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和后现代的社会经济

我将本章描述的短暂社会经济史分为现代和后现代两个基本阶段。第一阶段是1890年-1950年，第二阶段是1950年至今（参见图5）。在这两个阶段，我还将讲述世界各地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交替盛行，但主要讲述对象是美国。

回到上文所述主线，现代社会经济学的特点是从相对孤立的区域社会向大规模的综合社会过渡。与之前不同的是，上述新兴社会强调科学、逻辑思维和理性分析，以上三方面均用于工业生产。劳动者在上述过渡的初始阶段仅被视作一种生产单位，一位劳动者在其专业范围内很容易被他人取代。可能更重要的是，经济产业化导致工作和个人生活的分离，这是农业经济中从未有过的现象。

William Anderson曾经指出，20世纪上半叶见证了“文化传统与习俗遭受的冲击、两次世界大战和割裂了现实社会构建的智能运动”。William Bergquist将上述要素体现于“庞大而复杂、将增长作为成功首要标准”的现代组织中。为此，Nevis引入了弗洛伊德的理论、荣格的集体意识理论和不断增强的工业化要素。

20世纪前30年经历了俄国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爵士乐时代和科学理性运动，但该时期本质上仍是保守的。终结了欧洲王朝和帝国时代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大英帝国日渐衰微，欧洲形成权力真空。当然，这个时期催生了欧洲的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日本的技术和军事扩张，以及美国的罗斯福新政，它们扭转了保守趋势，并一直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苏联和美国成为世界两极，两者之间的冷战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该时期涌现卡耐基和其他早期的促动理论大师，罗杰斯开创了以客户为中心的咨询理论，马斯洛创立了动机理论，波尔斯提出完形疗法，美国国家培训实验室（National Training Laboratories，简称NTL）和英国芬霍恩生态村建成。

后现代时期发生了影响教练学现状和未来发展的两次重要转变，分别是日益增长的全球化和日益复杂的社会。Reinhard Stelter指出：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Ulrich Beck曾说过，全球化是指我们很长时间以来一直生活在世界社会中，在这个意义上，封闭空间的概念已变得虚幻。任何国家或团体都不能与其他国家或团体割裂。最近爆发的金融危机明确证明了全球化对个人生活的影响。气候变化、迁移和媒体报道都是全球化渗透到每个工作场所和家庭的鲜活例证。Beck对部分后果进行了论述：全球化是指，从现在开始，我们星球上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不仅仅是有限的局部事件；所有发明、胜利和灾难都会影响整个世界，我们必须沿着“局部—整体”轴线重新调整和组织我们的生活和活动，以及我们的组织和机构。局部和整体相互关联。我们所面临的必须在教练学对话中解决的部分挑战必须从全球化视角进行剖析。我们可能不得不接受一个现实，那就是：我们对生活中日益减少的元素可进行局部控制。即使控制观念会被全球化对个体生活的影响贬低。基于上述简短的反思似乎会出现以下结果：尽管存在社会、经济、民族等差异，我们必须更加豁达，并试着共同生活！

Richard Stelter更深层次地剖析了第二次后现代转变，他认为：个体正面临社会领域的日益多样化，每个领域都有其自主的“发展逻辑”。不同的社会环境孕育了特定形式的组织和文化，其成员创造了各自的沟通方式，以适应当地文化；然而，社会总体上缺乏一种内在一致性。德国社会学家Luhmann指出，“系统趋于‘超复杂化’，对其自身复杂性给出大量意见和诠释”。顺着这一思路，几乎不可能实现统一且一致的特定社会背景认知。我们在“应对不同社会领域之间社会多样性和互动”方面面临的挑战日益加剧——每个人都讲自己的语言，同时又有不同的诠释。为成为不断变化的特定文化（例如组织中的特定文化）中的一员，个体必须有能力接受并适应。此外，员工们对工作情况有不同见解；丈夫和妻子会对他们的婚姻有不同的看法——只要它们彼此不相互矛盾，这些差异便无关紧要；然而，一旦他们企图说服对方接受自己的观点，分歧必然会加剧。

教练学的作用是帮助人们应对全球化和超复杂化的后果，并求同存异。因此“‘事实’的价值取决于背景和本地文化的社会认同，所以事实成为一个权力或社会协商问题”。

自上述两种重大转变发生之后，后现代时期出现的其他转变加速催生了教练学，而这次是从工业经济转变为服务型经济。最初，新经济中的工作者（尽管受教育程度高于其前辈）仍被视作车间工人。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作者开始反抗现行管理制度，坚决主张其个人贡献的特殊性应得到认可，坚决要求恢复其个人生活和工作之间的联系。此次重新整合得以完成，部分归功于他们的坚持，部分归功于工作性质的改变。

