈范，又哪里会有《苏报》案？一百年后回过头来，探求历史的真相，这样一个人物实在是值得重视的。
1903年6月30日，陈范侥幸走脱，在忧愤交加之中带二妾二女东渡日本，匆匆离沪之际，他曾口占一绝：“东风习习拂征衫，别绪离情百不关，却怪舵楼回望处，眼中犹著旧河山。”[41]陈范流亡东京，“贫困几无以自给”，两妾改嫁，长子出走，不知所终，次子仲彝出狱以后，清廷一直迫他交出父亲，只得逃走。名动上海的《苏报》馆主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坐对风烟殊旦暮，似闻歌哭满江湖”是陈范的诗句，也是他命运的缩影。
在日本，他结识了孙中山，参加过冯自由等组织的洪门三点会。1905年夏天，他返回上海，《苏报》案早已过去，但清廷岂会放过他，找个借口将他下狱。“骨肉隔山河，眷怀无已时”是他狱中的诗。关押了一年多之后，1906年秋天，他才被保释出狱，辗转在浙江温州、湖南长沙等地，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直到辛亥革命后，他才回到上海。他为新生的共和而兴奋不已，一度重操旧业，参与过《太平洋报》、《民主报》的编辑。那时，革命告成，民国新建，多少人以功臣、元勋、伟人、志士自居，无不以为“手造共和”，应该论功行赏，而他甘愿做一个默默无闻的共和国国民，只口不提自己当年倡言革命的辉煌历史和惨痛遭遇，更不谋求一官半职。1914年，他的“南社”同人柳亚子为他写的传中说：“时南都兴建，昔之亡人逋客，方济济庆弹冠，而先生布袍幅巾，萧然物外，绝口不道前事。”[42]蔡元培等念及陈范及《苏报》的功绩，曾多次要求民国政府，发还被清廷没收的《苏报》、《女学报》财产，抚恤陈范和他在常州的寡媳孤孙，一直没有下文。陈范却说：“请谢诸君，勿以我为念，养老之资现犹勉能笔耕砚耨，聊免饥寒。……吾辈正谊明道，非以计功利，岂容贪天之功为己力。”[43]他晚境凄凉，孤身一人，在上海贫病交加。幼孙病故，两个女儿不在身边。陈范1913年5月16日去世，年仅54岁。章士钊说，“苏报案”后，他“亡命十年，困踬以终，不闻有何怨言”[44]。这是知人之论。
遥想《苏报》当年，“以鼓吹革命为己任”，犹如一道闪电出现在百年前的暗夜，难怪清廷视之如敌国，如果没有陈范这样的“潮流中之长厚君子”（章士钊语），没有《苏报》，仅章士钊他们，中国近代史上的那一页将完全不同，章太炎“所向披靡，令人神旺”的文字恐怕也难以产生那么巨大的影响。《苏报》名垂史册与陈范的追求是分不开的，中国百年报业史上自应有他的地位。
五
《苏报》以其言论激烈而触怒当道，但如冯自由《革命逸史》所说，《苏报》论说及《革命军》、《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语句，“在中国视为大逆不道，译成英文则平淡无奇”[45]。
从1903年5月27日到7月7日，年轻的章士钊主持《苏报》最后40天，然而在拘捕名单上却没有这位主笔的大名，对此，他在《苏报案始末记叙》中解释，他当时一个人掌理《苏报》笔政，竟然逍遥法外，主要原因是俞明震的有意保护。他是南京陆师学生，深受俞的赏识，虽然在1903年的学潮中，他带30多名同学集体退学，进入上海爱国学社，还曾多次在报上抨击俞明震，俞读了只是置之一笑。“苏报案”发前，查办员未定，俞“恐伤士类”，主动争取这个机会。俞一到上海，即去拜访陈范，陈推说出门，不见。俞通过儿子俞大纯约见了爱国学社教员、《苏报》重要撰稿人吴稚晖，透露了捕人的信号，即章太炎说的“赐面请安”。俞明震思想开通，对倡言革命的知识分子不无同情。洞若观火的鲁迅在《朝花夕拾》中称他“是一个新党”，“坐在马车上的时候大抵看着《时务报》”。《鲁迅日记》也多次提及这位“恪士先生”。拘捕名单上没有吴稚晖、章士钊，错写了陈范的两个不同名号，以及几个无足轻重的人，似乎都是有意的安排。俞当时不可能不了解章士钊的情况，不过是有意开脱罢了。即使是章太炎，如果想逃，机会也是有的，但他不逃，对此，吴稚晖不无揶揄地说：“他以坐牢为荣，亦很好”[46]，“可谓求仁得仁矣”[47]。7月6日，端方致电袁树勋、俞明震，将吴稚晖缉捕归案，显然已察觉这个名单有遗漏。章士钊因为只用笔名发表文章，外界不知其名也有可能，所以他不仅没有逃离上海，而且在案发后继续在《苏报》放言无忌。《苏报》被封仅一个月，他就创办了“苏报第二”的《国民日日报》。1903年7月6日，湖广总督端方密电两江总督魏光焘，通报俞的儿子俞大纯在日本留学期间，曾“剪辫入革命军”，要魏对俞“不可不防”，并转告袁树勋“随时留心”。[48]7月15日，“苏报案”第一次开庭当晚，俞明震就离开上海，不再参与此案，之后也没有再做官。[49]
章太炎与吴稚晖，在这一震撼人心的历史事件面前不同的选择，成为百年史上一场聚讼纷纭的公案。章、吴笔战不断，先是1907年3月，章太炎在日本出版的《革命评论》发表《邹容传》，直指吴向俞明震献策出卖章、邹。1908年1月，吴在巴黎出版的《新世纪》发表致章的反驳信。章接着在2月25日出版的《民报》发表《复吴敬恒书》，斥其为“外作疏狂，内贪名势，始求权藉，终慕虚荣者”[50]，但并没有拿出吴出卖他们的有力证据。4月25日，吴在《新世纪》发表《答章炳麟书》。7月10日，章在《民报》发表《再复吴敬恒书》，指斥吴为“洋奴”，“今日言革命，明日言无政府”，虽文采斐然，却不是求实之作。9月5日，吴又在《新世纪》发表《再答章炳麟书》。“反反覆覆，二人在巴黎与东京之间，三问三答。”[51]1936年初，吴旧事重提，在《东方杂志》发表《回忆蒋竹庄先生之回忆》。直到1943年，章去世已经7年，吴还发表洋洋数千言的《上海苏报案纪事》，为自己辩白。鲁迅病危之际撰文评说此事，也是站在章的一边，数十年后徐铸成仍持此见，只有历史学家唐振常经过严密考证，为澄清事实、还原真相提供了可信的说法。单从上面所说俞明震的情况来看，指控吴卖友就缺乏根据。在一场轩然大波面前，不同的知识分子有不同的抉择，临难的表现往往分出人格的高下，但不能因此而不顾事实，任意编造历史。
60年前（1942年），徐铸成在桂林和章士钊、龙积之相遇，“那时，龙已年近九十，银髯飘胸，白发皓然，但仍神清气爽，步履矫健”。两位“苏报案”的当事人畅谈40年前往事，让这位年轻报人感慨不已——“邹大将军（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追赠邹容的名号）才华盖世，热血满腔，但是，二十岁刚出头就被迫害逝世了。龙老活到九十高龄，享尽清福（国民党中委焦易堂是他的女婿），老而弥健。但是，在历史的长河中，究竟谁长葆青春，谁短命夭折呢？”[52]这一问的答案倒是不言自明的。
注释
[1]《中国近代报刊发展概况》，331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86。
[2]马光仁主编：《上海新闻史》，230～231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3]蒋仁法：《〈苏报〉馆主陈范》，原载《近代史资料》，1983（3），56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4]马光仁主编：《上海新闻史》，231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5]蒋仁法：《〈苏报〉馆主陈范》，原载《近代史资料》，1983（3），56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6]徐进：《陈范与〈苏报〉案》，原载《近代史资料》，1983（3），68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7]章士钊：《苏报案始末记叙》，原载《辛亥革命》第1册，388页，中国史学会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8]章士钊：《疏黄帝魂》，原载《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239页，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
[9]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上册，226页，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
