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未来总是困扰着我们。它永远在等待，远离我们的视线，或潜伏在角落里，又或飘浮在前方的高处。它总是难以名状，让我们永远无法感到确定。通常来说，它总是会让我们完全措手不及。

如今，许多人都能觉察到，一个大动荡的时期正在逼近。世界变化的速度似乎远远超出我们的把握。我们经常尝试去尽量解释那些在几年前还无法想象的政治事件，有时甚至找不到恰当的词语去描述它们。然而，我们心里都明白，这仅仅是个开始。

本书的前提是科学和技术的不懈进步将改变人类共同生活的方式，从而给政治带来同等程度的深远且骇人的影响。无论从智识上、哲学上还是道德上，人类都还没有为迎接自己正在创造的世界做好准备。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几百年甚至几千年来为我们所用的传统思维方式将会遭到质疑，将会涌现出新的争论、运动和意识形态。一些我们曾深刻秉持的设想将会被修正，或者均遭弃用。我们需要一起重新想象自由和平等、拥有权力或财产意味着什么，甚至作为一种政治制度的民主意味着什么。未来的政治将与过去的政治大不相同。

20世纪被一个中心议题所主宰：我们的集体生活应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应把什么留给市场和公民社会来决定？对如今即将走向政治成熟的这代人来说，这个议题将会变成：我们的生活应在多大程度上受功能强大的数字系统的指引和控制，或者说是在哪方面被指引和控制？这就是本书的核心问题所在。

预计在未来的几十年中，我们将开发出能力惊人的计算机系统，即便不能取得像人类一样的“智能”，它们的某些能力也将在诸多功能上挑战甚至超越人类。不久之后，这些系统将不再类似于计算机，而将被嵌入现实世界，藏身于从未被我们看作“技术”的结构和客体之中。越来越多的关于人类的信息——我们做什么事、去哪里、想什么、说什么、感受如何——会作为数据被捕捉和记录，然后被分类、存储并进行数据处理。长期来看，人类与机器、线上与线下、虚拟与真实等方面的区别，都会逐渐消失。

这个转变将大有利于文明的发展。我们的生活将因新式的娱乐、工作、旅行、购物、学习、创造、自我表达、相互联系、认识陌生人、合作行动、保持健康和寻求意义的方法而得到丰富。从长远来看，我们增强大脑和体魄的能力将超越我们的认知，把自己从人类生理的限制中解放出来。

然而，与此同时，一些技术将获得比人类更强大的力量，其中有些能够迫使我们以某种特定的方式行动，举个简单的例子，自动驾驶汽车会直接拒绝超速驾驶；还有一些技术因从我们身上收集来的信息而变得强大。仅仅是意识到我们正在被监视这件事，就足以使我们更不可能去做那些被认为是羞耻、有罪或是错误的事情。而且，其他技术还会过滤我们眼中的世界，为我们所能感知的东西划定范围，形塑我们的思维方式，影响我们如何感知，从而决定我们如何行动。

掌握这些技术的人将加强对其余人的控制。他们变得强大，意味着他们拥有一种稳定而广泛的能力让我们去做一些具有特定意义的事情，而本来我们可能不会去做这些事。他们还会变本加厉地限制我们的自由，决定我们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他们将决定民主的未来，决定它变得繁荣或是衰败。他们的算法将决定关于社会公正的关键问题，分配社会物品，并将人们分类塞进不同地位和荣誉的阶层之中。

以上的结果是，政治当局（通常是国家），将拥有比以往更多的控制手段，大型科技公司也将达到庞大的规模，足以使现代社会其他任何经济实体都相形见绌。为应对这些新挑战，我们需要从根本上升级政治观念。伟大的英国哲学家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在他1873年的自传中写道：“在人类的思维方式发生根本性变化之前，人类的一切巨大进步都不可能发生。”[1]

现在是下一个重大变化发生的时候了。

下一个重大变化

我们生活在一个政治动荡的年代。每天读到的新闻多是关于血腥内战、大批人群流离失所、族群民族主义、宗派暴力、宗教极端主义、气候变化、经济动荡、全球化失序和日益严重的不平等问题，或是一大堆其他令人沮丧的挑战，让人提都懒得提。世界状况欠佳，让人们的公共对话显得如此不合时宜。政治精英遭到广泛的不信任和鄙夷。即使以通常被看作不愉快情形的标准来衡量，英语世界最近发生的两项大规模民主实践——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和英国脱欧公投，都可以算是敌意满满，意见相左的派系之间竞争的目的不仅是要打败其对手，还想彻底摧毁对方。这两场民主实践的获胜者均是承诺打烂旧秩序的一方，但他们都没能让事情完结，也没做到让民众满意，反而如奥巴马（Barack Obama）在其任期末尾所指出的那样：“一切都是真的，一切又都不是真的。”[2]对普通公民（来自任何政治联盟）来说，从假话中择出真话、从谣言中看到现实、从噪音中提取征兆都变得更加困难了，很多人已经放弃了此类努力。对大多数人来说，与其费太多脑子思考未来，还不如先蹲下身子，躲过眼前的风暴再说。

