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这几天读秦国商鞅变法的资料，在一堆旧书当中，竟读到了一则十分有趣的史料，史料的记录出自明代文学家余邵鱼撰写的《周朝秘史》（列国志传），写到秦国时，有那么一则记录：
鞅走至函关，天色将昏，扮为商旅投宿，店主求照身之帖验之。
鞅曰：“吾无照身帖。”
店主曰：“吾邦商君之法，不许收留无帖之徒，如有受者，与无帖之人同斩，决不敢留！”
商鞅叹曰：“吾设此法，而今已及自身，所谓立法自毙耳！”
又投它家，皆要验帖，俱备不收，直叩关门，关吏曰：“商君设法，黄昏闭关，鸡鸣放关，今已至二更，决不放关。”
勒复走回，正遇公子虔，即活捉囚之，宿于馆驿……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商鞅逃走时，因为住宿没有“照身帖”最终被抓，这个店家所说的“照身帖”是一种打磨光滑的竹板制成，上面刻有持有人的头像及籍贯信息。类似我们今天的二代身份证，这么一说，你可能有些惊讶，难道身份证的发明者是秦国的商鞅，从商鞅到现在两千多年了，我们的古人有这么聪明么？
首先，史料的记录那是真真切切存在的，身份证的发明者就是商鞅。
战国末期，秦国积贫积弱，秦孝公用商鞅变法，为了控制民众，商鞅发明了“照身帖”，并规定：“民众出行须携此帖，否则关口不放行，旅店不留宿，违者严惩。”
商鞅最终也死在了自己这个规定上，秦孝公死后，秦惠文王继位，商鞅在变法时，因变法不能上行下效，曾用墨刑处罚太子的师傅，如今太子继承大位，想起昔日的种种，内心或多或少不高兴，加上此时商鞅威望极高，家家户户都知道商君之法，这让秦惠文王很是担忧。
这时，公子虔等人诬告商鞅“欲反”，秦惠文王令捕，鞅逃亡。最终因没有身份证，被抓了回来。
02
商鞅人虽死了，但“身份证”却得以延续了，只是持证人的身份略微有些变化，随着大一统时代的到来，“身份证”就仅限于官员阶层使用了，而且这个特殊的物件往往还伴随着身份、地位、财富，以及权力等等。
最先开始的是隋唐，其官员在执行公务或者出入皇宫时，都需要一种“鱼符”来验明身份。
这种“鱼符”就是隋唐时期的身份证了，发明者是唐高祖李渊，意外吧？这个鱼形符契的“鱼符”一般长约6、宽约2厘米。分左、右两半，中间有“同”字形榫卯可相契合，鱼符一分为二，左符放在皇帝处，右符由官员本人随身携带，上面刻有官员姓名、任职衙门及官居品级等。
据《新唐书·车服志》载，大唐初年，“鱼符”以不同的材质制成；凡亲王和三品以上官员所用“鱼符”以黄金铸制的，以显示其品位身份之高；五品以上四品以下官员的“鱼符”为银质；六品以下官员的“鱼符”则为铜质。所以，它也是当时官员身份高低的象征，有“附身鱼符者，以明贵贱，应召命”之说。
到了武则天时，“鱼符”的叫法稍微有些变化，武则天谋取了李氏江山后，改唐为周，改元天授。武后称圣神皇帝，以唐睿宗为皇嗣，赐姓武氏，以皇太子为皇孙。立武氏七庙于神都，追尊周文王曰：始祖文皇帝。立武承嗣为魏王，武三思为梁王，其余武氏多人为王及长公主。
因担心“鲤”与“李”同音，怕人们看到鲤鱼会想起“李”氏江山，干脆改内外官所佩“鱼符”为“龟符”。
至此，鱼袋为龟袋。并规定三品以上龟袋用金饰，四品用银饰，五品用铜饰。“龟符”的使用，相比“鱼符”在历史存在时间不长，武则天一死就被废除了，唐中宗后又开始了“鱼符”使用，但大唐因“龟符”诞生了一个新的说法叫“金龟婿”。
据说这个美称来自大唐诗人李商隐的成名作《为有》一诗：
为有云屏无限娇，凤城寒尽怕春宵。
无端嫁得金龟婿，辜负香衾事早朝。
诗人李商隐写的是一贵族女子在冬去春来之时，埋怨身居高官的丈夫因为要赴早朝而辜负了美好时光的私事，却不想李商隐太过出名，诗写得太好，“金龟婿”就此广为流传了。
唐代以后，“鱼符”被逐渐废除，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腰牌”。这种“腰牌”是官吏系在腰间证明其身份，常用作出入宫廷备查的通行证，其质地、款式、规格、铭文等宋代以后虽各有不同，但其“通行证”“身份证”作用却是相同的。
根据史料记载，“腰牌”是从宋代开始使用的。赵宋王朝规定：亲王和三品以上官员配金腰牌，不同身份等级的人要佩戴不同材质、形状、图案的腰牌。上面刻有持牌人的姓名、职务、履历以及所在的衙门，和现在二代身份证很相像了。
明朝的开国皇帝是朱元璋，来自底层，对于各种繁琐的程序上，以及实用上，对宋代的“腰牌”进行了修改，上下都用“牙牌”。而这“牙牌”就是用象牙、兽骨、木材、金属等制成的版片，和宋代的除了材质上不一样外，其他布置差不多，上面刻有持牌人的姓名、职务、履历以及所在的衙门等等，其详细程度不亚于今天的“二代身份证”了。
明代史学家陆容撰写的《菽园杂记》就专门记录了明代“牙牌”的作用。
“凡在内府出入者，无论贵贱皆悬牌，以避嫌疑。”
从这简短的几句话里可以看出，在“牙牌”地使用上，明代和隋唐、宋元还是略有区别的，不再局限于在朝官员，有向中下层阶层发展的趋势，这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进步。
清取代明后，“身份证”并没有多大的变化，唯一不同的是，使用牙牌少了，腰牌变多了，其腰牌和宋元时又要精细得多了，随身携带的腰牌，除了记录了你姓名、年龄、单位、职业、官衔等外，还增加了一向特别功能，一些高级的腰牌上面居然还标记持牌人的面部特征，如此一来，即便是你的腰牌被丢了，有坏人捡到了，也无法冒用，其“防伪手段”堪称一绝了。
03
单看《大秦帝国》你会发现，商鞅和诸葛亮一样无所不能。在秦国内搞户籍、军功爵位、土地制度、行政区划、税收、度量衡以及民风民俗方面的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且作为统帅，商鞅曾率领秦国大军和魏国作战。
作为战国七雄中一员，前期的魏国一直是强国的存在。
尤其是通过吴起兵法后，给魏国锻造了“魏武卒”，这是一支从精英中挑选的精英，一旦被选中，各种福利待遇都跟上，严格意义上来说是职业军人，这一点《荀子·议兵》中解释的很直观：“魏之武卒，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矢五十，置戈其上，冠胄带剑，赢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
魏国靠着这支精锐部队，一路攻秦，败齐，破赵，灭中山国，成为战国七雄中最强悍的存在，并且和秦国交战之中，一直取得了绝对性的胜利，一度占领了黄河以西大片土地。
商鞅变法后和魏国进行了一场大决战，这一战的结果我们都知道秦国取得了胜利，但秦国灭的并不是魏国的主力军，所以单从这一战不能说明商鞅具有很强的军事统帅能力。
这一点，从商鞅最后的结局就可以得到了证明，秦孝公死后，商鞅的位置就颇为尴尬了，他的变法固然强大了秦国，却也得罪了秦国的权贵，尤其是公子虔等贵族势力强烈不满，秦惠文王继位后，公子虔等贵族势力开始罗织罪名，诬陷商鞅谋反。
商鞅人品没有影视剧里那么伟岸，秦惠王下令追捕商鞅，得到消息的商鞅选择了逃跑，他逃亡至边关，因他规定的律法，没有凭证的客人不能留宿，导致他没地方躲避，企图逃亡老东家魏国。
此时魏国可谓是对他恨之入骨，根本不让他入境，没办法的商鞅，还想逃往其他国家，但此时秦国已经强大，其他国家根本不敢收留，走投无路的商鞅只能潜回了自己的封邑，发动了封地的邑兵向北攻打郑国（今陕西省华县）以求生路，秦惠文王派兵攻打，结果是商鞅战败并死在了郑国黾池。
这么一比较，可以看得出，商鞅军事能力肯定是有的，但也没有达到封神的地步。
04
秦国统一六国变成秦朝后，其历史总不忍多看，理由自然是秦朝仅仅存活了15年就灭亡了，试问这个从秦穆公开始到秦孝公利用商鞅变法图强，这中间差不多用了三百年的时间，这期间包含着秦穆公的努力，秦康公、秦共公、秦桓公、秦景公、秦献公的隐忍，秦孝公的孤注一掷才有了秦国一点一点的变强。
