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2　选题意义

根据上文的分析，以改革促发展成就了中国经济过去四十多年的辉煌，但与发达国家的较大差距仍使中国经济的增长之路充满挑战。而且，中国“新常态”的经济形势，也意味着经济增长应该实现从数量向质量转变。在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的背景下，在高要素资源投入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不可持续的情况下，对中国经济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解决中国经济增长困境、提升经济增长质量的必由之路。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提高中国经济供给质量为主要目的，企业作为经济活动的微观主体，是经济供给端的基本单元，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抓手。因此，破除微观企业经营中所面临的障碍，进而有效地提高企业竞争力，已成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根据现代企业理论，资本资源是企业运营的根本要素。但是在现实中，中国企业却面临复杂多变的融资环境，“融资的高山”被民营企业家形容为“三座大山”之一[3]。与一般意义上的企业融资约束相比，资本资源在企业间的不合理配置对经济的负面影响要更严重。第一，与生产率不相符的资本配置，将导致生产率高的企业融资不足，而生产率低的企业过度融资，带来生产率的损失和产出损失。第二，生产率较低企业的过度资本投入，会带来企业产能过剩；而生产率较高企业的资本投入不足，会使得企业产能不足。第三，资本错配会明显抬高部分企业的经营成本，也会明显降低部分企业的经营成本，造成企业规模过大或过小，对企业的规模经济效应产生消极影响。第四，资本错配会使企业经营风险加剧，破坏企业的创新活动，阻碍企业转型升级，不利于企业竞争力的提升。第五，资本错配会打击资本使用成本较高企业（多数为民营企业）的积极性，影响民营企业的发展。第六，宏观上，资本错配会带来产能过剩、高杠杆率等问题，加剧宏观经济的运行风险。

已有文献主要关注资本错配对加总全要素生产率的损失研究，鲜有学者就资本错配对企业行为的影响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很显然，资本资源作为现代企业运行的基本要素资源，如果其在代表性企业A和企业B之间存在错配现象，则必然会改变企业A和企业B的经营行为。因此，研究资本错配对企业行为的影响，清晰明确地掌握资本错配对企业行为的影响路径和影响机制，有助于排除中国企业面临的经营障碍，对企业竞争力的提升有直接作用。

自Hsieh和Klenow（2009）通过建立异质性企业的垄断竞争模型，讨论了资源错配对加总全要素生产率损失的影响之后，学术界开启了要素资源配置方面问题研究的新篇章。基于以上现实背景与理论发展，本书采用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全面系统地考察资本错配对中国工业企业行为的影响，以此揭示资本错配对中国工业企业的微观影响机理。

通过以上分析，本书的研究意义得以明确。理论上，发端于Hsieh和Klenow（2009）的异质性企业的垄断竞争模型，仅考虑了资源错配对中国加总全要素生产率损失的影响。虽然国内外学者在Hsieh和Klenow（2009）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大量后续研究，但这些研究要么是各国学者对本国经济现实的应用，要么是资本错配的成因分析[4]，缺乏对资本错配相关研究的进一步扩展和补充。就研究主题而言，本书把资本错配对经济的影响拓展到微观企业，深入探讨资本错配对企业行为的影响，从而拓展并丰富了资本错配理论的研究。企业行为是企业为实现利润最大化和一系列经营目标而进行的生产、交换、分配、投资行为等组织活动。结合中国经济面临的现实问题，本书着重研究的企业行为具体包括企业产能、企业规模、企业出口、企业进入退出四个方面，这四个方面主要属于生产行为和交换行为的范畴，未来可以着重从企业分配行为和投资行为的范畴展开研究。

从现实意义来说，在中国经济转型的过程中，金融部门改革滞后对经济的负向影响日益凸显，金融部门没有完全发挥其在分散企业风险、提高企业竞争力方面的作用。进一步地，无论是政策制定者还是学术研究者，其对金融部门受到政策性干预后导致的资本错配问题的危害性研究都还停留在表面。当前，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虽然成为中国改革的主线，其目的也是提高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但是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具体实施中，相关部门缺乏对资本错配问题的解决方案措施，更多的是关注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等表层问题。政策干预导致的资本错配对中国工业企业产能、企业规模、企业出口和企业进入退出等企业行为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具体影响？危害性程度有多大？其作用机理如何？对这一系列问题的考察不仅有助于理解近年来中国工业企业在多个层面上的动态演进趋势，还有助于深化中国工业企业的高质量发展，特别是从金融部门改革的视角提供全新的审视与解读。更重要的是，本书的研究对现实中政策文件关注的僵尸企业问题、产能过剩问题、高杠杆率问题、TFP低下等问题都提供了微观层面的有益解读和判别。此外，本书利用中国工业微观企业数据，通过严谨的实证分析得到了较为可靠和准确的结论，对于提高工业企业竞争力和提升中国经济质量具有重要的政策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