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抗战胜利后，中央研究院的复员和东迁工作摆上了议事日程。但当时整个中国似乎都在由西往东迁移，放在优先位置的自然是军政财团，所以各研究所全部迁回南京和上海，已经是1946年12月底了。回迁至南京的有天文、气象、地质、历史语言和社会科学5所，数学筹备处、物理、化学、动物、植物、心理和医学筹备处7个研究所则共同迁入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所在地，工学研究所的钢铁实验部分暂留昆明，其余部分迁回上海理工实验馆。

从1946年底中央研究院搬回南京和上海，到1949年大陆解放，短短2年多时间，局势动荡之激烈，物价腾涨之幅度，都是历史上非常罕见的。在这样的环境下，期望科研人员能够持续产出研究成果确实有些不切实际。尽管如此，在内战期间，中央研究院的科研成果虽然不多，但依然进行了一些有价值的工作。

1943年，蒋介石出版了《中国之命运》一书，在书中规划了一个中国战后重建的十年工业计划，并详列十七大类政府将投资的项目，如铁路、高速公路、飞机制造业、水利、汽车、电力、工矿业、港口电讯等，但令科学界人士失望的是，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通篇没有讲到基础理论的科学研究。这一点激起科学界的强烈不满，事实上，纯粹科学比应用科学更为重要。作为中央研究院掌门人的朱家骅于是在多种场合呼吁应重视基础科学。他认为，中央研究院作为国家最高学术研究机构，理当负责推动和促进纯粹科学的研究。为此，他筹建结合数学、化学与物理学的数理化学术研究中心和成立专事原子能研究的近代物理研究所。

1945年8月，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放了两颗原子弹，其威力震惊了全球，世界从此进入了核武器时代。国民党高层从最高首领蒋介石到军政部长陈诚、军政部次长兼兵工署长俞大维，都认识到了核武器的重要性，拟成立国防科学与技术研究所。俞大维从美国《原子能的军事用途：美国政府发展原子弹之官方报告》的报告中了解到，研制原子弹主要依赖三个门类的专家：物理学、化学和数学。他因此聘定曾昭抡、华罗庚、吴大猷三人分别负责国防科学与技术研究所下化学、数学及物理学三个相关研究所的筹备工作。

仗着与美国的盟友关系，国民党开展“种子计划”：派员到美国学习原子能技术，为今后发展原子武器打好基础。曾昭抡、华罗庚、吴大猷各自带了两名助手，分别为唐敖庆、王瑞駪、孙本旺、徐贤修、李政道和朱光亚到美国学习或从事研究工作。等到差不多学成的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当年出去学习的唐敖庆、孙本旺、朱光亚返回了祖国。他们都为新中国的科学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朱光亚后来还成为“两弹一星”的功臣。正所谓人算不如天算，国民党发展核武器的“种子计划”未能实现，却为新中国日后的核武器发展埋下了“种子”。

朱家骅对原子能研究也有很大的兴趣，他在中央研究院积极筹建近代物理研究所，专门从事原子能的理论研究。为此，他于1946年8月，给了中央大学物理系主任赵忠尧12万美元，派他赴美洽购原子能研究设备。1950年11月底，赵忠尧冲破种种阻挠，终于回到了祖国。他利用从美国带回的器材和零件，主持建成了中国第一台70万电子伏的质子静电加速器。1958年又主持研制成功了250万电子伏的质子静电加速器，为新中国成功引爆原子弹以及核工业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中央研究院是国家最高学术机构，因此中央研究院的院士，除了中央研究院工作人员之外，还包括全国其他机构学术上有成就的权威人士。院外院士也是中央研究院的一部分，他们在学术上也有可观的成就，比如就物理学的研究而言，严济慈主持下的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和镭学研究所所取得的成果要超过中央研究院。还有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科学社、协和医学院等在科研上也都取得不俗的成果，因与本书主旨关系不大，这里不一一赘述了。

中央研究院成立后，建立起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药物学、气象学、地质学、动物学、植物学、生理学、心理学、农学、技术科学及历史学和语言学、社会学等科学研究部门，研究主要分三类：①常规或永久性质的研究。如天文研究所的推算历本、测量经纬度及时间，气象研究所的观测、预报等，物理研究所的地磁测量，地质研究所的测绘，以及动植物研究所的标本采集，等等。这些都是基础性的、常规性的工作，科技含量实际上是不高的。②应用科学方面的研究，即利用科学方法进行原料与生产等问题的研究。这些研究解决了一些国家或社会急迫的难题，但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成果很少。③纯粹的科学研究，如物理化学研究和历史、语言、人种、考古等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

中央研究院的学术成就，除个别项目接近世界前沿外，总体水平还是比较低的。如果用现代学科体系来衡量，大部分还处于初级阶段。台湾的“中央研究院”在其院史——《追求卓越：中央研究院八十年》一书中，引述了吴大猷的一段话，讲得还比较客观，可以作为参考，转引如下：“1920年代回国的‘第一代’留学生，谈不上研究，主要成就都在培养第二代科学家，像气象所的竺可桢，数学所的姜立夫，地质所的丁文江和李四光，物理方面的饶毓泰、叶企孙、吴有训都是。他们当然也有一些发表在国际期刊的研究成果，但是能够以个人研究真正打入国际学者圈的，恐怕也只有李四光一人而已。”

钱三强作为亲历者，在他的《中国原子核科学发展的片段回忆》一文中曾写道：“长期形成的中国科学研究的两大致命弱点：一是缺乏计划性，谁也没有长期准备；二是彼此缺乏了解，互不联系，难于进行集体合作。”中央研究院作为国家最高学术机构，它在对全国科学发展的规划和其他科学机构的指导方面做得是不够的。

当然，这里必须指出的是，中央研究院在当时的条件下和基础之上，能够取得上面所说的成绩已经非常了不起了。因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处在现代科学刚刚起步的阶段，在科学非常脆弱的地基上，在缺少人才、经费和仪器设备的条件下，并且相当长一段时间还在战争的环境中，中央研究院能取得那么多成就，是非常不容易的。

中央研究院最大的功绩是完成了中国科研体制的现代化转型，在中国本土创立了一套新的学术规范，促进了科学的传播和研究，奠定了中国现代科学发展的基础，加快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

中央研究院的第一届院士是中国现代第一代科学家。他们所处的时代，是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化的时期，也是中国现代学术体系创建的阶段。他们在中国大地上，默默地辛勤地开垦中国科学的处女地，播撒科学文明的种子。因此，他们中很大一部分是各个学科的奠基者和创始人。

中央研究院及其院士们为中国现代科学发展所做的贡献，值得永远铭记。