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导读：《春之死》何许书也？

我第一次阅读梅尔赛·罗多雷达的小说是在2019年，那时，为了准备约瑟·普拉的《灰色笔记》的分享活动，我读了多部加泰罗尼亚语文学作品的汉译本，其中就包括罗多雷达的短篇小说集《沉吟》，深深地被这位作家细腻又犀利的笔锋震撼，不过印象更深的还是书中收录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文章《梅尔赛·罗多雷达何许人也》。的确如此，虽然西班牙的西班牙语文学与加泰罗尼亚语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对于我们这些西班牙语文学的研究者来说，加泰罗尼亚作家依然十分陌生，所以我当时也有“梅尔赛·罗多雷达何许人也”之类的困惑，只是在读过《沉吟》后，才对她有了一定的了解，一番查阅后，才知道她的名作《钻石广场》和《茶花大街》也早已有了中译本。

如今，差不多五年过去了，不仅《钻石广场》在2023年推出了新译本，由我的同行、友人魏然老师撰写专文导读，《沉吟》以《未始之初》为题再版，小说《碎镜》有了中译本，就连大家手中的这本蒙尘明珠般的经典之作《春之死》也在我国出版，似乎梅尔赛·罗多雷达应当已经成为中国读者耳熟能详的作家。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多年之后的今天，那个疑问依然萦绕在绝大多数中国读者心头：梅尔赛·罗多雷达何许人也？这既是一种遗憾，也是值得庆贺的事情。说遗憾，是因为还有那么多读者没有接触过罗多雷达震撼人心的文字；说值得庆贺，是因为开始享受这些文字的机会依然在等待着这些读者。就在今年（2024年），我出版了《不止魔幻：拉美文学第一课》一书，书名既道出了拉美文学的特点（当然了，罗多雷达是西班牙作家，其作品并不属于拉美文学），实际上也部分反映了我本人的阅读偏好：比起魔幻或幻想文学，我似乎更喜欢现实性强的作品。可是在读过《春之死》后，我发现这样的想法很片面，因为同《沉吟》或《钻石广场》等书相比，《春之死》显然更朦胧、更深邃，幻想和象征的色彩更浓，可我却独独喜欢这一本，我甚至觉得它是我在今年读过的最好的小说之一。我因而想到，也许不了解罗多雷达的读者也完全可以把《春之死》作为进入她的文学世界的入口。

但我们还是要先来解决“梅尔赛·罗多雷达何许人也”的问题，因为尽管幻想性很强，但《春之死》依然与作者的人生经历有着密切的联系。1908年10月10日出生于巴塞罗那的梅尔赛·罗多雷达被认为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加泰罗尼亚语作家，她的作品包括诗歌、戏剧、长短篇小说，其中有些作品已经被翻译成四十余种语言。罗多雷达是家中的独女，其父母均钟爱文学（尤其是戏剧）和音乐。另一件为罗多雷达文学素养的形成奠定基础的事件是，她的外公佩雷·古尔吉于1910年在自家花园中为他的好友、加泰罗尼亚语诗人哈辛托·维尔达格尔（Jacinto Verdaguer）竖起一座纪念碑，还将这位诗人的代表作刻在了上面。罗多雷达自此将这位诗人视作自己的“导师”，从他的作品中，她学会了热爱加泰罗尼亚的土地和语言以及鲜花和自然，这些元素也都体现在她本人的文学创作中。

1921年，由于外公辞世，舅舅胡安·古尔吉前来主持家务，罗多雷达早已在频繁的书信往来中将这位舅舅理想化了，如今更是为他的风度所折服。1928年10月10日，罗多雷达在20岁生日的当天，同这位比自己大14岁的舅舅结了婚，但两人的婚姻生活并不幸福。一年后，罗多雷达唯一的儿子乔迪·古尔吉出生，由于后来长时间的分离，她和儿子的关系始终不佳。这种压抑的生活氛围，以及奇特的家庭和婚姻关系实际上也体现在《春之死》中。