[10]马光仁主编：《上海新闻史》，235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11]冯自由：《革命逸史》，第3集，17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12]《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204页，北京，中华书局，1977。
[13]《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354页，北京，中华书局，1977。
[14]李振声：《作为新文学思想资源的章太炎》，原载《书屋》，2001（7），23页。
[15]《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437页，北京，中华书局，1977。
[16]《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234页，北京，中华书局，1977。
[17]《章士钊：《疏黄帝魂》，原载《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269页，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
[18]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上册，269页，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
[19]《苏报鼓吹革命清方档案》，原载《辛亥革命》，第1册，42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20]《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238～239页，北京，中华书局，1977。
[21]张篁溪：《苏报案实录》，原载《辛亥革命》，第1册，38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22]《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238页，北京，中华书局，1977。
[23]张篁溪：《苏报案实录》，原载《辛亥革命》，第1册，38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24]张篁溪：《苏报案实录》，原载《辛亥革命》，第1册，37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25]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上册，240页，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
[26]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上册，244～245页，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
[27]《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239页，北京，中华书局，1977。
[28]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上册，247页，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
[29]张篁溪：《苏报案实录》，原载《辛亥革命》，第1册，38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30]张篁溪：《苏报案实录》，原载《辛亥革命》，第1册，38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31]张篁溪：《苏报案实录》，原载《辛亥革命》，第1册，38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32]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上册，268页，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
[33]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上册，270页，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
[34]张篁溪：《苏报案实录》，原载《辛亥革命》，第1册，38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35]张篁溪：《苏报案实录》，原载《辛亥革命》，第1册，41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36]叶再生：《中国近现代出版通史》，668～669页，北京，华文出版社，2002。
[37]《孙中山全集》，第6卷，23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
[38]朱苏：《广益丛报和重庆日报简介》，原载《新闻研究资料》，总第21辑，209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39]章士钊：《苏报案始末记叙》，原载《辛亥革命》第1册，388页，中国史学会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40]章士钊：《疏黄帝魂》，原载《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239页，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
[41]蒋仁法：《〈苏报〉馆主陈范》，原载《近代史资料》，1983（3），57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42]蒋仁法：《〈苏报〉馆主陈范》，原载《近代史资料》，1983（3），63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43]章士钊：《苏报案始末记叙》，原载《辛亥革命》第1册，389页，中国史学会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44]蒋仁法：《〈苏报〉馆主陈范》，原载《近代史资料》，1983（3），64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45]冯自由：《革命逸史》，第2集，7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46]冯自由：《革命逸史》，第3集，17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47]《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440页，北京，中华书局，1977。
[48]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上册，238页，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
[49]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册，250页，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
[50]《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380页，北京，中华书局，1977。
[51]唐振常：《苏报案中一公案——吴稚晖献策辩》，《当代学者自选文库：唐振常卷》，149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
[52]徐铸成：《从“苏报案”看清末的报界》，原载《报海旧闻》，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