这些君主在秦国的历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的统治时期见证了秦国从一个较小的西戎小国逐渐崛起，到秦惠文王（秦国第一个称王的人）时，秦国才有了一统天下的底蕴。
此后秦武王，秦昭襄王、秦孝文王、秦庄襄王、秦始皇，五代君王的共同努力，才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秦朝。
这段历史从公元前770年，秦襄公护卫周王室有功，被正式封为诸侯国赐封岐山以西之地，秦国成为周朝的诸侯国开始到秦始皇灭魏国、赵国、楚国、韩国、燕国、齐国（公元前221年）结束，秦国上下为了统一大业努力了563年，这个数字放在历史的长河里没多少震撼力，可放在中国的古代历史当中，秦人的奋斗史竟然占了十分之一，这就不能不震撼了。
抛开了秦二世这个昏君外，在563年的奋斗史上，秦国没有一个昏君，可以说这是相当罕见的，努力到如此程度的秦国先人，其建立的大一统王朝秦朝，仅仅存活了15年就迅速灭亡了，其中的意难平难以言喻。
05
秦朝的人物当中，最让人意难平的是谁，太子扶苏，丞相李斯，武将蒙恬？显然都不是。
扶苏个性上太过仁慈，司马迁给出的评价是：刚毅而武勇，信人而奋士。
这样的人顺风顺水可以，一旦碰上了逆境，难免有些接不住，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巡游途中病死于沙丘（今河北省广宗县），秦始皇的死，给秦朝带来了一个重大问题，帝国的继承人的问题，赵高和李斯担心刚毅而武勇的扶苏继承皇位后，对自己并不友好，尤其是赵高，一直和扶苏不对付，担心太子扶苏继承帝位后，自己的个人地位不利，而幼子胡亥昏庸无知，若胡亥继任帝位后，容易控制。
基于这一点，赵高联合李斯伪造了诏书，送到了边疆，在诏书里赵高等人指责扶苏在边疆和蒙恬屯兵期间，为人不孝、士卒多耗，无尺寸之功、上书直言诽谤，要求自杀，可以说，面对这一份诏书，武将蒙恬就比较理智。
他劝说扶苏：“陛下而今出巡在外，又没有立定太子，诸公子必定都虎视眈眈，暗含窥伺之心。他委任你我监军守边，足见信任之深。今天忽然派使者送来赐死命令，怎知不是有诈？不如提出恳请，弄清楚再死不迟。”
这是一个较为稳妥的方法，进退都可以，可扶苏没有采纳，只是哭泣着走进内室，拿出剑，最后自刎而死。
扶苏的死有没有遗憾呢？当然有，我们遗憾是秦朝经过秦国数十代君王的努力，才一统六国，建立了一个大秦帝国，却不想二世而亡，倘若秦始皇早早就定好了接班人为扶苏，那么一切会不会扭转呢？这毕竟是一个假设的伪命题，而且还注定没有结果的命题，因此，在遗憾之中，带着一丝疑问。
相比之下，李斯的意难平也差不多，身为秦朝开国元老之一，追随秦始皇统一天下，治理国家，书同文、车同轨，这样一个见识和功勋卓绝的历史人物，却舍弃了国家大义，倒向了赵高，最终在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七月被杀死。
临死时，说的那句“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我多么想还能像从前一样，与你一同牵着黄狗，走出上蔡东门，追逐狡猾的兔子，但这样的日子还能再次拥有吗）。与其说是意难平，不如说是悔恨居多。
相比扶苏和李斯，真正的意难平是秦王子婴。历史上关于他的记录并不多，甚至是谁的后人，时至今日一直都没有结论，但他的出现，宛如一道亮光迅速照亮了秦朝。
根据史料记载，秦二世在位三年，被赵高所杀。
赵高欲自立为王，但发现群臣并不支持，于是迎立子婴继位，此时的秦朝疆域已经大不如前，故子婴不能称“皇帝”，而只能称“王”。
这个看似傀儡的秦王，却在不动声色之间和贴身宦官韩谈斩杀了赵高，并在朝堂之上历数了赵高的罪孽，夷其三族（父族、母族、妻族），这一系列的动作，子婴只用了5天就完成了
就能力而言，子婴绝对是一个有胆识和魄力的人，我们或许可以说他没有秦皇汉武那么大，可历史给他再多一点时间，好好管理一下千疮百孔的秦国，秦国未必没有逆风翻盘的机会，可历史没有给他这个机会。
汉元年十月（前207年十月）刘邦率领大军进入了咸阳，眼看着大势已去，秦王子婴于轵道向刘邦投降，秦朝灭亡。
一个多月后，项羽率领自己的大军也来了，相比刘邦的约法三章，项羽为人僄悍滑贼，诸所过无不惨灭。项羽下令杀子婴，还放了一把火，焚烧了阿房宫，大火烧了三个多月，将秦国历代君王努力的一切都烧得干干净净，这里面也包括子婴回转的机会。
人生最大的悲哀不是得不到，而是得到了却来不及去施展，就被历史给淹没了，这才是最大的意难平。
06
汉代历史人物当中，留侯张良的评价是最高的。
司马迁在《史记》中称他为“汉初三杰”之一，认为他是历史上最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谋士之一。
苏轼在《留侯论》中赞誉他“谋之于未战，决之于未形”，充分肯定了他的军事才能。
就连汉高祖刘邦也在洛阳南宫评价他说：“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张良子房）
世人更是将他推到了“谋圣”的高位，可以说这份荣耀，古往今来几乎没人能达到，但你刚刚拿起一本司马迁撰写的《史记·留侯世家》时，并没有觉得张良多么的厉害，除了在博浪沙玩了一把大刺杀（刺杀秦始皇）成功逃走外，似乎没有什么大事记，到了楚汉之争时，我们更多的将目光看向韩信，那些看得让人眼花缭乱的战绩，太吸引人的目光，反而张良不够看了。
真正审视张良，是在刘邦安定天下后，张良作为谋士的眼光和能力就太突出了。根据史料记载，汉高祖刘邦晚年，比较宠爱戚夫人和自己的小儿子刘如意，动了废除太子刘盈，立戚夫人的儿子刘如意为太子的念头。
这件事立马就遭到了群臣极力反对，纷纷上书表示不能这么干，但刘邦就是铁了心要换人。
眼看刘邦态度很强硬，吕后很害怕，找人商量，可找来商量的人都没什么好办法，思来想去，吕后就让大哥建成侯（建成侯国在如今的河南省永城县东南）吕释之去找张良问计。
吕释之跟张良说明了来意，张良知道事情的严重性，想了想说：“以前皇上在困顿之中，我说什么他都会采纳。现在形势变了，天下安定，皇上想按照自己的偏好，要废立太子，这是人家骨肉之间的事情，这个时候就算满朝文武去劝说也没什么用。”
最后张良提议让太子刘盈把商山四皓（秦朝末年四位博士：东园公唐秉、夏黄公崔广、绮里季吴实、甪（lù）里先生周术。他们是秦始皇时七十名博士官中的四位世外高人，因不满秦始皇焚书坑儒，而隐居于商山（今陕西省商洛市丹凤县境内）在当时很有影响力）出山，刘盈按张良的部署照做了，事情立马就得到了逆转。
汉高帝十二年（公元前195年），汉高祖刘邦讨伐英布回来后，因病情加重，更加想要改立太子。大臣们纷纷出言劝阻，但都没能打消刘邦的想法。
不久，刘邦宴请群臣，在酒宴上，一直没露面的商山四皓站在刘盈身边辅佐，引起了刘邦的注意，最终使得刘邦不得不重新考虑，认为太子刘盈羽翼已丰难以撼动，从而打消了换太子的念头。
从这里可以看出张良可怕之处了，眼光毒辣，了解人性，且能与时俱进的同时，还能一针见血地给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古往今来能做到这一点的谋士并不多。
07
历史上所谓的中兴之主很多，晚一点的晋元帝司马睿，宋代的宋高宗赵构，早一点的夏朝的少康，周朝的姬静都是，但最出名的还是汉光武帝刘秀。
其实研究刘秀的人生，你会发现，刘邦的后代传到刘秀这一代时基本上和刘邦关系不大，虽然他是汉高祖刘邦的后裔（刘邦的九世孙，出自汉景帝子长沙定王刘发一脉），但随着汉武帝推恩令的颁布，传到他父亲刘钦这一辈，只是济阳县令这样的小官员了。