考虑到这一转变，Jeannine Sandstrom率先指出，“20世纪50年代，人造卫星，我们（美国）利用科学方法征服世界经济的方式——（相反），我们在全球化程度更高且更灵活的世界（需要针对人们的要求不断变化）中陷入了这种方法的局限性”。全球日益反对打着进步的旗号破坏环境，不断推进和平、公民权利、机会均等、妇女权利和多元文化共融。社会、经济和政治变革的迅猛程度远胜从前，这主要得益于大众媒体报道、通讯技术进步、全球移民的增加，以及世界经济的全球化。

变革步伐如此之快，以至于Bergquist在1993年写道：“我们（现在）定义任何事物都参照历史（后工业化、后资本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后冷战时代），却不知道它将走向何处。”这些尚不确定的变革包括物理学与哲学的范式转变（冲击着现行思想体系和合理原则本身），大众传媒的全球扩张，全球大规模生产中心的转变和全球市场的相应增长，制造经济向服务型经济的转变，消费必需品价格的下降（但在经济和情感方面的成本却远高于从前）——我们一度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社会联系。

后现代时期最初十几年间（约1950年-1965年），全球冷战日益升级，前欧洲帝国不断丧失殖民地，日本开始重建，B. F. Skinner、Martin Heidegger和马斯洛的著作开始广泛传播。他们提出的理论影响了会心团体的增长、人类潜能运动的兴起、垮掉一代的出现、管理学校的迅猛发展、种族歧视的废止，以及嬉皮士的诞生。总之，正是他们的学说诱导了美国反主流文化的诞生，进而迅速影响到远在伦敦、巴黎、柏林和罗马的学生。William Anderson曾写道：“20世纪60年代是后现代时期的真正开端……（其特点是）对既有文化的反抗……其中，Leary、Watts、Laing、Zen和Acid代表一个分支，它有时被称为‘运动’。”Ian Prosser将其描述为：“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整个嬉皮士理想主义文化和70年代的整体情况，一切都在进行……关于探索……一种探究正在进行，（它）在全球蔓延。”Jinny Ditzler发现，这个时期强调“个人蜕变与个人发展……人类处于安全境地，承认错误也不会产生危险”。

表1分类汇总了从现代到后现代时期的主要变革。

William Anderson指出：“难以确定何时发生了真正的文化革命的原因之一，便是社会非常善于吸收其‘逆反者’。破坏现行社会现实构建的事物最终会成为社会的组成部分。”当然，这个过程永无止境。因此，展望教练学未来的人们会在表1“后现代”栏目右侧新建一列，暂时留下空白。

人们还可在表1左侧添加若干列，列出导致20世纪出现现代主义的各种变革。如图6所示，自然科学（生物学、地质学）和物理科学（化学和物理学）在17和18世纪之间作为独立学科从哲学中分离出来。研究涵盖人类社会与个体各方面的社会科学（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语言学、人类学）在19世纪也从哲学中分离出来。Mannion认为，最近出现的社会科学开始积极运用科学方法研究社会、文化和人类思想的神秘运行。华盛顿州立大学网站做了如下描述：

社会科学史根植于18世纪重大事件，即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神学和演绎推理中得出的观点粉饰着当时的社会科学，直到19世纪，人们才从科学和经验角度努力去定义和研究社会。达尔文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利用更加实证主义（科学）的方法推动社会科学的发展。

新出现的“社会”学科尝试利用科学方法支撑其各种理论，而弗洛伊德“在他所生活的时代打破了哲学家与医生之间的界限，坚决认为推理可用于大胆探索激励人类行为的决定因素”。许多人现在质疑弗洛伊德有关“压抑性记忆”和“梦的重要性”的理论的有效性，甚至是合法性，但毋庸置疑的是，弗洛伊德将意识与潜意识研究公开化，并提出了移情、防御机制和抵抗等问题。

随后，现代企业管理学在19世纪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出现，并且在1900年之前一直强调劳动分工与使用机械来提高劳动力。19世纪末，英国形成福利官制度，随后开始出现人事管理。“这些专业的出现是对严酷工业条件，以及公民权延伸、工会影响、劳工运动和开明雇主运动（又称‘工业改良’，由贵格会教徒发起）所致压力的响应”。

随着工业革命所致组织复杂性的日益加剧，19世纪末开始出现咨询专业。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50年代期间，最早期的管理顾问以业务分包商形式出现。“外部顾问通过专业知识解决内部工作人员无法轻易解决的问题”。

