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1

我站在这栋法国南方庄园大宅的窗前，此刻夜幕低垂，今夜过后，将会是我生命中最糟糕的一个清晨。我手里握着一杯酒，旁边还有一整瓶。我看到自己的身影反射在暗色的窗棂上面。我的身影像支箭一样瘦长，金发微微闪着光。我的长相平凡。我的祖先征服了新大陆，他们曾经穿过满布死亡的平原来到海边，大海把欧洲抛在身后，抛进更为黑暗的过去。

也许到早上我就醉了，但那对我没好处。无论如何我还得搭上前往巴黎的火车，火车上还是一如往常，旅客还是一样想方设法在三等车厢木质直背座椅上坐得舒服一点，维持一点点自尊，而我也还会是一样的我。我们会向北驶过不停变换的乡村景色，把橄榄树、海洋还有风暴过境时瑰丽的南方天空抛在脑后，抵达巴黎的雨与雾。某个人会好心地与我分享他的三明治，某个人会让我喝一口他的酒，某个人会向我借火柴。走道上会挤满人，向外看窗外的风景，向里看我们。每一次靠站，身穿棕色宽松裤、戴着彩色帽子的新兵们都会打开车厢门问道：“客满了吗？”所有的乘客都会点头说是，有所预谋一般地相视一笑，新兵们只好继续向前去下一节车厢。会有两三个人站到我们车厢门口，用粗鄙的口吻交谈，抽着军队发的劣质香烟。那些新兵的出现会让坐在我对面的女孩紧张，她会纳闷我为何还没向她搭讪。一切都会是一样的，只是我会变得更沉着。

今晚乡村依然平静，这景致透过窗棂反射在我的倒影中。这栋房子就坐落在一个小型避暑胜地旁边——现在还空荡荡的，因为还不到季节。房子位于一座小山上，往下看可以看到镇上的灯火，还听得到海的声音。我的女友赫拉和我在巴黎看了一些它的照片就租下了，那是几个月前的事。如今她已离开一个礼拜。她正在海上航行，正在回美国的路上。

我能想象她的身影，她优雅、紧致、耀眼，远洋邮轮里大厅的光线环绕着她，她喝酒喝得太快，大笑着，注视着在场的男人。我就是这样认识她的，在圣日耳曼德普雷街区的一家酒吧，她一边喝酒一边张望，我因而喜欢上她，我以为跟她在一起应该会很愉快。事情就是这样开始的，对我而言意义仅止于此；现在我无法确定，在所有事情发生之后，到底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别的意义。我也不认为对她而言还有别的意义，至少在她去西班牙旅行之前没有。当她独自在那边时，可能才开始思考，一辈子喝酒、打量男人到底是不是她想要的。但到那时已经太迟。我已经和乔瓦尼在一起。她去西班牙之前，我向她求过婚；她笑了，我也笑了，但这反而让我更认真起来，而且更加坚持，然后她说她需要离开一阵子好好想一想。她在这里的最后一晚，也是我最后一次看到她，当时她正在收拾行李，我说我爱过她，我也说服自己这是真的。如今我想，我是否真的爱过她？但在当时，我想的无疑是我们同床共枕的夜晚，那些永远不再的独有的天真和自信，让我们共度的夜晚如此愉快，跟过去、现在或是未来都毫不相关，最终，跟我的生命也毫不相关，因为除了最下意识的责任，我已无需为此承担任何责任。这些在异国天空下度过的夜晚，无人旁观，也没有相应的惩罚——这最后的事实是我们瓦解的原因，人一旦拥有了自由，就没有比自由更难以忍受的了。我想正因为如此，我才向她求婚；给我自己一个停泊的地方。也许正因为如此，在西班牙时，她认定她想要嫁给我，但是，人不可能在不快乐的状态下自行发明停泊的地点、爱人和朋友，一如他们不可能发明自己的父母。生命给我们这一切，也带走这一切，而最困难的便是给生命一个肯定的答案。

我告诉赫拉我爱过她时，我所想的是一切糟糕而无可挽回之事还没有发生在我身上的那些日子，当风流韵事还只是风流韵事。而现在，从今晚开始，这个即将来临的早晨，无论到最后一张床之前我睡过几张床，我再也无法拥有那种男孩子气的狂热恋情——仔细想想，其实那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也许比较高阶的——或者说得更直白点——更矫情的手淫罢了。人与人的差别太大，不能等闲对待。我与他人的差异让我不值得被信赖。如果不是因为如此，今晚我不会独自待在这栋房子里，赫拉就不会在公海上航行。乔瓦尼也就不会在今晚到明晨之间，死在断头台上。