元始三年（公元3年），刘钦去世，年仅9岁的刘秀和兄妹成了孤儿，生活无依，只好回到祖籍枣阳舂陵白水村，依靠叔父刘良抚养，成了普通的平民。
初始元年（公元8年），王莽废孺子婴（刘婴）为定安公，正式代汉登基称帝，建立了新朝，建元“始建国”，统治了215年的西汉王朝就此灭亡。
此后，刘秀哥哥刘縯参加起义，并靠着起义迅速崛起，路子走得和老祖宗刘邦差不多，最终刘秀成功卫冕。
严格意义上来说，此时的刘秀可以另取国号，做个开国之君，但刘秀放弃了这一做法，他继续延续了汉朝的国号，这里面固然有刘秀自身是刘邦后裔的原因，更大的原因还是为了笼络人心，让天下向汉，说到底这是刘秀为了稳定局面的一种策略。
在古代所有皇帝之中，学问最好，最会用兵打仗，最会用人的皇帝，除了唐太宗李世民外，就是光武帝刘秀了。
因为晋朝、宋代和西汉王朝的境遇差不多，所以两个朝代的帝王都将刘秀作为榜样，尤其是南宋历代君王，都希望和刘秀一样，中兴自己的王朝，可惜有这个梦想，却没这个能力，终其南宋一朝，都不曾中兴北宋王朝，燕云十六州那是想都不敢想过的问题。
08
研读光武帝刘秀的人生起伏时，你会发现刘秀运气好到爆，最出名的就是昆阳之战，据南宋刘宋历史学家范晔编撰的《后汉书》记载；王莽遣大司徒王寻、大司空王邑将兵四十二万，号称“百万”，将昆阳围了数十重，又不接受城内主要领导王凤的投降请求，意要歼灭城内起义军。这时的刘秀只是一个偏将军，并不是昆阳的总指挥，大敌当前，其他人都吓破了胆，只有刘秀谈笑自若，众人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接受了刘秀的领导。
刘秀的计划是让人在城内坚守，自己同其他十三人出城争取外援。就在此时，奇异发生了：“夜有流星坠营中，昼有云如坏山，当营而陨，不及地尺而然，吏士皆厌伏。”
这一奇异的天文现象发生在昆阳城外的大营中。这话的意思是，晚上有流星坠入敌营，白天有团云落入敌营，朝廷的士兵都感到巨大的恐怖。与此同时，刘秀从外边争取了几千援兵也杀了回来，在王莽军包围圈外四、五里列阵对敌。
更可笑的事发生了，王寻、王邑有绝对优势的兵力，却挑几千人来迎战刘秀，其他兵士在后观摩。刘秀将步、骑兵千余人，冲入敌阵，斩首数十，后又来回冲入几次，连连得胜。然后刘秀将三千敢死队，与昆阳城守军合击王寻、王邑部队，斩杀王寻，敌军开始溃败。
这时候，又一天气奇观出现：天降暴雨，狂风大作，揭瓦折树。
《后汉书》的记载是：“会大雷风，屋瓦皆飞，雨下如注”。敌人阵脚大乱，溃不可挡，踩踏而死无数，于是近乎全歼敌军，只有王邑等几个将军侥幸逃脱。
因为这场战事，刘秀后来多了一个称号“位面之子”。这称号的意义就是指这个位面赋予特殊意义而诞生的生命，集这个位面的气运而生。
事实上，这只是其中一个特殊的个例而已，刘秀的成功离不开他过人的能力。
刘秀这个人比较善于谋划，这一点从他参加农民起义就可以看得出，在王莽将新朝搞得乌烟瘴气的时候，很多人觉得这是个机会，这里面包裹他的哥哥刘縯，所以刘縯和南阳的诸多子弟都欲趁乱起兵。
他们去拉刘秀入伙，刘秀对这事儿却表现得不是那么热情，据《太平御览》卷九十引《东观汉记》载：“上深念良久，天变已成，遂市兵弩”，这十几个字的意思其实很简单，大意是说起兵之前，刘秀对这个决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见天下确已大乱，方才决定起兵的，这也决定了他和哥哥刘縯日后不同的结局。
（公元22年）十一月，“光武遂（从宛）将宾客还舂陵”，会同大哥刘演打着“复高祖之业，定万世之秋”的旗号，于舂陵正式起兵反抗王莽。
09
光武帝刘秀有个很出名的哥哥，此人叫刘縯。
这个人很有意思，其个人本身很有些魅力的，据史料记载“性刚毅，慷慨有大节。自王莽篡汉，常愤愤，怀复社稷之虑，不事家人居业，倾身破产，交结天下雄俊”。
在王莽末年，天下大乱的时候，他自比汉高祖刘邦，然后将个性稳健谨慎的弟弟刘秀比作刘喜。
刘喜是汉高祖刘邦的次兄（二哥），为人没什么才华，能力上也颇为欠缺，刘邦统一天下后，将刘喜和自己的长子刘肥（刘邦的情妇曹氏所生）一同封为王。刘喜被封为代王，统辖今河北、山西一带。
汉朝的王侯可不是后面明朝后期的藩王可以什么事都不干，只是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作威作福，在汉武帝尚未施行推恩令前，汉代的藩王是要拱卫京师的，换句话说，汉代的藩王那是要干活的。
不巧的是，刘喜的封地正好是北方边境重地，时时面临着匈奴的侵扰，这让刘喜苦不堪言。
高帝八年也就是公元前199年，匈奴开始入侵代国（刘喜的封地），身为代国的藩王，刘喜干了一件让后人很无语的话，这位毫无军事才能的代王，直接弃国独自逃回洛阳。
此举让汉高祖刘邦勃然大怒，于公元前199年10月下诏废除刘喜的王位，贬为合阳侯。刘仲就这样做了6年合阳侯，最后郁郁而终。
可以说，刘喜是一个毫无才能的人，和后来的光武帝刘秀相比可谓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上。
从这一点上看，刘縯识人的水平就不太高，他最终落了一个凄惨的结局，和这一点也分不开，随着起义遍地开花，刘縯的实力和名声也是与日俱增，这引起了刘玄（汉景帝刘启之子长沙定王刘发之后，东汉光武帝刘秀的族兄）警觉，这威胁太大了，不除掉这个人实在难以安枕。
刘玄一伙决定，借大会诸将之机，以刘玄举玉佩为号，使武士乘刘縯不备，一举将其击杀，而对这一切刘縯毫不知情，相比之下，刘秀就警觉得多了，昆阳之战结束不久，刘玄下诏命诸将会宛城（今天河南省南阳市）。
刘秀警惕性较高，认为其中可能有对他们兄弟不利的阴谋，劝兄长戒备。刘縯认为大会诸将是例行公事，一笑置之。后来的结果不言而喻了，刘縯终是被刘玄所杀。
10
单看文人笔记和诗词记录来说，那一句“冯唐易老，李广难封”确实是后人莫大的遗憾，但我们认真去翻阅史料记录去看汉代名将李广，你会发现，在那个名将辈出的时代，卫青、霍去病就是最耀眼的存在，至于李广难封，还真就封不了。
李广一共和匈奴打了五次，第一次是汉武帝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汉朝动用了30万大军在马邑（今天山西朔州市）这个地方伏击强敌匈奴，
如此大规模的战事，李广处理不够谨慎，被敌人察觉，于是轰轰烈烈的匈奴之战就此凉凉了，汉朝各路大军无功而返。
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李广第二次率领大军对战匈奴，这次李广的表现更差劲，堂堂主将竟被匈奴击败并活捉了。唯独李广只身逃回，匈奴送外号“飞将军”，而这一战名将卫青带兵直捣黄龙抵达了匈奴龙城。
到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李广再一次带兵出战匈奴，军队没与敌交战，诸将多无功而返。但这一次后起之秀霍去病带八百轻骑斩首二千余。
两年后，李广第四次参加对匈奴的战事，这一次李广表现比较出色，杀敌三千，但所带四千人全军覆没，唯独李广独身脱还，而霍去病斩俘三万余。
第五次，即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李广军因迷路，无功而返，卫青派长史急催李广的幕府接受传讯，李广不想再受那些刀笔之吏的侮辱。于是就拔刀自刎。
这一战，名将卫青斩俘一万，霍去病斩俘七万余，封狼居胥，这么一看，李广难封，还是意难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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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水之誓其实有两个，第一个干这个事的人是汉朝光武帝刘秀。