这将是一个错误。

如果关于技术未来的主流预测正在接近目标，那么即将到来的转变对人类的重要程度至少堪比工业革命、农业革命，甚至是语言的发明。我们当下重视的那些问题跟它比起来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回想一下技术已经在人类生活上产生的效果——工作、交流方式、治病、健身、学习和社交——我们忽然意识到，以人类历史的时间尺度来衡量，数字时代只能算过了几秒钟；从三百万年前使用简单工具开始，人类在旧石器时代度过了其存在时间的99.5%。这段时期随着一万两千年前最后一个冰期的结束而结束。[3]在这段漫长的、晦暗不明的时期，人类几无任何文化上的改变。“人类从生到死所经历的是同样的世界。”[4]如果你认为最早的人类文明始于约五千年前，那么现代计算机与我们相伴的时间只有七十年，而我们拥有互联网的时间则仅有三十年，智能手机只陪伴了我们十年光景。时间的流逝是线性的，而数字技术上的许多进展却呈指数状同时出现，其变化速率每一年都在加快。

我们没有来自未来的证据，所以预测它的尝试本质上充满了风险和困难。我佩服那些试图以一种严谨的方式去预测未来的人，且在相当程度上借鉴了他们的工作成果并运用到本书中来。但老实说，我们最好也能认识到，此类预测经常严重偏离目标。他们对未来的预期往往从未实现，相反，其他干脆未被预见的进展却涌现出来，让我们大吃一惊。话虽如此，但我仍坚信，基于对当下科学技术和政治潮流的认知，还是有可能对未来何如进行合理、明智的猜测。若人类干脆放弃预测未来，也许才是最大的风险。

让我们先来讲个故事，故事发生于维多利亚时代的政治家威廉·格拉斯通（William Gladstone）和富有开拓精神的科学家迈克尔·法拉第（Michael Faraday）的一次相遇。法拉第试图向格拉斯通解释他在电力方面的开创性工作，但格拉斯通对此似乎并不为所动，他问道：“但是这有什么用？”到后来，他越听越沮丧，反复问：“这到底有什么用呢？”

这边厢，法拉第终于也忍无可忍了，他回答格拉斯通：“有什么用？先生，您可能很快就要对它征税了。”

许多如法拉第一般的发明家发现，很难向别人解释清楚其工作的社会意义和实践意义何在。而像格拉斯通一样的普通人，经常对我们还未能理解的技术不屑一顾。乍一看，很难看出发明创造的政治意义，它们看起来甚至跟政治毫无关系。当面对一个新的插件或是应用程序时，我们一般都不会去考虑它对政治制度产生的意义。相反，我们想知道的是：它能做什么？使用它要花多少钱？我在哪儿能下载到它？这种想法并不奇怪。总体上说，当面对技术时，我们总会把自己当成一个消费者。但我们现在需要改变这种过于狭隘的观点了。我们必须把通常用来审视和怀疑有权势的政治家的眼光，投射在新技术的力量上。技术并不仅仅是在消费者的意义上影响着我们，其影响更体现在公民层面。在21世纪，数字技术就是政治本身。

这本书在一定程度上是为想要更多了解新技术的“格拉斯通们”写的，也是为想要看清其工作之政治意义的“法拉第们”写的。当然，它主要是写给希望更清楚地看懂未来的普通公民的——即便他们并没有肩负着像格拉斯通和法拉第那样的责任。

哲学工程师

思考以下段落：

献给疯狂者、不合群者、反叛者、麻烦制造者，方枘里的圆凿们……那些以与众不同的眼光看待事物的人，他们不喜欢规则，他们厌恶墨守成规。他们拒绝向现状致敬。你可以赞美他们，引用他们，反对他们，质疑他们，颂扬或是诋毁他们，但唯独不能漠视他们。因为，为事物带来变化的也正是他们。是他们推动着人类的进步。或许他们是别人眼中的疯子，却是我们眼中的天才。因为，疯狂到认为自己可以改变世界的人，就是真正改变世界的人。

以上言论并非来自政客，而是来自苹果公司在1997年的广告“不同凡想”中的画外音，这版广告以展现反叛者们的经典画面为特色，包括圣雄甘地（Mahatma Gandhi）和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该广告体现的世界观广为科技界所接受，即他们的工作既有商业上的重要性，又富含哲学意义。“这在硅谷很普遍，”杰伦·拉尼尔（Jaron Lanier）解释道，“那些在车库里创业的年轻人，宣布他们的目标是在几年之内深刻改变全球人类文明，但他们还没准备好去操心钱的问题，因为他们觉得收获一大笔财富根本就是小事一桩。”[5]这种思维方式之所以极具吸引力，部分是由于它暗示着科技公司不像它们通常被描述的那样贪婪成性。而且，其基本的立意是正确的：数字技术的确具有足以改变世界的惊人能力。让我们比较以下陈述：

