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成为世界一流企业
理念与趋势

第一章　全球宏观环境下不确定性和价值链重构带来的挑战与机遇

一、从世界500强看中国大型企业发展

2023年，142家中国企业入围《财富》世界500强榜单，上榜数量连续5年位居各国之首，占比超过28%（图1-1-1）；而1995年上榜的中国企业仅有3家[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和中粮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粮集团）]。这一数量的快速增长，反映了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也反映了中国建设世界一流企业取得了初步成效。

但我们也注意到，中国企业的效益指标与《财富》世界500强的平均水平尚有一定差距。2023年上榜《财富》世界500强榜单的中国企业的平均利润水平（39亿美元）不及世界500强的平均水平58亿美元。2021年，我国上榜企业的平均利润一度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但在近几年严峻的内外部环境影响下，我国上榜企业的平均利润与世界500强的平均利润差距进一步扩大（图1-1-2），在其他盈利指标方面也与世界500强的平均水平存在差距。

2023年《财富》世界500强榜单数据显示，中国上榜企业的平均销售收益率为4.0%，总资产收益率为1.8%，净资产收益率为6.5%；世界500强的销售收益率平均水平约为6.8%，总资产收益率为4.5%，净资产收益率为11.6%。可见，中国上榜企业的整体盈利水平依然不及世界500强平均水平（表1-1-1）。

从行业角度看，在入围企业数量最多的前十大行业中，中国企业占比近50%及以上的四大行业分别为金属产品、工程与建筑、贸易、采矿与石油，其中资产规模和盈利水平均接近或较优于平均水平的行业主要是银行业。

《财富》世界500强显示的信息只体现了一个角度。根据我们的长期观察和分析，一方面是中国大型企业在过去40多年高速发展，以“大”和“快”为主要特征，但另一方面，大型企业发展面临转型，经营管理能力面临诸多的挑战，总体而言，“优”和“强”的特征仍不明显。我们总结了典型的中国大型企业与世界一流企业的差距。

（1）“产品卓越”。一批企业产品与服务虽国内外驰名，质量优异，但尚未在技术、经营效率等方面依靠管理提升及创新，达到优异的盈利能力水平，竞争优势仍不够显著，经营绩效低于全球行业领先水平。究其原因：一是企业在对标全球行业坐标系后，没有适时在未来增长性强的行业与地域配置资产；二是在市场化竞争中，战略制定、分解、执行不够有效，引领行业的核心竞争力目标不够前瞻与突出，缺乏创新的商业模式以保持其全球领先实力。

（2）“品牌卓著”。部分企业拥有知名的品牌，在国内甚至全球范围内虽享有良好的企业形象与品牌形象，但企业品牌价值还有很大提升空间。究其原因在于，企业围绕客户需求敏捷创新的能力不足，享誉全球的技术前瞻性不足，同时品牌运作的创新性也不足。在可持续发展与绿色低碳领域，我国企业同全球性竞争对手相比在创新、技术等方面仍处于起步阶段，总体上缺乏全球化经营布局的能力，国际影响力不足。

（3）“创新领先”。拥有全球高端创新资源，具有强大自主创新能力，掌握产业核心关键技术，占据高精尖产业价值链顶端的中国企业还很少。多数中国企业在信息科技、先进制造、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布局时间较短，技术积累不足。虽然全国一流的科研机构、大学、研究院等有大量领先的研发资源与成果，但校企结合协同创新仍与国际一流企业的模式有很大差距，央地合作还有待推进，外部协同创新与商业转化的效率较低，尚未助力企业构筑难以逾越的“护城河”。靠地域优势、品牌、规模领先发展的企业较多，靠技术和模式创新制胜的企业还是偏少。

（4）“治理现代”。大中型企业虽然在治理方式上已采用现代治理模式，但在市场化竞争下系统化的管理能力不够先进，管理体系协调力偏弱。比如，董事会专业结构与人才队伍亟待强化，董事履职能力有待提升；缺少价值型总部，集团管控不够高效，推动产业链协同优势能力弱；战略管理、组织与流程不够敏捷、协同；运营管理中供应链韧性与降本增效的问题仍旧突出，需要进一步提升数字化应用强化精益管理；等等。

在长期观察、研究和服务企业的过程中，我们会反复提出一个问题：中国目前拥有足以影响全球的伟大的品牌和伟大的公司吗？事实上，真正伟大的中国公司尚在酝酿之中。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将大型企业比作“小型共和国”，中国企业是中国经济的微观基础。只有当微观单位，即中国企业，展现出强大的价值创造能力时，中国经济总体才能够健康持续地发展。

我们回顾一下增长的本质：企业增长率=投资率×投入资本收益率（Return on Invested Capital，ROIC），投资率和投入资本收益率都能够促进增长。(1)但是，中国经济的转型需要将驱动因素从投资率转向投入资本收益率。唯有这样，中国经济才能实现从数量规模型增长到质量效益型增长的结构性转型。