刘秀这个人无论从功勋和品德来讲都是一个完美的人，所以他在围攻洛阳时，面对昔日的仇人（杀了其兄长刘演）朱鲔，他指着洛水为誓，承诺只要朱鲔放下武器，放弃城池投降自己，必然会保证其官爵和生命安全，在刘秀的誓言下，朱鲔内心有些松动，可又担心刘秀说话不算数，于是在出城之后，他回头命令各部将说：“坚守此城以等待我。我如果不回来，诸位可直接率领大兵到頧辕去归于郾王尹尊。”
安排完之后，朱鲔就自缚，与岑彭同到河阳（今天的河南省焦作市孟州市）。见了刘秀之后，刘秀即刻解其缚，召见朱鲔，封朱鲔为平狄将军，扶沟侯，子孙传封了几代。自始至终都不曾违背洛水之誓。
另一个洛水之誓，相对而言更为世人熟知，效果之所以会如此好，全赖发这个誓言的是司马懿。
嘉平二年（公元250年）70岁的司马懿发动了高平政变，一举控制了洛阳，据守洛水，放言只要曹爽（曹魏大臣，大司马曹真之子，曹操族孙）放弃抵抗，一切都好说，为了让自己的话更有说服力，司马懿指着洛水为誓，保证曹爽放弃抵抗后，必然会保证其人身安全，并且给予足够的富贵，天真的曹爽相信了司马懿鬼话，选择了投降，并且交出了兵权。
然而，司马懿不是刘秀，品德上没那么高，曹爽兄弟一回府，就被司马懿派兵包围，不久，以谋反的罪名，杀曹爽以及党羽何晏、丁谧、邓飏、毕轨、李胜、桓范等人，并灭三族。
两个洛水之誓前后一对比，人品立马就显现出来了，司马懿自始至终都比不上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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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西汉名将卫青是汉武帝第二任皇后卫子夫的弟弟，汉武帝在位时官至大司马大将军，封长平侯。
年轻的时候曾七战七胜，收复河朔、河套地区，击破单于，为北部疆域的开拓做出重大贡献，能取得如此辉煌战绩，一方面固然是卫青的过人才能，另一方面也是卫青拥有过人的人品和高情商的原因。
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有个叫苏建的将士以一个校尉的身份第一次跟随车骑将军卫青攻打匈奴，苏建是哪一年出生历史没有准确的记载（生卒年不详），唯一知晓的他是京兆杜陵（今西安市雁塔区、长安县境内）人，打仗还有几把刷子，敢于在乱军之中，博取功名。
这一点和年轻的卫青很像，两个秉性相同的人走上战场，其结果可想而知了，据史书记载，这一战，这个叫苏建的人表现很出色，颇有些战功，和卫青一起收复了黄河以南今内蒙古伊克昭盟、河套一带地区，回来后，被朝廷封为平陵侯，食邑一千一百户。
这一战让苏建忘记了一点，战场是个瞬息万变的所在，一时的辉煌并不意味着永远辉。
时间仅仅往前推进了四年，即我们熟悉的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四月，汉朝再一次派遣卫青出兵从定襄出兵攻打匈奴，出于谨慎，这次汉武帝还用合骑侯公孙敖为中将军，太仆公孙贺为左将军，翕侯赵信为前将军，郎中令李广为后将军，右内史李沮为强弩将军，苏建也参加了这次战事，其身份上略有提高，从当初的校尉变成了右将军，并且亲自领三千多骑兵出战。
相比前几次出征而言，这一次苏建的运气不太好，他碰上了匈奴的大队人马，双方交战一天多，军队即将全军覆没，唯独苏建只身一人逃回，来到卫青那里。
面对这个只身逃回的右将军，卫青一时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置，就以苏建的罪责征询军正闳（姓氏不详，名闳）、长史安（姓氏不详，名安）和议郎周霸等人意见：大意是苏建这么逃了回来，应该定什么罪责？
周霸主张给苏建定重罪，理由是：“自大将军出，未尝斩裨将。今建弃军，可斩以明将军之威。”意思是，大将军卫青出征以来，还未杀过副将，现在苏建弃军而逃，可以斩苏建以表明大将军的威严。仔细去看，这个理由有毛病么，答案是否定的。
但卫青沉吟后，并没有答应。
这时，闳和安都给出了不同的意见：“不然。兵法‘小敌之坚，大敌之禽也’。今建以数千当单于数万，力战一日余，士尽，不敢有二心，自归。自归而斩之，是示后无反意也。不当斩。”（咱们不能这样。兵法说，两军交战，兵力少的一方即使坚决拼搏，也要被兵力多的一方打败）
这次苏建以几千军队抵挡匈奴单于的几万人马，奋战一天多，军队伤亡殆尽，也不敢对朝廷有背叛之心，自动归来。回来而被杀掉，这不是告诉将士们如果打了败仗不可返回汉朝吗。不应当杀苏建。）
难题重新回到了卫青的手中，杀与不杀，全在一线之间。
杀了，好像也没人说什么，毕竟是战败了，不杀，似乎也说得过去。在杀与不杀之间，卫青选择了后者。
他说了一句十分出名的话：“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间，不患无威，而霸说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职虽当斩将，以臣之尊宠而不敢自擅专诛于境外，而具归天子，天子自裁之，于是以见为人臣不敢专权，不亦可乎？”（我侥幸以皇亲身份在军中当官，不愁没有威严，而周霸劝说我树立个人的威严，大失作为人臣的本意。何况即使我的职权允许我斩杀有罪的将军，凭我尊宠的地位也不敢在国境外擅自诛杀，而应将情况呈报天子，让天子自己裁决，以此表示做臣子的不敢专权，不也是可以的吗）
因卫青的一锤定音，苏建得以活命，苏建回来后，汉武帝并没有杀他，赦免了他的罪过，交了赎金，成为平民百姓，后来又任其为代郡太守，天子信任犹在。
如果当时卫青斩杀了苏建，那么历史就不会有什么“苏武牧羊”了。（苏建是苏武的父亲，后来苏武在塞外被扣留十几年仍不变节归汉）。
如此看，历史颇具有戏剧性。
如果你去深究，你会发现，在历史的缝隙里还藏着很多戏剧性的一面。
我们知道，卫青的一生基本上都在攻打匈奴的路上，追随他的名将不计其数，除了上文所说的苏建，名将李广是跟着他出征次数最多的武将。
李广是三朝老将，年过六十，平日里以英雄善战而闻名，却因为治军散漫，行不列阵，宿不屯营，人人自便，以致多年苦战无功，久久不能封侯，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汉武帝再一次发动了匈奴之战，以步骑数十万远征匈奴，李广被任命为前将军，随卫青出征，在军队分配上，卫青决定自率部队正面袭击单于，而命前将军李广与右将军赵食其从东路夹击。
但李广希望作为先锋正面对抗单于，好借此机会获取战功，大概也是知道自己的年纪到了，能不能获得封侯的功勋，就在此一举了，然而李广不知道的是，卫青大军出发前，汉武帝认为李广年老又命数不好，出征时总是遇到各种状况，暗地里嘱咐卫青不要让李广与单于正面对阵，事实证明，汉武帝的认知是对的。
在这场空前绝后的战略大决战中，名将卫青创造性地运用车骑协同的新战术，命令部队以武刚车“自环为营”，防止匈奴骑兵的突然袭击，而后令5000骑兵出击匈奴，最终汉军追击200余里，俘斩敌军1.9万余名，其匈奴单于“视汉兵多面士马尚强，战而匈奴不利”，遂趁夜幕降临，跨上一匹善于奔跑的精骑，率领数百壮骑杀出重围向西北方向逃去。
相比之下，李广因迷失了道路，落在大军后面，耽误了约定的军期，致使单于逃走，回军时，卫青的大军和李广的军队相遇了，出于主帅的责任，卫青派了一个长史带酒食送给李广，并询问这次迷失方向的原因，好给汉武帝上书作战过程。
毫无疑问这是个正常的流程，不存在幸灾乐祸的意思，然而，李广却沉默未答。
或许是顾忌了李广的内心，卫青对于李广不配合的态度并没有计较，而是贴心的让自己的长史去和李广的幕僚人员对接一下，这时，李广表示过错都在自己一身，不愿前去受辱，竟拔剑自刎。