哲学家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读世界，而重要的是去改变它。

我们不是在分析世界，我们是在建造它。

第一句话来自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写于1845年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6]它在问世后的一个多世纪中，被政治革命者当作战斗的号角。第二句来自温和的万维网发明人——蒂姆·伯纳斯—李（Tim Berners-Lee）。[7]马克思和伯纳斯—李的政治事业和秉性几乎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甚至连胡须的款式都选了同一种。他们除了都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之外，两人的共性还在于其“做出改变还是仅停留于思考或研究”的观念与众不同。从这一点来看，未来远不是我们完全无法掌控的、象征性的存在，而是一种可以被设计和建造的事物。

伯纳斯·李说：“我们不是实验哲学家，而是哲学工程师。”[8]这是一种实践的、亲自动手去解剖生活的方式，相比于身着花呢制服的学者和穿着高领毛衣的哲学家，建造者和发明者显然对这种方式更加熟稔。它同样定义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心态。如今，最重要的革命没有在哲学系发生，甚至也没有发生在议会和城市广场上，而是在实验室、研究机构、科技公司和数据中心里默默上演，其中大部分都涉及数字技术领域的发展。然而这些非凡的进步是在一种警惕文化、孤立智识的氛围中发生的。除了少数例外，艺术和科学之间横亘着巨大的鸿沟。政治哲学和社会政策的课程很少出现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专业的课程表上。而且，如果你想向一名普通的人文科学学生请教电脑的运行原理，那么你很难得到一个像样的回答。

在科技公司内部，几乎没有工程师身负努力思考其工作的系统性后果的任务。他们中的大部分只需要解决某些分散的技术问题就可以交差了。即便投资者已经做好接受“好主意第一，利润第二”的心理准备，技术领域的创新仍是以谋利为根本驱动力的。我并不是在批评这种现象，只是想说：那种挣钱和让世界更美好总是一回事的说法是没有依据的。事实上，就像这本书里的许多例子所展示的，有充分的理由说明：在太多情况下，数字技术是按掌权者和特权者的立场设计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将需要更多的名副其实的“哲学工程师”。而且，让不是工程师的人们批判性地参与科技公司的工作，也会变得日益重要，不仅仅是因为科技公司臭名昭著的工作文化——缺乏多样性，硅谷高管中十个有九个是男性；[9]尽管计算机科学毕业生中有10%是非裔美国人，占了该行业整体劳动力的14%，但在硅谷从业者中，非裔美国人却只占了3%。[10]而且，许多科技界人士秉持着强烈的非主流政治观念。例如，在2013年，有超过44%的比特币持有者声称“支持消灭国家的自由论者或无政府主义资本家”。[11]

我想说的是，若我们把关乎政治的重要事务委派给恰巧在某一时刻被赋予发展数字技术使命的小公司，那就把太多事物置于风险之下了。无论你多么欣赏硅谷工程师，或者你认为绝大部分“科技老大哥”拥有晶体管一般的政治复杂性，我们都需要搭建一种智识上的框架，来帮助我们清晰且批判性地思考数字创新的政治后果。这本书希望使用政治学理论的思想和方法，来促成此种框架的形成。

政治学理论的承诺

以赛亚·柏林（Isaia Berlin）说，哲学的目标始终不变，它要“帮助人们理解自身，让他们在阳光下生活，而不是在黑暗中挣扎”。[12]这同样是我们的目标。政治理论旨在通过其所表达的概念来理解政治。[13]什么是权力？自由在何时、以何种依据是可被缩减的？民主需要每个人有平等能力去塑造政治进程吗？怎样分配社会资源才算是正当的？以上就是政治理论家尝试回答的问题。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有着悠久而丰富的历史。从古希腊学术界的柏拉图（Plato）和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到生活在动荡中的近代欧洲早期的霍布斯（Thomas Hobbes）、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再到20世纪政治思想巨擘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和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西方政治思想家试图澄清和批评周遭世界久矣，并追问其所以然，探寻其是否有或应有不同。

出于若干原因，政治学理论十分适合检视技术与政治之间的互动。首先，政治思想经典中所包含的智慧比人类文明还经久不衰。它烛照人类的未来困境，并帮助我们判断问题所在。我们最好不要愚蠢到去破坏那些已可为我们所用的思想宝藏，即便我们最终认为其中的某些思想需要升级或重启。同时，政治学理论还提供了思考世界的方法，以此来帮助我们将辩论升级到超越断言和偏见的高度。

在我看来，政治学理论最好的地方是，在处理有关政治的宏大主题和问题时，它提供一种“见森林”的全景式政治视角，而其他方法很可能导致“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或者困于枝杈的情状。在我们所讨论的案例中，政治学理论的运用是必要的，我们借此能够公正地处理各种命题。如果我们认为技术能够对人类处境发挥根本性作用，那么我们对这种作用的分析也应该是根本性的。这也是本书在所有政治学概念中，最关注四个最基本概念的原因：