我现在后悔了，在所有我说过、相信过的谎言里，我不应该说那个谎，虽然它也曾有好处。那是我对乔瓦尼撒的那个谎，始终未能使他相信。我说我以前从没有跟男孩上过床但我有。那时我决定永不再犯。在这个我此刻回想的奇遇中，有某种不可思议的东西，就像我跑得那么远、那么辛苦，甚至穿越整个海洋，结果发现自己突然长大，在自家的后院再一次面对家里的斗牛犬，只不过那个后院小了，那条斗牛犬大了。

我已有很多年没有想到那个男孩乔伊，但是今晚我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见他。那是多年以前，我只有十几岁，他跟我年纪差不多，相差一岁左右。他也是个阳光男孩，反应敏捷，皮肤黝黑，总是在笑。他一度是我最要好的朋友。后来，让这种人当最好的朋友反倒变成我可怕的污点。所以我将他忘了，但是今晚我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他。

那时是夏天，不用上学。他父母周末外出了，我在他家过夜。那里离康尼岛(1)不远，在布鲁克林。我那时也住在布鲁克林，但我们家的地段比乔伊家的要好。那天好像我们躺在沙滩上，游了一会儿泳，看着几乎是光着身子的女孩子们走过，对她们吹口哨，笑着。我可以确定，如果那天有任何一个女孩对我们的口哨声做出反应，海洋的深度都将不足以淹没我们的恐惧和羞耻感。女孩们无疑已经得到暗示，也许是因为我们吹口哨的方式，总之没有人理睬我们，太阳下山的时候我们沿着木板路走回他家，裤子底下还穿着湿哒哒的泳裤。

我想是从淋浴时开始的。我有一点点感觉——我们在那个热气腾腾的小空间里胡闹，用湿毛巾打着对方，我从来没有过那种感觉，很神秘的，也没有特别目的，但这种感觉里包含了他。我记得我很不愿意穿衣服，我觉得是因为太热了。但我们还是随便穿上了衣服，从他的冰库里拿了些冷食来吃，还喝了一大堆啤酒。我们应该是去看了场电影。不然我想不出我们为什么要出门，我记得走过黑暗的布鲁克林街道，热气从人行道上还有房子的墙壁散发出来，热得足够杀死人，好像全世界的大人都坐在台阶上，大声吵闹，头发蓬乱，而全世界的小孩都出现在人行道上或是巷子里或是防火梯上，我的手搭在乔伊的肩膀上。我感到很骄傲，我还记得，因为他的头在我耳朵之下。我们一边走着，乔伊一边说着黄色笑话，我们笑着。奇怪的是，这是这么久以来，我第一次想起当时我的心情很好，觉得自己很喜欢乔伊。

我们回来时街上很安静；我们也静了下来。在公寓里我们还是沉默着，睡眼惺忪地在乔伊的房间脱了衣服准备上床睡觉。我睡了一会儿——好像蛮久的，我想。但我醒来时发现灯还亮着，乔伊正在仔细检查他的枕头。

“怎么了？”

“我觉得有臭虫咬我。”

“你这个脏鬼，你床上有臭虫？”

“我觉得我被咬了。”

“你从来没有被臭虫咬过吗？”

“没有。”

“赶快睡吧，你在做梦。”

他看着我，嘴巴张开着，黑色的眼睛偌大。好像他刚发现我是臭虫专家。我笑了出来，抓住他的头，天知道我已经这样干过多少次，每次他一惹我，我都这样跟他闹着玩，但这次我一碰到他，好像什么事就发生在我们身上，使得这次接触变得跟以前我们所熟悉的都不一样。而且他没有抗拒，通常他都会的，他停在我把他拉过来的地方，靠着我的胸口。我发现我心跳快得可怕，乔伊在我身边颤抖，房间里的灯光又亮又热。我开始移动，说了几个笑话，但乔伊喃喃地说了几句话，我低下头去听。在我低头的同时乔伊把头抬起来，我们开始接吻，像是个意外事件，然后，我生命中第一次那么清楚地感觉到另一个人的身体、另一个人的体味。我们的手臂环绕着彼此。那感觉好像是我手里抱着一只疲惫垂死的稀有鸟类，我无意间发现了它，我非常害怕，他一定也是，然后我们都闭上了眼睛。今晚，我能够这么清楚而痛苦地记得，正说明其实我从未真正忘记这件事情。我可以感受到一股微弱却动人的震撼，一如当时排山倒海而来的震撼。口干舌燥的热气，颤抖，令人心痛的温柔，我以为我的心脏要爆炸了。但随着巨大、难以忍受的痛苦而来的是欢娱，那个晚上我们让彼此享乐。那时，似乎一辈子的时间也不够让乔伊和我来完成爱的行为。