李广愤而自杀出乎卫青的意料之外，可事情已经发生了，卫青也不能解释自己是受了汉武帝暗中嘱托，只能默默承受将士带来的非议，这其中包括李广的儿子李敢。
过了不久，李敢心怨卫青对父亲不公，击伤了卫青。李敢身为郎中令，按照汉朝律法的规定，以下犯上那是违反朝禁的，如要查究，他会成为犯罪之人，前途算是彻底毁了。
面对这样报复性的打击，卫青大概觉得李敢不过是出于一时的愤怒，才做出了这等无理的事情，虽不可取，却也不是罪无可恕，所以他选择了隐瞒这件事，既没有让人去追究，也没有向汉武帝汇报，算是间接保护了李敢。
卫青出于奴虏，尤善骑射，才力绝人，遇士大夫以礼，与士兵有恩，众乐为用，有将帅才。每次出去，都有大功。
这是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对卫青的评价，可以说，司马光的眼光是独到的，短短几句话就说明了一切。
在那个人才辈出的时代，卫青能成为帝国的双壁，除了过硬的关系外（汉武帝的小舅子），其良好的人品也是他走向成功关键的因素之一了，只不过我们早惊叹他的赫赫战功时，自动忽略了这一点而已。
13
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历时十三年的汉朝使者张骞趁着匈奴内乱带着妻儿逃回了汉朝。
这个几乎被汉武帝遗忘的人，再一次出现在汉武帝面前时，让年过半百的汉武帝感动不已，他隆重接待了回来的张骞，并认真听取了张骞的工作报告，对葱岭东西、中亚、西亚，以至安息、印度诸国的位置、特产、人口、城市、兵力等都有深入了解，鉴于张骞带回了不少西域的实地情况，汉武帝授以太中大夫的官职作为奖励。
不久，汉武帝组织兵马对匈奴作战，因张骞出使西域，并且留在匈奴十几年，比较熟悉匈奴，所以汉武帝就让张骞以校尉的身份，跟随大将军卫青出击漠北，说是出击匈奴，其实就让张骞给汉军做向导，熟知有水草的好地方，因而使大军免于饥渴，再加上他以前出使遥远国家的功劳，朝廷封张骞为博望侯。
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张骞奉命与“飞将军”李广，率军出右北平（今河北东北部地区），进击匈奴。这一次张骞的运气就没那么好了，这个曾经横行西域的博望侯，竟在和飞将军李广配合中迷路了，迷路的后果导致李广4000骑兵遭遇匈奴左贤王的4万人围攻，关键时刻，李广之子李敢率数十骑往来冲杀，才稳定了军心，双方激战了大半日，汉军将士死伤过半，弓箭都用完了，一直到第二天张骞领万人来援匈奴方才退兵。
这一战，李广损失惨重，但李广个人武力值拉满，斩杀敌军也不少，最后功过相抵，不罚也不奖，迷路的张骞就没那么好运气了，好不容易博取了的侯爵被废成为了庶人。
14
西汉名将李广一生的遗憾在于他前后与匈奴作战四十多年，却始终得不到封侯。命运有时候就是这么无可奈何，半点强求不得，当年同他一起为汉中郎的堂弟李蔡，能力不如他，名声也不如他，地位就不说了，可人家后来积功劳至二千石。
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为轻车将军，后封为乐安侯，仅仅两年时间，就代公孙弘为丞相，位至三公。
堂弟也算了，跟随李广的部下很多人也都封侯拜相了，唯独李广前前后后在战场厮杀了四十余年，官职始终没有位列九卿，这多少让李广感到郁闷。
郁闷久了难免就会找找原因，一次李广找了一个叫王朔的面相师，让后者给自己看一看，为什么自己一直很努力，却始终难以封侯？王朔看过李广的面相后，就问他有没有做过什么悔恨的事？
李广想了想说：“悔恨的事，确实有一个，自己曾经在陇西这个地方做太守时，碰上了羌族人造反，自己引诱他们投降，来降的有八百多人，在他们投降的当时自己就下令杀了他们。如果算后悔的事，这件事是自己人生当中最后悔的一件事。”
王朔听完后，就告诉李广，你此生只怕难以封侯的了，因为任何罪过都没有比杀已降的人更大了。
套用《周易》中坤卦的语句，“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李广杀降属于后半句，没有封侯也就不难理解了。
15
翻看李陵的悲剧在于，他明明能力很强，却在蒙受冤屈时，昔日的同僚，旧部没有一个为其说一句公道话，好不容易碰上了一个司马迁，还只是一个人言位轻的太史令（一种编写史书，记载史书监管国家典籍的小官，只有六品，年薪600石）。
司马迁说了几句实话：“陵事亲孝，与士信，常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其素所畜积也，有国士之风。今举事一不幸，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蘖其短，诚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輮戎马之地，抑数万之师，虏救死扶伤不暇，悉举引弓之民共攻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士张空弮，冒白刃，北首争死敌，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身虽陷败，然其所摧败亦足暴于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当以报汉也。”
这几句话有问题没有，当然没问题，但这个时候这么说，有狡辩的嫌疑，所以汉武帝觉得司马迁是在替李陵狡辩从而贬低自己的亲戚（李广利）。
好不容易汉武帝意识到，是朝廷没有给李陵派兵求援，错不在李陵，特意派遣一个叫公孙敖的将军率领四万步骑深入敌后营救，这位仁兄既不擅长打仗，为人也不够低调，大军进入大漠，竟无功而返。
回来后说：“捕得生口，言李陵教单于为兵以备汉军，故臣无所得。”这话的意思，很好理解，那就是李陵在帮单于练兵，导致我无功而返。
这一下，李陵全家被汉武帝处死，后来才知道，那人不是李陵，而是降将李绪，人搞错了，但此时，李陵全家被杀，就此断了回汉朝的念想。
到了汉昭帝时，碰上了霍光、上官桀掌权，霍光、上官桀和李陵关系不错，就派李陵的故人任力政去匈奴见李陵，并告诉他朝廷已经赦免他的罪责，现在你的好友霍光、官桀掌权，他们不会亏待你的，可以回来了。
李陵却拒绝了，并说：“吾已胡服矣！归易耳，恐再辱，奈何！”最后叹了口气解释说：“丈夫不能再辱。”表示其决意留在匈奴。
可以说，李陵的事情太过凑巧，稍微任何一方缓和片刻，李陵不至于是个大功臣，至少也不会是个千古罪人，一身的本领也会得到展示，可惜在历史的夹缝里，一切都赶上了，如此一来，迎接李陵的结局只有一条留在匈奴。
16
我们知道《汉书》的作者是东汉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班固，却不知道当初在写《汉书》的时候，班固差点被砍头，班固出身儒学世家，自幼接受父伯教育和熏陶，九岁即能属文，诵诗赋，十六岁入太学，博览群书，于儒家经典及历史无不精通。
班固的父亲班彪当时已是远近闻名的学者，生平最喜欢司马迁的《史记》，于是晚年开始续写《史记后传》，受到父亲影响，班固也开始留意汉朝的历史史料。
建武三十年（公元54年）班彪去世了，当初续写的《史记后传》也搁浅了，班固决定完成父亲没有完成的事业，于是他从京城洛阳迁回老家居住，期间开始仔细阅读父亲撰写的《史记后传》书稿，可阅读完后，班固发现父亲所写的史料还不够详细，布局也没有打开，没来得及撰写的部分需要重新润色和重写。
面对这个困难，班固毫不在意，他在父亲《史记后传》的基础上开始撰写属于自己的《汉书》。
一切似乎都很顺，但这都是表象。