力量：强者如何统治弱者

自由：什么被允许，什么被禁止

民主：人民如何统治

社会正义：我们对彼此负有何种责任

我认为，在瞬息万变的时代，回归最重要的原则，并在完全摆脱任何特定合法政权约束的情况下思考这些概念将大有裨益，这使我们有可能去想象一个比我们所继承的制度更卓越的制度。概念是我们“看待和感知现实的必然锁钥”。[14]当我与邻居谈论政治时，我不需要从开天辟地讲起，因为我晓得如果我说某个过程是“非民主的”，那么我无须解释什么是民主，为何民主是个好东西，对方就能完全了解我指的是什么，并能对我所传达的内涵心领神会。这是因为我们属于同样的语言社群，共享着同一套从历史和神话中提取出来的“共同概念群”，[15]相当便于我们的表达。

从另外一个层面来看，我们想要表达的政治思想有时会因我们词汇的匮乏而受到限制。有些事情看上去是无法言传的，或者干脆是无法想象的，那是因为常用概念库还没有发展出对它们的阐释。正如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所说：“我语言的有限性就是我世界的有限性。”[16]

这在政治上意味着，即使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未来，也可能找不到措辞来形容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总是把未来图景想象成我们所处世界的强化版。正如首次完成汽车量产的亨利·福特（Henry Ford）所言：“如果我询问人们，他们想要的是什么，他们会告诉我想要更快的马。”福特明白，想要让人们相信与其所接触的制度截然不同的制度何其困难。未能及时更新我们的语言只不过是让这种接受难上加难。

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

我第一次接触政治学理论是在读大学期间，在若干“第一流”教授的“关照”下，我深深地爱上了这门学科，从此便不可自拔［事后我承认，我大学中最成功的恋爱经历，很可能是与德国哲学家黑格尔（G. W. F. Hegel）之间充满激情但注定要失败的“爱情”］。

抛却激情，政治学理论这个学科却也时常困扰着我。政治学理论家似乎都为自己对政治学概念史的深度思考而自得，却几乎对自己的未来完全不感兴趣，尽管其中也有少数例外。我发现了一桩怪事：为何同样的学者在书写过去的时候对语境如此敏感，在讨论政治时却似乎觉得1950年的世界跟2050年没什么不同。而相当一部分绝顶聪明的政治学理论几乎没有任何实际用处，因其全然没有融入当下风起云涌的现实。当我思考“未来政治”这一命题时，我想到的是奥威尔（Orwell）、赫胥黎（Huxley）、威尔斯（Wells），但他们都是20世纪初的小说家，21世纪的政治学理论家竟没有一个跳到我眼前的！事实证明我并不孤独：2016年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当选美国总统，却把奥威尔的《1984》推上了畅销书榜单。但这个现象提示了一个问题：如果人类希望看懂2050年的世界，难道真要借助一本写于1949年的小说吗？

当我离开大学，初涉我所从事的政治事业时，一种窸窸窣窣的不安感——政治理论也许没有能力，或是不愿意去解释我们这代人命定的挑战——成为我更紧要的关切。如果技术的发展是如此之快，快到我们缺乏相应的智识机制去解读它们，我们要怎么办？如果我们轻率地创造出了一个连我们自己都搞不明白的未来，又该如何是好？那就更别提去控制它了。

我想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这也是我开始写作本书的原因。

技术的政治

在继续讨论之前，让我们先从一个简单的问题开始：数字技术和政治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作为整体的技术

新技术使以前不能做的事情可以做了，也让我们早就能做的事情变得更加简单了。[17]这就是新技术的社会意义。通常情况下，技术创造出的新机会在本质上是很少的。例如，一种新颖的研磨咖啡豆的方法，不可能导致国家的倾覆。但有时它们带来的结果也许是深远的。在工业革命期间，动力织布机、长筒袜和精纺机的发明就曾威胁要取代熟练的纺织工人的工作。一些被称为卢德派（Luddites）的工人发动了遍及英国乡村的猛烈攻击，他们在离开时摧毁了新机器。我们仍然使用“卢德派”一词来形容那些抵制具有破坏性的新技术到来的人。

从卢德派的例子中可以看出，创新的经济后果常常要求政治给予回应，而新技术也会引发道德上的挑战。譬如，就在几年前，虚拟现实系统这种此前只在科幻小说里见过的玩意竟成了真，就连使用虚拟人类性爱活动的平台来一场虚拟性爱也是有可能的。这就提出了一些有趣的问题：法律应该允许人们同被设计成真人样子的数字伴侣——比如某个明星，来一场虚拟性爱吗？是否需要知会当事人并征得其同意呢？人们很可能对这件事反应强烈：跟你闺蜜丈夫的化身来场虚拟性爱怎么样？如果法律允许这么做，似乎也不大妥当。但是你可能会辩解道，你所做的一切都只属于个人隐私的虚拟世界，不会伤害任何人，跟别人无关，更别提法律了。再举一个更极端些的例子：可以跟一个孩子的化身进行虚拟性爱吗？反正又没有孩子真的在创造这场经验的过程中受到伤害。

以上就是我们面临的“新问题”，在过去我们根本不必回答此类问题。你也许已经对它们形成了看法。你的观点也许与我不同。这正是问题的重点所在：它们天然就是政治问题，应该通过参考一些可接受的道德原则来仔细作答。正如一位著名作家所指出的那样，新技术可以引导我们反观自己的政治观念，就像我们最喜欢的餐厅的菜单上多了一道新菜一样，它挑战了我们对食物的品味。[18]