1931年，在教育学家、语言学家德尔芬·达尔马乌的指导下，罗多雷达的文学才华开始显现。1932年，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我是个诚实的女人吗？》出版，并在次年获霍安·克雷赛斯文学奖。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罗多雷达一边从事记者工作，一边继续自己的文学创作。1937年对于罗多雷达的人生来说是个重要的年份，在这一年，她至今仍未引进中国大陆的小说《阿罗玛》（Aloma）再次获得霍安·克雷赛斯文学奖，她与丈夫离了婚，而西班牙内战也在不久之前爆发了。西班牙内战导致罗多雷达的人生走向发生了巨大变化。1939年1月23日，罗多雷达流亡法国。她本以为流亡生涯不会持续太久，还因此将独子留给母亲照料。而罗多雷达流亡海外，正是出于母亲的建议，因为她担心罗多雷达为左翼媒体工作的背景会招来佛朗哥集团的报复。1940年，为了躲避纳粹，罗多雷达和其他许多流亡法国的西班牙知识分子一起逃离巴黎，历经艰辛跋涉，最终抵达利摩日。1943年年底，她又搬去了波尔多，同曾一起流亡的情人阿曼德·奥利奥尔斯一起生活。战后，两人在1946年搬回了巴黎。1951年，阿曼德开始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担任译员，于是两人又在1953年搬到日内瓦生活。从1958年起，在未和罗多雷达分手的情况下，阿曼德开始与另一个女人保持情人关系，并一直维持到1971年他去世。

20世纪60年代初，在远离故土二十余年后，罗多雷达在日内瓦开始创作如《钻石广场》《春之死》等数部重要的长篇小说。1971年，阿曼德离世，他有另一位情人的事实也最终被罗多雷达获悉，她深感孤独，最终于1972年回到西班牙生活，此时离她开始流亡已经过去了三十三年。1983年，罗多雷达患癌症去世，享年74岁。在她去世三年后，《春之死》才在西班牙出版，最初并未引起广泛关注，却在近年声名大噪，被认为是罗多雷达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爱情、孤独、焦虑、恐惧、死亡……罗多雷达人生中的这些关键词几乎全部在《春之死》中有所体现，它也被认为是罗多雷达最具悲剧性的作品。故事的叙述者是一个青年人，在故事开始时是14岁，后来随着情节推移长大成人。他生活在一个我们不知晓名字的残酷村庄中，这座村庄似乎与世隔绝，附近有座山，山上住着位神秘的老爷，似乎是村子的主导者，可后来也难逃残酷的传统与宿命；这里还有条河，村里人会通过抽签的方式选择某个男人独自跳进河里，从村子底下游到河的另一侧，被抽中的人即使没死在河里，也会受伤毁容。村子里最古怪的传统当属“树葬”，村里人从出生开始就会在亡者森林中拥有一棵属于自己的长眠之树，将死之人在未完全死透之时就会被村民从口中灌满水泥，塞进树里等死。每次树葬后，村子里还会进行神秘的庆祝活动，只不过我们不了解活动的详细情况，因为作为叙事人的主人公还是无法参加类似活动的小孩子，他们在活动期间会被家长锁起来。而在山的另一侧还存在着一些所谓黑影，它们“随时可能袭击村子”……

整个故事就在这种诡异而压抑的氛围中展开，一切都显得混乱而零碎，我们无法在书中为这些谜团找到合理的解释，因此有评论家认为，正确阅读《春之死》的方式不是纠结于情节发展，而是感受它的氛围与气息。