永平五年（公元62年），就在班固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有人向朝廷告发班固“私修国史”，汉明帝下诏扶风郡收捕，班固被关进京兆监狱，书稿也被官府查抄。“私修国史”这个罪名很大，加上这个时候同乡的一个叫苏郎的人曾被人告发伪造图谶符命之书，被捕入狱后，很快就被处死。
相比之下，班固“私修国史”罪名更重一些，如此一来，等待班固的结局只有一个，被杀头。
关键时刻，弟弟班超策马赶到了洛阳上疏替兄长申冤，此案引起了汉明帝的重视。汉明帝这个人相比其他帝王而言，为人比较勤政，史载“乙更尽乃寐，先五更起，率常如此”。即位以后，他躬亲政务，事无巨细，都要过问，看到了班超的上疏后，特下旨找班超来核实情况，班超知道这是兄长唯一活命的机会，当即将父兄两代人几十年修史的辛劳以及宣扬“汉德”的意向全部告诉了汉明帝，汉明帝颇为感动。
恰逢，这时扶风郡守也将查抄的书稿送至京师，就这样汉明帝在机缘巧合之下阅读了《汉书》部分书稿，对班固的才华十分欣赏，称赞他所写的书稿确实是一部奇作，下令释放了班固。
班固因祸得福，被汉明帝召入京都洛阳皇家校书郎，拜为兰台令史，掌管和校定图书。
可以说我们今天读到的《汉书》前四史之一，是班家两代人的努力成果。
作为二十四史中的“前四史”之一，班固的《汉书》语言庄严工整，多用排偶，自《史记》以后，确立了纪传体史学范例，因此在后世评价极高。
17
康熙六十一年（公元1722年）十一月十三日，康熙在北郊畅春园病逝，留下了一个烂摊子。
此时的大清，国库空虚，吏治崩坏，国力更是大不如前，45岁的胤禛接手了父亲留下了皇位，是为雍正皇帝，登基后的雍正开始了他13年的努力，据后人统计，在做皇帝的13年时间里，雍正的每天睡眠时间不足4个小时，在数万件件奏折上写下的批语多达一千多万字。此外，每一年当中，雍正只在自己的生日的那一天才会休息。他“以勤先天下，不巡幸，不游猎，日理政事，终年不息”。
光是朱批过的折子就有360卷。可以说，在古往今来帝王之中，论勤勉，雍正说第二，没人敢说第一。
但这样一个勤勉的皇帝，得到的评价却不高，其主要原因自然是他大刀阔斧的改革，恢复了清朝的国力，却也得罪了不少人，尤其是读书人，等到死后其评价就可想而知了。
这一点，早一千多年前的汉明帝也是这个情况，可以说雍正的执政风格和汉明帝差不多，两人都是工作狂人，史载“乙更尽乃寐，先五更起，率常如此”。继承皇位后，汉明帝也是躬亲政务，事无巨细，都要过问，靠着努力工作，汉朝后期存在的大权旁落的问题得以解决了，国力大大提升，其政绩比不上汉高祖刘邦、汉武帝刘彻、汉景帝刘恒、光武帝刘秀，但在两汉24帝中那也是前八的存在，可这样一个有大作为的皇帝在历史上的评价并不高。
其主要原因和后来的雍正差不多，百姓从这些策略里得到了实惠，可豪门大户非但没得到什么好处，还损失了不少利益，加上这两位皇帝都对手下的官吏非常苛刻，处理问题上不够宽和，遇到问题喜欢较真，得到了风评可想而知了。
18
楚霸王项羽有没有军事能力呢？答案是肯定有的。
我们知道秦朝末年，各路起义军都在逐鹿天下，可秦朝毕竟是从战国七雄中一步一步打出来的，换句话说，即便是此时天下对秦朝并不友好，但秦朝的战斗力还是有的，名将也是一抓一大把，想要瓦解秦朝也是不容易的。
一直到公元前207年（秦二世三年），楚怀王以宋义为上将军，封项羽为鲁公，为次将，范增为末将，以宋义为主帅率兵五万前往救赵。宋义军行至安阳，逗留四十六日，不再进军，项羽趁机从宋义手里夺得了战事的指挥权，这一战也是项羽的成名之战，同样也是秦朝灭亡之战，项羽亲自率领义军全部兵马，与秦军大战九次，秦朝最后的名将章邯破走，项羽率军继续北上进攻王离，并斩杀了苏角，并生擒秦朝名将王离，秦将涉间不愿投降而自杀。
这一战的结果是，项羽率5万大军大破秦军40万大军，得胜归来后，项羽于辕门召见诸侯将领，诸将无不跪着前来，不敢仰视项羽，经此一战，秦朝已名存实亡。这一战役在巨鹿（今天河北省平乡县西南）发生的，所以历史称之为巨鹿之战。
这一年项羽25岁，可谓是金戈玉马踏前程。
两年后，项羽就迎来了人生最辉煌的第二战，彭城之战，楚军依靠项羽坚毅果敢的指挥，在半日之内以3万之师击溃汉军56万之众，歼灭刘邦主力，使刘邦陷入“发关中老弱未傅悉诣荥阳”的危机局面，创造了古代战争中速决战的典范，可以说这一战项羽重现了巨鹿之战的辉煌，而此时项羽只有27岁。
这两场巨大的战事，无形之中给了项羽一种错觉，那就是失去的东西，自己随时可以拿回来的，这个认知用在其他方面没啥问题，用在战场就有点不合适的，战场是瞬息万变的，有些时候一旦失去了，就彻底失去了。
这个理念，项羽大概想到不多，毕竟他太年轻了，年轻了认为一切皆有可能。
殊不知，很多时候，一切来得快，失去的也快。
公元前202年，项羽和刘邦进为了争夺天下，进行了最后一场争夺战，此战刘邦将项羽围困在垓下（今中国安徽省固镇县），项羽没有再创巨鹿之战和彭城之战的辉煌，但有一点还是要说明一下的，这一战韩军主帅韩信亲率三十万人为主力，孔将军为左翼，费将军为右翼，刘邦坐镇后方，周勃柴武等预备军在刘邦军后待命，张良、陈平、萧何都辅佐在侧，而项羽只有十万将士，主帅谋士就是自己。
即便是这样的力量悬殊，楚军被围困的情况下，项羽仍旧杀开一条血路，逃到了乌江（今安徽和县东北长江边的乌江浦）边，自觉无颜见江东父老，乃令从骑皆下马，以短兵器与汉兵搏杀，项羽一人力战被十余创，最后自刎而死，年31岁。
可以这么说，这一战项羽输了，输得很彻底，但我们不能说项羽没有军事能力，他只是太过年轻了而已。
司马迁对他的评价是：“吾闻之周生曰舜目盖重瞳子，又闻项羽亦重瞳子。羽岂其苗霸王别姬裔邪？何兴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陈涉首难，豪杰起，相与并争，不可胜数。然羽非有尺寸乘埶，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及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难矣。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
楚国诸老将给出的评价是：“项羽为人僄悍滑贼，诸所过无不惨灭。”
陈平：“项王为人，恭敬爱人，士之廉节好礼者多归之。至于行功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项王不能信人，其所任爱，非诸项即妻之昆弟，虽有奇士不能用，平乃去楚。”
在中国的古代历史中，楚霸王项羽是唯一一个不是皇帝，却能载入帝王本纪的人，单凭这一点，就足够说明了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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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太史公司马迁开始了《太史公书》即后来被称为《史记》的史书创作，这本被鲁迅先生称作“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书，在经历11年后得以完成。
整本书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元狩元年，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可以说是一部辉煌的巨著。
可这样一部史书，却在汉武帝这个人物上多少存了点私心，我们知道，司马迁在写《史记》的时候，遇到一件十分著名的事，这件事就是李陵事件。
李陵曾率5000步兵为主将李广利分兵遇到匈奴单于8万骑兵作战，连战8天8夜，战败被围，投降匈奴，消息传来的时候，司马迁说了几句大实话，却不想这一波操作，引起了汉武帝的不满，认为这是司马迁在为李陵狡辩，讽刺战败而归的李广利，于是汉武帝下令将司马迁关押起来，最后受到了屈辱的宫刑。