有些技术具有“内在的政治性”，它们的确需要“特殊种类的政治关系”，或者至少需要与它们高度兼容的政治。[19]兰登·温纳（Langdon Winner）在1980年的写作中，曾援引核电的例子：“如果你打算接受核电系统，你就必须同时接受一个强大的‘技术—科学—工业—军事精英’来管理和监督核电工厂和基础设施。”[20]

当然，也有些技术并非天然具有政治性，却因其所处的语境而被赋予了政治性。譬如在英国，持牌枪支通常被用于狩猎野生动物。枪支不是主流文化的一部分，大部分人也比较赞成严格管理枪支的意见。然而，在美国，携带武器的权利由宪法第二修正案所保护，因此，文化和规章的冲突就更强烈了。可见，同样的技术在不同的政治语境下产生了差别。

最后，一种在技术和政治之间更微妙的联系是，人类的发明总有办法让自己挤进人类的政治和智识生活。一个绝佳的例子就是机械钟。奥托·迈尔（Otto Mayr）解释说，一些古代文明把国家想象成人体，这个政治共同体中的人类成员组成了它的“手”或“脚”。[21]在文艺复兴晚期，身体的隐喻加入了诸如“国家之船”之类的其他说法。在哥白尼之后，君主被视为伟大的太阳，他的臣民围绕着他旋转。[22]从16世纪至18世纪，关于时钟的隐喻成为主流，那是以一种天才的巧置来指挥“史无前例的崇高”。[23]随后，思想家们开始从时钟装置的角度来看待政治。[24]和谐、节制和规律成为普遍的政治理想。[25]人们呼唤“永远保持警惕的政治家工程师”，期望他们能够“预测并解决所有潜在的麻烦”。这就是一种特定的技术与一套政治观念携手并进的例子，它们在17世纪伴随“非凡的钟表生产”和“威权主义秩序观念的显著繁荣”达到了巅峰。[26]

20世纪的政治想象也因技术而变得丰富多彩。就算在数字时代之前，所有强大的计算机器带来的前景也为一大批艺术和小说作品赋予了灵感。在作于1928年的小说《大机器停止》（The Machine Stops）中，福斯特（E. M. Foster）描述了一个人类从属于机器的世界——一个监视并控制人类生存方方面面的全球性技术体系。[27]

一些作家试图确定他们所认定的我们这个时代的意识形态。例如，叶夫根尼·莫罗佐夫（Evgeny Morozov）写下“谷歌主义”（“一种解放技术力量的乐观信念，伴随着在争取自由的全球战役中难以抗拒的赞助硅谷初创企业的冲动”）[28]、“网络乌托邦主义”（“天真地相信在线交流的解放本质，顽固地拒绝承认其负面因素的存在”）[29]和“解决主义”（“把所有复杂的形势重铸为定义清晰的问题，有明确的、可计算的解决方法，或是易于优化的、有正确的算法就能搞定的、透明且不言而喻的过程”）[30]。

在我看来，相关技术还是太稚嫩，还不足以让我们了解它们对政治思想所能产生的持久印记。毕竟，机械钟表的观念花了几百年才渗入欧洲的政治和精神生活。我们选择阐释当前时代技术的方式，以及它们是如何反过来塑造我们对世界的感知的，都是尚待解决的问题。

数字技术

以上是关于技术和政治的总体关系的论述。这是一本关于数字技术的书。数字技术又曾被称作信息与通信技术，或者ICTs。这种技术的出现并不是天然就带有政治性的，它们是超政治的。因为它们冲击了政治生活的两种最基本要素：通信和信息。

所有政治秩序都建立在协调、合作和控制的基础之上。缺乏三者中的任何一个，组织集体生活都是不可能的。而这三者无一能在缺少信息交换机制的前提下进行，无论是在普通人之间，还是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31]这也是语言之所以重要的原因。正如詹姆士·法尔（James Farr）所说，没有语言的政治不仅是“难以描述的”，甚至根本就是“天方夜谭”：

新兴国家无法宣布独立，游击队员、反战人士、法院判决的罪犯都听命于领导者。我们既不能谴责、辩护、承诺、争论、劝勉、要求、谈判、讨价还价、妥协、劝告、指示、盘问和建议，也不能认可。在没有以上行动的情况下想象政治，根本就不可能想象出面目可辨的政治来。[32]

尤瓦尔·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优雅地观察到了语言在人类早期政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极少量的声音和迹象就足以让我们的祖先创造出无限量的句子，每个句子都有不同的含义。这使祖先们能够就那些周遭发生的重要且复杂的事件进行交谈，还能谈论那些并非真实存在的神话和故事。如今，这些知识依然能维持社群的团结。[33]

写作可能已开始成为反映现实的一种方式，“但它最终成了重塑现实的有力手段”。[34]作于1086年的“末日之书”（The Domesday Book）就是由征服者威廉委托写作的，目的是了解人们财产的范围和价值，以便更有效地征税。这本书的内容是不可更改且不可上诉的。1179年，一位评论员对这个“严格且糟糕的最终解释”做了如下评论：

