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走了大伯，我还得在家待两天。
我们家的老屋跟池塘边的垂柳一样，太老了。几年前墙体就开裂，父亲用铁丝将墙与房梁绑在一起，勉强撑着。其实这个屋子不大可能再住人了。我结婚时，重新建了一个两层小楼，平时也没人住。这个老屋的价值只剩下我们一家人的回忆，但它对父亲来说，情感尤其不一样。
父亲也是个苦命的人，他的亲生母亲也在他十八岁的时候就意外去世了。爷爷又娶了一个，又生了几个。在后妈“无微不至”的照料下，吃的还不如猪，住的还不如狗。一开始贴着爷爷家的房子搭了个草棚。后来有了些积蓄，就建了一个三间瓦房。
那一砖一瓦都是父亲的血汗，为一家人遮风挡雨几十年，实在不忍心眼睁睁看着它倒下。
但近期一场龙卷风，吹倒一棵大树，大树将老屋砸出好大一个窟窿。如果不管它，风吹雨淋，用不了多久，就得倒塌。
老屋周围早已被杂草覆盖，一幅彻底败落的样子。它不像被杂草围住，更像是从草里长出来的，曾经那个轧芦苇的石磙，像一个出土的文物，静静地躺在草丛中，你拨开杂草，就像翻开一段尘封的历史。
我们跟父亲说，这个屋子迟早是要倒的，已经没有修缮的价值。实在不行，就花点钱把墙砌起来，凑合弄弄。但父亲舍不得花钱，也觉得没有必要。这活他自己是完全可以干的。
一个七十多岁的人，总忘不掉他年轻时的身强体壮、心灵手巧，偏要爬上屋顶，砌墙盖瓦。
我也帮不了什么大忙。按照母亲的说法：你虽然是农村人，但农活干得很少，这些细活你也不会。
母亲这类话说了不是一次两次，我从来都不承认：农活我没少干，杂七杂八的事情就不一一说了，就拿种棉花这事来理论理论。
棉花是我们那里最主要的经济作物，一年的收成基本就指望它了。我大言不惭地说，虽然它的播种和收获的过程漫长、繁杂，但我对它都了解并且参与过的。
每年三、四月份开始，初春谷雨时节，天气还有些凉。春雷滚滚、万物复苏，农村人要是错过了播种的时节，是没有后悔药可以买的。
这个时候，一家人都会待在地里，不会让我一个人养尊处优。当然，一开始的时候，出于好奇心，我主动要求下地干活。
周末的早晨，一家人，带上几壶水，一罐炒米，几个小碗，扛着农具，赶集似的走向地头。
父亲先将一堆土和一些水搅和在一起，就像泥瓦匠和水泥一样。不过水的比例是很少的，就像以前做的土砖，把土弄软了，可以成形。
接下来，用一个很小的人力机械成形器。最上面是T型的手柄，两根铁柱通到下面，再与一个横条相连，横条下再接一根短柱，短柱上焊接一块小圆板，圆板中央有一个半球形的凸起装置，下面一个铁质圆筒，与上面的圆板形成活塞结构。将圆筒往土里按压，软土便填满了圆筒。然后用脚蹬一下横条，便做出了一个圆柱体状的土胚。土胚的一端被凸起的半球压出一个凹槽。这样的土胚，根据播种的面积，一次性做出几百上千个，依次排在一起。
我们把两粒棉花籽放进凹槽，轻轻按压，所有土胚被填入种子后，再铺上一层薄薄的细沙，最后用透明的塑料薄膜将土胚罩起来，保温保湿。
数天后，棉花秧苗从土胚上顶出来。下一个步骤，就是把它们种到地里去。
还是用那个成形器，在耕地上，保持一定的距离，依次挖出一个个圆柱体的坑。将长出秧苗的土胚放进土坑里，盖上一些泥土，再浇些水。
接下来，就是几个步骤重复操作：浇水、施肥、锄草，直到棉花枝桠长到一米高。这时候活就更多了，为了阻止它的继续疯涨，需要将过长的枝桠嫩头掐去，俗称“打头”，这样后期结出的棉桃数量会更多。
再往后，我认为最痛苦的工序开始了。棉桃长出来后，会引来大量的棉铃虫，它们直接钻进棉桃里吃食，很快就能将一颗棉桃吃空。这种虫子像蚕一样，又大又肥，每天凌晨大量进食，太阳一出来，就不知踪迹。
人们需要赶在太阳出来之前，人工去捉虫子。那时虽已是夏天，但早上的露水打在身上，还是有明显的凉意，尤其是跟棉花一般高的我，全身湿漉漉的。
后来，引进了美国转基因棉花种子，棉铃虫不吃，同时又有“矮壮素”的农药，最痛苦的打头和捉虫的工序就基本省去了。
我恐怕要纠正一下前面说的“最痛苦工序”，打头和捉虫的痛苦程度，可能要排在采摘工序的后面。
我们要在胸前系一个袋子，像做饭时系的围裙，前面有一个大口袋，像袋鼠妈妈胸前的那种。一个一个从裂开的棉桃里抽出棉花，放进大口袋里。
听起来好像也不算复杂，那是没有考虑到棉桃下面的枯叶，它会跟棉花沾在一起，需要手工将其全部撕掉。而在你穿行于棉花地的时候，那些枯叶还会掉进大口袋里，回去还要撕一次。
还有一些因为下雨无法开花的棉桃，需要一个一个手工拨出来，作为次等品卖出去。
夏天，有两样东西，作为我辛勤劳作的回报，值得一提。
第一个，炎热的夏天里，经常会有一个人，骑着一辆二八大杠，穿行在地间。自行车的后座有一个木箱，一路叫卖：“卖冰棍了，卖冰棍了，一毛钱两根……”
只要他来，我就不负此行。用不着死缠烂打，母亲都会主动叫住卖冰棍的，我们便一起跑过去。卖冰棍的打开箱子，再掀开厚厚的棉被，五颜六色的冰棍便呈现在眼前。这种冰棍制作也很简单，用糖水加一些人工色素，冻成型即可。我和在地里干活的哥哥姐姐，都能人手一根。
直到今天，我只吃老冰棍，一次批上三五十根。
第二个，那时的棉花没有收购商，需要自己拉到乡里的专营厂。父母将棉花翻晒后，按照品质的好坏，分别装进很大的麻袋。一大早，搬上板车，两人一前一后，一拉一推，步行几公里，运往专营厂。
我们在家焦急地等待着。傍晚的时候，每隔几分钟就出来远远望几眼，直到看到了父母的身影，嘴里仿佛立即泛起了甜味。
板车到跟前，父亲从麻袋里抽出几根长长的甘蔗，分给我们几个。母亲对着大哥说：“老大，你帮着弟弟妹妹把那个甘蔗结用刀削一下，他们咬不动。”
在那十多年里，我从未见过父母吃过甘蔗。
作为老小，我承认没有哥哥姐姐们干的农活多，但我能在几十年后如此详细地把它们描述出来，这活也是没少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