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山水相连的商业与文化交流网络

福建虽然偏于海隅，却与江南地区、中原地区交流密切。武夷山脉，战乱之时是闽地封闭自成一体的天然保障，太平时期是闽地交通江南、通往中原的重要地脉。作为刻书中心的建阳，其地域文化的独特性不在于山水阻隔的自成体系，而在于山水相连的交流沟通。由于地缘切近，闽、赣、浙之同姓氏往往出于同源，如建阳刻书大族熊氏、刘氏、余氏等，与江西同一姓氏为同宗同族，由此可见地域之间的交流密切。位于武夷山南麓的建阳，处于出入闽地交通要道，《（万历）建阳县志》录邑人御史陈纪之文曰：“潭阳四冲之衢也。南通延建，西通邵武，自崇安北者通江右，自浦城东者通江左，车辙马迹，日无停晷。”[1]闽北与江西、浙江密切交流，融入以江南为中心的商业网络和文化网络，这是建阳刻书包括小说刊刻重要的地理文化背景。

福建与外地的商业贸易有陆路与海路，二者并存。陆路要翻越西北部的大山。唐以前的陆路主要是翻越仙霞岭或武夷山通往浙江、江西的道路，由汀州入江西虔州的交通唐宋以后也常见记载。海路则有南北两个方向。由福州向南经泉州到广州，由福州向北可通往江南、渤海等地。通过陆路与海路，福建与浙江、江西、岭南等地广泛贸易交流，且以这些地区作为中介，与南北各地贸易交流。此外福建还有外洋航线，从福建沿海通往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东南亚各国等。唐代福建的福州、泉州与广州、扬州并称为对外贸易主要区域。五代闽国时期，由于王审知的大力推进，福建外贸快速发展，成为海上南北贸易的交汇点。至于宋元，泉州更成为东方第一大港。根据宋代赵汝适《诸蕃志》记载，当时与泉州贸易的主要国家与地区分布于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东非乃至欧洲罗马，包括40多个贸易点。福建的对外贸易非常发达，但福建本身的市场不大，福建从海外进口的奢侈品多销往内地，获得巨大的经济效益。江南、中原是福建对外贸易的巨大腹地，是福建对外贸易原料产地、商品来源地与重要市场。福建长期以来形成了沟通江南商业圈的商路，成为广义的江南地区经济共同体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独特的地理条件和历史上特别的政治形势，使福建在很长时间内是江南商业圈中颇具优势的贸易区。由于商品经济活跃，福建人走南闯北从事商业活动，外地商人包括外国商人也纷纷入闽贸易，加速了福建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交流，所以，福建往往是得风气之先的开化之地。发达的贸易交流开阔了闽人眼界，壮大了闽人闯天下走四方的胆魄，形成了闽人开拓进取的性格。福建商人信息灵通、思路灵活、市场意识敏锐，这是建阳刻书的又一文化背景。以建阳书坊为主体的闽刻与市场流通关系密切，在京师和江南地区流行的刻本，建阳书坊很快便有翻刻；同时，建阳书坊经营方式灵活，占市场份额很大，建本也经常为江南各地所翻刻。“建本”也是海外贸易的商品之一，通过福州、泉州的海外贸易之舟，把当时最先进的中华文化带到世界各地。

福建与江南不仅是商业共同体，也是文化共同体，人才交流频繁，共同推进了南方文化的繁荣鼎盛。朱熹之生平向学、交友切磋、培育后进最为典型。朱熹之父朱松为徽州婺源人，出仕入闽，与闽之理学人物交好，往来密切。绍兴十三年（1143）朱松去世前将家事托付给好友崇安五夫刘子羽，并嘱咐朱熹从学胡宪、刘勉之、刘子翚三先生。朱熹成年出仕后又师从延平李侗，还曾在赴任同安途中拜访兴化郑樵，据说促膝交谈三天三夜。隆兴元年（1163）朱熹与豫章张栻交往，研讨《中庸》，后来朱熹与张栻、吕祖谦（婺州人）合著《胡子〈知言〉疑义》，评述张栻之师胡宏的“性体心用”说。淳熙二年（1175）吕祖谦访寒泉精舍，与朱熹合编《近思录》；其后朱熹送吕祖谦到信州，与陆九渊、陆九龄相会于鹅湖寺，相与议论，此为著名的“鹅湖之会”。高水平学者的交流、相与激发，是闽学成为显学、朱熹成为文化巨人的必要条件。朱熹一生培养学生众多，《朱熹门人录》统计总数为511人，其中闽北三州府84人，泉州14人，漳州等闽中其他地区73人，江西、安徽95人，浙江76人，江苏7人，湖南等其他各地162人。通过门人传播，朱子闽学在全国各地开花结果，甚至传到海外，影响深远。而朱熹门人以福建、江西、浙江、湖南最多，儒学此后的发展也主要在这些地方，儒学后继者无不受闽学影响而发扬光大。朱熹的一些门人因为追随朱熹而移居建阳，如浙中叶味道，师从朱熹，后来定居建阳莒口后山，其子叶采，师从蔡渊。如祝穆兄弟，祖籍婺源，曾祖祝确为朱熹的外祖父，父亲祝康国是朱熹表弟，跟随朱熹的母亲祝氏居于崇安。祝穆兄弟早年丧父，跟随朱熹学习成长，定居建阳。而朱熹则把自己的长子朱塾送到婺州，托付给吕祖谦教育，在吕祖谦的安排下，朱塾在婺州学习并成家立业，最后病故于婺州。这些都表现了福建与江南地区文化交流之密切，文化区域之一体。