它的刑期不能被撤销，也不能因赦免而搁置。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称这本书为“审判之书”……因为它的判定就像《最后的审判》中的那些观点一样，是不可改变的。[35]

重要的是这本书中写的是什么。它基本从未被修正过。正如赫拉利所说：“跟税务机关、教育系统或其他复杂的官僚机构打过交道的人，都知道真相为何根本不重要。填在你的表格上的东西远比真相更重要。”[36]

但只有语言是远远不够的。先进的政治共同体还需要有能力处理大量信息——从贫困率到经济增长率、生育率、失业率和移民数。如果你想管理一个国家，你就必须先了解它。[37]18世纪寻求取代腐朽旧制度的革命者们对此深有体会。1789年法国大革命之后，革命者们就在规范化、合理化方面付出了艰苦的努力：统一度量衡、划定州省、颁布民法典。[38]在大西洋的另一边，美利坚合众国的国父们将每十年普查一次的需要（一种“列举”）供奉在宪法第一条。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相信，联邦政府理应成为“信息中心”，因为这将使其成为“了解迫在眉睫的危险的程度和紧迫性”的最佳场所。[39]

信息和政治之间的关联是基础性的，而且它在我们的词典中也留下了自己的痕迹。“统计学”这个词，源自18世纪的德语词“政治学”（Staatswissenschaft），也就是教授们向神圣罗马帝国的贵公子们讲授的“关于城邦的科学”。[40]确切地说，统计学的功能性定义，即“让先验的独立的事物结合在一起，从而将现实性和一致性赋予更大、更复杂的事物”[41]，与政治的目的基本一致，一个是数值的抽象，一个则基于人类的现实。最初，“分类”（classified）这个英文词汇有一个基本的含义：将信息的种类归于分类结构。在19世纪，当英国的国家力量壮大，其帝国规模扩大后，“分类”开始被赋予其他现代意涵：国家专属管辖权所掌握的信息。[42]就连“控制”（control）这个词，也在一定程度起源于信息，是从中世纪拉丁语的动词contrarotulare演化而来，意思是“参照卷轴”，“卷轴”指的是当时被用作官方记录的纸质卷轴。[43]

《经济与社会》（1922）是20世纪早期最重要的社会学专著，在这本书中，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将官僚制的“精密仪器”奉为到那时为止最先进的人类活动组织方式。[44]韦伯的观点在之后的一百年中得到了证实，这是一种系统组织信息的统一方案，承诺“精确、迅速、明晰、存档、连续性、酌处权……统一性”[*]，这种方案将会是最有效的政治控制体系。[45]1933年，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在担任美国总统时，没有将这个经验抛诸脑后。由他推行的著名的经济干预计划与其将联邦政府的行事方式转向统计学的行动相表里，尽管这种做法不是那么富有魅力，但它的确是迈出这一步的关键努力。1935年至1950年出现了“社会统计和现代经济学的三种基本工具”：抽样调查、国民经济核算和计算机运算。[46]如果汉密尔顿、韦伯和罗斯福活到今天，他们无疑会对我们产生的庞大数据量和我们用来处理这些数据的日益强大的系统兴趣盎然。

退后一步，现在提出一个为阅读整本书提供指导的暂定假设已成为可能：我们如何收集、存储、分析并交流信息，本质上就是如何组织它们——这与我们组织政治的方式密切相关。因此，当一个社会开发出新奇的信息技术和通信技术时，我们便可以预见，政治上的变革也将到来。

新技术会带来政治变革并不是一个巧合，譬如，第一个大规模的人类文明是与书写技术的发明同时出现的。最早的书面文件——公元前3500年苏美尔人率先在乌鲁克城（Uruk）使用的楔形文字片，就完全是行政性质的文件，这些文字片被用来记录税收、法律、合同、票据、债务和所有权以及政治生活的其他基本方面。正如詹姆斯·格雷克（James Gleick）的观察，这些文字片的意义不仅在于为商业和官僚机构提供了记录，而在于正是这些文字片的存在，才使商业和官僚机构的存在成为可能。[47]依仗字母表之力，其他古代文明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是当时最强大的收集、存储、分析和交流信息的方法。哈罗德·伊尼斯（Harold Innis）在《帝国与传播》（Empire and Communications，1950）中讨论了埃及和波斯的君主制，以及同时期的罗马帝国和城邦，认为它们“本质上都是书写的产物”。[48]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最古老的计算系统真正发展了起来，以便政府可以更好地掌握他们所收集的数据。赫尔曼·何乐礼（Herman Hollerith）最初被雇用去做1880年的美国人口普查，因为他开发了一种“打孔卡”和“制表机”系统来处理人口普查数据，并把这个系统出租给美国政府。何乐礼在自己这个早期发明的基础上，创建了“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它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是IBM。[49]