提高整个经济体的投入资本收益率，对于中国经济的微观单位——中国企业，特别是各行业领先的大型企业而言，意味着它们需要将战略和经营的侧重点从对“规模”的追求转向对“价值创造”的追求。

二、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对中国企业转型升级提出了要求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中国企业以投资驱动快速做大做强，融入全球市场。与此同时，中国人口红利和劳动力成本优势日渐式微，出口竞争力有所削弱，随着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安全发展与区域协调发展问题逐步显现，企业创新能力有待大幅提升，绿色低碳发展面临多重压力。面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已出现的“转折点”，我国大型企业在新时代新征程上肩负的使命和任务日益重大，同时也为企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新的重大机遇。

（一）创新驱动发展的需要

经过40多年的发展，中国已经拥有世界上最为复杂完整的制造产业链条，制造业全面融入全球供应链，“世界工厂”的地位十分稳固，与世界经济紧密连接，中国制造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影响力持续攀升。但外部市场的剧烈变化、国内经济安全都要求中国企业通过增强创新能力，前瞻性主动地引领经济全球化分工的合理布局。基于此，党的二十大报告正式提出“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整个产业体系由表及里进行转型和再造，以建成结构更加高端、要素更加协调、路径更可持续、发展更加安全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这要求中国企业首先提升基础研究能力，实施基础研究10年规划，聚焦重大创新领域组建一批国家实验室，瞄准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生物医药、现代能源等前沿领域实施一批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并集中优势资源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其次，推进制造业补链强链，在全球科技竞争加剧的当下，坚持经济性和安全性相结合，打造具有更强创新力、更高附加值、更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为此，中国加速培育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打造独具优势、专业化、高质量的行业翘楚；最后，加快数字化发展进程，以数字化转型驱动生产变革，将加快布局量子计算、量子通信、神经芯片、DNA存储等前沿技术，培育壮大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数字产业，促进数字经济发展赋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聚焦医疗、养老、教育等重点领域的服务应用。

（二）高水平开放发展的需要

中国始终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经贸关系，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和人民币国际化。推进高水平的制度开放，一方面有利于高质量“引进来”，带动中国企业的技术革新和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建设和人民币国际化等制度国际化为中国企业高质量“走出去”提供了平台和机遇。抓住高水平制度开放的机遇，需要中国企业向更加成熟的跨国经营及全球化布局模式转变。一方面，要求企业在产品技术能力提升、跨国经营经验增加、管理水平提升上继续发力；另一方面，要求企业逐步布局全球市场和价值链体系，进一步利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区位比较优势，将价值链各环节和职能分散配置，服务全球市场。这要求中国企业具备世界一流企业的全球竞争力，加强属地化特征，在人员、设备、材料、技术、土地、资金等方面加强属地化布局。属地化特征的加强不但有助于更快地响应市场需求、扩大经营空间，而且对于防范风险、增强韧性、促进资产增值也大有裨益。企业同时应融入当地社会，与当地社会共同发展，实现更大的社会价值。

（三）绿色减碳发展的需要

中国已经制定了明确的绿色减碳目标，明确表示在2030年之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在“双碳”目标的指引下，中国正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根据《“十四五”工业绿色发展规划》，中国将在制造业进行绿色制造改革，提升绿色低碳能源、技术、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能力。建设世界一流企业需要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将绿色发展要求落实到企业经营的各环节。第一，实现源头减量。中国制造业生产消耗的原材料在全球的占比大于其工业产值占比。为实现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中国明确提出到2025年中央企业万元产值综合能耗比2020年下降15%，更高效地使用原材料和能源。第二，推进节能减排。在《“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中提出，到2025年，全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比2020年下降13.5%，能源消费总量得到合理控制，使重点行业的能源利用效率和主要污染物排放控制水平基本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第三，循环利用资源。《“十四五”循环经济发展规划》提出，要加快完善废旧物资回收网络，提升再生资源分拣加工利用水平，促进二手商品规范流通，全面提升全社会资源利用效率。第四，污染防治。开发和应用现代资源节约技术，实施减少环境污染的绿色末端处理技术和污染预防技术，优化废弃物分离、处置、处理和焚烧生产体系，严格控制废弃物污染。

（四）安全发展的需要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面临的不确定性因素激增，必然导致各种风险的生成与叠加。要应对风险挑战，就必须在新发展理念中坚持安全发展原则。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要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确保粮食、能源资源、重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是维护经济安全的重要内容。此外，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等数据分析、存储技术的高速发展，数据安全也成为国家安全和企业安全发展的新焦点。若企业具备全方面的一流价值驱动能力，则可持续实现业绩引领与经济价值最大化。企业安全发展必将支撑国家稳健安全发展。

