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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日子，我滴酒不沾。那些日子都是这么开始的：我从枪套里拔出枪来，放到我在汽车旅馆房间的桌子上。那把枪是黑色的，分量十足。枪的侧面用浮雕字母刻着“鲁格”。它尝起来就像硬币和灰烬。我看着床对面的镜子，对自己说：如果你今天喝酒，就杀死你自己。我看着那双蓝灰色的眼睛，明白自己是认真的。

我滴酒不沾的日子就是这样。

研究所的工作有节奏可循。早上7:30走进玻璃门，向其他早来的人点头致意，然后在自己的办公室坐到8:00，思索着那个基本的真理：就算再烂的咖啡——就算像烂泥那样黏稠、带着咸味、只在咖啡壶里打了个转就倒出来的——也比没咖啡要强。

我喜欢在早上亲手泡第一壶咖啡。打开咖啡室里橱柜的门，“砰”地打开锡制咖啡罐的盖子，深吸一口气，让咖啡粉的气味充满我的肺。这比喝咖啡的感觉还要好。

有些日子，我会觉得一切都是不必要的负担：进食、说话、在早晨走出汽车旅馆的房间。一切都让人疲惫。大多数时间里，这个念头只存在于我的脑海。那种难以抵挡的渴望去了又来，而我卖力工作，以免表露出来。因为重要的并非你的感受，而是你的表现，这是不争的事实。只要智能没有受到影响，你就能判断哪些事是该做的。你可以强迫自己进行日常工作。

我想保住这份工作，所以我选择强迫自己。我想融入这里。我想变回有所建树的人。我想让玛丽为我自豪。

研究所的工作跟普通行业不太一样。奇特的节奏感，奇怪的工作时间——还有为鼓励创新而设置的特别津贴。

两个中国人发起了在午餐时间打篮球的活动。我来这儿的第一个礼拜，他们就拉我上了贼船。他们只说了这么一句：“你看起来适合打篮球。”

他们一个是高个子，另一个是矮个子。高个子在俄亥俄州长大，没有口音。他的外号是“得分机器”。矮个子对篮球规则没什么概念，所以成了最优秀的防守队员。他的犯规动作很大，而这成了我的超游戏——游戏内的游戏。那就是看我在叫出声之前，能够承受多少次犯规。这才是我打篮球的真正理由。我冲向篮筐，然后被打倒在地。我再次冲去。身体和身体再次碰撞。瘀青全都是手印的形状。

球手之一是个名叫奥斯特伦的挪威人，身高六英尺八英寸1。他的块头让我很吃惊。说实话，他跑不快，跳不高，动作也很慢，但他的大块头能拦住你的去路，而在他的防守范围内，他粗壮的手臂能盖任何人的帽。我们有时打四对四，有时打五对五，具体取决于谁有吃午饭的闲暇。三十一岁的我比他们大多数人要年轻几岁，也高个几英寸——奥斯特伦除外，他比所有人都要高一个头。我们用各式各样的口音在球场上挑衅对手。

“我奶奶都比你投得准。”

“你这是投球还是传球？反正我看不出来。”

“奥斯特伦，当心脑袋撞上篮筐。”

有些研究员会在午餐时间上餐馆吃饭，另一些会在自己的办公室玩电脑游戏，还有些会拿这些时间来工作——甚至好几天都忘记吃饭。萨提维克就属于后者。我玩篮球，是因为它感觉就像自我惩罚。

研究所的气氛很轻松：就算想打瞌睡都没问题。没有逼迫你工作的外力。这里的体制严格遵守达尔文主义——在这儿工作下去的权利要靠自己争取。唯一的压力就是你给自己的压力，因为人人都知道，评估每四个月就有一次，而你必须拿出像样的成果。试用研究员的流动率在百分之二十五左右浮动。和新雇员的友谊随时都可能打水漂。

萨提维克的工作和电路有关。来到这里的第二周，我发现他坐在扫描电镜2旁边，跟我谈起了自己的工作。“这活儿要用到显微镜。”他解释说。我看着他调节焦距，屏幕上的画面随即发生了变化。我在读研的时候用过扫描电镜，但这一台更新，也更先进，跟我看过的魔术相差无几。