让我们把目光从过去拉向未来，我们需要追问的是：处于不断变化中的数字技术，也就是信息和通信技术，将如何影响我们的政治体系。

以上就是本书的核心问题。

我们都知道，技术的影响因地而异。例如，中国和韩国引入印刷术后，并没有发生古腾堡印刷术引入欧洲后引发的那种转变，而欧洲社会已经为接下来的宗教和政治变动做好了准备。[50]此类差异通常可以通过经济和政治上的情况来解释。谁拥有并控制特定的技术，公众对它的接受程度如何，它可能的用处是否被预先深思熟虑过，它是否会被引向某个特定目的，这些因素都将影响它的效用。

这意味着我们不应该过于心急地去设想，一项特定技术的发展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某种特定的社会效果。想想互联网：因为它的网络结构在本质上非常适合去中心化和非等级化的组织，许多人便自信地预测，线上生活将会与线下世界中的情况大不相同。这种想法显然被后来的事实打了脸。主要是由于互联网生来具有的商业和政治属性，它的发展路径逐渐受到大型企业和政治实体的引导与控制，而正是以上两者过滤和形塑了我们的线上体验。

此外，我们不能认为技术一定意味着进步。凯文·凯利（Kevin Kelly）在《技术想要什么》（What Technology Wants，2010）这本书中曾做出过一个令人难忘的论断：我们这个时代不是第一个放大了技术所承诺的好处的时代。发明炸药的阿尔弗雷德·诺贝尔（Alfred Nobel）相信他的炸药对战争产生的威慑作用能“超过一千个世界公约”。机关枪的发明者认为他的创造将“使战争不可能发生”。在19世纪90年代，那是电话发明的早期，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总工程师宣布：“总有一天，我们将建立一个世界电话系统……它能让地球上的所有人加入同一个兄弟会。”到了1912年，无线电的发明者古列尔莫·马可尼（Guglielmo Marconi）仍乐观地宣布：“无线时代的到来将使战争变得不可能，因它会让战争显得很荒谬。”1917年，奥维尔·赖特（Orville Wright）预测飞机将“使战争不可能”，同年，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宣布：“潜艇可能会导致战斗彻底停止，因为舰队将变得无用……战争将变得不可能。”正如凯利解释的那样，以上这些发明连同鱼雷、热气球、毒气、地雷、导弹和激光枪都被宣告为终结战争的发明。[51]结果没有一个发明完成了其所宣称的目的。

列宁形容共产主义是“苏维埃政权加上全国电气化”。[52]而托洛茨基（Trotsky）却看到了技术的进步并不一定能带来道德的进步，他写道，“虽然身处20世纪，却仍活在10世纪或13世纪”：

一亿人在使用电力的同时，还在相信神迹和驱魔术的神秘力量……无尽的黑暗、愚昧和野蛮仍在占领着他们的心灵！……一切本应从国家有机体中清除出去的糟粕……在如今这不受阻碍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喷薄而出。[53]

我们不能认为任何特定结果都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也不能假设我们自身的道德能力会随着各种各样的发明而自行发展。一切都还在博弈之中。

本书概述

尽管本书的主题比较“未来派”，但它还将以一种“老派”的结构组织起来。这意味着你得从开始读到结束（科技发烧友们可能巴不得赶紧翻完第一部分的内容）。

第一部分奠定了基础。它勾勒出对未来的展望，这个未来具有三个决定性特征。第一是功能日益强大的系统，就是在很多任务和活动中的表现跟人类差不多，甚至比人类还强的那些机器（第一章）。第二是日益综合的技术，它们总是包围着我们，嵌入自然的或是人为构建的环境之中（第二章）。第三是日益量化的社会，越来越多的人类活动（我们的行动、表达方式、动作和情感）都作为数据被捕捉和记录了下来，然后由数字系统进行分类、存储和处理（第三章）。我使用“数字生活世界”这个词来描述我们的未来，这是一个密集且丰富的系统，将强大的机器与大量的数据编织在一张复杂而精妙的网中。

第四章“像理论家一样思考”，概述了数字生活世界发起的政治和智识挑战，以及我们用来应对这些挑战的理论工具。

第二部分转向权力的未来。其中心论点是：某些技术将成为数字生活世界的强大力量（第五章）。其中一些技术将通过对人类施加某种武力发挥作用。让我们想象一辆拒绝压在黄线上的自动驾驶汽车，或者是只因其使用者要买的东西是制作炸弹的必备材料就拒绝下单的购物应用程序（第六章）。其他技术将会通过收集和存储我们的私密信息来规训我们，以此发挥它们的作用，甚至在我们使用它们之前就预测我们的行为（第七章）。最后一批技术，将通过控制我们的感知来发挥作用。这些平台将会过滤我们对更广阔世界的了解，设置政治议程，引导我们的思维，激发我们的情感，并在更大程度上调动我们的偏见，其作用超过过去任何媒体大亨。

这三种权力形式——武力、审查和知觉控制，与政治本身一样古老。其中的新东西就是数字技术将赋予它们远超人类历史上任何工具所能被赋予的力量。我认为，政治的主要后果，就是使那些掌握了技术力量的人控制其余人的能力更加强大。有两伙人将得利最多，即政权和大型科技公司。这就是第九章所关注的内容。