对于这个处置，司马迁是难以接受的，他在《报任少卿书》中提及此事中说道：“遭遇此祸，重为乡党所戳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
因为这个原因，导致司马迁在写汉武帝的时候，没有真正做到秉公直书，他给汉武帝的评价是褒贬不一。批评汉武帝“尚泰奢，矜功名”，暗示他的奢侈和野心是导致许多问题的重要原因。当然了我们可以说汉武帝并不是完人，尤其是在晚年因巫蛊之祸滥杀大臣王子，导致人心浮动，过错肯定是有的，只是司马迁记录的时候没有做到那么客观而已。
相比之下，班固《汉书》中的汉武帝和司马迁《史记》中的汉武帝形象又大有不同，班固写《汉书》是自永平元年（公元58年）开始，共计历时二十五年，至汉章帝建初七年（公元82年）完成的，这期间汉武帝已经去世很多年了，各种过错和功绩都得到了历史的沉淀，加上班固根本没见过汉武帝，两者之间没多大的私人恩怨，相对而言，在评价上要客观的多了。
班固在《汉书》中对汉武帝的赫赫战功只字未提，此举是班固表明自己对汉武帝的武功是有保留的。
而在文治上，班固在《汉书·武帝纪》丝毫不吝啬文笔，大加赞扬。
班固赞曰：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然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如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
到了北宋时期，司马光耗费19年时间编纂了《资治通鉴》，此书的目的，是通过对事关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统治阶级政策的描述警示后人。所以这就注定了汉武帝的评价基本上采取了功过两极化的评论。臣光曰：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然秦以之亡，汉以之兴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统守，受忠直之言。恶人欺蔽，好贤不倦，诛赏严明。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
司马光认为汉武帝生平穷奢极欲，繁刑重敛，与秦始皇几乎相同，而秦亡，汉却兴，是因为汉武帝能尊崇先王之道，知道朝廷需要什么，百姓需要什么，并且自己能遵从，尤其是到了晚年能幡然悔悟，改过自新，且自己所托的顾命大臣霍光等得力，才避免了亡秦之祸。
三个人三种不同的评价，三张不同的面孔，到底哪个是真实的汉武帝，这个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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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02年，楚霸王项羽兵败垓下（今安徽灵璧南），突围至乌江（今安徽和县乌江镇）边，遇见乌江亭长。
亭长对项羽说：“江东虽小，地方也纵横上千里，民众数十万，也足以称王。希望大王赶快渡江。现在只有我有船只，汉军来到这，没有船只渡江。”
亭长的意思，让项羽活着回到江东以图东山再起，但项羽以无颜见江东父老为由拒绝，并将自己坐下马赐予亭长。项羽于是下马步战，一口气杀了汉兵几百人，自己也受了十几处的伤。而后挥刀自刎，死的时候只有31岁，可以看出，项羽是死了，可围绕项羽的争论一直都没结束。
到了唐朝，李牧写下《题乌江亭》几百年后，宋朝的王安石也写了一首《叠题乌江亭》：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败势难回。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与君王卷土来？
紧跟其后的李清照也写了一首《夏日绝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杜牧、王安石、李清照的疑问，其实也是很多历史迷的疑问，到底当时项羽过了江东，能不能卷土重来呢？
面对这个问题，我特意去查阅了一下地图，所谓的江东主要指长江下游江南一带，也就是今天的江苏南部、浙江北部、上海市以及安徽和江西的部分地区，疆域并不大，不能以一府之地对抗朝堂，并最终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的，整个历史只有明朝永乐大帝朱棣做到了，除此之外，再无其他人。
项羽所依仗的江东子弟，这些人热血奋战，追随项羽冲锋陷阵不在话下，可四年楚汉之争，江东子弟已经打光了，还有多少父母妻儿愿意将儿子丈夫送上战场为项羽争夺天下呢？
这一点大概项羽也知晓，最终选择了自杀，断绝了这种可能。
最后一点，刘邦这个人是不会容许项羽的存在，可以这么说项羽在的一天，刘邦的不安就多一天，以当时胜利之姿态，绝对是大军压境扑向江东，有一点最能说明问题，项羽死后，楚国各地都投降了汉军，只有鲁城（今山东省曲阜市）不肯投降。
刘邦就带领天下士卒打算屠毁鲁城，因为他们坚守礼义，为主人以死守节，就拿项羽的头给鲁城人看，鲁城父兄才投降了，试问在这种情况下，项羽还有机会么？
毫无疑问，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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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吃的饺子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呢？根据史料记载，东汉末年时饺子就存在了，著名的医圣张仲景告老还乡，在家乡看到很多人耳朵都冻掉了，医者父母心的张仲景心里难受，决定调点药物给百姓治疗一下，他参照曾经在长沙为官时治疗过这种烂耳朵的疾病，让弟子在冬至这天架起了大锅，搭建了医棚，开始熬制药物，说是药物，其实就是一些驱寒的药材（羊肉，辣椒）在锅里熬制，然后将熬制的东西捞出来包成耳朵状的疙瘩，下锅煮熟给百姓，一碗汤，两只娇耳，吃下去浑身发热，血液通畅，两只耳朵也跟着变暖和，百姓吃了一段时间后，烂耳朵的病也就好了。
这个药方也就流传了下来，到了三国时，饺子已经成为了一种食品，并附上了一个文雅的名字“月牙馄饨”。魏国清河县有一个叫张揖的文学家，他写了一部《广雅》的书，书中记录了饺子状如月牙。称之为“混沌”。
魏晋南北朝时，饺子已是“形如偃月，天下通食。”称呼上依旧没多大变化，“混沌”。之所以给了这个形象的称呼，原因是来自吃法上，那时候的饺子煮熟以后，并不是采用今时今日的吃法（单个捞出来沾上各种调料吃），而是柔和了医圣张仲景的吃饭，每人碗里几个饺子就着汤混在一起吃，所以当时的人们把饺子叫“馄饨”。
饺子逐渐和今时今日差不多的应该是在唐代，唐代社会风气兼容并蓄，且懂得创新，因此在大唐，饺子几乎和今天市面上的饺子差不多了，不再是煮着和汤一起吃，而是煮熟捞出来单个的吃了，所以又称为“偃月形混沌。”随着丝绸之路的打通，饺子也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了西域各国，成为了货真价实的“天下通食”。
真正意义上的饺子称呼，是宋代以后了，宋人称呼饺子为“角子”，如今我们称呼饺子和这个词儿离不开。
宋代的饺子不光可以单个吃，还能煎着吃。