但那一生短如一瞬，局限在那个晚上——到了第二天早晨它就结束了。我醒来的时候乔伊还在睡，像个小婴儿一样蜷曲在床的那一边，面对着我。他看起来就像个小婴儿，嘴巴微张，脸颊泛红，他的鬈发覆盖在枕头上，半遮住他微湿浑圆的额头，长长的眼睫毛在阳光下微微发亮。我们两个都没穿衣服，拿来盖身体的床单在我们的脚边卷成一团。乔伊的身体是古铜色的，身上有汗，那是当时我见过最美丽的东西。我本来可以碰他，叫他起来，但不知什么阻止了我。我忽然害怕起来。也许是因为他看起来那么无辜，带着完美的信任；也许是因为他比我小；我自己的身体忽然好像一个恶心的庞然大物，内心油然而生的欲望像怪兽一样。忽然，一种恐惧超越了上述一切。一个念头飞来：可是乔伊是男孩！忽然我在他的大腿、他的手臂、他轻握的拳头间看到了力量。那具身体的力量、暗示的东西和神秘感忽然让我害怕起来。忽然那个身体好像是一个黑暗洞穴的入口，我将在其中被折磨直至发狂，我将会失去我的男子气概。说得更精确点，我希望了解那个秘密，感受那种力量，让那份暗示通过我得到实现。我背上的汗变冷了。我觉得羞耻。那张甜蜜的凌乱的床，为这一卑劣感做下见证。我不知道乔伊的母亲看到床单会说什么，然后我想到我父亲，他和我相依为命，我母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过世了。我心里有一个洞，黑色的，充满谣言、暗示，一半听过的、一半已经忘了的、各种一知半解的故事和各种难听的字眼。我想我在洞里看到了自己的未来。我害怕了。我差点就哭了，因为羞耻感和恐惧而哭，因为不知为何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而哭，这种事情怎么会发生在我身上。然后我做了决定。我起床冲澡更衣，乔伊起床的时候我已经准备好早餐。

我没有告诉乔伊我的决定，那会违背我的意愿。我没有跟他一起吃早餐，只喝了点咖啡，然后编了个借口说要回家。我知道那个借口骗不了乔伊，但他不知该如何抗议或是坚持。他不知道，如果他能这样做就好了。那个夏天我们几乎天天见面，但我再也不去见他了。他也没有来找我。如果他来找我，我会很开心，但我离开的方式形成了一种约束，让我们两个都不知该做何反应。出于一个偶然的机会，当我终于再见到他时，夏天已经快要结束，我编了一个很长的谎话，说我在跟一个女孩子约会，而开学以后我跟一群年纪大一点、比较强悍的朋友混到一起，极不友善地对待乔伊。他愈难过，我对他愈坏。最后他终于搬走了，转学离开他住的地方，而我再也没见过他。

也许，从那个夏天以后我开始寂寞，也正是从那个夏天起，我开始了这段最终将我带到这扇黑暗窗前的旅程。

然而——当一个人开始探索那最关键的一刻，改变所有事物的一刻，他会发现自己在痛苦地穿过一个充满假信号和上锁的门的迷宫。我的旅程，分明是从那个夏天开始——它不告诉我困境的源头该从何处找起，这场困境最终在那个夏天将我引向了逃离的结局。当然，源头就在我面前某处，就锁在窗户上的倒影里，此时窗外正是夜幕低垂。它与我一起被困在这个房间，一直都是如此，将来也会如此，而且对我而言，这趟旅程远比窗外异国的山丘还要陌生。

那时我们住在布鲁克林，我刚说过；我们也住过旧金山，我在那里出生，我的母亲葬在那里，我们还在西雅图住过一阵子，然后是纽约——对我而言，纽约就是曼哈顿。后来我们从布鲁克林再搬回纽约，我去了法国以后，我的父亲和他现任妻子又搬去康涅狄格，当然那时我已经独立生活很久，住在东六十几街的一间公寓。