这种在权力本质上的变化将影响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本书的第三部分检视了自由的意义。一方面，新发明使我们能够以全新的方式行动和思考，产生令人兴奋的新的创造模式、新的自我表达和自我实现的方式。另一方面，我们也应预见政治当局执法能力的急剧提升，这将相应地导致我们摆脱政府控制的能力急剧下降。简言之，数字生活世界将成为执法系统的地盘，这个系统对其统治下的有缺陷且不完美的人们来说，也许是太过“有效率”了（第十章）。而且，最为我们所珍视的自由——包括思想、言论、旅行和结社的自由——将大规模地委托给私人科技公司，在这些地方工作的工程师和律师们会通过这些自由的实践情况来设计和运行此类系统。拿言论自由来说，我们将依靠社交媒体和通信平台设置的限制；就思想自由而言，我们需要依赖新闻真实性和搜索算法；就道德自主性来讲，我们则将依靠那些决定我们在它们运营的数字系统中“什么可做，什么不可做”的判断。这就是第十一章要讲的内容。

我认为，政治和科技精英们所掌握的力量的增长，将迫切要求公民追究这些精英的责任的力量同步增长。这就是本书第四部分的关注点，它涉及对民主之未来的考量。它提供了一系列民主可能被改变的方式，或好或坏，通过更多民众参与的直接民主、协商民主和“维基民主”，或者是通过包括大量机器参与的数据民主和人工智能民主（第十二、十三章）。

在本书的第五部分，我们转而关注社会正义的未来。在数字生活世界，我认为，算法将在重要的社会物品的分配上发挥关键作用，譬如就业、贷款、住房和保险（第十四章）。算法也将更多地用于分类、排名、打分，把我们按地位和声望划分到各个社会阶级中去（第十五章）。哪些人在明面上，哪些人始终在暗处？谁会更受欢迎，谁又被彻底遗忘？从社会角度来看，哪些人是重要的，哪些人还不如不存在？这些都是关于承认的重要问题。分配和承认都是社会正义的重要面向，而在此前，它们都是留给市场、国家和社会解决的问题。在数字生活世界，社会正义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操持相关算法的人的决定。

数字生活世界也将产生新型且奇特的不公正体系。想想新西兰的在线护照系统，它们拒绝了一名亚裔男子的护照照片，因为系统判断这名男子没睁开眼。[54]再想想因“只听过男人的声音”而不能识别女声的语音系统。[55]还有把黑人打上“人猿”标签，把集中营打上“运动”和“攀爬架”的线上自动标签系统。[56]以上都是鲜活的例子，而它们只是个开始。曾经，能羞辱或贬低我们的只有其他人，现在范围则扩大到了机器。这种变化对社会正义的影响是深远的（第十六章）。

有充分的理由推测，数字生活世界会在经济上造成严重的贫富差距，尤其是当数字系统开始更多地涉足此前只能由人类执行的任务时，可能导致大规模的“技术失业”（第十七章）。第十八章介绍了未来的经济可能只对一类精英阶级有利，那就是生产性技术的“拥有者”，而剩下的大多数则须努力挣扎着抢夺那块份额不断萎缩的蛋糕。我把这种现象称作“财富旋风”。我认为，想要扭转这种结果，我们也许需要重新审视“财产”概念本身。

本书所确认的主要危险在于：也许我们最初都没注意到，我们已逐渐进入自己几乎无法理解的数字系统，遑论控制它们了。反过来，这种情形将把我们置于一种祈求那些数字系统控制者发慈悲的境地。在第十九章，我提出两种避免这种命运的方法。第一种是“透明化”：对于那些有能力影响我们的核心自由、民主进程，或是解决社会正义问题的技术系统，确保其运作公开透明。第二种方法，我称之为“新三权分立”，即确保没有实体能稳妥掌握一种以上的武力、审查和感知控制方式，或者获得对以上任何一种能力的垄断。

本书以对“后数字生活世界”时段的简短探索作结，在那个时候，世界的变化如此巨大，以至政治这个概念本身都失去了意义（第二十章）。

在继续推进前再说几句。

不得不承认，本书的研究还不够深入。整个政治生活领域，连同西方政治传统之外的理念都还没有触及。一些问题需要被修剪和简化。以上是对我个人局限性的承认，也是为了读者着想：任何想要做到“综合”的努力都会导致把一本书写成《圣经》的体量。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希望其他人能做得更好。”[57]（我是认真的。）

我尽力不去充当一个教条主义者（这对一名律师来说确非易事）。我的目标是提供一个引导，而非提出一个宣言。其中的一些技术和理念可能是新鲜而陌生的，然而，我们的宗旨至少和人类这个物种一样古老：“对这个世界感到惊奇，又如在自家般自在。”[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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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段译文参考了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经济与社会》阎克文译本，原译文为“精确、迅速、明晰、档案知识、连续性、酌处权、统一性”；其中“档案知识”处原文为knowledge of the file，此处将其译为“存档”，因其是官僚制的代表性操作。——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