福建与江南地区密切的文化交流是建阳刻书兴盛的重要条件。宋元明建本的编撰者绝大多数为福建、江西、浙江人。事实上，宋代以后，文化中心南移，文学与学术著作的作者多为南方人。比如上文述及类书，今见《四库全书》子部类书类一所收录的宋代类书29种，奉敕编撰的《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暂且不论，24种基本可确定编撰者的类书中，编撰者的地域分布是：浙江14种，福建5种，江苏2种，江西1种，河南2种。此外，编撰《六贴补》之杨伯岩郡望为代州（今属山西），但杨伯岩已是南宋人，生活在南方，曾任职衢州。可见江南文学之盛。宋代类书多为建阳刊本，实际上还有很多出于闽人和江右文人之编，因清初传播所见和选择标准的缘故，《四库全书》所选闽编闽刻不多。类书之外，建阳书坊所刊经史子集各类著作多出于浙江、江西、福建人编著，这些地区盛产状元，建阳书坊很多刊本便冠以状元编选，以此为金字招牌。比如南宋建阳刊刻苏轼诗类注本现存三种：一为黄善夫刊本，题“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一为建安万卷堂本，题“王状元集诸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一为魏仲卿家塾本，题“王状元集诸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此外，南宋坊刻本还有《王状元集百家注编年杜陵诗史》三十二卷。王状元为王十朋，温州乐清人，绍兴二十七年（1157）进士第一，宋代名臣，朝野敬重，晚年出知泉州，跟他此前任职饶州、湖州等地一样，留下赫赫功绩和爱民美名，也留下不少诗文。其人其文，得当代后世盛赞，《四库全书总目》称其“立朝刚直，为当代伟人”[2]。建阳书坊这些编刊打着王十朋状元旗号，在当时是有很大的影响力的。从宋代到明代，建阳大量刊刻的通俗读物署名编撰者多为江浙或江西、福建名人。可见，建阳刻书之盛，正是以江南文化之繁盛为依托。

与江南地区密切交流，以中原腹地为根本，交通南北，辐射海外，是福建经济文化的基本情形，也正是福建刻书发展的基本情形。江浙刻书业繁盛，并且长期是图书的聚散地，福建以其山地竹木资源与造纸业优势、人口密集而劳动力廉价之优势，成为江浙图书聚散的主要供应区。宋代很多刻本最早出现于福建，南方各地刻书往往在闽刻基础上重新编刊，延至明清，建阳刻书内容和版式上的创新也常为江南书坊所借鉴。建阳刻书之盛，也推进了江南地区的文化发展，不仅以书籍消费的形式，而且直接为江南各地输送刻书人才，明代福建不少优秀刻工活跃于江浙地区，万历以后，建阳不少书坊都在金陵开设分肆，建阳刻书和江南刻书融合，从而进一步推进了刻书业的发展，推进了区域文化乃至全国文化的繁荣发展。

元代以后，政治中心回归北方，江南地区回归为交通、经济、文化中心，闽北失去了宋代那样因天时、地利而生的政治文化优势地位，但是，闽北毗邻江南所处的商业网络和文化网络优势仍然存在，这是商业和文化交融发展的刻书业兴盛的重要条件。因此在闽北文化衰退的情况下，建阳刻书在明代持续发展至于鼎盛，一方面在于宋元时期刻书业打下的坚实基础，建阳书坊多世代经营的刻书世家，家族事业和地方产业的延续有一定的稳定性；另一方面，建阳所处的地理位置仍然是建阳刻书兴盛的重要条件，浙江、江西文化之繁盛是建阳刻书重要的支持，为建阳书坊准备了充足的稿源和巨大的读者群。建阳在省内与各地的交通也较为方便，特别是通往福州的闽江水路之便，使得建阳书坊获得福州、兴化、泉州等地的重要支持。