在我的成长过程里，家里就只有我、我父亲，还有他未婚的姐姐，我五岁的时候母亲已经葬在坟墓里。我几乎不记得她的样子了，但我做噩梦时会看见她，瞎了眼，全身是蛆，头发像金属一样干燥，跟树枝一样容易断裂，用力要把我拉近她的身边；身体已经腐烂，令人作呕地柔软，突然张开，在我的哭喊抓挠中，大得要把我活生生吞下去。但每当父亲或姑姑急着冲到我房间，想知道我是被什么东西吓到了，我从来不敢告诉他们我的梦，那样好像就是背叛了我的母亲。我说我梦见一个墓地。他们下结论，认为我母亲的死让我充满不安的想象，也许他们以为我因母亲的死而难过，也许是的，但如果是这样，那么直到今日我还在哀悼当中。

我父亲和我姑姑水火不容，不知道为什么，我感觉他们长年的争执跟我的母亲很有关联。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在我们旧金山的家，大客厅里有一幅我母亲的照片，就挂在壁炉上，它好像操控着整个房间。好像她的照片证明她可以控制整个房子的气氛，也控制我们每个人。我记得那个房间阴暗的角落，在那里我从来不得安宁，而我父亲沐浴在沙发椅旁的落地灯打下来的金黄色光线中。他会读他的报纸，躲在报纸后面，有时我急切地想引起他的注意，让他非常生气，结果是我哭着被带离那个房间，或者我记得他躬身向前，手肘靠在膝盖上，盯着大窗子看，窗外是黑暗的夜。我以前常好奇他在想什么。在我的记忆里他总是穿灰色的毛衣背心，总是把领带松开，黄棕色的头发垂在红润的方脸上。他是那种容易发笑的人，不常生气。所以当他真正生气的时候，更加令人印象深刻，好像裂缝中生出了火苗，可以烧掉一整间房子。

他的姐姐埃伦坐在沙发上看书。她比他大一点点，皮肤较黑，总是穿着打扮得过于正式，脸和身体的线条开始显得硬朗，身上佩戴太多首饰，不停发出碰撞声。她读许多书，所有新出的书，以前也常去电影院看很多电影。或者她做编织。她好像永远都带着一个大袋子，里面有各种看起来很危险的编织针，或是书本，或是两者皆有。我不知道她织什么，可我想她一定给我的父亲，或者给我织过点什么，至少偶尔织过。但我不记得是什么，正如我也不记得她读的是什么书。没准这些年来她一直看的是同一本书，织的是同一条围巾，或是毛衣，天知道是什么。有时候她会和我父亲玩牌——这种情形很少；有时候他们以友善的语调彼此开玩笑；但这种情形很危险。这种开玩笑的情形几乎总是以争执告终。有时候他们有访客，通常我都可以待着看他们喝鸡尾酒。那种时候我父亲最为迷人，孩子气又豪爽，手持酒杯穿梭在拥挤的人群里，帮客人斟酒，开心地笑，像对待自己的兄弟一样应付所有男人，跟女人打情骂俏。或者不和她们调情，而是像公鸡一样神气地在她们面前走来走去。埃伦总是看着他，好像怕他会做出什么难堪的事，看着他也看着那些女人，是的，她以一种精神压迫的方式跟男士们调情。她就在那里，像人家说的，盛装准备出击，嘴唇比血还要红，衣服不是颜色不对就是太紧或是太年轻，手中的鸡尾酒杯受着随时会被摔成碎片的威胁，说话的声音没有断过，像剃刀刮在玻璃上。当我还是个小男孩时，看她和人群在一起会让我害怕。

不管那个房间发生什么，我母亲总是看着。她从相框往外看，她是个苍白、金发的女人，五官细致，深色眼珠，眉毛笔直，有张神经质的、温柔的嘴。但那双眼睛的方位、凝视的方式、嘴角不屑的样子，让人觉得在她极度脆弱的外表下暗藏着许多力量，就像我父亲的愤怒一样危险，因为完全令人意想不到。我父亲极少提到她，即便提到她，也会很神秘地捂住他的脸；他提到她时都是作为我的母亲来谈论，事实上，当他谈起她时，他就好像是在说他自己的母亲。埃伦常常提起我母亲，说她是个多么了不起的女人，但她说的方式让我很不舒服。我觉得我失去了做这样一个女人儿子的权利。