在20世纪最初的几十年，技术进步与科学视角研究的热情一直延续，甚至涵盖了教练学的起源学科。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提出了物理学相对论，而内燃机的出现进一步推动了工业化进程。俄国革命终结了俄国漫长的帝国制度，同样第一次世界大战也开始在欧洲瓦解帝制；在美国，爵士乐时代娓娓而来。Philip Goldman将这一时期描述为“世界从机械模式到有机模式转变的开端。机械模式条件下，人们修理坏掉的物品，并以病理学为导向与他人交往……因此，整个（有机）时代思潮从20世纪年代早期便开始形成”。

匿名戒酒会是这种趋势的另一例证。匿名戒酒会成立于1935年，旨在支持各种贫富状态和社会地位的酗酒者进行持续戒酒。匿名戒酒会联合创始人Bill Wilson赞扬了牛津小组的“自省、承认性格缺陷、伤害救赎，以及与他人合作影响个人行为”等基本理念。匿名戒酒会在很大程度上发挥了导师作用，扮演了发起者或与新参加者合作的另一名戒酒者的角色。

20世纪40年代以前，各种组织运营时通常采用机械原理和官僚体系，包括权威服从、劳动分工、分层监督、形式化程序和规则，完全以劳动力的非人格性为基础。经营研究（又称“管理学”）诞生于20世纪40年代，利用科学方法解决管理问题。与此同时，成人教育和集体治疗领域逐渐意识到帮助团体和团体领导者关注领导过程的重要性。群体动力学在20世纪40年代有所发展，该学科鼓励个人参与决策，并开始注意到工作小组对绩效的影响。

组织发展（OD）是对科学管理的另一种响应，在“劳动力廉价、未受教育且能够轻松执行小任务”的情况下更具优势。Nevis指出：“我认为组织发展领域的历史可追溯到1930年-1999年，但令人非常沮丧的是，更年轻一代竟认为所有历史都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所以我想告诉他们，大多数主体思想都诞生于20世纪30和40年代。”该学科早期对团体和个人成长的关注主导着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的研究方法，而Kurt Lewin所创立的NTL正是这种关于个人和团体新观念的主要倡导者。

20世纪60年代出现人类潜能运动，同时代的重大事件还包括基于反越战活动的嬉皮士运动和全球反主流文化。许多学生将世界问题归咎于“制度”，认为它是导致法国1968年“五月风暴”的原因；而在美国，支持公民权利的法律在抗议声中通过，这是美国插手东南亚事务的结果。这是反主流文化的十年，以迪伦、甲壳虫乐队、滚石乐队和亨德里克斯为代表的现代音乐应运而生，东西方日益关注精神传统与替代医学。这种心态的转变点燃了人们对伊莎兰研究所、EST训练（Erthard Seminar Training）、生命源泉（Lifespring）甚至是自助和团体支持（例如减肥中心）的兴趣。最后，美国的首次登月为这个“大同时代”画上一个句点。

20世纪70年代，世界各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中女性人数显著增加，全球激进组织恐怖主义活动日益频繁，但Skiffington和Zeus指出，“政治动荡的时代终结之后，人们日渐意识到激进的政治并未解决个人或现存问题”。因此，20世纪70年代出现以个体解决方案为中心的方法，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管理式医疗系统失败（无法满足不需要长期治疗的患者的需求）的回应。这种方法融入个人成长运动，强调个人责任与选择，受到“希望把焦点从问题转移到寻找解决办法的人们”的追捧。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毒品文化印证了弗洛伊德和赫胥黎早期关于“迷乱心智的药物”的实验。超个体心理学研究者Patrick Williams强调“人的整体整合，包括智力、情感、身体和精神本性”。人本心理学与超个人心理学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包含“人的精神或更高本性”。他进一步指出，“……它深入研究秘传方法自然引起的，以及麦角酰二乙胺（LSD）和其他致幻剂所导致的意识状态变化，作为探索超个人领域的一种途径”。

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模糊性、悖论与不连续性的年代，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90年代中期。社会、经济和文化变革更加频繁，并具有前所未有的发展速度。随着“柏林墙”的倒塌，20世纪60年代的“伟大社会”法律基本土崩瓦解，日本和欧洲的工业力量得到加强。跨国公司将生产转移到新兴经济体，财富和生产逐渐流入这些国家。

随后，全世界于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进步：个人电脑和互联网的广泛应用，以及电脑软件的爆炸式增长。这些进步连同苏联的解体和第一个真正意义上全球经济体的诞生为教练学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接下来的四个章节将会探讨上述社会经济变革影响教练学的起源学科（哲学、心理学、商业、体育和成人教育）演变的方式，以及每种学科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对这个新兴领域所做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