有研究者认为，书中村庄的运转模式是对佛朗哥政权的隐喻，并由此认定《春之死》是罗多雷达作品中政治性最强的一部。这种看法自然有一定道理。正如我们在上文中指出的那样，西班牙内战及之后长达三十六年的佛朗哥独裁统治对罗多雷达的人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内战不仅让罗多雷达感受到了焦虑、彷徨和恐惧，更实实在在地迫使她走上了漫长的流亡之路，但是她并没有亲身体会过佛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的社会氛围，而多是在远距离观察，再借由想象对那种压抑和绝望的环境进行夸张，继而将之呈现在《春之死》中。可以说，这部作品创作于佛朗哥统治在西班牙稳固下来的20世纪60年代绝非偶然。可如果我们简单地认定《春之死》是对彼时西班牙社会的隐喻，那就只是狭隘地理解了此书的艺术价值，同时也无法解释为何此书会在西班牙步入民主发展阶段二十余年后的新世纪才慢慢获得阅读界和评论界的认可。实际上，书中对村子的描写更应被理解为对人类社会中权力与社会体系运转机制的关系的描摹。前述种种村子里奇怪的习俗竟然被一代又一代村民接受并传承，绝大部分人不问缘由地盲目遵从，即是极好的例子。

与此同时，《春之死》又拥有许多可以深挖的平行主题，如罗多雷达一直关注的女性主题。书中的村子里还有一个奇怪的习俗：孕妇都要被蒙上眼睛，“因为如果她们盯着其他男人看，肚里的孩子也会偷看，然后他们就会长得像那些男人”，而且在村里的男人看来，“女人见一个爱一个，而且怀孕时间越长，坠入爱河的速度就越快。女人会坠入爱河，加上肚里的孩子会偷看，于是不该发生的事就发生了”。这些描写不禁让人赞叹罗多雷达的敏锐，她在数十年前就犀利地观察到了女性在男性社会中遭受到的种种不公待遇，并巧妙地利用自己的作品将之呈现了出来。而与此同时，这种有些畸形的爱情观、家庭观也体现在主人公身上，他目睹父亲的死亡（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甚至无法确定在树葬中死去的是不是他的亲生父亲，因为他的父亲也有可能是村子里的铁匠，也就是另一个疑似村子主导者的角色），又与成为遗孀的继母结合，还生了孩子，这些内容又与罗多雷达自己的生活及情感经历密切相关，这一点我们在之前已经有所提及了。

村子里几乎所有的居民都如行尸走肉般生活，仿佛没有自己的思想，时常会让我们想起加缪笔下的“局外人”，即便是看似与其他村民有所不同的主人公，也并未对自己同继母的关系流露出任何合理的情感（如内疚或自责）。不过，也许他们真的是些“行尸走肉”，是仍在喘息的亡人，毕竟《春之死》是部大量运用象征手法写成的作品，正如不少学者认为书中时常出现的蜜蜂象征死亡一样，也许整个村庄就象征着充满死亡气息的地狱。谈及此处，我们不得不试着对此书做一题解：这部小说的原版加泰罗尼亚语书名为La mort i la primavera，西班牙语版采用直译的方式译为La muerte y la primavera，即“死亡与春天”，“死亡”和“春天”是并列的关系，这不禁让我们想到了古希腊传说中著名的珀耳塞福涅的故事，阿根廷当代著名作家玛丽安娜·恩里克斯为阿根廷版《春之死》撰写的前言中也提到了这一点：代表谷种的女神珀耳塞福涅是宙斯和农业之神德墨忒尔的女儿，她从小和母亲一起生活。一天，珀耳塞福涅和宁芙仙女们外出采花，为了采摘一朵美丽的水仙花，珀耳塞福涅在不知不觉中远离了朋友们，就在此时，大地开裂，乘坐四匹黑马拉着的战车的冥王哈迪斯出现，把珀耳塞福涅掳去了冥界。焦急的德墨忒尔四处寻找女儿，太阳神赫利俄斯将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德墨忒尔，于是她找到宙斯，要求哈迪斯把珀耳塞福涅送回自己身边，否则她就会让大地颗粒无收。害怕万物荒芜的宙斯派遣赫尔墨斯去说服哈迪斯送还珀耳塞福涅，可彼时珀耳塞福涅已经在冥界吃下了四颗石榴籽，而食用过冥府食物的人是无法回归大地的，珀耳塞福涅因而无奈成为冥后，但为了平息德墨忒尔的怒火，她可以在春天回到地面上与母亲相见。在这个神话中，珀耳塞福涅既是谷种女神，又是冥后，既代表春天，又代表死亡。据说，当她身处冥界，就象征种子沉睡于黑暗的泥土之中，而当她在春天回到地面上时，则象征种子开始苏醒萌芽，也便象征着希望。