很多年以后，当我长大成人，我设法让父亲谈我的母亲。但那时埃伦已经过世，他正准备再娶。他谈她的方式跟埃伦一样，甚至有可能他说的就是埃伦。

我十三岁那年的某个晚上，他们大吵了一架。当然，他们吵过很多次；这次让我记得那么清楚，可能是因为好像跟我有关。

我在楼上自己的床上睡觉。已经很晚了。忽然我被窗外父亲的脚步声吵醒。从他走路的声音和节奏我知道他有点醉了，而且我记得在那个时刻，我忽然感到失望，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悲哀。我看过他喝醉很多次，但是从来没有这种感觉——相反，我父亲喝醉的时候有一种特别的魅力——但那天晚上我忽然感觉到别的东西，在他的身上，令人鄙视的东西。

我听到他进来。然后，马上听到埃伦的声音。

“你还没睡？”我父亲问道。他竭力表现出愉快的样子，避免争执，但他的声音没有诚意，只有压抑和恼怒。

“我以为，”埃伦冷冷地说，“该有人告诉你，你到底在对你儿子做什么。”

“我在对我的儿子做什么？”他还有话要说，更难听的话；可是他克制住，用一种喝醉以后听天由命、令人绝望的冷静说：“你在说什么呢，埃伦？”

“你真以为，”她问道——我敢肯定她正站在房间中央，双臂交叉放在胸口，站得笔直——“他长大以后应该变成像你这样的人？”我父亲没说什么。“他正在长大，你知道的，”然后，她恶狠狠地说，“我只能说这么多了。”

“去睡吧，埃伦。”我父亲说，语气听起来非常疲倦。

我认为，既然他们在说我，我就应该下楼告诉埃伦，不管我父亲跟我之间有什么不对，我们都可以自己解决，不需要她帮忙。也许——这可能有点奇怪——我觉得她对我并不尊重。那是因为我从来没有对她说过我父亲的不是。

我听到他沉重蹒跚的脚步声，穿过房间向着楼梯走来。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到哪儿去了。”埃伦说。

“我出去——喝酒，”我父亲说，“现在我要睡一会儿。你介意吗？”

“你是跟那个女人在一起，比阿特丽斯，”埃伦说，“你总是在她那里，浪费掉你所有的钱、你的男子气概还有自尊。”

她成功地激怒他了。“要是你以为——你以为——我会站在这里——站——站在这里——跟你争论我的私生活——我的私生活！——如果你以为我会跟你争论我的私生活，那你就是疯了。”

“我根本不在乎，”埃伦说，“你做什么是你自己的事。我担心的不是你。只不过你是唯一可以管教大卫的人。我不能管他。他又没有妈妈。他只有为了让你高兴才会听我的话。你真觉得让大卫常常看到你醉得东倒西歪地回家是好事吗？别骗自己了，”她接着说，“不要以为他不知道你去哪里，不要以为他不知道你那些女人！”

她错了。其实我不知道——我从来没有想过，但自从那个晚上起，我常常想到那些女人。我再也没办法看着一个女人而不去想我父亲是否跟她有所“纠缠”，照埃伦的说法。

“照我看，”我父亲说，“大卫的思想不太可能比你纯洁。”

沉默，我父亲上楼时的那阵沉默，大概是我生命中经历过最糟糕的。我想知道他们到底在想什么，想知道他们看起来什么样子。当我早上看到他们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

“你给我听着，”我父亲上楼上到一半时忽然说道，那声音吓了我一跳，“我只期望大卫长大以后做个男人。我说的男人，埃伦，可不是主日学校的老师。”

“做个男人，”埃伦简短地说，“跟做个莽夫可不是同一回事。晚安。”

“晚安。”过了一会儿他说。

然后我听到他蹒跚地走过我的门前。

从那次起，我以一种只有很年轻的人才有的、很神秘又世故的强烈感情鄙视我的父亲、憎恨埃伦。很难说为了什么。我不知道为什么。但那使得埃伦对我的预言一一实现。她说总有一天没有人管得动我，连我父亲也不行。而那一天终于到来。