福建在宋代的文化地位虽然成为不可重复的历史陈迹，但是文化发展有其延续性，文化积淀有其一贯性，福建文化在宋代之后仍然持续发展，在全国文化繁荣的大背景下福建仍然处于前列。从唐代后期开始，福建著名文学家在全国行政区域的排名开始跻身于前列，南宋最盛，此后元明清仍然位居前列。根据学界统计数据，福建著名文学家人数在全国的排名情况是这样的：唐代后期第七名（19人），北宋第六名（30人），南宋第三名（78人），元代第六名（28人），明代第四名（97人），清代第六名（88人）。[3]但就福建省内来说，闽北文化的优势地位在宋元的高峰之后急剧衰落。宋代无疑为闽北地区最盛，在福建114位文学家中闽北三府占了58人，分别为建宁39人，邵武9人，南剑10人。元代闽北仍然领先，在福建27位文学家中闽北三府占了11位。但是，明清二代闽北衰落明显，明代福建产生98位文学家，福州37人，兴化21人，泉州19人，闽北三府只有12人。清代福建产生87位文学家，福州44人，泉州10人，兴化7人，闽北三府只有12人。[4]

闽北文化衰落的直接原因在于未能再出现宋代大儒那样的文化领军人物，但根本原因是政治经济文化重心更加高度集中于吴越地区，明清时代浙江江苏一带的文化繁荣鼎盛。明代全国产生1347位有籍贯可考的文学家，吴文化区430人，越文化区294人，列全国第一第二，远远高于其他各地。有明一代，吴文化区的文魁（状元、榜眼、探花及会元）达66人，为全国之冠（当时全国文魁共244人），越文化区48名文魁，与江西地区并列全国第二。[5]吴越文化的兴盛吸引了全国士子移居吴越，闽人中的翘楚就有不少长期居于吴越。

就福建省内各地来说，沿海的发展条件优于闽北山区，根本原因在于交通条件的变化。明代万历年间王世懋《闽部疏》谓：“凡福之绸丝，漳之纱绢，泉之蓝，福、延之铁，福、漳之橘，福、兴之荔枝，泉、漳之糖，顺昌之纸，无日不走分水岭及浦城小关，下吴越如流水；其航大海而去者，尤不可计……”[6]这段话常被研究者引用，一般关注的是从分水岭和浦城小关下吴越的商品之多，这固然是事实，但王世懋还提到，走海路的商品比走闽北山路的还更多。为什么走海运的商品更多呢？一方面是沿海平原种植经济作物多，另一方面是沿海经商者多，还有一个重要条件是沿海走海路，明代航海条件进一步发展，航道畅通，不仅往海外，就是往岭南或江浙以北，也以水路便利。交通条件的变化，其实是闽北山区经济文化地位变化的先声，从此以后，水运不发达的山区经济文化发展日渐落后。历史上北方移民入闽以后往往经过闽北，沿着闽江继续顺流而下到达沿海平原。宋元以后，福建沿海人口密度已经很大，闽北人口更多往江浙地区迁移。闽北人口也有一部分往江浙山区迁移，但经济文化水平比较高的人群则多往江南发达区域、中心城市迁移。宋代至明清，福建迁往江南文化中心的人群有好几类，一是读书出仕定居江浙，如宋代蔡京，明末清初黄虞稷、余怀家族等；二是谋生经营迁往江浙，比如明代后期有不少建阳书坊在金陵等地开分肆。另外，也有政府行政命令征集外迁，比如明代洪武年间征集各地书户进入凤阳，其中就有福建书户。明代以后新的移民进入闽北山区，则是来自江西、浙江山区之民。闽北文化水平下降具有多方面原因。

刻书业的兴盛必然以经济文化的发展为基础，因此，明代建阳书坊虽然从刻书数量来说仍为全国书坊之首，但完全依靠外界的文化支持必然底气不足，不堪一击。明末清初，福建长期处于战火之中，先是明亡之战，接着是三藩之乱，几十年间交通阻隔，被战火摧毁的建阳书坊此前曾历经多次战乱，这一次却无力恢复。平定三藩之后，海上航路畅通，福州泉州地区与江浙往北地区的交流更为便捷，闽北作为交通要道的地位逐渐下降，再加上从明末清初开始江西文化水平下降，江西读书士子为建阳书坊提供的作者和读者群体缩减，建阳书坊所处的区位优势更为减弱。此后中国逐渐纳入全球海洋文明之进程，文明发展进一步往沿海转移。就福建区域刻书来说，明末清初闽西汀州延续了建阳之发展，但刻书中心最终集中于省城福州，沿海泉州、厦门刻书也逐渐兴盛。而建阳书坊只是偶有雕刻，谱写了六百年的刻书传奇就此曲终收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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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明〕魏时应等修《（万历）建阳县志》卷二《建置志》，第323页。

[2] 〔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九《集部·别集类一二》，第1371页。

[3] 参见梅新林《中国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表5—1“历代著名文学家籍贯地域分布表”，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83页。

[4] 据曾大兴《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第六章表十五、第七章表十八、第八章表二十二、第九章表二十五统计。参见曾大兴《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

[5] 曾大兴《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第399页、第403页。

[6] 〔明〕王世懋《闽部疏》，第十七叶，《纪录汇编》卷二百七，明万历四年陈于廷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