《东京梦华录》中就曾提到，北宋都城汴京就有“水晶角儿，煎角儿，驼峰角儿”，品种越来越多。
同时代的《武林旧事》中记载临安的冬至情况：“朝廷大朝会庆贺排当，并如元正仪，而都人最重一阳贺冬，车马皆华整鲜好，五鼓已填拥杂沓于九街。妇人小儿，服饰华炫，往来如云。岳祠城隍诸庙，炷香者尤盛。三日之内，店肆皆罢市，垂帘饮博，谓之“做节”。享先则以馄饨，有“冬馄饨，年馎饦”之谚。贵家求奇，一器凡十余色，谓之“百味馄饨”。
与此同时，杭州的市面上就出现了“市罗角儿，诸色角儿”。南宋还有一种“燥肉双下角儿。”而且，宋代还将饺子传到了全世界。
做到这一点的是蒙古人，宋元对峙时，饺子先去了蒙古，跟着通过蒙古的铁骑，饺子去了今天的朝鲜、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东欧，中欧等地，只是蒙古人把这种形状如耳朵的东西称之为“匾食”，起因源自饺子的读起来如同蒙古语中“匾食”的发音，蒙古人也难得更正，于是乎饺子又多了一个新的名字“匾食”。
相比唐宋饺子在文化上的传播，明清时，饺子似乎赋予了更多的意义，比如《酌中志》记载，“明代宫廷已是正月初一五更起……饮柏椒酒，吃水点心（即饺子）。或暗包银钱一二于内，得之者以卜一岁之吉，是日亦互相拜祝，名曰贺新年也。”
清代饺子已经成了“辞旧迎新”“喜庆团圆”“吉祥如意”的代名词了。
“每年初一，无论贫富贵贱，皆以白面做饺食之，谓之煮饽饽，举国皆然，无不同也。富贵之家，暗以金银小锞藏之饽饽中，以卜顺利，家人食得者，则终岁大吉。”
此时此刻的饺子已经和我们现在吃的差不多了，就连意义上也大同小异，每年的新春佳节，无论贫富，家家都吃上一顿饺子，过一个辞旧迎新的新年，而且很多地方已不满足仅仅是韭菜、羊肉馅的，有些大户人家为了给寓意添点彩头，别出心裁的在饺子里塞上一个“吉祥物”，或者一枚铜钱，寓意上更上一层楼，这样的饺子，自然成了抢手货了。
可以说，今天我们吃上品种繁多的饺子，是在一千多年的历史底蕴上演变而来的，这道中国独特的饮食在时间沉淀下，依旧经久不衰，成为了中国人餐桌上最独特的一道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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谥号是人死后，给盖棺定论的文字。换句话说好与不好，就看你的谥号是什么，一般情况下谥号为“文”和“武”最好。据《周公制谥》中所载：“经天纬地曰文，道德博厚曰文，学勤好问曰文，慈惠爱民曰文，愍民惠礼曰文，锡民爵位曰文；刚疆直理曰武，威疆敌德曰武，克定祸乱曰武，刑民克服曰武，夸志多穷曰武”。
都是好词，谥号为“文”的皇帝不少，谥号为“武”的一共七位，七位当中，谁是实至名归，谁是拿来充数的呢，我们可以看一看。
第一位汉武帝。刘彻是中国古代史上第一位谥号为“武”的皇帝，汉武帝16岁登基，在位54年，大力发展国力，派张骞通西域开丝绸之路，派卫青霍去病抗击匈奴，开拓汉朝疆域千里，给了一个民族无比的自信，可以说就谥号为“武”而言，刘彻是最没有争议的。
第二位汉光武帝刘秀。西汉灭亡后，刘秀凭借自己超凡的能力先后平灭了关东，陇右、西蜀等地的割据政权，结束了自王莽末年以来长达二十年的混乱局面，死后谥号为“光武”，实至名归。
第三位魏武帝曹操。曹操并没有做皇帝，他的魏武帝是其子曹丕取代东汉王朝后给封的谥号，曹操一生以天子的名义征讨四方，消灭袁绍，袁术、吕布、刘表、韩遂、匈奴、乌桓、鲜卑等，统一了中国北方，可谓是战功赫赫，谥号为“武”实至名归。
第四位晋武帝司马炎。相比汉武帝刘彻，光武帝刘秀、魏武帝曹操，晋武帝司马炎的战功就相对差一点。
但本人主导了对吴国的战事，统一全国，在位期间劝课农桑，严禁私募佃客，招募吴蜀两国流民来北方，充实北方，并废屯田制，恢复生产，以至于太康年间，西晋出现一片繁荣景象，但后期逐渐怠惰政事，荒淫无度，谥号为“武”多少有那么点名不副实。
第五位宋武帝刘裕。刘裕小名寄奴，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最杰出的军事家，统帅。他从义熙五年（公元409年）开始，带兵征讨四方，先后攻破南燕，收复青州，破司马休之，伐灭后秦，收复洛阳，攻克长安，让刘宋王朝成为魏晋南北朝时疆土最大，实力最强，经济最发达，文化最繁荣的王朝。谥号为“武”一点都不过分。
第六位梁武帝萧衍。萧衍是汉朝相国萧何二十五世孙子，梁代齐后，萧衍任用陶弘景发展国力，自己也勤于政务，颇有政绩，但晚年笃信佛教，以至于爆发“侯景之乱”都城陷落，本人也被侯景囚禁，死于台城。谥号为“武”多少有些说不过去。
第七位陈武帝陈霸先。陈霸先这个名字很有些网络爽文主角的意思，事实上他本人的人生经历就是一篇爽文。他出身低微，却好读兵书，平日里打鱼练武，把自己打造成了一名绝世高手，早年在南京做了一名管油库的库吏（小官），不久之后，遇到了人生最重要的贵人，新喻侯萧映（梁武帝侄儿），萧映能力并不出众，却很会看人，他对陈霸先很看重，曾说：“此人方将远大。”（这个人未来前途不可限量）
公元540年，萧映到广州任刺史，陈霸先追随左右，担任府中直兵参军，不久出任西江都督，高要太守。
此后，陈霸先一路开挂，先后平定交州（今天越南）叛乱，侯景之乱，杀王掌权，击退北齐，南定萧勃、挫败王琳，开创陈朝。
陈朝是历史上唯一一个以自己的姓为国号的王朝，史陈南陈，虽然在整个魏晋南北朝时，陈朝疆域在南朝诸国中为最小，仅能控制江陵（今湖北省荆州市）以东、长江以南的、交趾以北的地区，但陈武帝的功业却丝毫不差，《陈书》对其评价颇高：倜傥大度，志度弘远，不理家产，明达果断，为当时所推服。又称陈霸先“及长，涉猎史籍，好读兵书，明纬候、孤虚、遁甲之术，多武艺。”
生逢乱世，身经百战，收拾百废待兴的江山，单凭这一点，谥死后号为“武”。不算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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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孝廉，是指孝子，廉指廉洁之士。西汉时，汉武帝采取董仲舒的建议，于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至此举孝廉成为了汉代仕进主要途径之一，给不少才华横溢且品性高尚的人提供了不少施展才华的机会。
但事情并无绝对的好，举孝廉在汉朝初年的确为朝廷选拔了不少真正有用的人才，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项相对公平客观的选拔人才制度开始陷入了僵局，尤其是在东汉时期，举孝廉大范围的实行，让这项注重才华和品格的选拔制度开始成了一种豪门大户作秀的手段。
对不少豪门大户而言，与其在哪里苦读书，不如对自己父母好点，做个明面上的孝子，从而获取声望，达到做官的资格。
据《后汉书·陈蕃传》记载，东汉时，在山东青州有个人叫赵宣的读书人，他在父母去世之后，守孝三年觉得自己的孝心不够，干脆就住在墓道里了，每天吃喝拉撒睡都在里面，这一住就是二十多年，可谓是孝顺到极致了。
赵宣因孝顺父母而名闻天下，地方官员感念其孝心难得，就把他作为典型推荐给青州新上任的刺史陈蕃。刺史陈蕃仰慕其风骨，特意前来拜访，哪知道这一拜访，竟意外得知赵宣已有5个孩子，而且都是服丧期间所生，气得陈蕃破口大骂：“你在墓道里生儿育女，还一连生了5个，这分明是欺世盗名之徒！”
骂完后，就大笔一挥剥夺了州郡给赵宣的各种荣誉称号，宣布其罪状，并把他囚禁起来，赵宣因此就成了天下的笑柄而被载入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