那是在乔伊的事之后。我跟乔伊的意外事件使我深受震动，我因此变成一个神秘兮兮而又残酷的人，我没办法跟任何人讨论发生在我身上的事，甚至无法对自己坦承；哪怕我从不去想，那个事件仍然盘踞在我心底，像具腐烂的尸体一样静止不动、一样糟糕。然后它变质，味道越来越重，使我思想的环境变得酸臭。很快，深夜蹒跚回家的那个人成了我，发现埃伦熬夜等待的人成了我，同埃伦夜复一夜争执的人成了我。

我父亲的态度是：这只是我成长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阶段，他就假装无所谓。但在他玩笑的、男性同盟的态度之下，他非常失落，而且有些害怕。也许他本以为随着我渐渐长大，我们的距离会拉近——然而当他想了解我的时候，我却从他身边逃遁。我不愿意让他了解我。我不希望任何人来了解我。同时，我跟我父亲正经历着所有年轻人与长辈之间都要经历的事：我开始对他有所批判。这种批判的严苛令我心碎，虽然当时我说不出口，却揭示了我曾多么爱他的事实，而那份爱，正与我的天真一同消逝。

我可怜的父亲既困惑又害怕。他无法相信我们之间竟会有这么严重的问题。不仅是因为他不知道能做什么，主要是他必须面对这样一种认知：还有一些事他尚未完成，某些最最重要的事。既然我们俩都不知道到底遗漏了什么重要的事，而为了对付埃伦，我们又不得不结成默契的同盟，我们只好以相互掏心掏肺的形式求得安慰。我父亲有时候会骄傲地说，我们不像是父子，像好兄弟。我想我父亲有时当真这么认为。我从来都不信。我不想当他的兄弟，我想当他的儿子。我们俩之间那种男人与男人的坦率，让我筋疲力尽而且惊慌失措。做父亲的不应该在儿子面前完全赤裸。我不想知道——反正不想从他嘴里知道——他的肉体跟我的一样死性不改，知道那样的事不会让我觉得更像他的儿子——或是兄弟——那只会让我觉得像个入侵者，而且饱受惊吓。他以为我们很像。我不愿那样想。我不想认为我的生命会跟他一样，或者我的心智可以变得如此苍白，那么的缺乏棱角与敏锐度。他希望我们之间没有距离，希望我像看待自己一样看待他。但我要的是父亲与儿子之间一点仁慈的距离，那才可能让我爱他。

一天晚上，我喝醉酒，跟几个朋友从城外的派对回来时，我驾驶的车子被撞得稀烂。那完全是我的错。我醉得快不能走路了，根本不该开车；但其他人不知道，因为我是那种醉到崩溃边缘还能看起来清醒无事的人。我们的车在一段笔直平坦的公路上奔驰，我的反应神经出了状况，车子忽然失控。一根电线杆，一片泡沫一般的白色，忽然从漆黑中呼啸着向我冲来；我听到尖叫声，然后是一阵巨大轰然的撞击声。然后所有的东西都变成猩红色，然后亮得跟大白天一样，然后我陷入一片陌生的黑暗。

我肯定是在他们把我们送往医院时醒的。我依稀记得自己被人移动，还有一些声响，但非常遥远，好像跟我没关系。过了一段时间，我仿佛在冬天的心脏醒来，这里有高高的白色天花板，白色的墙，还有一扇硬邦邦的、冰冷的窗像是要向我压来。我一定是想起身，因为我记得我的脑袋可怕地轰轰作响，我的胸部很重，一张大脸在我的面前。这张大脸跟胸部的重量压得我又往下沉，我高声呼叫我的母亲。然后又是一片黑暗。

当我终于恢复意识时，我父亲就站在我的床边。我知道在我看见他之前，他就站在那里了，我小心翼翼地把头转过来，眼睛慢慢对焦。他看到我醒了，小心地走近床前，示意我别动。而他看起来是这么苍老。我想哭。有好一会儿，我们只是四目相对。

“你觉得怎么样？”终于，他轻声问。

我到开口说话才意识到身体的疼痛，马上害怕起来。他一定在我的眼里看出来了，因为他马上用低沉的嗓音，语气痛苦但又异常坚定地说：“别担心，大卫。你会好起来的。你会好起来的。”

我还是无法说话。我只是看着他的脸。

“你们这些孩子运气很好，”他说着，想露出笑容，“你是撞得最严重的。”