罗多雷达自然非常熟悉珀耳塞福涅的神话，我们由此可以推测罗多雷达在当年可能为《春之死》设计的两大主题：死亡与希望。可是纵观全书，我们会发现书中的死亡完全压倒了希望。书里，与其他村民不同、似乎并非“行尸走肉”的角色寥寥无几：主人公、铁匠之子、牢笼中的犯人……他们隐约具有某种缥缈的反抗精神，似乎想要改变村子的陈规旧俗，但要么毫无行动，要么畏首畏尾，要么行之无效。究其原因，大概这是本“未完成”的作品。创作这部小说的60年代和作者去世的80年代相隔约二十年，然而《春之死》并未在罗多雷达在世时出版，因为她并未按照自己的设计将此书写完，这可能是因为在她创作本书的过程中，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也可能因为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她已不想再陷入压抑绝望的心态，所以“死亡与春天”才成了“春之死”，似乎只见死亡不见希望。不过，正如此书的西班牙语版译者爱德华多·霍尔达（Eduardo Jordá）所指出的那样，罗多雷达虽未按自己的设计写完《春之死》，但这并不意味着此书内容不够完整，只意味着某些人物或情节原本可以继续发展罢了，例如黑影的故事。这种情况有点像罗贝托·波拉尼奥的《科幻精神》，作者本打算让书里追求文学梦的两位主人公投身游击队，死在战场上，可真正落笔时却并未将这一结局写出，只写了他们和一群同样青春激昂的同伴在墨西哥城自由生活、放纵追逐梦想的故事。与《春之死》一样，《科幻精神》也是作者去世后出版的作品，它如今成了一部展现青春、激情、梦想的佳作。而《春之死》也一样，虽未将绝望扭转为希望，可也许正因为这样，才没有流于俗套，才原原本本地将彼时西班牙、欧洲或亘古以来人类社会的诡谲恐怖的氛围展现给了我们，让我们在读完全书后有冷汗直冒的惊悚感、震撼感。

去年，我翻译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遗作《我们八月见》。在保密了几个月后，这本书在今年3月6日作家诞辰之日与读者见面了。在作者之子为这本书写的前言中，我们了解到加西亚·马尔克斯在世时说过那本书不行，要把它毁掉。无独有偶，罗多雷达在世时也曾在提及《春之死》时表示：“我确信没人会喜欢这本书。”优秀的作家总是严苛的，有时或许严苛得有些过分。如今，作为读者的我们只需平静地想一想，就会发现，如果没有《我们八月见》，我们就无法更好地理解如《苦妓回忆录》等加西亚·马尔克斯晚年的作品，也无法深入地了解他在人生最后阶段对衰老、女性等问题的思考。同样地，如果没有《春之死》，我们也就不会发现罗多雷达的文字中竟然还有如此暴风骤雨般的冲击力、如此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也就无法完整地感受罗多雷达作品的艺术美，毕竟按照玛丽安娜·恩里克斯的说法，《春之死》“是杰作，是阴暗的星辰，是难以隐藏的伤疤”。

无论是《科幻精神》《我们八月见》，还是《春之死》，作为读者的我们能够读到这些遗作，总归是幸运的。

侯健

2024年10月5日 于西安，

离罗多雷达诞辰116周年还差5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