扫描电子显微镜是一扇窗。把样本放进真空柱底端的样品室，抽成真空，接下来就像在看另一个世界了。曾经平坦光滑的样本表面，如今却仿佛崎岖起伏的复杂地貌，与先前大相径庭。

使用扫描电镜就像在看卫星照片。你身在高高的太空里，俯视着这片精致的地貌，俯视着地球，然后你转动小小的黑色刻度盘，放大地面的景象。放大就像坠落。就好像你从轨道落下，而地面飞快地迎向你。但你坠落的速度快到现实中不可能的程度，比自由落体速度更快，以难以置信的速度，跨越难以置信的距离向下坠落。地面的景物越变越大，你觉得自己就要撞上去了，但你永远不可能撞上去，因为所有事物都越来越近，也越来越清晰，可你永远不会撞上地面。这就像那个古老的谜题：一只青蛙跳到一根圆木的中央，然后跳到剩下那一半的中央，就这样继续下去，总之永远无法到达圆木的另一头。这就是电子显微镜——朝着画面无限坠落，却永远不可能触底。

我曾将放大倍率调到一万四千倍，就像在用上帝的双眼去注视，从中寻找终极的、不可分割的真理。最后我得出了结论：“底”根本无处可寻。

萨提维克和我的办公室都在主办公楼的二楼，彼此只隔几道门。

萨提维克又矮又瘦，约莫四十岁。他的皮肤是深棕色的。他的脸几乎带着孩子气，但那副小胡子已经出现了花白的迹象。以他窄小五官的排列方式而言，无论说他是墨西哥人、利比亚人、希腊人还是西西里人，都有人相信。但只要他开口说话，所有这些可能性都会像变魔术那样消失不见。他会突然变成印度人，彻头彻尾、理所当然的印度人，而你根本无法想象其他可能。

我第一次遇见萨提维克的时候，他用双手握了握我的手，然后说：“噢，来了张新面孔。一切还顺利吗，我的朋友？欢迎来到研究。”他总是这么用“研究”这个词，就好像它是某个场所，是可以到达的目的地。我们当时站在图书馆外的大厅里。他的笑容那么灿烂，让人没法不喜欢他。

也是萨提维克告诉我说，处理液氮的时候绝对不能戴手套。“千万要记住，”他说，“因为手套会让你烫伤的。”

我看着他工作。他在充填扫描电镜的蓄液室。冰冷的烟雾溢了出来，顺着圆筒形的外壁倾泻在瓷砖地板上。

液氮没有水那样的表面张力，洒几滴在手上，它们会无害地弹开，然后顺着你的皮肤流下，甚至不会弄湿你，就像小小的水银球一样。那些液滴会迅速蒸发，在吱吱声中汽化消失。但如果你在充填蓄液室时戴着手套，液氮就会流进手套里，贴在你的皮肤上。“这么一来，”萨提维克一边倒着液氮，一边说，“你就会受重伤。”

萨提维克是最先问起我的研究领域的人。

“我也不清楚。”我告诉他。

“你怎么可能不清楚？你人在这儿，所以肯定在研究什么才对。”

“我正在努力。”

他盯着我，消化着我的话。我发现他的眼神变了——他对我的印象正在变化，正如我第一次听他开口时的感觉。我在他心目中的形象变得不同了。

“噢，”他说，“现在我知道你是谁了。他们经常说起你。你是从斯坦福毕业的那个人。”

“那是八年前的事了。”

“那篇关于退相干的著名论文是你写的。精神崩溃的那个人也是你。”

看样子，萨提维克是个直言不讳的人。

“我不觉得那算是精神崩溃。”

他点点头，或许是接受了我的说法，又或许不是。“那么，你还在研究量子理论吗？”

“我跟它一刀两断了。”

他皱起眉头，“一刀两断？但你当时的成果很惊人。”

我摇摇头，“沉浸一段时间以后，量子力学就会影响你的世界观。”

“这话什么意思？”

“我越是研究，就越没法相信。”

“没法相信量子力学？”

“不，”我说，“没法相信这个世界。”

1 1英寸≈2.54厘米

2 译注：即下文的扫描电子显微镜，英文缩写为S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