（五）区域协调发展的需要

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是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国有企业为代表的中国世界一流企业作为中国经济中坚力量必然要深度参与其中。我国深入实施区域重大战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区域重大战略将给创新要素流动、产业链协同等方面带来重要机遇。中国将落实国家重大战略，促进各类生产要素在全国范围内合理布局和有序转移，形成区域资源互补、产业链深度融合的区域经济布局。同时，中国也正着手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2022年4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发布。明确要求强化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打造统一的要素和资源市场、推进商品和服务市场高水平统一、推进市场监管公平统一，要进一步规范不当市场竞争和市场干预行为。这有望促进提高商品、信息、资本的流动效率并降低经营成本，推动企业创新发展及业绩提升。

总体来看，中国企业应提升基础研究能力、加快数字化发展进程、增强创新能力；应在做好全球化业务布局与资源配置的同时，加强海外项目在业务经营上的属地化管理，实现高质量“走出去”；应贯彻绿色发展理念，把源头减量、节能减排、循环利用、污染防治等方面的举措落到实处；应维护国家安全，把践行国家安全现代化融入业务开展和企业管理的各项工作中；应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方面，通过优化功能布局，推动区域资源互补、产业链深度融合，加速区域协调发展进程。

三、全球宏观环境不确定性和价值链重构带来的挑战与机遇

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仍存在波折。根据2023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全球经济增速预计将从2022年的3.5%降至2023年的3.0%和2024年的2.9%，低于2000—2019年历史平均水平3.8%。从结构性因素来看，随着全球范围内人口老龄化加剧、技术进步速度放缓、收入分配差距加大、全球化速度放缓甚至逆转等，全球经济增速逐步放缓。2022年以来，全球主要经济体为抗击通胀采取的加息政策持续影响经济活动，硅谷银行、瑞士信贷等事件引发金融市场剧烈波动，而地缘政治冲突风险仍未见缓和，或进一步影响全球经济秩序。此外，美联储带来的强势美元很可能诱发新兴市场债务风险，强势美元与本国经济前景恶化压力叠加，一些美元债务负担较重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偿债能力面临考验。

（一）逆全球化潮流与地缘政治矛盾频发

近年来，经济全球化蕴藏的矛盾激化了逆全球化浪潮和地缘政治风险。经济全球化在几十年的快速发展后，也暴露出一些突出矛盾，比如发达国家的产业空心化和就业机会流失；特别是当经济处于下行期时，这些矛盾更加尖锐。2018年，美国特朗普政府频繁采取贸易制裁措施，冲击了多边贸易体制和经济全球化；2021年，美国以应对中国军工企业威胁为由签署行政命令，禁止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为公司）等59家中国企业在美进行投资交易；2023年10月，美国升级对华芯片出口禁令，并将13家中国企业列入芯片出口管制清单。与此同时，俄乌冲突的超长持续和巴以冲突的爆发都表明，地缘政治局势仍然动荡复杂。俄乌冲突持续时间长、卷入利益相关方多，涉及武器援助、舆论斗争等领域，成为“冷战”后最严峻的地缘政治冲突事件之一，超出了全球各界的预期，对国际能源市场和国际粮食市场造成了长期压力。此外，巴以冲突发展前景并不明朗，如果蔓延到中东其他国家，可能导致国际油价飙升，能源危机进一步加剧。

逆全球化和地缘政治因素给全球投资布局带来了负面影响，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世界投资报告》数据，2018—2022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平均流量较2013—2017年下降20.58%。另外，动荡的地缘政治形势也给企业的运营蒙上阴影。就中国企业而言，部分国家针对中国出台的经贸限制措施给国际业务发展带来挑战，其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可能受到负面影响，企业需要注意到在获取关键原材料、国际市场扩张方面可能面临的挑战，同时重视对冲单一区域和国别的风险。

在地缘政治态势紧张的背景下，部分发达国家出于政治竞争和国家安全的需要，针对高科技、关键技术领域、敏感行业，以及高端制造业等领域实施管制或制裁措施，以国家安全审查为主要内容的监管力度加大，给企业带来的风险不容小觑。例如，美国近年来通过了一系列法案及规定，增大和增加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审查的交易范围和涉及领域，从而便利政府对外国企业在美的投资进行审查与执法；2022年8月，美国发布《芯片和科学法案》，通过补贴、税收等优惠来吸引其他国家的芯片产业转移到美国，同时接受美国补贴和优惠的公司会被限制对中国等国家的投资；2023年8月，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将严格禁止美国企业在半导体和微电子、量子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系统三个领域对中国实体进行投资；此外，在欧盟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审查条例》于2020年10月正式实施，旨在加强欧盟委员会与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合作和信息共享，可以对敏感行业的外国投资进行审查，以避免卫生、能源、运输、媒体、国防和金融基础设施部门的关键资产和技术产生损失。