“我喝醉了。”我最后说。我想告诉他一切——但是说话很疼。

“你难道不知道，”他问道，脸上极度困惑——因为这算是他允许自己困惑的事——“喝得那么醉不应该开车吗？你应该心里有数的。”他严厉地说，抿着嘴唇。“你们甚至可能送命。”他的声音发抖。

“对不起，”我忽然说，“对不起。”我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歉意。

“不要对不起，”他说，“下次小心一点就好了。”他一直在拍打手里的一条手帕；现在他把手帕展开，伸过来擦我的额头。“我只有你了，”那时他说，腼腆地露出一个痛苦的笑脸，“小心点。”

“爸爸。”我说着哭了起来。说话已经很痛了，这比说话更痛，但我停不下来。

我父亲的表情变了。忽然变得极其衰老，但同时又绝对地、无可救药地年轻。我记得我极其惊讶，内心逐渐变成一个平静而寒冷的暴风雨中心，直到现在，我才了解到我父亲一直在受苦，到现在还是。

“不要哭，”他说，“别哭了。”他用那条可笑的手帕轻抚我的额头，好像手帕有帮助痊愈的神力。“没什么好哭的，一切都会没事的。”他自己也快哭出来了。“没有什么不对吧，对不对？我没做错什么吧？”他一直用那条手帕抚摸我的脸，闷得我喘不过气。

“我们喝醉了，”我说，“我们喝醉了。”因为这样说似乎就解释了一切。

“埃伦姑姑说是我的错，”他说，“她说我没有好好管教你。”感谢老天，他终于拿开那条手帕，无力地挺了挺胸说：“你不是对我有所不满，是吧？有的话就告诉我。”

眼泪在我的脸上、胸口干掉。“没有，”我说，“没有。没事。真的。”

“我已经尽力了，”他说，“我真的尽力了。”我看着他。最后他笑了，说：“你得在这里躺一阵子，但你回家休养以后，我们再讲，嗯？想想等你可以走路以后，你到底要做什么。好吗？”

“好的。”我说。

但我从内心深处知道，我们从来没有谈过，以后也不会，我知道他一定永远都不会明白。我回家以后他跟我讨论我的未来，但我已经做好决定。我不要上大学。我不要再跟他和埃伦住在同一屋檐下。我摆布我父亲太成功了，让他真的以为我要去找工作、自立，是因为他的劝告、他对我的教育。我一搬出去，当然，面对他就显得容易多了，他没有理由觉得我把他排除在我的生活之外，因为每当我们谈到我的生活，我可以说他想听的话。我们处得很好，真的，因为我为父亲描述的我的生活，正是我自己迫切需要相信的。

因为我是——或者说我以前是——那种对自己的意志力引以为傲的人，能够做出抉择并贯彻到底。这项美德，跟其他大部分美德一样，本身就是模棱两可的东西。相信自己意志坚强、有能力掌握自己命运的人，只有成为一个自欺的专家才能继续相信下去。他们的抉择根本不是真正的抉择——真正的抉择让人谦恭，因为他知道事情受到许多无可名状的事物的支配——而是一套精巧的逃避机制，都是幻觉，用意是为了让自己和整个世界改头换面。这当然就是很久以前，我在乔伊床上所下定决心的结果。我决定这个宇宙不可以容下任何使我羞耻或害怕的事物。我做得很成功——我不看宇宙，不看我自己，我让自己保持在行进状态。即使是行进状态也免不了偶尔碰上延宕，就像飞机也会碰上垂直气流。这种情况很多，都是在完全烂醉、污秽的情形下发生的，有一次非常吓人，是我在军队时遇到的，一个娘炮因此上了军事法庭，被开除。他所受的惩戒给我内心带来的恐慌太真切了，导致后来我有时看见另一个男人眼中的恐惧，就感同身受。

结果，虽然不知道厌倦意味着什么，我还是厌倦了这种状态，厌倦了无趣的、没完没了的喝酒，厌倦了直率的、浮夸的、真诚的、毫无意义的各种友谊，厌倦了游荡在一群迫切的女人堆里，厌倦了仅够我温饱的工作。也许，就像我们在美国说的，我想要找到自我。这是个有趣的说辞，就我所知，它在任何其他语言里已经过时，它代表的不是字面上的意思，却透露出一个令人不安的怀疑，即有些东西放错了位置。如今我想，如果当初我得到任何提示，知道我要寻找的自我就是我一直在逃遁的自我，我会留在家里。但是我想，在我内心深处，当我搭上前往法国的船时，我完全知道自己在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