因此，以上相关领域企业的国际投资与合作很可能遭遇以“国家安全”为由的合规与监管风险，企业需要关注目的地政治风险和自身合规审查，并着力提升自主研发能力，维持技术供应链稳定。

（二）全球价值链重构机遇

我们正处在全球价值链重构的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全球生产、供应和销售网络重新组织和优化。全球价值链重构受多重因素影响，地缘关系变化、技术创新、市场需求变化，以及全球经济环境的波动等因素增加了价值链重构的复杂性。新一轮的产业竞争和全球价值链的重构，正在推动各国调整其产业和供应链战略，以适应全球经济和技术的变化。这不仅影响了国家和企业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中的地位和角色，也进一步改变了全球行业的竞争格局，为中国企业的全球化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1．地缘关系的复杂性增加供应链重构的复杂性

地缘关系对供应链重构具有多方面的影响。地缘政治紧张和关系冲突可能导致贸易壁垒、关税增加甚至制裁，从而影响全球供应链的成本和效率，还可能导致市场准入和投资限制，限制国际投资和贸易流量，影响企业的全球扩张策略和供应链配置。而不同地区的技术标准和数据保护法规会影响供应链的信息共享和技术应用，例如跨境数据传输的限制可能会影响供应链的数字化进程。当今，全球价值链呈现地区多元化和再区域化趋势。企业为了降低风险和提高响应布局，开始调整其全球价值链的布局。地区多元化和再区域化是全球价值链重构的重要方面，它反映了国家和企业在应对全球化挑战时所做的战略调整。随着地缘政治的复杂性增加，这些调整变得尤为重要。中国企业只有具有全球竞争力，才能实现全球运营，重塑其价值链。

2．产业技术的提升改变行业竞争格局

在全球经济和技术发展的大背景下，新一轮的产业竞争正在悄然兴起，这将不可避免地引发各国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中角色的改变，从而进一步改变行业的竞争格局。各国企业根据自身的产业优势和发展战略，努力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中占据有利位置。

（1）美国。以技术创新为驱动，致力于保持其在高科技、互联网、生物技术和金融服务等领域的领先地位。同时，美国也在努力将更多的生产活动重新国内化，以减少对外部供应链的依赖，特别是在重要的半导体和医药行业。

（2）德国。以其强大的制造业和工程技术闻名于世，正努力通过数字化和工业4.0战略，进一步提升其产业的竞争力和效率。同时，德国也在寻求与欧洲邻国和其他全球合作伙伴建立更紧密的供应链合作关系，以保持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重要地位。

（3）日本。积极推动产业技术创新和数字化，以保持其在汽车、电子和高精度机械等领域的竞争力。同时，日本也在积极拓展海外市场，特别是在亚洲地区，以及寻求通过区域贸易协定来加强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4）中国。致力于从全球制造中心向全球创新中心的转型，通过大力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努力提升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同时，中国也在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以加强与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和供应链整合。

从价值链纵向分布来看，新技术与产业的深度融合促使价值在产业链不同环节之间重新分配，让全球价值链重构成为可能。例如，工业4.0和智能制造的推广使数据和自动化技术成为制造业新的价值创造点，同时也对传统的制造和供应链模式产生挑战，将更多的价值分配给技术和服务提供商。在此过程中，新的技术路线、新的市场进入者和新的价值分配方式出现，改变了产业竞争格局。

3．数字经济加速背景下规则改变

以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正推动第四次工业革命不断走向深入，大国间的竞争与博弈正日趋激烈。数字技术正重塑生产要素和创新模式，特别是受新冠疫情影响，全球范围内传统生产经营方式正在发生深刻变革，数字化基础设施、智能化生产线、智能机器人、数据要素等逐渐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数字化相互促进，数字经济、数字贸易的快速发展推动数字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在此背景下，企业一方面亟须加强自身的数字化转型升级，增强关键技术创新能力，提升自身在新兴数字产业中的优势地位；另一方面，需要在数据安全、数据监管合规等方面发力，防范技术负外部性风险。

综上所述，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重构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不仅因为它们通常在关键基础设施和战略产业领域占据核心地位，而且因为它们在全球价值链的活动中对全球经济结构和产业布局具有深远影响。对标世界一流，不仅是企业提高自身竞争力的需求，也是全球经济健康发展的需求。

预见挑战，深谋远虑，革故鼎新。中国企业在未来“双循环”发展道路上，如果不能忘记过去的成绩，大胆构思未来差异化竞争力与新业务模式，持续系统地全面提升管理能力，追求全球竞争力的突破与社会贡献，是难以成为世界一流企业并持续创造更大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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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刘俏．中国，是时候建立伟大的企业了[EB/OL]．2017-6-6．http://www.sohu.com/a/146609437_6544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